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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文明沒有出路，逃離才是生存！
一部解構國家神話、顛覆文明敘事的高地歷史書寫
為何曾有上億人選擇不受國家統治？
蠻族、原始在文明世界的真正意義，究竟是進步還是「不願受支配」？
當國家伸出權力之手，這群人為何願意自我野蠻化？
「贊米亞」（Zomia），是一片海拔300米以上，橫跨6國的高地山區。這裡的少數民族長期分散、流動，且仍然保留著游耕、口述傳統與古老宗教信仰。文明長年想伸手干預、國家曾試圖伸展權力，卻頻頻無功而返。高地的「野蠻生活」，被那些有文字、集中、定居的王朝汙衊成「未開化」的象徵，國家認定少數民族必然會被文明生活所吸引，最終投入國家的懷抱。但斯科特卻指出，這些高地社會絕非古老的遺緒，而是一場精彩的逃避策略！野蠻，在贊米亞成為了一種政治選擇。
文明跟野蠻的關係是如何被定型？在現代統治技術形成之前的國家，不過只是散落在地圖上的微小光點，野蠻、不受國家統治才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既然如此，為何人們習以為常地用民族國家的思想，去看待文明與野蠻？文明是一種進步的展現，還是國家建構的老掉牙神話？
融合了民族誌、歷史學、政治學與地理學，本書推翻了「野蠻人」與「部落」的定義，揭示族群認同如何在國家權力與抵抗之間被建構與武裝。斯科特試圖挑戰我們對「統治」、「文明」、「發展」與「現代性」所有理所當然的預設，當國家機器無所不在，他提醒我們：不被統治，可能是一種最深層的自由。
一部解構國家神話、顛覆文明敘事的高地歷史書寫
為何曾有上億人選擇不受國家統治？
蠻族、原始在文明世界的真正意義，究竟是進步還是「不願受支配」？
當國家伸出權力之手，這群人為何願意自我野蠻化？
「贊米亞」（Zomia），是一片海拔300米以上，橫跨6國的高地山區。這裡的少數民族長期分散、流動，且仍然保留著游耕、口述傳統與古老宗教信仰。文明長年想伸手干預、國家曾試圖伸展權力，卻頻頻無功而返。高地的「野蠻生活」，被那些有文字、集中、定居的王朝汙衊成「未開化」的象徵，國家認定少數民族必然會被文明生活所吸引，最終投入國家的懷抱。但斯科特卻指出，這些高地社會絕非古老的遺緒，而是一場精彩的逃避策略！野蠻，在贊米亞成為了一種政治選擇。
文明跟野蠻的關係是如何被定型？在現代統治技術形成之前的國家，不過只是散落在地圖上的微小光點，野蠻、不受國家統治才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既然如此，為何人們習以為常地用民族國家的思想，去看待文明與野蠻？文明是一種進步的展現，還是國家建構的老掉牙神話？
融合了民族誌、歷史學、政治學與地理學，本書推翻了「野蠻人」與「部落」的定義，揭示族群認同如何在國家權力與抵抗之間被建構與武裝。斯科特試圖挑戰我們對「統治」、「文明」、「發展」與「現代性」所有理所當然的預設，當國家機器無所不在，他提醒我們：不被統治，可能是一種最深層的自由。
目錄
推薦序 一條嶄新的歷史認識之路／詹素娟
導讀 邊陲不再是邊緣，國家不再是中心：贊米亞出土的故事／林開世
前言
第一章 山區、低地與國家：贊米亞簡介
第二章 國家空間：治理區與調度區
第三章 人力與糧食集中：奴隸與水稻
第四章 文明與不受駕馭者
第五章 遠離國家，集聚高地
第六章 逃避國家和防禦國家：逃避的文化和農業
第六‧五章 口述、書寫和文本
第七章 族群形成和進化：一個激進的建構主義案例
第八章 復興的先知
第九章 結論
名詞解釋
註釋
導讀 邊陲不再是邊緣，國家不再是中心：贊米亞出土的故事／林開世
前言
第一章 山區、低地與國家：贊米亞簡介
第二章 國家空間：治理區與調度區
第三章 人力與糧食集中：奴隸與水稻
第四章 文明與不受駕馭者
第五章 遠離國家，集聚高地
第六章 逃避國家和防禦國家：逃避的文化和農業
第六‧五章 口述、書寫和文本
第七章 族群形成和進化：一個激進的建構主義案例
第八章 復興的先知
第九章 結論
名詞解釋
註釋
序／導讀
推薦序
一條嶄新的歷史認識之路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作為人類學家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二○○九年出版的《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一書，帶領讀者來到一大片介於印度、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與中國（雲南、貴州、廣西與部分四川省）之間，名為「贊米亞」（Zomia）的廣大地域；並在回溯西元前到二十世紀初的長時段歷史後，指出這裡是世界上曾經存在時間最長、面積最大的人口避難區之一。因為，這裡群山疊嶂、溪谷深切、地形破碎，發揮了地形摩擦力，碎化了任何有意延伸、蠢蠢欲動的國家勢力。
