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節錄）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這天傍晚在南美洲大陸東北角、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久的蓋亞那（Guyana），一個身形挺拔、來自「自由中國」的台灣人身影，出現在首都喬治城（Georgetown）充滿歐洲建築風格的美麗街道上。這位正值壯年的訪客，身高一米八三、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兩頰略顯削瘦，一年前剛取得美國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他的名字叫李登輝。就在一個多月前，蓋亞那政府透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台北請求派遣一名農經專家前來考察，提供該國改良稻米生產的具體建議，行政院因而核派時任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技正的李登輝，前往該國進行為期兩週的實地考察。在國際旅遊尚未普及的一九六○年代，這趟旅程注定是辛苦的；李登輝風塵僕僕從台北松山機場出發，經日本東京轉機飛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在當地的英國領事館取得蓋亞那入境簽證之後，再搭乘汎美航空班機前往南美洲，千里迢迢繞了大半個地球，終於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平安抵達喬治城。
在停留蓋亞那期間，李登輝做了一番縝密的考察，他發現這個國家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從事稻作，可謂加勒比海地區主要的稻米出口國；他也注意到該國政府近年來大肆擴充農耕地，努力嘗試透過規模化的耕作來增加產量，但成效相當有限。於是李登輝以所學專長對這個人口僅七十萬的新興小國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言，他指出：相較於台灣每英畝農地可生產兩千九百磅稻米，蓋亞那的農民每英畝卻只有一千兩百磅的產值，這是因為該國沒有類似農民合作社的組織與先進的農耕技術，而且農民也普遍缺乏足夠的肥料與農藥；李登輝進一步觀察到這個國家雖有許多農作物的新品種，但因為資源分配毫無效率，而導致廣大農民無法受益。在結束考察之行、接受當地報章媒體專訪時，李登輝強烈建議蓋亞那政府應立即派員來台實地觀摩，與台灣推動具體的農業外交合作，如此方能改善該國的稻米生產量，並解決糧食歉收的危機。
李登輝的身影出現在這個距離台灣萬里之外的遙遠國度，可謂同時見證了一九四九年以來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顛峰與荒謬。值此之際，整個遼闊的南美洲大陸除了這個剛獨立的蕞爾小國之外，所有其他國家都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的外交關係，都承認台灣島上的台北市即是「中國」首都的所在地，而統治台、澎、金、馬海島版圖一隅的國民黨政權，是唯一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央政府。數十年來，蔣介石任命一批又一批特命全權大使，在南美各國首都積極奔走遊說，以確保每年秋天各友邦政府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投下關鍵的一票，只要票數在，老蔣的「中國」就會存在，而國府政權那一套國族敘事也能繼續維持下去。台北外交部官員為了儘早與蓋亞那建交，完成整個南美洲外交版圖最後一塊拼圖，而竭力向該國承諾提供一切必要的農業援助，設法透過農經手段爭取外交承認。
經過一番波折，在李登輝遠赴異鄉考察將近一年後，中華民國與蓋亞那兩國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簽訂一紙協定，於喬治城西北方一處名為「安娜女王村」（Anna Regina）的新市鎮設立「中國農技團」（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Mission），協助推動水稻試驗與農作種植等業務。但形勢比人強，過去二十年間由海島台灣代表全中國此一「名過其實」的虛幻表象，卻不敵國際政治現實的急遽變化，農技團成立僅短短一年餘，台北在聯合國的席次便遭北京取代，隨之而來的雪崩式斷交潮，不僅讓與蓋亞那的建交案落空，就連成立不久的農技團也無法保住，被迫停止運作，工作人員悄悄撤離。一九七一年年底，在離開喬治城之前拍往台北的最後一份工作報告裡，農技團團長夏雨人遺憾地指出，原本希望能進一步協助該國推廣農民組織，指導當地民眾使用新型農具機，並設立數個農事研究班，事到如今，這些兩年前李登輝所提出的諸多構想已無實現的機會。
一個歷史的弔詭在於：一九七○年代初期，正因為國民黨政權丟失了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外部正當性，而促使取代年邁的父親蔣介石、主持國政的蔣經國，必須在政治上加快本土化工程的腳步，藉由延攬更多台籍菁英進入黨國體制內，以強化威權執政的合理性與代表性，小蔣內心清楚：過去的那一套既然已無法再繼續說服全世界，那麼就必須拿出一些新東西，回頭來說服台灣人民；身為農經專家的李登輝，便在這一波本土化的浪潮中搭上順風車，在特定的歷史縫隙中被「發現」，於一九七二年春天由初任閣揆的蔣經國延攬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開啟了他從政之路。