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印度的黃金傳說

前言

有生之年第一次成為印度公民時，我卻要離開這個國家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因為拿到一份研究生獎學金，再過幾個星期就要前往紐約，走之前，我領到一份護照，確認我成為印度公民，上面印著一行感人的句子，請求「所有相關人員容許持這份護照的人自由無礙通行」。一時之間，儼然即將離船的小官員，準備面對油頭粉面西裝領帶的西方海關官員，接受他們禮貌的詢問，然後順利通關。但我也明白，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護照上講的，說了等於沒說。

我生長於錫隆（Shillong），印度東北部山區的一個小鎮，小到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環繞錫隆的群山，向下奔去就是水鄉澤國的孟加拉，那兒才是我們家族的原鄉，但是，二十世紀一樁莫名其妙的怪事，卻使故鄉成了異邦。一九四七年，我父親從獸醫學院畢業，剛開始在東北部的阿薩姆（Assam）省執業。但就在那時，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新國家誕生了。東巴基斯坦的新國界一圈，父親的老家便跟著消失。父親的家人，包括不識字的雙親、三個還在念書的弟弟、一個守寡的姊姊和幼齡侄兒，倉皇出走，連鍋碗瓢盆都來不及帶，逃到了阿薩姆省最大城市古瓦哈提（Guwahati），在城裡的貧民區落了戶。至於原來那個家，或許就此讓給了一個穆斯林家庭，他們則是從那夾在東、西巴基斯坦之間名叫印度的新國家來的，同樣也是倉皇出走，連鍋碗瓢盆都來不及帶。接下來連年內戰，到了一九七一年，東巴基斯坦脫離西巴基斯坦，成了今天的孟加拉國。這段期間，戰爭、種族屠殺、飢饉加上治安敗壞，迫使新一波的移民離開孟加拉，往上到了印度東北部的山區。在錫隆，當地百姓大部分是基督徒，害怕新來的穆斯林移住民會反賓為主，因而把所有講孟加拉語的人都視為非我族類，於是，出現了另一樁二十世紀的怪現象，在他們的眼裡，我成了孟加拉人，但他們哪裡知道，那片我父親不得不出走的土地，我從來都不曾居住過。

十多歲的時候，我偶爾會去古瓦哈提，從錫隆搭巴士要花上四個小時，但說到大城市，那算是最近的了，至於最近的大都會加爾各答，那就遠在古瓦哈提一千二百公里之外了。每次去古瓦哈提，我都得特別小心，因為在回錫隆的路上會被警察從巴士上拖下來，說我是孟加拉人，要我滾回老家去。因此我總是帶著警察局副局長開給我的身分證件，證明我確實是印度人，家住在錫隆。如果沒有這份文件，我有可能什麼都是，在印度人眼裡是孟加拉人，在孟加拉人眼裡是印度人。

等我終於離開了錫隆，先是去了加爾各答，然後是德里，都市的大環境，人與人之間相見不相識的疏離，倒是把我是哪裡人的問題給平息了。和貧富一樣，祖籍也不再重要，沒人管你是哪裡出生的。九○年代中期，我在德里一家報社上班，住的地方叫做穆尼卡岡（Munirka Gaon），意思就是穆尼卡村，位於南德里，步行就可以到校園廣闊散漫的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南德里儘管是高檔地區，穆尼卡卻是舊村落的殘餘，還沒有融入城市的發展，反而變成了貧民區，泥土小路曲折，有水牛泡在爛泥裡，老先生圍坐在黃昏的暗影裡抽著水煙袋，四處走動的婦人延襲傑特族印度教徒（Jat Indus）的父權傳統，臉部仍然包著。隨著都市化，這些穆尼卡的原住民逐漸放棄農耕，變成了房東，由於房租較低，儘管設備簡陋些，對許多大學容納不下的學生，以及從外地來到德里謀生的低層中產階級，還是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在穆尼卡，最先我是和另外三個人合租一室，後來才搬進一間單人房。白天沒有電，因為房子根本就沒有申請用電，只有到了晚上，電力公司不可能派車子出來巡查，房東才會非法偷電。儘管如此，我住的那棟房子好歹象徵著某種低層中產階級的體面，不像周邊那些低矮的勞工房舍，一到了夜裡，不是男人揍老婆就是酒醉互毆，咆哮與哭叫鬧成一片。

房子裡的房客都是二十來歲的男生，做各種行業的都有。納西爾（Naseer）住樓上，是德里郊外一家製衣廠的「剪裁師父」。樓下三個，兩個錫克人，一個孟加拉人，全都是修飛機的黑手技工。迪普（Dipu）住對面一棟房子，由於靠得太近，進出往往常會和我在走道上碰頭，這位仁兄，人長得俊卻心事重重，為了通過印度公務人員考試，已經拼了好幾年。他的室友正接受印度情報人員訓練，兩年內將派往位於中國邊界的偏遠鄉村。

在穆尼卡住的那些年，我決定考GRE，申請到美國去念研究所。由於考試需要護照，於是我填妥了必要的表格，前往離我住處不遠的護照局辦理申請手續。要考試前的一個星期，房東遞給我一封縐巴巴的信，護照局寄來的，我的申請被打了回票。信上說，警察找不到我的地址，無法證明我住在穆尼卡。於是我回到護照局，把他們的信出示給一名職員看。

