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限量作家親簽版】
The Lee Teng-hui Era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aiwan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你可能不知道的秘辛:
◎1988年1月李登輝繼任總統後,1990年年底兩岸開始互派密使,展開高層對話,直到1990年代中期。
◎1989年六四前後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曾透過一名旅日中國人,在中國各地吸收百餘人從事特務工作,而此一情報網的運作不到一年便遭中共偵破。
◎俄國與賴比瑞亞的軍購秘辛:非洲邦交國曾經是李登輝亟欲突破美中聯手對台設定框架的突破口。
◎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
◎1998年柯林頓訪中,美方曾懷疑李登輝在台海地區故意製造共軍戰機挑釁的印象,因而引發台方強烈的反擊。
◎1999年,台灣軍方高層曾經提議降低金馬防禦兵力,並主動棄守無法防禦的部分外島。
◎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前夕,美政府因擔憂兩岸擦槍走火,一度有意推行對台準軍事同盟之操作。
你可能想知道的李登輝:
◎他究竟是不是「台獨教父」?他對「中華民國」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他與蔣經國之間到底是真信任還是權力利用?
◎他如何一步步讓外省權力核心邊緣化?
◎他與今日的民進黨路線到底是延續還是誤讀?
◎他「創造了今日的台灣」?還是「打開了今日台灣的問題」?
◎他晚年的歷史定位是否被神化?
他如何改變了一個時代?
台灣如何成為今日的台灣?
自從二○○○年李登輝前總統卸任以來,已過了二十六個年頭,台灣也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林孝庭繼《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兩本著作之後,以大量中、英、日、法、德文官方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並參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與口述訪談,完成這本戰後台灣研究的第三部曲《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本書的目的並非書寫神話或政治清算,而是重新理解一位政治人物如何改變一個時代。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不只是李登輝個人命運的傳奇故事,更試圖深人追問:李登輝究竟是如何讓某些看似遙不可及的台灣歷史進程成為可能,並重新定義了他主政的那個時代?與其羅列李究竟「做了些什麼」,本書更關心的是:為什麼正是那樣的時刻,讓這些轉變得以發生?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兩個時代究竟如何交接、延續與轉向?在種種表面決策與歷史轉折的背後,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更深層的運作邏輯,甚至是不易被察覺的權力結構與時代條件?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日治時期台灣淡水郡的李登輝,戰後與大多數的台籍青年一樣,曾迷失在馬克斯主義的迷霧中,甚至一度加入中國共產黨,當一名「進步份子」。二二八事件一爆發,他和不少同時代的台籍菁英一樣畏懼並痛恨國民黨政權。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讓李登輝成了國安黑名單上的常客,曾經短暫的共產黨員背景,也讓他在出國深造和升遷路上不斷碰壁,這些經歷塑造出他務實又帶點自我保護色彩的政治性格:懂體制,但不對抗體制。隨著時間推移,他選擇了更「安全」的路,走進了體制,在曾經讓他厭惡的威權黨國體系內發揮農經專長。
李登輝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是蔣經國。小蔣在一九七○年代政治本土化熱潮中提拔李登輝,對李登輝來說,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在台灣政治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當許多反抗威權的志士都被關進牢裡時,處在不同路徑軌道上的李登輝卻一路攀升,扶搖直上。
身為中華民國備位元首的第一年,李登輝就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煎熬與挑戰中度過,當「江南案」與十信風暴逐漸遠離,當世界各國對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前景普遍悲觀之時,沒有人預見改變台灣未來政治格局的關鍵時刻已悄然降臨。在蔣經國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裡,他這種「要民主,又不要太民主」的思維,讓缺乏實權的法定繼承人李登輝與掌握大權的外省權貴,都各自解讀政治強人所傳遞的訊息並詮釋「改革」的意義,也各自從小蔣對他們的指示與談話內容中,擷取自己想聽或願意相信的部分,從而強化各自作為「蔣經國路線」繼承人的堅定信念。儘管強人尚未離世,但導致日後國民黨內部發生嚴重政爭乃至決裂的種子,已悄悄埋下,等待發芽的一刻到來。
李登輝深信,他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是在繼承蔣經國遺志,但他卻刻意淡化威權強人生前同樣堅持的大陸法統與傳承,忽略了國民黨內還有另一股力量與他一樣,堅信所作所為都是在承襲蔣經國遺願,包括堅持一中原則、主張兩岸統一、對台獨深惡痛絕,誓不兩立。蔣經國生前用盡最後一口氣,打開台灣的民主之窗,然而其所留下來的一道難題,便是在他走了之後,如何讓一群毫無大陸經驗的本土菁英,繼續相信兩岸之間終究必須統一。要讓這些過往人生經驗長時間在大陸度過的黨國大老們,打從心裡信任從來不知「丟掉大陸」是何等慘痛教訓的李登輝,難如登天;然平心而論,台灣的本土認同有如洪水般不可阻擋,這未必是李登輝憑一己之力所能操控。