一九六九年的那個秋天，此時仍是無黨籍的農復會技正李登輝在地球另一端的陌生國度貢獻專長、為台灣爭取邦交之時，沒有人料想得到，二十年後他竟然攀上權力的頂峰，成為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在十二年總統任內對台灣的內政外交、兩岸關係乃至亞太局勢，掀起了萬丈波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這天傍晚在南美洲大陸東北角、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不久的蓋亞那（Guyana），一個身形挺拔、來自「自由中國」的台灣人身影，出現在首都喬治城（Georgetown）充滿歐洲建築風格的美麗街道上。這位正值壯年的訪客，身高一米八三、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兩頰略顯削瘦，一年前剛取得美國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他的名字叫李登輝。就在一個多月前，蓋亞那政府透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台北請求派遣一名農經專家前來考察，提供該國改良稻米生產的具體建議，行政院因而核派時任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技正的李登輝，前往該國進行為期兩週的實地考察。在國際旅遊尚未普及的一九六○年代，這趟旅程注定是辛苦的；李登輝風塵僕僕從台北松山機場出發，經日本東京轉機飛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在當地的英國領事館取得蓋亞那入境簽證之後，再搭乘汎美航空班機前往南美洲，千里迢迢繞了大半個地球，終於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平安抵達喬治城。
在停留蓋亞那期間，李登輝做了一番縝密的考察，他發現這個國家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從事稻作，可謂加勒比海地區主要的稻米出口國；他也注意到該國政府近年來大肆擴充農耕地，努力嘗試透過規模化的耕作來增加產量，但成效相當有限。於是李登輝以所學專長對這個人口僅七十萬的新興小國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言，他指出：相較於台灣每英畝農地可生產兩千九百磅稻米，蓋亞那的農民每英畝卻只有一千兩百磅的產值，這是因為該國沒有類似農民合作社的組織與先進的農耕技術，而且農民也普遍缺乏足夠的肥料與農藥；李登輝進一步觀察到這個國家雖有許多農作物的新品種，但因為資源分配毫無效率，而導致廣大農民無法受益。在結束考察之行、接受當地報章媒體專訪時，李登輝強烈建議蓋亞那政府應立即派員來台實地觀摩，與台灣推動具體的農業外交合作，如此方能改善該國的稻米生產量，並解決糧食歉收的危機。
李登輝的身影出現在這個距離台灣萬里之外的遙遠國度，可謂同時見證了一九四九年以來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顛峰與荒謬。值此之際，整個遼闊的南美洲大陸除了這個剛獨立的蕞爾小國之外，所有其他國家都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的外交關係，都承認台灣島上的台北市即是「中國」首都的所在地，而統治台、澎、金、馬海島版圖一隅的國民黨政權，是唯一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央政府。數十年來，蔣介石任命一批又一批特命全權大使，在南美各國首都積極奔走遊說，以確保每年秋天各友邦政府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投下關鍵的一票，只要票數在，老蔣的「中國」就會存在，而國府政權那一套國族敘事也能繼續維持下去。台北外交部官員為了儘早與蓋亞那建交，完成整個南美洲外交版圖最後一塊拼圖，而竭力向該國承諾提供一切必要的農業援助，設法透過農經手段爭取外交承認。
經過一番波折，在李登輝遠赴異鄉考察將近一年後，中華民國與蓋亞那兩國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簽訂一紙協定，於喬治城西北方一處名為「安娜女王村」（Anna Regina）的新市鎮設立「中國農技團」（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Mission），協助推動水稻試驗與農作種植等業務。但形勢比人強，過去二十年間由海島台灣代表全中國此一「名過其實」的虛幻表象，卻不敵國際政治現實的急遽變化，農技團成立僅短短一年餘，台北在聯合國的席次便遭北京取代，隨之而來的雪崩式斷交潮，不僅讓與蓋亞那的建交案落空，就連成立不久的農技團也無法保住，被迫停止運作，工作人員悄悄撤離。一九七一年年底，在離開喬治城之前拍往台北的最後一份工作報告裡，農技團團長夏雨人遺憾地指出，原本希望能進一步協助該國推廣農民組織，指導當地民眾使用新型農具機，並設立數個農事研究班，事到如今，這些兩年前李登輝所提出的諸多構想已無實現的機會。
一個歷史的弔詭在於：一九七○年代初期，正因為國民黨政權丟失了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外部正當性，而促使取代年邁的父親蔣介石、主持國政的蔣經國，必須在政治上加快本土化工程的腳步，藉由延攬更多台籍菁英進入黨國體制內，以強化威權執政的合理性與代表性，小蔣內心清楚：過去的那一套既然已無法再繼續說服全世界，那麼就必須拿出一些新東西，回頭來說服台灣人民；身為農經專家的李登輝，便在這一波本土化的浪潮中搭上順風車，在特定的歷史縫隙中被「發現」，於一九七二年春天由初任閣揆的蔣經國延攬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開啟了他從政之路。一九六九年的那個秋天，此時仍是無黨籍的農復會技正李登輝在地球另一端的陌生國度貢獻專長、為台灣爭取邦交之時，沒有人料想得到，二十年後他竟然攀上權力的頂峰，成為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在十二年總統任內對台灣的內政外交、兩岸關係乃至亞太局勢，掀起了萬丈波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