「你的地址寫錯了。」他說，「所以警察找不到。」

「但你們寄的信用的是同一個地址呀！」

「那又怎樣呢？」

「郵差不是找到了嗎？」

職員聳聳肩。「去跟警察講去。」

到了警察局，結果相同。我幾乎要打消考GRE的念頭了，但報社的長官獲悉我護照申請被打了回票的事，便差了一名記者給主管護照的部長打了個電話。於是我回到護照局，有人引導我越過一長排的人，進了一間內室，負責的官員當場趕辦手續，以便趕得上我第二天的考試。將護照交給我的時候，官員向我道歉，說因為是急件，所以是臨時的，有效期限一年，但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換成正式護照，有效期限十年。

所以我應該早點去辦的，但等我有了足夠的錢申請美國大學時，一年已經過去了。一九九八年夏，就在我離開德里的報社返回加爾各答與母親同住時，接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通知，同意給我獎學金進修哲學博士學位。既要出國，當然就必須延長護照；七月的一個清晨，我從市郊搭公車到了艾斯普蘭納達（Esplanade）的護照局，加入人行道上已經排成一長條的人龍。儘管時辰還早，為了避開副（亞）熱帶的猛烈太陽，我儘量躲在陰影下，等待的時候，幾個神情猥瑣的男子在行列中穿梭，探問護照申請需不需要幫忙。

人龍越來越長，天氣越來越熱也越加潮濕，快到九點時，已經隱隱感覺到了躁動的情緒。著了魔似的，我開始計算排在自己前面的人，估量著自己的情勢還算不錯，即便那些辦事員全都是最慢最慢的慢郎中，中午休息之前，我應該可以把申請書遞交到櫃檯上。申請書我可是加意小心準備的，表格都用正體字填寫，護照相片用黏的而非用釘的，人頭相片露出兩耳（為何有此規定，令人費解），帶足了申請費用所需要的盧比。

九點一到，大門打開。人群一陣浮動，短暫的靜默，突然，整個行列崩潰，人們一擁而上通往護照局的樓梯。之前，穿制服的警察還出來巡視過排隊的情形，才一轉眼卻不見了人影。

眼看無法無天至此，我驚得愣在當場，成了人行道上一個孤獨的點，久久，才湧身加入人群，拼命往樓梯上衝，到了那兒，卻被另一番景象嚇到，申請護照的單一窗口前，一條新的隊伍已經形成，和兩個小時前外面的那條行列完全無關，而且排得老長，已經拉到了辦公處外面，沿樓梯而下，轉到了人行道上，逼得我別無選擇，只能到最後面去排隊，重頭來過。

換作是別的日子或不同季節，沒有無情的酷熱，我或許真會這樣。但那天上午我卻是直奔櫃檯，撥開兩個人，不理會他們的抗議，插進他們中間。不出幾秒鐘，一隻手一把抓住我的襯衫將我拉出行列，一個滿臉于思的彪形大漢舉起空出來的手朝我打來，我也不示弱，左手抓住來拳，右手扯住對方襯衫，兩個人扭成一團，人們紛紛停下來起鬨，好一會兒，才平靜下來回復隊形，袖手旁觀我們倆滿臉大汗和滿嘴髒話。男子掙脫一手伸向褲子後面，我以為他是個黃牛正準備掏刀子，趕緊鬆手跳開，氣歸氣，卻也開始害怕起來。

男子掏出來的不是刀子而是一張身分證件，吼道：「你知道我是誰嗎？」一個便衣警察。半帶驚恐，半出於下意識，我也掏出一張身分證件，吼回去：「那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手裡拿的是報社的服務證，本應在辭職時繳回去的，但卻沒有。於是，兩個人怒目相視，一個是假裝不是警察的真警察，一個是不再是新聞工作者的假記者，在一群人當中對峙著，互問對方：「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們講的是孟加拉話，問的問題都有弦外之音，多少帶著點威脅，意思是：「這下子你可惹錯人了。」但私底下，警察和我都在煩惱，想要收場卻又騎虎難下。等到火氣冷了下來，彼此鬆開對方，事情就清楚了，一年前德里的舊事重新上演，警察引著我進入官員辦公室，為我換好了新護照。但話又說回來，我們對吼「你知道我是誰嗎」，那一刻我們的本意或許並非如此，我們的問題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已。我不知道他只是一個想要維持排隊秩序的警察，沒辦法不執行長官交付的任務，卻被我誤認為背後藏了刀子的黃牛。當然，他也不知道我只是個遵守秩序的老百姓，迫不得已插隊，別無所圖，只不過是想要拿到護照，滿足自己身為這個國家公民的權利而已。

我們誰也不知道對方是誰，從此以後，設法了解別人就成了我最關心的工作。人口多達十億，方向改變迅速，過去二十年來尤其如此，在這樣一個國家，有誰認識誰是誰了？多年下來，我碰到過許多不同的印度人，每次我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於是，帶著護照走天下，不但沒把我帶離開過，反而讓我回到了這個國家的最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