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正當中 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

前言

當前胡適研究最大的一個盲點，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資料出現的情況之下，才可能會有胡適研究的新典範出現。殊不知現有的胡適資料，已經是浩瀚到沒有一個人可以全盤掌握的地步。研究胡適要面對這浩瀚的資料，固然是一大難題。然而，要突破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要開創出新的典範，新的觀點才是法門。資料誠然是多多益善。然而，徒有資料，而沒有新的方法和觀點，是絕對不足以窺胡適的堂奧，更遑論要爲胡適畫龍點睛了。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一句至理名言。這種對資料的迷信，套用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戰裡所說的「目的熱」和「方法盲」的話來說，就是「資料熱」、「觀點盲」。

我爲什麽會說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是「資料熱」、「觀點盲」呢？試看現在汗牛充棟的胡適研究的作品，不絕大多數都是在炒冷飯嗎？所有胡適一生中關鍵性的觀點、重要性的議題，哪一個人不是跟著胡適起舞、亦步亦趨？胡適說他從小偷讀傳統白話小說，奠定了他白話文的基礎；胡適說他八、九歲的時候，就能不怕地獄裡的牛頭馬面；胡適說他十二歲到上海去上新式學堂的時候，他的防身之具之一，就是「那一點點懷疑的傾向」；胡適說他從1915年的夏天發奮盡讀杜威所有的著作，說他的《嘗試集》的命名、《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寫作都是受到杜威思想的引導；胡適說「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說「杜威教我怎樣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胡適的實驗主義、自由主義、易卜生主義等等。所有這些，試問有誰去求證過？這就彷彿意味著說，只要胡適說過了就算數。

這種不思不想、胡適說啥就是啥的研究態度，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爲：「胡適說過就算主義」。我們且看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裡是如何抨擊「主義熱」的缺點：「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産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這幾句話說得多麽的重、多麽的斬釘截鐵、多麽的一杆子打翻船。這是論戰的語言，越猛烈越讓人叫好，而且也只有那後世皆曰「溫和」的胡適說了而人不以爲忤。其他人如果用如此激烈的話語來針砭社會，不被打成狂妄、偏激才怪。可是，這麽斬釘截鐵、一杆子打翻船的話，胡適說了，卻人人擊掌稱是。而且還禮贊他溫和、理性，凡事包容、不走極端、不事武斷。這原因無它，就因爲他是胡適。還有，因爲胡適罵的不是今天的讀者自己，而是從前的中國，以及可以用來影射的權威。言歸正傳，胡適說：「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把這句話拿來套用在當前的胡適研究，這種只管用「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來找資料的態度，便是「資料熱」；不管胡適說得如何？對不對？便是「觀點盲」。

這種「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上焉者就是照本宣科。胡適怎麽說，就跟著怎麽說。於是，所有描寫胡適的早年生活、他在上海上新學堂的經歷、他如何墮落、酒醉、到幡然醒悟而考上庚款留美的一切，也就是他《四十自述》的翻版。胡適留美的點滴、他爲什麽先念農學再轉哲學、他爲什麽公開演講、他的民主素養的訓練、他爲什麽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他爲什麽開始提倡白話文，所有這些種種，不外乎取材於他的《留學日記》、《 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他晚年所作的《口述自傳》——而且用的還都是唐德剛錯誤頗多的中譯本。然而，這種研究雖然沒有新意，至少不望文生義、強作解人。而只是把資料重新整理一過，以胡適的自述作爲基礎，作補充的工作。

「胡適說過就算主義」的下焉者，就是「說文解字」式地把他的觀點拿來作爲臆測之資。林毓生把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視爲胡適不懂科學、犯了形式主義的謬誤、膚淺的鐵證，殊不知那根本就是19世紀許多科學、哲學家的共同看法，甚至是 1965年一位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說法。邵建批評胡適一定沒讀過洛克，所以不懂西方古典的自由主義。耿雲志看到胡適在《先秦名學史》的扉頁上說他這篇論文是「作爲博士考試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由於他不知道論文只是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諸多條件之一，於是他就望文生義地說這句話耐人尋味，等於是胡適暗認他博士學位只有一部分通過。劭建跟羅志田看到胡適1926年歐遊時稱讚蘇聯的話，就錯以爲胡適變得左傾。這類研究雖然有意對胡適的思想作詮釋、下批判。然而，由於它們所用的方法不外乎是就胡適來解胡適，用胡適自己的話作依據，而不是從杜威、赫胥黎、穆勒、易卜生等人的原作裡去追溯胡適思想的來源，不是把胡適放在他所處時代的思想脈絡下來分析，他們等於是墮入了「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而不自知。

