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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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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 分類:
    中文書人文歷史台灣史地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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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曾健民 追蹤 ? 追蹤作者後,您會在第一時間收到作者新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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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日:201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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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十年漂泊浪淗沙  小畜異鄉成我家
待月停琴翻子史  中原再望塞翁馬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不只是關於陳逸松先生的個人生命史,
更是一本關於台灣戰後歷程的時代史;
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打開了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陳逸松是日本殖民時期的第二代台灣人,這一代人並未見證由清入日的改朝換代大震動,而是在殖民統治進入穩定期後才出生,接受了比較完整的現代教養。而這一代台灣知識分子求學、成長時恰好遇上全球性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受到世界思潮之影響,一方面痛恨殖民地歧視統治,一方面懷抱左翼理想,而且在他們最有活力的青年時期迎來了日本殖民終結、台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時代巨變。
這群「新台灣人」從1930年代開始活躍於政治、文化、經濟的舞台,此後至1950年代為止的大變局中,有人入獄,有人冤死,有人逃亡,或者沉默噤聲。陳逸松身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一生經歷足以見證台灣從殖民到戰後的歷程,本書所述即為其戰後時期的回憶。
陳逸松自認是社會主義者,但實際上他的主張一貫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而且是個厭惡理論空談、一無所懼的親身實踐者。他在日本殖民時期被視為反日知識分子的代表;在1945年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迎接新政權,獨資創辦《政經報》,隔年當選台灣省參政員;1947年加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1948年出任第一屆考試院考試委員,赴南京就職;1949年兼任撤退來台的中央銀行常務理事,1956年與張深切合作拍攝台灣第一部電影《邱罔舍》,1967年環遊世界時初次接觸海外台獨運動,1971被「羊羹事件(花旗銀行爆炸案)」牽連,開始受到警備總部嚴密監視,1972年前往日本、美國;1973年受中華人民共和昨總理周恩來之邀訪問中國,隨後留下擔任人大代表,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以及刑事訴訟法等多部法律的修訂工作;1983年離開中國赴美定居。
陳逸松為中共政權服務,使其成為海外黑名單,長期不能回到台灣,直到解嚴後的1997年才再度踏上故土,三年後辭世於美國休斯頓。
評論這樣的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適切的解答就是「人道主義」。
陳逸松關心的是為被壓迫者爭取自由,在這樣的原則下,他坦然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無論是協助修訂憲法或者刑事訴訟法等法令,其出發點均在於「保障人權」,無論中國的法律條文和實際施行的狀況有多大的落差,陳逸松只是盡一己之力去實踐自己的理想,而非站在中國之外空言批評。
在過去數十年裡,像陳逸松這樣勇於追求個人理想的生命史,並不容易被台灣社會知曉,更不用說是理解。《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是第一部詳細呈現他後半生抉擇與行動的回憶錄,這樣一本書,確實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戰後台海兩岸史中許多陌生的面向。

目錄

目次
序 打開新的歷史視野 曾健民
家屬序
 
序 章
第一章 做新的歷史主人──台灣光復和三青團
第二章 做思想言論的前鋒
第三章 慘痛的三月──二二八前後
第四章 走上參政之路
第五章 據理力爭的六年仕途(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四年)
第六章 投身實業界
第七章 在白色風暴中受難的朋友──「光明報」事件
第八章 一九六五年──痛失三位文化英才
第九章 參選台北市長‧環遊世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八年)
第十章 「羊羹事件」被逼上梁山,藏書遭趁火打劫(一九七二年)
第十一章 衝破驚濤和駭浪(一九七三年)
第十二章 訣別與抉擇──代表台灣人民擔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一九七四年)
第十三章 參加第四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七五年)
第十四章 在北京與老友重逢
第十五章 歷史情緣
第十六章 一九七六年──新中國最激動的一年
第十七章 四人幫後再訪日美一年(一九七七年)
第十八章 親歷一九七九年後中國的大轉變
第十九章 參與了中國三部憲法的修訂
第二十章 參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律制定
第二十一章 八十回顧
第二十二章 轉任政協‧告別和希望
 
附錄 訪問陳逸松甘苦談 吳君瑩
附錄 陳逸松年表

序/導讀

序(節錄)

打開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這本書不只是有關陳逸松先生的個人生命史,它更是一本有關台灣戰後的時代史;它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打開了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一、寫作的機緣

寫作這本書的機緣是這樣的。

大約二年前,陳逸松先生的長女陳文惠女士和陳逸松先生生前忘年之交陳正德先生,通過聯經出版社來找我,希望我替其先父整理戰後部分的回憶錄。因為他們讀過我十年前在聯經出版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書中寫了不少陳逸松在那歷史時刻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認為十分忠實客觀,希望我接下整理和出版陳逸松回憶錄的工作。

