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序言    

曠日持久的「戰後」

為何「戰後」沒有結束？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格魯克指出：無論在哪個國家，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這一時代，都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階段結束，儘管此後的時代被當作「現代」來處理，但在日本，「漫長的戰後」還綿延不斷。（《現在中的過去》）

當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幾度做過「戰後」的終結宣言。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企劃廳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經濟報告》（一九五六年）即所謂的《經濟白皮書》，它因高調宣言現在「已經不是『戰後』」而引起議論。另外，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八月，作為戰後首相初次訪問沖繩的佐藤榮作，他在那霸機場發表的聲明中闡述：「我十分清楚，只要沒實現沖繩回歸祖國，對我國而言，『戰後』就沒有終結。」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這種認識，那『戰後』是由一九七二年沖繩回歸日本本土而結束。確實，對日本戰後史而言，這個一九七二年是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日本一九五六年與蘇聯恢復邦交、一九六五年與韓國建交，於一九七二年這年與對日戰爭中蒙受最大傷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邦交。在一九五一年簽約的《舊金山和約》裡，代表中國的政府和韓國政府未受邀請，蘇聯也拒絕簽約。這是冷戰下的「單邊媾和」。如果考慮到如此事實，雖說還遺留著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問題，但由於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復邦交，可以說日本終於實現了「全面講和」。

所謂的戰爭責任問題

然而此後，「戰後」這個詞語也絕對沒有成為廢詞。作為理由之一，我可以舉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處理只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實施。尤其是一進入九〇年代，就如同慰安婦和強制勞工一樣，從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中開始響起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戰後補償的呼聲。即使在日本國內，從遭受《治安維持法》鎮壓、虐待的人們那裡，從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中也出現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動向。根據二〇〇六年四月朝日新聞社所實施的輿論調查，「對於通過侵略和殖民地統治而造成傷害的國家和人民，你認為日本充分做到了謝罪和補償，或認為還不夠充分呢？」回答說「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於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回答說「還不充分」。這說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識之中，戰後處理還未結束。

與戰後處理問題相關聯，重要的是對於曾經的戰爭的評價，它在日本人中間並非固定不變。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關於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和滿州事變後一系列戰爭的性質，開始有關這些問題的真正討論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關於其歷史背景，請參照我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在此，我想重視這一事實：許多國民感到日本從未正面直對戰爭責任這一問題。比如：根據每日新聞社二〇〇五年八月實施的輿論調查：「關於戰爭責任，你認為日本戰後的討論是充分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回答「是充分的」的人僅有百分之十四，而回答說「不充分」者竟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書當中，我想依據如此狀況，深入思考戰爭責任問題，它原本應該成為戰後處理之前提，與此同時，我想重新構築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時代。這種場合下的戰爭責任，已不單是日本國家與日本人對外的責任問題，我也希望把日本國家領導人對於日本國民的責任問題也放入視野加以思考。

對於戰爭的想像力在減弱

作為「戰後」沒有結束的另一項理由，我們可以舉出，戰後的日本社會沒有再次直接體驗戰爭。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日本都以協助美國軍事行動的方式深深地參與了，但日本自己沒有成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體。如果直接體驗了新的戰爭，那該戰爭的戰後才會開始，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戰後」才宣告終結，或由於新的戰爭而被相對化，並埋沒於其中吧。

然而，所謂未曾體驗新的戰爭，也就意味著除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體驗者，不存在其他的戰爭體驗者。而且隨著時光流逝，戰爭體驗者顯然在減少。毋庸贅言，作為戰鬥者集團的自衛隊也不可能與如此的時代潮流毫無關聯。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戰史教官室長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闡述如下（白石博司《戰史雜感──（其一）》，載《陸戰研究》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

近年來，舊日軍相關人士離開自衛隊的現職，而歷經實戰者也年事已高，自衛隊也逐漸成了毫無實戰經驗的軍事集團。對於把體驗、實踐嚴酷軍事當作專業的我們自衛官幹部而言，作為學習實戰的教材而被保留下來的，除了戰史，別無其他，即便如此表述亦不為過。我認為潛心研習戰史的時代到來了。

雖然出於大相徑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樣懷有部分危機感。因為它使人感到：在親歷戰爭的這代人日益減少之時，在現在的日本社會裡，對於戰爭現實、戰場現實的真實想像力在急劇減弱。我感覺從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開始，如此變化就已開始。電視中所看見的最先進的高科技武器、讓人以為是「大本營發佈」似的美軍發言人的戰況報告、洋洋得意地只顧解說武器性能的軍事評論家等等，在如此報道的漩渦中，我們難道不是在不知不覺中，用戰爭遊戲一般的思考和感覺來觀察、評論戰爭的嗎？至少在那時，匍匐在最前沿的戰壕裡與死亡恐怖搏鬥的士兵、被捲入戰爭的民間人士犧牲者，他們的存在已完全脫離了我們的視野。

我自己也未經歷戰爭，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戰無派」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親歷戰爭，是否也能具有對戰爭現實和戰場現實的想像力呢？倘若無法想像未能直接經驗之事，那歷史學這一門學問也就難以成立。

具體而言，在本書中，我想把下述問題意識作為另一個核心重新構築那個戰爭年代。這個問題意識就是要恢復一種現實想像力，它是對人被投入到殺與被殺的殺戮戰場的想像力，是對巨大蘑菇雲下所發生無數事件的想像力，是對時代與社會強大壓力的想像力，這種壓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兒子之死視為「光榮戰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敵人臉上」可以發現「人性體現」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書中，我把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簽署投降文件而結束的戰爭稱之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當初使用的「大東亞戰爭」是個太意識形態的稱呼，而現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戰爭」也是以日美戰爭為本位，用此稱呼的話，中國戰線和東南亞佔領地的重要性有可能會喪失殆盡。在我也擔任編輯委員之一的《岩波講座亞洲、太平洋戰爭》全八卷中，提倡用「亞洲、太平洋戰爭」這個廣義概念來把握滿州事變、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一系列的戰爭，這是因為基於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想在包括戰後在內的時間延伸和「帝國」這個空間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場戰爭。在繼承這個問題意識的同時，本書中把「亞洲、太平洋戰爭」作為替代「太平洋戰爭」的名詞加以使用，理由是出於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適當稱呼。

結語    

戰敗後的某封信

日本戰敗後不久，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居住在西宮市的某男子給第一復員省上月良夫次官寫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該男子的兒子一九三九年應徵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