直到今日,仍有許多人想知道:李登輝心裡到底怎麼看待兩岸關係?他到底是不是「台獨」?本書分析認為,李登輝的立場,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呈現出隨著內外環境調整的軌跡,這其中包括美國的對華政策、台灣的民主進程、以及對岸國力的起伏,用單一標籤來貼他,往往忽略了這些情境背後的複雜因素。一九九○年代初,李登輝憑著學者的固執和他對兩岸的天真理念,深信只要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放棄那些虛幻的大陸法統、務實承認中共政權的現實,那麼台海就能迎來和平,國際空間也能拓展。他一方面努力讓台灣走出去,爭取國際認可,另一方面又透過密使與北京高層對話,想化解彼此的爭議,就算兩蔣時代對大陸的濃烈情懷已逐漸褪去,李登輝依然相信,兩岸在歷史、文化與法理上的血緣連結,仍可被用來推動彼此的交流。
這種思維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飽受國際孤立之時,或許有其合理之處,但是要讓這套邏輯成真,其難度絕對不下於相信兩蔣時代光復大陸必將成功的政治神話。台海局勢一直在變,北京對「台獨」的定義也是個動態過程,隨著中共實力不斷上揚,逐漸走出「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兩岸的現狀無法永遠維持不變,彼此的關係終究會隨著內外形勢的翻轉而被重新定義。一九九○年代初,北京或許還能容忍模糊空間存在,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便已行不通。李登輝不斷施壓,要求中南海承認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中共的反擊之道則是:先承認一中,再來談其他。對於一輩子只踏上中國土地寥寥數日的李登輝來說,當他面臨沉重外部壓力而被迫在「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之間做出選擇,他會怎麼選?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首屆民選總統,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更是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性時刻。當台灣人民終於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時,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也隨之被提升至一個道德與價值的高點,李登輝從而得能開啟對國民黨過往政治話語體系的基因改造。這時的台灣,無疑正在經歷一場「重塑」,在此過程中李登輝既是推手,也是被推動的那個人,他不斷改變體制,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體制所改造。從另一角度看,要不是他順應潮流,帶領國民黨完成本土化變身,或許這個原本只應存活在冷戰時代的反共威權政黨,早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遭到淘汰,被歷史洪流沖走。
回頭再看,李登輝在任內發動的那場「政治上的寧靜革命」,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成功抑制了因權力更迭而產生的陣痛,讓台灣社會能在沒有血腥暴力的情況下,平穩地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然而,此一成果卻未必能轉化為國際社會對民主台灣外部正當性的支持。當上首屆民選總統後,他馬上就遭遇美、中聯手,試圖將「一中」框架套在台灣之上,李登輝的最後四年總統任期,幾乎是一場不斷拆解「一中」神話、化解國際與兩岸危機的苦行史。因為無法擺脫「一中」的枷鎖,也因為反中與反共情緒日益高漲,李登輝決定用「兩國論」來宣示兩岸間「互不隸屬」,並向世人喊話: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想再代表全中國,只願意代表台澎金馬。
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位政治領袖,李登輝終究得面對「接班人」的難題,他挑選連戰,壓抑宋楚瑜,堅持未來的國家領導人一定得是本省人,而這個堅持最後卻讓國民黨走向分裂,甚至丟掉了政權。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獲勝,台灣有驚無險度過首次的政黨輪替,李登輝從而贏得「民主改革之父」的美譽,但這項殊榮卻建立在他領導的國民黨裂成碎片、嚴重挫敗的殘酷事實之上。
綜觀李登輝的一生,先是在國民黨體制外遭遇不公平對待,後來在體制內被提拔,靠著強烈的企圖心、手腕與權謀,一步步攀登政治頂峰,最後又用一己之力,終結了國民黨在台灣逾半世紀的執政。他自詡出身「蔣經國學校」,上台後卻逐漸告別兩蔣時代的政治遺緒,努力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卸任後他退而不休,透過台聯黨與民進黨的合縱連橫,繼續發揮影響力,然而他始終卻也無法與國民黨徹底切割。這段認同的轉折與變化,正是李登輝在矛盾中不斷調整、在自我掙扎中尋求出路的縮影。隨著全球各地檔案史料的公開、發掘與運用,李登輝的真實原貌,也終將被更客觀、公正地還原。
本書所勾勒的,從來不只是李登輝個人的生命軌跡,而是一段台灣在歷史夾縫中試探、調整,乃至重塑自身的過程。回望這段歷程,我們或許不必再執著於尋找某個終極答案,真正清晰浮現的,反而是另一件更關鍵的事:那些讓「改變」得以發生的條件,如何被積累、被觸發,並在特定時空環境下轉化為現實。而台灣這塊土地的轉型,正是在這樣的條件與邏輯之中,不可逆地開展起來。