其實,我早已讀過林忠勝先生撰述的《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且曾引用過書中的一部分資料。又因為我二十年來專注於台灣光復前後十年期的史料蒐集和寫作,早就熟知陳先生在那時期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深感其思想和行動的進步性,本來就心懷敬意。同時,我也大略知道,後來他衝破反共和冷戰防線回到中國大陸,被國民黨反共派列為「投匪」黑名單,又被台獨派視為「不愛台灣」「賣台」任誰都知道在台灣只要被貼上這兩重標籤,大多會打入歷史冷宮,學界、文化界、媒體都不會有興趣,誰都不敢碰。也許因為如此,陳逸松先生的後半生在回憶錄一直都沒人整理,未見出版,這實在是台灣現代史的一大撼事,對此,我早就感到不平。現在連知識人都遺忘了他,不知道這個人,台灣戰後歷史,深受中國、東亞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也受到島內多重政治經濟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嶇而複雜。這使得一般人生活中,或者一般知道份子的觀念中,充滿了片面和迷思的歷史形象。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和評論,主要致力於撥開這些歷史迷思,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

 

我也知道,陳逸松先生後人曾把陳先生的一些資料交給中研院台史所,寄望台史所的專業,進行整理出版,但都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理由是說沒有經費。我想起了陳逸松先生一生的理想主義精神,他賣了幾棟房子辦《台灣文學》、《政經報》,拋棄家產名位毅然離開台灣,賣一生藏書攢旅費到北京(結果被人趁火打劫)等等,完全超越了個人名利,這種大我精神,早為時代所遺忘,因此,我以個人的力量,不計酬勞答應接下這項重大的付託;不只為了整理陳逸松個人的生命史,還為了彰顯其個人史所代表的重大的時代史意義,後者,觸動了我不計名利不計毀譽投入這項工作。為此,我花費了兩年時間,自掏腰包整理蒐料資料,特別在最近半年,我推辭一切雜務和活動,終日與陳逸松先生對話,閉關寫作下才完成了這本書稿。

 

二、本書所使用的陳逸松資料

本書所使用的陳逸松資料,有下面幾種:

一、林忠勝先生和吳君瑩女士,分別在一九九○年和一九九四年對陳逸松先生進行了長時間的錄音訪問,林忠勝先生提問陳逸松先生回答的方式進行,總共錄下了七十三卷錄音帶(其中有幾卷遺失或沒錄好、跳號),本書主要使用了第十七卷以後的戰後部分。林忠勝先生居於愛鄉土的感情,在陳先生晚年盡心力完成了這批錄音訪問居功厥偉,令人感佩。這批錄音帶和一份由吳君瑩女士從錄音帶騰寫出來的手稿,由陳文惠女士交給了我。這批錄音帶包括了陳逸松先生對其一生各時期的回憶,內容豐富多彩,可說是第一手資料。只可惜,當時陳先生已八十三高齡,講述內容駁雜,敘事跳躍邏輯不完整,一件事沒說完又跳到另一件事,幾乎沒有一件事有完整的敘述,許多事情都交雜在一起,很難掌握完整內容。既便如此,它還是保留了陳先生經歷的多彩多姿的人生和獨特的感情思想。許多歷史的細節在他的口述中活生生的出現。許多台灣現代史人物他都有交往,在他口述中鮮活生動。因此,整體串連出一部台灣戰後史的史詩,但這部史詩只是著稿,每一個部分都要再參的他歷史材料,比對梳屯,去蕪存菁,理清脈絡,最後才再現它的原貌。

 

二、陳逸松先生一生中最獨特,也是最受爭議且大家最想要瞭解的部分,就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回北京後的十年經歷。關於這部分訪問錄音內容同樣不清晰,也不完全,脈絡跳躍,很難掌據全貌。另外,採訪時陳先生已離開北京十年,兩岸政治經濟情勢有巨大的變化,天安門事件剛過,在敘述上難免受大局勢的影響。幸好,陳先生二女兒陳綺紅女士適時提供了陳先生在北京十年的日記(一九七 年後的 年日記)。陳先生有寫日記習慣,每天大小事、心情起伏、論人評事,都有詳細記錄,日記的白紙黑字與隔數十年後的口述不同,是一部最完整的堅實的不容改變的史料。由於這批日記的幫助,使本書能比較客觀地完整呈現陳先生在北京十年的經歷和思想。