斯柯特以「高地」（hills）、「谷地」（valley）的對照區分，觀察到贊米亞高地儘管鄰接以水田稻作為核心的「谷地」悠久農業國家，卻能以相對偏遠的位置，不曾被任何國家完全吸納，而成為逃離國家或始終遠離國家的個人或人群流動、聚集或分散的地方。所謂贊米亞人，不是單一語言、文化或血緣的民族，而是多元語言、人群與文化在贊米亞空間的多重匯集，進而衍生出複雜多樣、甚至相當流動的認同關係。然而，他們的共有認同卻是：不成為任何國家的臣民，成功逃避來自國家的課稅、徵兵、徭役，甚或戰爭、瘟疫與奴役，並發展出游耕、狩獵、散居、自由遷徙的小型社會，無視權威、不需奉承，在邊緣得到真正的自由與自治。如果這就是採行定耕、水利灌溉、定居、遵服權威等所謂「文明觀」定義的「野蠻」，那就讓「野蠻」得到徹底的解放吧！
本書雖應用大量的歷史研究成果，卻意圖掙脫「文字歷史」的窠臼，以口傳的非文本與多線時間觀，取徑「一條嶄新的歷史認識之路」，讓我們質疑人類社會關於國家的想像，探究國家的必要，更賦予「逃離」國家的概念與行動一種積極性、主動性與策略性。最終，則以東南亞高地的歷史，證成斯科特所主張「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存在與可能。
在斯科特的理論體系中，贊米亞高地是特例嗎？非也。本書的閱讀與理解，必須進一步搭配斯科特二○一七年出版、以兩河流域古文化為討論基底的《反穀》（Against the Grain）一書（二○一九，麥田）。中譯版的副標題──「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充分說明「反穀」探問的議題：文明╱野蠻、中心╱邊陲、國家╱部落、農耕╱游牧、先進╱落後等相反共生的概念與歷史，與本書具有緊密的相關性與連續性，從而更能理解本書探求的理想境界。
對於正在追求國家名實相符、凝聚認同、對抗中國強力壓境的當代台灣人來說，斯柯特這本從東南亞高地歷史質疑國家形式與國家存在的專書，可以提供什麼啟發？在破解國家本質後，我們是否可以翻轉民族國家的性質、視其為追求自我治理的框架？向來位處於亞洲大陸邊陲的島嶼台灣，在美中日三國地緣政治角力中尋求困境突破的我們，是否可能如贊米亞高地的人群，致力於逃離帝國「天下莫非王土」的龐大身影、「五千年」歷史文明的宣稱籠罩，建立專屬於島民、看似微小卻無限自由的空間？
不只如此，二○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台灣憲法法庭宣判「違憲」的「憲三字第十七號•西拉雅族原住民身分案」（簡稱「憲判十七」），因未能理解台灣現行法定十六族係經由國家長期分類、建構與共識形塑始得以生成的歷史，而在針對「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他台灣原住民族」之「是否」與「如何成為」原住民族時，提出「民族認定」先於「身分賦予」的要求，將使多數不曾經驗族群界限的平埔原住民，不得不展開艱難的民族建構工程。
面對這一當代台灣的原住民族大事件，翻看本書第七章「族群形成和進化」所討論的「一個激進的建構主義案例」，實在強烈有感與反思。我們必須承認，國家（或學術上）以體質、語言、文化所從事的客觀分類或建構的族群（或民族），係以後設的強制分辨在重構人群關係，現實世界的混雜、糾葛與流動，反而因此同質化與單一化了。而剛性認定與快速轉換的認同之間，究竟有多少混沌揉雜需要釐清？當下的落差又該如何彌補？闔上書頁，不得不陷入沉思。
一條嶄新的歷史認識之路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作為人類學家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二○○九年出版的《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一書，帶領讀者來到一大片介於印度、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與中國（雲南、貴州、廣西與部分四川省）之間，名為「贊米亞」（Zomia）的廣大地域；並在回溯西元前到二十世紀初的長時段歷史後，指出這裡是世界上曾經存在時間最長、面積最大的人口避難區之一。因為，這裡群山疊嶂、溪谷深切、地形破碎，發揮了地形摩擦力，碎化了任何有意延伸、蠢蠢欲動的國家勢力。