◎1988年1月李登輝繼任總統後,1990年年底兩岸開始互派密使,展開高層對話,直到1990年代中期。
◎1989年六四前後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曾透過一名旅日中國人,在中國各地吸收百餘人從事特務工作,而此一情報網的運作不到一年便遭中共偵破。
◎俄國與賴比瑞亞的軍購秘辛:非洲邦交國曾經是李登輝亟欲突破美中聯手對台設定框架的突破口。
◎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
◎1998年柯林頓訪中,美方曾懷疑李登輝在台海地區故意製造共軍戰機挑釁的印象,因而引發台方強烈的反擊。
◎1999年,台灣軍方高層曾經提議降低金馬防禦兵力,並主動棄守無法防禦的部分外島。
◎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前夕,美政府因擔憂兩岸擦槍走火,一度有意推行對台準軍事同盟之操作。
你可能想知道的李登輝:
◎他究竟是不是「台獨教父」?他對「中華民國」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他與蔣經國之間到底是真信任還是權力利用?
◎他如何一步步讓外省權力核心邊緣化?
◎他與今日的民進黨路線到底是延續還是誤讀?
◎他「創造了今日的台灣」?還是「打開了今日台灣的問題」?
◎他晚年的歷史定位是否被神化?
他如何改變了一個時代?
台灣如何成為今日的台灣?
自從二○○○年李登輝前總統卸任以來,已過了二十六個年頭,台灣也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林孝庭繼《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兩本著作之後,以大量中、英、日、法、德文官方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並參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與口述訪談,完成這本戰後台灣研究的第三部曲《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本書的目的並非書寫神話或政治清算,而是重新理解一位政治人物如何改變一個時代。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不只是李登輝個人命運的傳奇故事,更試圖深人追問:李登輝究竟是如何讓某些看似遙不可及的台灣歷史進程成為可能,並重新定義了他主政的那個時代?與其羅列李究竟「做了些什麼」,本書更關心的是:為什麼正是那樣的時刻,讓這些轉變得以發生?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兩個時代究竟如何交接、延續與轉向?在種種表面決策與歷史轉折的背後,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更深層的運作邏輯,甚至是不易被察覺的權力結構與時代條件?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日治時期台灣淡水郡的李登輝,戰後與大多數的台籍青年一樣,曾迷失在馬克斯主義的迷霧中,甚至一度加入中國共產黨,當一名「進步份子」。二二八事件一爆發,他和不少同時代的台籍菁英一樣畏懼並痛恨國民黨政權。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讓李登輝成了國安黑名單上的常客,曾經短暫的共產黨員背景,也讓他在出國深造和升遷路上不斷碰壁,這些經歷塑造出他務實又帶點自我保護色彩的政治性格:懂體制,但不對抗體制。隨著時間推移,他選擇了更「安全」的路,走進了體制,在曾經讓他厭惡的威權黨國體系內發揮農經專長。
李登輝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是蔣經國。小蔣在一九七○年代政治本土化熱潮中提拔李登輝,對李登輝來說,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市長、台灣省主席到副總統,在台灣政治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當許多反抗威權的志士都被關進牢裡時,處在不同路徑軌道上的李登輝卻一路攀升,扶搖直上。
身為中華民國備位元首的第一年,李登輝就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煎熬與挑戰中度過,當「江南案」與十信風暴逐漸遠離,當世界各國對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前景普遍悲觀之時,沒有人預見改變台灣未來政治格局的關鍵時刻已悄然降臨。在蔣經國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裡,他這種「要民主,又不要太民主」的思維,讓缺乏實權的法定繼承人李登輝與掌握大權的外省權貴,都各自解讀政治強人所傳遞的訊息並詮釋「改革」的意義,也各自從小蔣對他們的指示與談話內容中,擷取自己想聽或願意相信的部分,從而強化各自作為「蔣經國路線」繼承人的堅定信念。儘管強人尚未離世,但導致日後國民黨內部發生嚴重政爭乃至決裂的種子,已悄悄埋下,等待發芽的一刻到來。
李登輝深信,他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是在繼承蔣經國遺志,但他卻刻意淡化威權強人生前同樣堅持的大陸法統與傳承,忽略了國民黨內還有另一股力量與他一樣,堅信所作所為都是在承襲蔣經國遺願,包括堅持一中原則、主張兩岸統一、對台獨深惡痛絕,誓不兩立。蔣經國生前用盡最後一口氣,打開台灣的民主之窗,然而其所留下來的一道難題,便是在他走了之後,如何讓一群毫無大陸經驗的本土菁英,繼續相信兩岸之間終究必須統一。要讓這些過往人生經驗長時間在大陸度過的黨國大老們,打從心裡信任從來不知「丟掉大陸」是何等慘痛教訓的李登輝,難如登天;然平心而論,台灣的本土認同有如洪水般不可阻擋,這未必是李登輝憑一己之力所能操控。
