日本近現代史卷九：後戰後社會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前言

何謂後戰後社會

提及後「戰後」社會（Post-Postwar Society），首先得思忖一下，「戰後」終結於何時？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卻並非只有一個。有人認為，隨著佔領期的結束，「戰後」似乎也早已結束了；也有人主張「戰後」結束於日本走向經濟高速增長的一九五〇年代末；似乎還可以這樣來認定，人們當真再也沒有了「戰後」這一意識的，那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左右的事了。而另一方面，到了九十年代這個被人稱作「失去」的年代，我們真的已經從「戰後」擺脫出來了嗎，無論是在日本與亞洲的關係上，抑或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上？這都是需要重新加以追問的。

比如，始於九十年代末的泡沫經濟破裂之後的長期不景氣，大量不良債權的處理，雇傭不安定感的持續擴大，護送船隊型金融體系的解體，在描述諸如此類的態勢時，所謂「二次戰敗」這樣的詞彙，便早已在傳媒那裡被炒得熱火朝天了。日本在日美經濟「戰爭」中「已再度敗北於」全球金融體系執牛耳者的美國，這樣的看法四處流傳，並致使類似的話語不脛而走。這種「二次戰敗」論，與一九五六年《經濟備忘錄》中所宣示的，反映了正在走向高速增長的日本經濟的心態的話語：「莫非已經不是戰後了？」恰好形成了對照。

不過，從上述這一中間隔了四十來年時差的斷言裡，也頗可見出足以令人震驚的某種連貫性。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期，當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莫非已不是戰後了？」的時候，背地裡作為其前提的，乃是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庇護下，實現經濟發展的諸多條件均已一一具備：軍事負擔的解除，諸領域技術的讓渡，東南亞的原料和資源與日本的工業能力的兩相配合，還有便是，對戰爭賠償問題的政治性「解決」，所有這一切，都是致使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得以成為可能的前提條件。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二次戰敗」論看來，日本便是因為被向我們提供了戰後經濟發展前提的美國，生拉硬拽地強行納入了全球性市場體制，這才遭到了經濟重創的。將日本從「戰後」拯救出來的是美國，而導致日本再度陷入「二次戰敗」的也是美國。不管怎麼說，如果像這樣，自始至終是基於日、美關係的立場來看問題，那麼也許可以這麼說，「戰後」最初是隨著美軍佔領的終結而終結了的，嗣後則迎來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後戰後」時代，而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戰後」又重新被美國帶回了日本。

「戰後」即是準戰時

然而， 對日本來說，「後戰後」乃是隨著佔領期的終結而到來的。不過，這一說法須得加以相當程度的限制才行。至少，在一九五〇年代末之前，美軍在日本本土設置基地仍是司空見慣的現實。日、美雙方經由「擁抱」而構築起來的佔領時期，則成為「五五年體制」及嗣後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而佔領的終結，隨後卻又成為走向更具持續性的日美安保體制的契機，因而從佔領期到高速增長期，我們有必要將它們作為前後連貫的同一個「戰後」來加以把握。在整個世界史的範圍內，它們又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體制，即美、蘇之間持續不斷的準戰時體制，彼此相對應的。

總之，倘若從整個世界史來看，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所謂「戰後」，並非意味著「無戰爭時代」的到來，而是進入了一個被人稱作「冷戰」的新的準戰時體制的時代。當時的亞洲，便相繼發生了這樣的兩場大規模的戰爭，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這種根本談不上是「戰後」的狀態，持續之久，竟逾時二十餘年。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倘若就其所已達到的亞洲這樣的規模來看，豈止是「後戰後」，就連「戰後」都算不上，簡直就是「戰時」。

而戰後的日本則從這些戰爭，尤其是朝鮮戰爭那裡獲得了特需的機會，從而構築起了日後經濟成長的基礎。在冷戰體制中，日本被安置在了充當亞洲自由主義經濟牽引車的位置上，得以實現了它的高速經濟發展。而讓人無法忘記的是，從「復興」到「經濟成長」，這一連貫、接續的日本「戰後」，便是與那種波及整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達到了亞洲規模的「戰後＝準戰時」狀態，以及與支撐這一狀態的獨斷專行的開發體制之間，構成了互為表裡的關係。

更何況，一九六〇年代的經濟的高速增長，正如近些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其實也就是那種經由戰爭時期得以強化了的所謂「總力戰」體制的一個最終局面。經由經濟的高速增長，藉助於技術、經濟以及所謂的新的民主主義這些簇新的象徵符號，日本人重新構築起了此前曾因戰敗而被粉碎了的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從而把有關「戰爭」的不祥記憶，推置到了歷史的彼岸，而當初的「戰時」體制，也便不打折扣地渾然化合為「戰後」的組成部分。從戰敗和佔領的數年間延續而來的經濟復蘇及高速增長，以及社會的重新建構，概而言之，這被人稱作「戰後」的整個過程，毋寧都有必要將其視為「戰時」的一種延續來加以把握。

「夢」時代與「虛構」時代

如果說「戰後」並非終結於佔領期的終結，那麼，它的存在究竟又持續到了甚麼時候呢？正如本叢書第八卷所表明的那樣，經由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日本社會的容貌完成了它戲劇性的變更。提及社會現實變化這一層面，那麼，由「戰後」社會向「後戰後」社會的轉換，也便與由見田宗介所命名的「理想」及「夢」時代的階段向「虛構」時代的轉換，呈現出彼此對應的關係。按照見田的說法，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左右，這一前高速增長時代，現實的感覺是朝著這樣的目標在行進的，即致力於化「理想」（既是社會主義的，同時又是美國式的物質富裕的）為現實；嗣後，至一九七〇年代的初期，事實上，在對實現了的物質性富裕頗感不適的同時，年青人依然還在繼續追尋著位於現實彼岸的某個「夢」。而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日本社會的現實感覺，則似乎變成了這樣一種情形，人們在「虛構」的地平線上謀生經營，原先的那種木已成舟的「現實」與本該存在於彼岸遠方的某物之間所構成的緊張，已經在他們的身上消失殆盡。這一時期的人與生活所被賦予的特徵，便是「到處漂浮遊蕩著那種替現實『除臭』的『虛構』的言說、表現及生活的技法。」（見田宗介《現代日本的感覺與思想》）

見田所指出的「戰後」向「後戰後」過渡的過程中、現實感得以形成的那種平面轉換，在本書中，似乎將為眾多的實例所證實。在都市空間的層面，如果將一九五八年建成的東京塔視之為「夢」時代的象徵，那麼，「虛構」時代的象徵，則一九八三年建成開張的東京迪士尼樂園，顯然是非它莫屬的了。

一九六八年秋天，少年永山則夫隨集體招工來到東京就職，當他登上東京塔，一望之下，眩人眼目的普林斯Hotel 的草坪、泳池，便在他腦際灼燒了起來，待他強行闖入到泳池邊上，為保安人員所警覺，遂在這裡發生了手槍連續發射的案件。永山的犯罪，是「夢」時代的一個負面，說到底，是一個無從實現大眾「夢」並被從中排除了出來的人，「夢想」破滅時所留下的軌跡。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與此一案件時隔二十年後所發生的另一起連續誘拐、殺害幼女的案件：由於喪失了返回現實的通道，案犯宮崎勤的殺人行為，便都是在某種「虛構」的感覺中得以實施的。

現實存在面的鮮明反差，可以經由諸如此類的緣於年青人的社會性事件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