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風成形(精裝)：明儒的學思與實踐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鑄風成形：明儒的學思與實踐》首論羅洪先、胡直、鄒元標、李邦華四位學者，師徒授受，一脈相承。從羅洪先私淑陽明之學，迄李邦華明亡殉國，他們體現「王學」磨勵心性、踐履篤行的一面，與學行放逸、清談孔孟的「王學末流」成鮮明對比。「王學」中修心用世的淵源實可上溯至王守仁在贛的赫赫事功，這也是他吸引江右士紳歸信的原因。高攀龍素與顧憲成齊名，被視為明末「王學」過渡到清初實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實攀龍驟然殉節，其著作之選錄均假晚輩之手，不免夾雜清初學界的後見之明，刪節部分形上論述，將他形塑成主張經世致用的時代先知。若參合《高子未刻稿》鈔本齊觀，攀龍對理學近乎宗教般的虔誠壑然呈露，方能貼切詮釋他潔身殉節的行為。收入本書末篇的山人何白與前六位文官儒者截然有別。受惠於晚明開放自由的學風和士風，在那些身處廟堂，心寄山林的官員資助下，何白得以開創另類的文藝品味和學思格調，因而也拓展了本輯對明代思潮的覆蓋率和解析度。
目錄
羅洪先學行考實／8
明儒胡直學行述評／46
明儒鄒元標的為學與用世／88
明儒李邦華的治世與殉國／132
王守仁撫贛時期的文人領軍／168
明儒高攀龍的思想與殉節／204
【附錄】高攀龍與王國維之死比較分析／246
明末山人之社交網絡和遊歷活動——以何白為個例之研究／258
明儒胡直學行述評／46
明儒鄒元標的為學與用世／88
明儒李邦華的治世與殉國／132
王守仁撫贛時期的文人領軍／168
明儒高攀龍的思想與殉節／204
【附錄】高攀龍與王國維之死比較分析／246
明末山人之社交網絡和遊歷活動——以何白為個例之研究／258
序／導讀
自序
廣義而言，史學目標是全面檢視過往經驗，進而建構、改善今日，規劃未來之藍圖。然人類社會錯綜複雜又密切連結，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人物、事件都與整個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單獨析出探討，必將無法充分彰顯其歷史意義。
本人基於教學需求，提供初學者完整的史學內容，故研究視角較寬廣，尤其重視各領域間的聯動，多年來累積學術論文達數十篇。雖云拙文大都已公開發表，但與講台文化公司陳錦昌先生再三商酌，覺仍有集結成書之價值，其因如下：
首先，各篇散見於不同期刊或會議論文集，有些已亡佚或不易蒐羅。
其次，囿於各刊物書寫規格要求差異，體例參差不齊在所難免，有賴錦昌發揮編輯專業技能，刪修整理，以期綱舉目張，首尾條貫，更友善讀者查閱。
最後，寫作歷程中，陸續涉獵知各領域文章，並無清楚順序銜接，有必要細加分類排組，使相關主題群聚，整合研究成果，構成理論體系。
我們商議決定，先擇七位明儒為主題的論文輯一書，奠下明代思想脈絡架構，畢竟思想是一切行為的源頭。「王學」乃明代理學創新的表徵，影響深鉅，後世評價不一。
本書《鑄風成形：明儒的學思與實踐》首論羅洪先、胡直、鄒元標、李邦華四位學者，師徒授受，一脈相承。從羅洪先私淑陽明之學，迄李邦華明亡殉國，他們體現「王學」磨勵心性、踐履篤行的一面，與學行放逸、清談孔孟的「王學末流」成鮮明對比。四人嚴謹刻苦的治學、處世行徑固然可能減損晚明思想開放、普及的活力，但面臨環境酷烈考驗之際，卻能爆發出理學深蘊的精神動能，值得追索究明。「王學」中修心用世的淵源實可上溯至王守仁在贛的赫赫事功，這也是他吸引江右士紳歸信的原因。不過，守仁在江西一面宣講聖人仁義，一面誘降、屠戮「賊酋」，並無良心違和，隱約吐露儒學偏狹、幽暗的面向，可資探微。高攀龍素與顧憲成齊名，被視為明末「王學」過渡到清初實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實攀龍驟然殉節，其著作之選錄均假晚輩之手，不免夾雜清初學界的後見之明，刪節部分形上論述，將他形塑成主張經世致用的時代先知。若參合《高子未刻稿》鈔本齊觀，攀龍對理學近乎宗教般的虔誠壑然呈露，方能貼切詮釋他潔身殉節的行為。收入本書末篇的山人何白並非無足輕重，而是因他代表的思想層次和文化現象，與前六位文官儒者截然有別。受惠於晚明開放自由的學風和士風，在那些身處廟堂，心寄山林的官員資助下，何白得以開創另類的文藝品味和學思格調，因而也拓展了本輯對明代思潮的覆蓋率和解析度。