直到今日,仍有許多人想知道:李登輝心裡到底怎麼看待兩岸關係?他到底是不是「台獨」?本書分析認為,李登輝的立場,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呈現出隨著內外環境調整的軌跡,這其中包括美國的對華政策、台灣的民主進程、以及對岸國力的起伏,用單一標籤來貼他,往往忽略了這些情境背後的複雜因素。一九九○年代初,李登輝憑著學者的固執和他對兩岸的天真理念,深信只要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放棄那些虛幻的大陸法統、務實承認中共政權的現實,那麼台海就能迎來和平,國際空間也能拓展。他一方面努力讓台灣走出去,爭取國際認可,另一方面又透過密使與北京高層對話,想化解彼此的爭議,就算兩蔣時代對大陸的濃烈情懷已逐漸褪去,李登輝依然相信,兩岸在歷史、文化與法理上的血緣連結,仍可被用來推動彼此的交流。
這種思維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飽受國際孤立之時,或許有其合理之處,但是要讓這套邏輯成真,其難度絕對不下於相信兩蔣時代光復大陸必將成功的政治神話。台海局勢一直在變,北京對「台獨」的定義也是個動態過程,隨著中共實力不斷上揚,逐漸走出「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兩岸的現狀無法永遠維持不變,彼此的關係終究會隨著內外形勢的翻轉而被重新定義。一九九○年代初,北京或許還能容忍模糊空間存在,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便已行不通。李登輝不斷施壓,要求中南海承認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中共的反擊之道則是:先承認一中,再來談其他。對於一輩子只踏上中國土地寥寥數日的李登輝來說,當他面臨沉重外部壓力而被迫在「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之間做出選擇,他會怎麼選?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首屆民選總統,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更是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性時刻。當台灣人民終於可以真正當家作主時,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概念也隨之被提升至一個道德與價值的高點,李登輝從而得能開啟對國民黨過往政治話語體系的基因改造。這時的台灣,無疑正在經歷一場「重塑」,在此過程中李登輝既是推手,也是被推動的那個人,他不斷改變體制,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體制所改造。從另一角度看,要不是他順應潮流,帶領國民黨完成本土化變身,或許這個原本只應存活在冷戰時代的反共威權政黨,早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遭到淘汰,被歷史洪流沖走。
回頭再看,李登輝在任內發動的那場「政治上的寧靜革命」,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成功抑制了因權力更迭而產生的陣痛,讓台灣社會能在沒有血腥暴力的情況下,平穩地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然而,此一成果卻未必能轉化為國際社會對民主台灣外部正當性的支持。當上首屆民選總統後,他馬上就遭遇美、中聯手,試圖將「一中」框架套在台灣之上,李登輝的最後四年總統任期,幾乎是一場不斷拆解「一中」神話、化解國際與兩岸危機的苦行史。因為無法擺脫「一中」的枷鎖,也因為反中與反共情緒日益高漲,李登輝決定用「兩國論」來宣示兩岸間「互不隸屬」,並向世人喊話: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想再代表全中國,只願意代表台澎金馬。
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位政治領袖,李登輝終究得面對「接班人」的難題,他挑選連戰,壓抑宋楚瑜,堅持未來的國家領導人一定得是本省人,而這個堅持最後卻讓國民黨走向分裂,甚至丟掉了政權。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獲勝,台灣有驚無險度過首次的政黨輪替,李登輝從而贏得「民主改革之父」的美譽,但這項殊榮卻建立在他領導的國民黨裂成碎片、嚴重挫敗的殘酷事實之上。
綜觀李登輝的一生,先是在國民黨體制外遭遇不公平對待,後來在體制內被提拔,靠著強烈的企圖心、手腕與權謀,一步步攀登政治頂峰,最後又用一己之力,終結了國民黨在台灣逾半世紀的執政。他自詡出身「蔣經國學校」,上台後卻逐漸告別兩蔣時代的政治遺緒,努力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卸任後他退而不休,透過台聯黨與民進黨的合縱連橫,繼續發揮影響力,然而他始終卻也無法與國民黨徹底切割。這段認同的轉折與變化,正是李登輝在矛盾中不斷調整、在自我掙扎中尋求出路的縮影。隨著全球各地檔案史料的公開、發掘與運用,李登輝的真實原貌,也終將被更客觀、公正地還原。
本書所勾勒的,從來不只是李登輝個人的生命軌跡,而是一段台灣在歷史夾縫中試探、調整,乃至重塑自身的過程。回望這段歷程,我們或許不必再執著於尋找某個終極答案,真正清晰浮現的,反而是另一件更關鍵的事:那些讓「改變」得以發生的條件,如何被積累、被觸發,並在特定時空環境下轉化為現實。而台灣這塊土地的轉型,正是在這樣的條件與邏輯之中,不可逆地開展起來。
名人推薦
推薦人
川島真(東京大學教授)
王金平(立法院前院長)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李大維(前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
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林佳龍(外交部長)
