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理性的勝利

推薦序

再思基督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基督教與西方的成功

近代西方為何成功？

長久以來，許多學者嘗試循不同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著名的宗教社會學者斯塔克在《理性的勝利》中，藉著疏理近代西方歷史發展，總結了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關於基督教與近代西方興起的關係，似乎並不是一個新的答案。不過，斯塔克運用大量資料，引領讀者進入歷史境景，以基督教理性神學為主線，闡析其如何促成了科學、自由與民主，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斯塔克的研究，儘管修正了韋伯（Max Web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錯誤，卻再次肯定宗教信仰與歐洲資本主義興起間的密切關係。

那麼，本書呈現的基督教與西方興起間的關係，僅是邏輯的必然性，還是實踐的必然性？斯塔克在結語中也問：現代化如果只以「現存的西方世界為範本」，是否仍需要「再造最初產生現代化的社會與文化條件」？質言之，在沒有基督宗教的情況下是否可能？

對此，作者一方面指出，現代化似乎可以擺脫「信仰的根基」而獨立發展，但另方面他又強調，基督宗教在非西方世界急速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基督教與西方文明間的密切關係。「對許多歐洲以外的人們而言，成為基督徒就是現代化……基督信仰是現代世界全球化下的必要元素。」斯塔克認同並引述了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觀點，重申基督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與道德基石，「讓資本主義的興起成為可能，並成功開出民主政治」。

這樣看來，斯塔克確信基督信仰與西方現代化之間，不僅是邏輯的必然性，也是實踐的必然性。質言之，非西方世界如果要成功晉身現代世界，是絕不能將基督宗教排除在外的（實踐的必然性）。

基督信仰與現代化：華人處境的再思

毋庸置疑，斯塔克特別關注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他在結論中指出中國基督徒人口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有驚人的增長，其中不少知識份子也加入皈信者的行列。有趣的是，本書的中國大陸譯本卻將有關中國部分刪去。種源於官方對涉及宗教題材的審查，顯然是要將被視為敏感的內容過濾。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基督教取得驚人的增長。如果將斯塔克式命題置於中國處境，可發現早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隨著當時中國知識界「文化熱」的興起，基督教文化也成為若干中國知識份子傾慕的對象，致成「基督教文化熱」。所謂文化熱，即探討中國文化的出路，有主張全盤西化，也有主張復興傳統儒學，或是藉自由主義傳統企圖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在檢視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時，有知識份子強調，基督教乃西方進步文明的根基，故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能將基督教文化排除在外。

就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955-2017）為例，他早於八〇年代，便宣稱「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後來他在獄中的反思也再次強調「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明的心臟」，基督教是「制度轉型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不過，即或如此，劉曉波卻不認為中國的民主及憲制必須建立在中國「基督教化」的前提之上。因為兩者之間雖具有「發生學的意義」，卻不具有「邏輯上的普遍因果性」。劉相信：「在非西方地區培育世俗化的憲政民主制度，未必一定要有神聖化的基督教倫理的支撐。」

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間的關係。馮耀明在討論韋伯式命題時曾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歷史上存在的密切關係，並不能視作具傳遞性的「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即認定兩者間可找到物理必然性與規律性的因果關係。對於本書所呈現基督教與西方現代化的關係，在多大程度上能應用於解釋其他國家或文化的處境？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深思及檢視的問題。就中國的經驗，楊鳳崗便關注中國宗教復興與市場經濟間的關係，曹南來更以具「中國耶路撒冷」美譽的溫州為個案，指出在這個沿海商業城市中，不少基督徒商人如何積極參與宗教與現代性及經濟發展的建構。

隨著基督宗教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發展，可以預見，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現代化的關係，在華人社會仍會成為不少人熱切探討的重點。不論對此課題持何種見解，斯塔克式命題相信都是不容忽視，無法繞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