適值出版市場低迷之際，本輯得以刊出問世，實屬不易。若能達成預期效益，我們將陸續分類整編其他論文，展示研究成果，就學界先進，否則便毋須災棗禍梨，徒勞費心。
廣義而言，史學目標是全面檢視過往經驗，進而建構、改善今日，規劃未來之藍圖。然人類社會錯綜複雜又密切連結，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人物、事件都與整個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單獨析出探討，必將無法充分彰顯其歷史意義。
本人基於教學需求，提供初學者完整的史學內容，故研究視角較寬廣，尤其重視各領域間的聯動，多年來累積學術論文達數十篇。雖云拙文大都已公開發表，但與講台文化公司陳錦昌先生再三商酌，覺仍有集結成書之價值，其因如下：
首先，各篇散見於不同期刊或會議論文集，有些已亡佚或不易蒐羅。
其次，囿於各刊物書寫規格要求差異，體例參差不齊在所難免，有賴錦昌發揮編輯專業技能，刪修整理，以期綱舉目張，首尾條貫，更友善讀者查閱。
最後，寫作歷程中，陸續涉獵知各領域文章，並無清楚順序銜接，有必要細加分類排組，使相關主題群聚，整合研究成果，構成理論體系。
我們商議決定，先擇七位明儒為主題的論文輯一書，奠下明代思想脈絡架構，畢竟思想是一切行為的源頭。「王學」乃明代理學創新的表徵，影響深鉅，後世評價不一。
本書《鑄風成形：明儒的學思與實踐》首論羅洪先、胡直、鄒元標、李邦華四位學者，師徒授受，一脈相承。從羅洪先私淑陽明之學，迄李邦華明亡殉國，他們體現「王學」磨勵心性、踐履篤行的一面，與學行放逸、清談孔孟的「王學末流」成鮮明對比。四人嚴謹刻苦的治學、處世行徑固然可能減損晚明思想開放、普及的活力，但面臨環境酷烈考驗之際，卻能爆發出理學深蘊的精神動能，值得追索究明。「王學」中修心用世的淵源實可上溯至王守仁在贛的赫赫事功，這也是他吸引江右士紳歸信的原因。不過，守仁在江西一面宣講聖人仁義，一面誘降、屠戮「賊酋」，並無良心違和，隱約吐露儒學偏狹、幽暗的面向，可資探微。高攀龍素與顧憲成齊名，被視為明末「王學」過渡到清初實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實攀龍驟然殉節，其著作之選錄均假晚輩之手，不免夾雜清初學界的後見之明，刪節部分形上論述，將他形塑成主張經世致用的時代先知。若參合《高子未刻稿》鈔本齊觀，攀龍對理學近乎宗教般的虔誠壑然呈露，方能貼切詮釋他潔身殉節的行為。收入本書末篇的山人何白並非無足輕重，而是因他代表的思想層次和文化現象，與前六位文官儒者截然有別。受惠於晚明開放自由的學風和士風，在那些身處廟堂，心寄山林的官員資助下，何白得以開創另類的文藝品味和學思格調，因而也拓展了本輯對明代思潮的覆蓋率和解析度。
適值出版市場低迷之際，本輯得以刊出問世，實屬不易。若能達成預期效益，我們將陸續分類整編其他論文，展示研究成果，就學界先進，否則便毋須災棗禍梨，徒勞費心。
試閱
「世間那有現成良知」
在注重禮儀而略顯浮華的嘉靖時期，學界亦不免沾染虛榮、空疏之習氣，著名學者四出講學，勞動官府，聳動人心；另有一批山人、術士之流游走公卿巨室門下，憑藉謀略、法術博取利祿、聲名。謹守學者本分的羅洪先無異是這種時尚風潮下的一股清流，他年輕時「聞有為性命之學者，則累饑犯險，遭逆旅捽詈，往從之不悔」。至晚年學有所成，「扁其室曰『止止所』」，寓畢志林壑、不復出仕意。「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日與門生、故舊講學其間，雖偶參與地方興革事務，然不復過問國家大事。羅因而能在嚴嵩亂政的嘉靖末期保全清白、晚節，赢得後人欽敬。