松田康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施振榮(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陳建仁(中央研究院院長)
陳翠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黃昆輝(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楊憲宏(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賴怡忠(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錢復(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顏擇雅(作家)
(依姓氏筆畫排列)
推薦語
「本書旨在透過嶄新的史實,全面描繪被視為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象徵的李登輝時代(1988-2000)對外政策與國際政策,並試圖將該時期以來的社會論『歷史化』。在中國天安門事件、先進國家對中政策的轉變,以及冷戰結束後東亞國際政治格局的變遷之中,李登輝政權究竟發現了何種外交『契機』?本書透過豐富的史料,生動描繪出這份契機所蘊含的多元性與積極性,這些特質絕非『務實外交』一詞所能盡述。」──川島真(東京大學教授)
「自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總統病逝,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至2000年5月20日止,李登輝先生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12年4個月零7天,蔣經國總統在逝世前表示不再家天下,且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這對台灣政治開啟了新的旅程。李總統繼起,秉持經國先生,邁向民主的遺志,展開了『寧靜革命』,時間長達十二年,沒有發生流血衝突或者革命顛覆,而是透過修改憲法以及國會改革來進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讓『寧靜革命』美善完成,讓李登輝贏得台灣民主先生的美譽。林孝庭先生善擬意外國度的重塑,見解獨到,值得關心台灣的人來研讀,特此推薦。」──王金平(立法院前院長)
「本書文筆流暢,可讀性很高。作者用功甚勤,旁徵博引台灣、美國、日本、英國等官方檔案,及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交叉比對,有系統且清楚地爬梳李總統時代的重大國安外交大事,並以史家手筆公允呈現,值得大力推薦。」──李大維(前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
「讀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我最大的感受並不是更加認識了李登輝,而是更加理解了台灣。理解這個島嶼如何在冷戰、威權、民主化與國際政治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理解為何世界各國都曾經對李登輝抱持不同期待;也理解為何直到今天,台灣仍然必須不斷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或許這也正是孝庭三部曲最珍貴的地方:他表面上寫的是三位領導人,實際上追問的卻始終是同一個問題: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從學生時代向李前總統提出民主改革訴求,到赴美研究台灣民主化歷程,再到返國後成為其國安幕僚,我與李前總統的緣分歷經反抗者、研究者到追隨者三個階段,也讓我更深刻理解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台灣民主化、主體意識形成與國際定位重塑的關鍵年代。
適逢台灣首次總統直選30週年,林孝庭博士繼《意外的國度》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後推出《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以豐富史料重建李前總統的歷史圖像,並重新梳理台灣如何在內外挑戰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成就今日『民主台灣』的歷程。」──林佳龍(外交部長)
「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李安妮在序中大哉問了,這本書所想洞察總統李登輝一生,心性、實踐、永恆憧憬的哲學猜想。這其實也是李總統『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身為台灣人的悲喜的不止息追找。林孝庭博士的書是一扇門,是一幅藏寶圖,引領了接棒者在歷史、現實、未來的場所看見脈絡。『李登輝時空』所形塑的不只是他在世時的民主成功方程式,也奇妙的投射到未來,一個台灣成為世界『山上之城』的治國寶典。林孝庭博士的『回到過去』,其實也『前瞻了未來』。」──楊憲宏(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是台灣造就了李登輝時代?還是李登輝造就了台灣時代?這是本書留給讀者思考的大哉問。」──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川島真(東京大學教授)
王金平(立法院前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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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維(前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