更有甚者，周質平說胡適對「民主」有一個「簡明扼要」的「晚年定論」，那就是：「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周質平引的是胡適1955年所寫的一篇手稿：〈四十年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囯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

周質平這段話，就是「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裡閉門造車的典型，渾然不知胡適一輩子有他的「儻來主義」、偷關漏稅、引而不注的壞習慣。「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這句話根本就是杜威說的。而且連周質平所引的胡適對這個「生活方式」的詮釋，都完全是杜威所說的。這是杜威從19世紀末開始就常說的一句話。別處不說，胡適心知肚明的例子，就是胡適自己也參與撰文的杜威八秩祝壽論文集，亦即1939年出版的《老百姓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這本祝賀杜威八秩壽辰論文集的最後一篇，就是杜威的〈創造性的民主：我們當前的任務〉(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在這篇文章裡，杜威又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強調民主是一個道德的理想。他說：
 
民主作爲一種生活的方式，就是相信人性。相信老百姓(the Common Man)是民主理念裡一個常見的信條。這個信條不會具有任何基礎和意義，除非我們相信人性的潛能以及每個人與生既有的能力……民主政治對人類平等的信念就是：不管一個人與生既有的能力如何，每一個人都有跟其他人一樣的權利去發揮自己的才能。民主政治所信奉的領導原則是相容並蓄的、是普及的，其信念是：只要環境對，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引領他自己的生活，不受到他人的脅迫或強求。」

研究胡適，要能不墮入 「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要能不閉門造車，就必須要學習胡適所說的：要有「一點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態度。」胡適在世的時候，最喜歡勸少年朋友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他說：「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因此，胡適喜歡教少年朋友學一點「防身的本領」。 這就是胡適要把「金針度與人」的道理。諷刺的是，要研究胡適，還得先學一點不被胡適牽著鼻子走的防身的本領。

這個用「一點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態度」來作爲研究胡適的「防身的本領」是什麽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實實地去讀胡適所讀過的書。我們要知道胡適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不甚講究引注的時代，而胡適一輩子又有引而不注的壞習慣。最諷刺的是，胡適一輩子教誨年輕人寫文章的時候一定要注明完稿日期，以省後人考據的工夫。可是，比起別人不注明完稿日期這個小疵來說，胡適援引別人的書、文章、和觀點，而不加注腳，那才是累翻後人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出處的大愆呢！因此，要瞭解胡適思想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好好地去讀胡適所讀過的書，方才可以知道他許多思想的來源究竟如何。而且，也方才能知道胡適是儻來使用呢？還是後現代主義意義下的挪用？還是傳統意義下的誤用、甚至是濫用？

誠然，要去讀盡胡適所讀過的書是不可能的。這就好像要去盡讀胡適所留下來的資料、或者去看遍所有研究胡適的著作一樣，是會讓人興「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歎。這個難度只有真正去嘗試過的人才能領略到的。這是因爲胡適所讀過的書，中文的當然是難以盡數，英文的恐怕也至少成千。試想：光是胡適在康乃爾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選課所讀過的書就有多少，而這還不包括他自己課外所讀的書呢！

然而，在「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仍然充斥於胡適研究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先用戰略性地選擇閱讀影響胡適最深的一些作者的書，來作重點突破的工作。比如說，胡適說「杜威教我怎樣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然而，到底杜威怎樣教胡適思想，赫胥黎又怎樣教胡適懷疑？胡適從來就沒有清楚地交代過。他在世的時候，從來就沒有人要求胡適解釋杜威如何教他思想、赫胥黎如何教他懷疑。在他過世以後，也從來就沒有人對這句話作過質疑。「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莫此爲甚！這就是爲什麽我們研究胡適，就必須對胡適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原因。而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絕不能像從前的作法，貪圖撿現成地從胡適自己的文字裡去找答案。那種作法除了是緣木求魚以外，等於是自己套上牛繩，讓胡適牽著鼻子走一樣。唯一的法門，就是去讀杜威與赫胥黎的著作，然後再回過頭來審視胡適自己的文字，看胡適如何挪用、誤用、和濫用杜威和赫胥黎。

有多少人說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然而，有多少人能回答說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說法，是經過了他們研究分析以後所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