三、陳先生家屬先後提供了陳先生的書信、札記和文章,使我增加了參考對照的面向。

㈣自從接手大批訪問錄音帶,著手整理後,經常陷入無法清楚掌握事實脈絡的煩惱。因此開始四方蒐集陳先生在報刊雜誌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前前後後記者採訪他,發表在日本、香港、美國報刊雜誌上的文章,或者是他自己寫下來的手稿。這些都保留了他在各時期的思想和看法,是瞭解他或評論他的最重要的材料,有了這些資料,對陳先生的思想才有公開討論的堅實基礎,不會再落入口水的爭論,或僅憑口述歷史的缺憾。

這些文章將編輯成《陳逸松文集》出版,讓大家有個本本,以免陷入無止境的爭議。

 

三、浪淘盡的世代

陳逸松先生屬於台灣第二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接受了比較完整的現代教養,同時,殖民統治的民族歧視造就了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同時,他們又逢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大多受到左翼運動和思想的洗禮。因此,漢民族意識、祖國情懷和左翼思想成了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大特徵。他們身負殖民地之子的重擔,一生都是站在台灣人民立場的祖國派,且兼具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左翼思想。雖然各人表現程度不一強弱不同,有些人有較濃厚的漢民族意識,有些人傾向左翼思想,當然也有人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去,這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

這一世代的知識分子活躍於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社會文化舞台,從日據後期經光復期到國府撤退台灣。他們經歷了日本戰爭總動員、皇民化、台灣光復、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他們投入社會運動、抗拒皇民化、迎接光復、參與二二八和國共被鬥爭,一波波驚濤駭浪淘盡。有人入獄、有人冤死、有人逃亡。在台灣倖存者不是沉默噤聲,就是在狹窄的政治空間中求生存發展,更有一大批人先後逃命祖國大陸,如蘇子蘅、蘇新、陳文彬等,無數後來被稱作大陸的「台胞」。

 

四、超越統獨的世代

陳逸松可說是這一世代知識人的代表。他兼具前述的三種思想和感情特質,在各時期的動盪中走在風口浪尖上。舉一個例子,日據期的台大教授,戰後成為日本法政大學總長(校長)的中村哲,在一篇〈憶台灣人作家〉(張良澤譯)中,描述了陳逸松的形象,他說:

「陳逸松是繼清廷以來的豪族林獻堂之後年輕一代受總督府敵視的一方之雄……成為台灣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總督府視他為異端的原因,是因為不得晉身官場而想投奔大陸就職於中國政府。戰時中,台灣人的聞名者不管是誰,都編入『翼贊體制』,但只有陳氏被排擠……」。

從這一段簡單的描述,我們可以一窺陳逸松在那時期的時代角色,與其突出的漢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這種時代角色和理念貫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力爭民族平等與尊嚴、追求民主法治以及社會平等,這從他年輕時參加左翼活動,組三青團、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參政員到七十年代出走北京擔任人大常委的生命實踐就可知,可是這些都根基於追求台灣人的幸福。這不是用今天的「統獨理念」可解釋的。

從這樣的大時代的角度去理解陳逸松的一生及其時代角色和理念,才不致於陷入今天的統獨框視中,換言之,陳逸松的一生超越了今天的統獨觀念。

 

家屬序

化作春泥更護花──陳綺紅

看著牆上掛的爸爸喜歡的龔自珍的詩句「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想到一晃眼,爸爸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但感覺上他似乎從未離開過我們,他平日的言行教誨,時時縈繞在我們腦海中。

爸爸十三歲就去日本留學,在異鄉努力吸收新知識。在東京大學畢業後,由於不想擔任必須聽命於曰本政府的職務,選擇當能獨立思考的律師。在東京開業三年後,決定回台,為被壓迫的同胞辯䕶。多年的奮鬥與律師辯護經驗,使他以「䆺慎安詳」為座佑銘。他認為做任何事都要事先謹愼地審思,但是在做了以後,不論後果如何,皆須安詳処之,不要患得患失。所以爸爸在簽署任何文件前,都要詳細閱讀過才慎重地簽名,即使生病時簽英文的醫療文件,也要我們仔細翻譯才簽,這給我很大的啓示。

 

但是爸爸留給我們的不只是這點,他從來不给我們讀書的壓力,甚至開玩笑說,「讀書不必爭第一,只要吊在車尾就好」。雖然我們不致於吊車尾,但因沒有壓力,可以自由地涉獵於各種學術領域,並且有餘暇體驗生活中的樂趣。我們小時候及中學時期,爸爸常要我們為他按摩肩膀,同時天南地北地聊天。爸爸大學時修的外國語言是德文,常談及歌德及其「少年維特的煩惱,後來還特地去歌徳故居憑弔。他也對英國文學有興趣

試閱

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

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

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

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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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本平裝
    • ISBN
    • 9789570846461
    • 分級
    • 普通級
    • 頁數
    • 408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出版地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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