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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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擇雅(作家)
(依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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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旨在透過嶄新的史實,全面描繪被視為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象徵的李登輝時代(1988-2000)對外政策與國際政策,並試圖將該時期以來的社會論『歷史化』。在中國天安門事件、先進國家對中政策的轉變,以及冷戰結束後東亞國際政治格局的變遷之中,李登輝政權究竟發現了何種外交『契機』?本書透過豐富的史料,生動描繪出這份契機所蘊含的多元性與積極性,這些特質絕非『務實外交』一詞所能盡述。」──川島真(東京大學教授)
「自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總統病逝,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至2000年5月20日止,李登輝先生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12年4個月零7天,蔣經國總統在逝世前表示不再家天下,且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這對台灣政治開啟了新的旅程。李總統繼起,秉持經國先生,邁向民主的遺志,展開了『寧靜革命』,時間長達十二年,沒有發生流血衝突或者革命顛覆,而是透過修改憲法以及國會改革來進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讓『寧靜革命』美善完成,讓李登輝贏得台灣民主先生的美譽。林孝庭先生善擬意外國度的重塑,見解獨到,值得關心台灣的人來研讀,特此推薦。」──王金平(立法院前院長)
「本書文筆流暢,可讀性很高。作者用功甚勤,旁徵博引台灣、美國、日本、英國等官方檔案,及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交叉比對,有系統且清楚地爬梳李總統時代的重大國安外交大事,並以史家手筆公允呈現,值得大力推薦。」──李大維(前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
「讀完《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我最大的感受並不是更加認識了李登輝,而是更加理解了台灣。理解這個島嶼如何在冷戰、威權、民主化與國際政治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理解為何世界各國都曾經對李登輝抱持不同期待;也理解為何直到今天,台灣仍然必須不斷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或許這也正是孝庭三部曲最珍貴的地方:他表面上寫的是三位領導人,實際上追問的卻始終是同一個問題: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李安妮(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
「從學生時代向李前總統提出民主改革訴求,到赴美研究台灣民主化歷程,再到返國後成為其國安幕僚,我與李前總統的緣分歷經反抗者、研究者到追隨者三個階段,也讓我更深刻理解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台灣民主化、主體意識形成與國際定位重塑的關鍵年代。
適逢台灣首次總統直選30週年,林孝庭博士繼《意外的國度》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後推出《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以豐富史料重建李前總統的歷史圖像,並重新梳理台灣如何在內外挑戰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成就今日『民主台灣』的歷程。」──林佳龍(外交部長)
「台灣如何成為今天的台灣?李安妮在序中大哉問了,這本書所想洞察總統李登輝一生,心性、實踐、永恆憧憬的哲學猜想。這其實也是李總統『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身為台灣人的悲喜的不止息追找。林孝庭博士的書是一扇門,是一幅藏寶圖,引領了接棒者在歷史、現實、未來的場所看見脈絡。『李登輝時空』所形塑的不只是他在世時的民主成功方程式,也奇妙的投射到未來,一個台灣成為世界『山上之城』的治國寶典。林孝庭博士的『回到過去』,其實也『前瞻了未來』。」──楊憲宏(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是台灣造就了李登輝時代?還是李登輝造就了台灣時代?這是本書留給讀者思考的大哉問。」──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目錄
推薦序 意外之後?──寫在民主半甲子/李安妮
導論
第一章 政治學徒:權力的入門課
第二章 強人副手:接班人,還是權力工具?
第三章 一九八六:歷史開始偏轉的一年
第四章 總統、黨主席與傀儡
第五章 舊體制如何被拆解?
第六章 「中華民國」是什麼?
第七章 台海危機的虛與實
第八章 誰的「李登輝情結」?民主化之下的內外挑戰
第九章 從「框架」中掙脫:掙扎與限制
第十章 政權輪替與「民主改革之父」
後記
註釋
參考書目
導論
第一章 政治學徒:權力的入門課
第二章 強人副手:接班人,還是權力工具?
第三章 一九八六:歷史開始偏轉的一年
第四章 總統、黨主席與傀儡
第五章 舊體制如何被拆解?
第六章 「中華民國」是什麼?