據黃宗羲的分析，王守仁治學凡歷數變，初「泛濫於詞章」，「繼而偏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王學也是到第三變才脫離朱學，自立門戶。因盡去枝節、直溯本源，使王學較朱學顯得更簡易、直捷，故動能劇增，吸引許多原礙於循序格物之繁瑣而自外於理學門牆的知識份子。羅洪先求學過程中也大致經歷了陽明的前三變，先是致力於舉業，後從李中（一四七九至一五四二）習濂洛之學，晚年靜坐悟道，與陽明龍場一悟相應證、契合。惟陽明「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王學至此更為簡捷，動力越大，人人皆有良知，個個可為聖賢，依良知指引而行，文盲小民亦可行聖人之道。然這第四變始終不能為羅洪先所接受，在他的實證體驗中並無此一境界。所以他強調「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這種主張固然對王學末流理慾不分的放蕩行徑有遏阻作用，但也同時扼殺了王學向社會底層散布的活力。
明末國勢日非，在東林諸儒倡導下，士大夫治學漸轉趨經世致用，學風為之一變，羅洪先特立獨行的治學風格開始廣受重視。清初身受國破家亡之痛的黃宗羲更將羅奉為王學正宗。及至現代學者，因欲連接元至明初和明末清初二時段的朱學傳承，遂將羅洪先學術引向程朱學脈，以填補這段空白。綜而言之，羅洪先生後評價亦「凡三變」，學界對其學思菁華為何之認定莫衷一是，惟各家學者均公認羅是一位言行如一、全心追求真理的學者。
在注重禮儀而略顯浮華的嘉靖時期，學界亦不免沾染虛榮、空疏之習氣，著名學者四出講學，勞動官府，聳動人心；另有一批山人、術士之流游走公卿巨室門下，憑藉謀略、法術博取利祿、聲名。謹守學者本分的羅洪先無異是這種時尚風潮下的一股清流，他年輕時「聞有為性命之學者，則累饑犯險，遭逆旅捽詈，往從之不悔」。至晚年學有所成，「扁其室曰『止止所』」，寓畢志林壑、不復出仕意。「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日與門生、故舊講學其間，雖偶參與地方興革事務，然不復過問國家大事。羅因而能在嚴嵩亂政的嘉靖末期保全清白、晚節，赢得後人欽敬。
據黃宗羲的分析，王守仁治學凡歷數變，初「泛濫於詞章」，「繼而偏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王學也是到第三變才脫離朱學，自立門戶。因盡去枝節、直溯本源，使王學較朱學顯得更簡易、直捷，故動能劇增，吸引許多原礙於循序格物之繁瑣而自外於理學門牆的知識份子。羅洪先求學過程中也大致經歷了陽明的前三變，先是致力於舉業，後從李中（一四七九至一五四二）習濂洛之學，晚年靜坐悟道，與陽明龍場一悟相應證、契合。惟陽明「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王學至此更為簡捷，動力越大，人人皆有良知，個個可為聖賢，依良知指引而行，文盲小民亦可行聖人之道。然這第四變始終不能為羅洪先所接受，在他的實證體驗中並無此一境界。所以他強調「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這種主張固然對王學末流理慾不分的放蕩行徑有遏阻作用，但也同時扼殺了王學向社會底層散布的活力。
明末國勢日非，在東林諸儒倡導下，士大夫治學漸轉趨經世致用，學風為之一變，羅洪先特立獨行的治學風格開始廣受重視。清初身受國破家亡之痛的黃宗羲更將羅奉為王學正宗。及至現代學者，因欲連接元至明初和明末清初二時段的朱學傳承，遂將羅洪先學術引向程朱學脈，以填補這段空白。綜而言之，羅洪先生後評價亦「凡三變」，學界對其學思菁華為何之認定莫衷一是，惟各家學者均公認羅是一位言行如一、全心追求真理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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