第七章 台海危機的虛與實
第八章 誰的「李登輝情結」?民主化之下的內外挑戰
第九章 從「框架」中掙脫:掙扎與限制
第十章 政權輪替與「民主改革之父」
後記
註釋
參考書目
試閱
導論(節錄)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這天傍晚在南美洲大陸東北角、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久的蓋亞那(Guyana),一個身形挺拔、來自「自由中國」的台灣人身影,出現在首都喬治城(Georgetown)充滿歐洲建築風格的美麗街道上。這位正值壯年的訪客,身高一米八三、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兩頰略顯削瘦,一年前剛取得美國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他的名字叫李登輝。就在一個多月前,蓋亞那政府透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台北請求派遣一名農經專家前來考察,提供該國改良稻米生產的具體建議,行政院因而核派時任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技正的李登輝,前往該國進行為期兩週的實地考察。在國際旅遊尚未普及的一九六○年代,這趟旅程注定是辛苦的;李登輝風塵僕僕從台北松山機場出發,經日本東京轉機飛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在當地的英國領事館取得蓋亞那入境簽證之後,再搭乘汎美航空班機前往南美洲,千里迢迢繞了大半個地球,終於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平安抵達喬治城。
在停留蓋亞那期間,李登輝做了一番縝密的考察,他發現這個國家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從事稻作,可謂加勒比海地區主要的稻米出口國;他也注意到該國政府近年來大肆擴充農耕地,努力嘗試透過規模化的耕作來增加產量,但成效相當有限。於是李登輝以所學專長對這個人口僅七十萬的新興小國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言,他指出:相較於台灣每英畝農地可生產兩千九百磅稻米,蓋亞那的農民每英畝卻只有一千兩百磅的產值,這是因為該國沒有類似農民合作社的組織與先進的農耕技術,而且農民也普遍缺乏足夠的肥料與農藥;李登輝進一步觀察到這個國家雖有許多農作物的新品種,但因為資源分配毫無效率,而導致廣大農民無法受益。在結束考察之行、接受當地報章媒體專訪時,李登輝強烈建議蓋亞那政府應立即派員來台實地觀摩,與台灣推動具體的農業外交合作,如此方能改善該國的稻米生產量,並解決糧食歉收的危機。
李登輝的身影出現在這個距離台灣萬里之外的遙遠國度,可謂同時見證了一九四九年以來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顛峰與荒謬。值此之際,整個遼闊的南美洲大陸除了這個剛獨立的蕞爾小國之外,所有其他國家都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的外交關係,都承認台灣島上的台北市即是「中國」首都的所在地,而統治台、澎、金、馬海島版圖一隅的國民黨政權,是唯一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央政府。數十年來,蔣介石任命一批又一批特命全權大使,在南美各國首都積極奔走遊說,以確保每年秋天各友邦政府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投下關鍵的一票,只要票數在,老蔣的「中國」就會存在,而國府政權那一套國族敘事也能繼續維持下去。台北外交部官員為了儘早與蓋亞那建交,完成整個南美洲外交版圖最後一塊拼圖,而竭力向該國承諾提供一切必要的農業援助,設法透過農經手段爭取外交承認。
經過一番波折,在李登輝遠赴異鄉考察將近一年後,中華民國與蓋亞那兩國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簽訂一紙協定,於喬治城西北方一處名為「安娜女王村」(Anna Regina)的新市鎮設立「中國農技團」(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Mission),協助推動水稻試驗與農作種植等業務。但形勢比人強,過去二十年間由海島台灣代表全中國此一「名過其實」的虛幻表象,卻不敵國際政治現實的急遽變化,農技團成立僅短短一年餘,台北在聯合國的席次便遭北京取代,隨之而來的雪崩式斷交潮,不僅讓與蓋亞那的建交案落空,就連成立不久的農技團也無法保住,被迫停止運作,工作人員悄悄撤離。一九七一年年底,在離開喬治城之前拍往台北的最後一份工作報告裡,農技團團長夏雨人遺憾地指出,原本希望能進一步協助該國推廣農民組織,指導當地民眾使用新型農具機,並設立數個農事研究班,事到如今,這些兩年前李登輝所提出的諸多構想已無實現的機會。
一個歷史的弔詭在於:一九七○年代初期,正因為國民黨政權丟失了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外部正當性,而促使取代年邁的父親蔣介石、主持國政的蔣經國,必須在政治上加快本土化工程的腳步,藉由延攬更多台籍菁英進入黨國體制內,以強化威權執政的合理性與代表性,小蔣內心清楚:過去的那一套既然已無法再繼續說服全世界,那麼就必須拿出一些新東西,回頭來說服台灣人民;身為農經專家的李登輝,便在這一波本土化的浪潮中搭上順風車,在特定的歷史縫隙中被「發現」,於一九七二年春天由初任閣揆的蔣經國延攬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開啟了他從政之路。一九六九年的那個秋天,此時仍是無黨籍的農復會技正李登輝在地球另一端的陌生國度貢獻專長、為台灣爭取邦交之時,沒有人料想得到,二十年後他竟然攀上權力的頂峰,成為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在十二年總統任內對台灣的內政外交、兩岸關係乃至亞太局勢,掀起了萬丈波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這天傍晚在南美洲大陸東北角、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久的蓋亞那(Guyana),一個身形挺拔、來自「自由中國」的台灣人身影,出現在首都喬治城(Georgetown)充滿歐洲建築風格的美麗街道上。這位正值壯年的訪客,身高一米八三、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兩頰略顯削瘦,一年前剛取得美國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他的名字叫李登輝。就在一個多月前,蓋亞那政府透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台北請求派遣一名農經專家前來考察,提供該國改良稻米生產的具體建議,行政院因而核派時任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技正的李登輝,前往該國進行為期兩週的實地考察。在國際旅遊尚未普及的一九六○年代,這趟旅程注定是辛苦的;李登輝風塵僕僕從台北松山機場出發,經日本東京轉機飛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在當地的英國領事館取得蓋亞那入境簽證之後,再搭乘汎美航空班機前往南美洲,千里迢迢繞了大半個地球,終於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平安抵達喬治城。
在停留蓋亞那期間,李登輝做了一番縝密的考察,他發現這個國家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從事稻作,可謂加勒比海地區主要的稻米出口國;他也注意到該國政府近年來大肆擴充農耕地,努力嘗試透過規模化的耕作來增加產量,但成效相當有限。於是李登輝以所學專長對這個人口僅七十萬的新興小國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言,他指出:相較於台灣每英畝農地可生產兩千九百磅稻米,蓋亞那的農民每英畝卻只有一千兩百磅的產值,這是因為該國沒有類似農民合作社的組織與先進的農耕技術,而且農民也普遍缺乏足夠的肥料與農藥;李登輝進一步觀察到這個國家雖有許多農作物的新品種,但因為資源分配毫無效率,而導致廣大農民無法受益。在結束考察之行、接受當地報章媒體專訪時,李登輝強烈建議蓋亞那政府應立即派員來台實地觀摩,與台灣推動具體的農業外交合作,如此方能改善該國的稻米生產量,並解決糧食歉收的危機。
李登輝的身影出現在這個距離台灣萬里之外的遙遠國度,可謂同時見證了一九四九年以來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顛峰與荒謬。值此之際,整個遼闊的南美洲大陸除了這個剛獨立的蕞爾小國之外,所有其他國家都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的外交關係,都承認台灣島上的台北市即是「中國」首都的所在地,而統治台、澎、金、馬海島版圖一隅的國民黨政權,是唯一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央政府。數十年來,蔣介石任命一批又一批特命全權大使,在南美各國首都積極奔走遊說,以確保每年秋天各友邦政府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投下關鍵的一票,只要票數在,老蔣的「中國」就會存在,而國府政權那一套國族敘事也能繼續維持下去。台北外交部官員為了儘早與蓋亞那建交,完成整個南美洲外交版圖最後一塊拼圖,而竭力向該國承諾提供一切必要的農業援助,設法透過農經手段爭取外交承認。
經過一番波折,在李登輝遠赴異鄉考察將近一年後,中華民國與蓋亞那兩國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簽訂一紙協定,於喬治城西北方一處名為「安娜女王村」(Anna Regina)的新市鎮設立「中國農技團」(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Mission),協助推動水稻試驗與農作種植等業務。但形勢比人強,過去二十年間由海島台灣代表全中國此一「名過其實」的虛幻表象,卻不敵國際政治現實的急遽變化,農技團成立僅短短一年餘,台北在聯合國的席次便遭北京取代,隨之而來的雪崩式斷交潮,不僅讓與蓋亞那的建交案落空,就連成立不久的農技團也無法保住,被迫停止運作,工作人員悄悄撤離。一九七一年年底,在離開喬治城之前拍往台北的最後一份工作報告裡,農技團團長夏雨人遺憾地指出,原本希望能進一步協助該國推廣農民組織,指導當地民眾使用新型農具機,並設立數個農事研究班,事到如今,這些兩年前李登輝所提出的諸多構想已無實現的機會。
一個歷史的弔詭在於:一九七○年代初期,正因為國民黨政權丟失了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外部正當性,而促使取代年邁的父親蔣介石、主持國政的蔣經國,必須在政治上加快本土化工程的腳步,藉由延攬更多台籍菁英進入黨國體制內,以強化威權執政的合理性與代表性,小蔣內心清楚:過去的那一套既然已無法再繼續說服全世界,那麼就必須拿出一些新東西,回頭來說服台灣人民;身為農經專家的李登輝,便在這一波本土化的浪潮中搭上順風車,在特定的歷史縫隙中被「發現」,於一九七二年春天由初任閣揆的蔣經國延攬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開啟了他從政之路。一九六九年的那個秋天,此時仍是無黨籍的農復會技正李登輝在地球另一端的陌生國度貢獻專長、為台灣爭取邦交之時,沒有人料想得到,二十年後他竟然攀上權力的頂峰,成為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在十二年總統任內對台灣的內政外交、兩岸關係乃至亞太局勢,掀起了萬丈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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