斯柯特以「高地」（hills）、「谷地」（valley）的對照區分，觀察到贊米亞高地儘管鄰接以水田稻作為核心的「谷地」悠久農業國家，卻能以相對偏遠的位置，不曾被任何國家完全吸納，而成為逃離國家或始終遠離國家的個人或人群流動、聚集或分散的地方。所謂贊米亞人，不是單一語言、文化或血緣的民族，而是多元語言、人群與文化在贊米亞空間的多重匯集，進而衍生出複雜多樣、甚至相當流動的認同關係。然而，他們的共有認同卻是：不成為任何國家的臣民，成功逃避來自國家的課稅、徵兵、徭役，甚或戰爭、瘟疫與奴役，並發展出游耕、狩獵、散居、自由遷徙的小型社會，無視權威、不需奉承，在邊緣得到真正的自由與自治。如果這就是採行定耕、水利灌溉、定居、遵服權威等所謂「文明觀」定義的「野蠻」，那就讓「野蠻」得到徹底的解放吧！
本書雖應用大量的歷史研究成果，卻意圖掙脫「文字歷史」的窠臼，以口傳的非文本與多線時間觀，取徑「一條嶄新的歷史認識之路」，讓我們質疑人類社會關於國家的想像，探究國家的必要，更賦予「逃離」國家的概念與行動一種積極性、主動性與策略性。最終，則以東南亞高地的歷史，證成斯科特所主張「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存在與可能。
在斯科特的理論體系中，贊米亞高地是特例嗎？非也。本書的閱讀與理解，必須進一步搭配斯科特二○一七年出版、以兩河流域古文化為討論基底的《反穀》（Against the Grain）一書（二○一九，麥田）。中譯版的副標題──「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充分說明「反穀」探問的議題：文明╱野蠻、中心╱邊陲、國家╱部落、農耕╱游牧、先進╱落後等相反共生的概念與歷史，與本書具有緊密的相關性與連續性，從而更能理解本書探求的理想境界。
對於正在追求國家名實相符、凝聚認同、對抗中國強力壓境的當代台灣人來說，斯柯特這本從東南亞高地歷史質疑國家形式與國家存在的專書，可以提供什麼啟發？在破解國家本質後，我們是否可以翻轉民族國家的性質、視其為追求自我治理的框架？向來位處於亞洲大陸邊陲的島嶼台灣，在美中日三國地緣政治角力中尋求困境突破的我們，是否可能如贊米亞高地的人群，致力於逃離帝國「天下莫非王土」的龐大身影、「五千年」歷史文明的宣稱籠罩，建立專屬於島民、看似微小卻無限自由的空間？
不只如此，二○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台灣憲法法庭宣判「違憲」的「憲三字第十七號•西拉雅族原住民身分案」（簡稱「憲判十七」），因未能理解台灣現行法定十六族係經由國家長期分類、建構與共識形塑始得以生成的歷史，而在針對「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他台灣原住民族」之「是否」與「如何成為」原住民族時，提出「民族認定」先於「身分賦予」的要求，將使多數不曾經驗族群界限的平埔原住民，不得不展開艱難的民族建構工程。
面對這一當代台灣的原住民族大事件，翻看本書第七章「族群形成和進化」所討論的「一個激進的建構主義案例」，實在強烈有感與反思。我們必須承認，國家（或學術上）以體質、語言、文化所從事的客觀分類或建構的族群（或民族），係以後設的強制分辨在重構人群關係，現實世界的混雜、糾葛與流動，反而因此同質化與單一化了。而剛性認定與快速轉換的認同之間，究竟有多少混沌揉雜需要釐清？當下的落差又該如何彌補？闔上書頁，不得不陷入沉思。
試閱
贊米亞（Zomia）這個全新的名字，是指越南中部高地至印度東北整片海拔逾三百米之地，橫亙五個國家（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四省（雲南、貴州、廣西和四川一部分），總面積有二百五〇萬平方公里，住著一億的少數民族，族群紛繁、語言雜陳。地理上，贊米亞即所謂中南半島山地。這一片廣褒的區域位於九個國家的邊陲，不處於任何一個國家中心，且超越一般所理解的地理區域（東南亞、東亞和南亞）。此外，當地的多元生態以及贊米亞與國家的關係都十分有趣，恰如阿巴拉契山脈（Appalachia）的跨國家研究，贊米亞也代表一個新的研究對象、一種思考區域研究的新方法。
本書論點相當簡單，不僅有啟發且頗具爭議。贊米亞是世上現存尚未被完全吸納到民族國家的最大少數民族區域。但是，贊米亞存活的時間也屈指可數。雖然在不久之前，多數人類尚處於自治狀態，但如今，從谷地王國的角度來看，他們是「我們的活祖先」，也是「我們在有水稻種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樣貌」。但是我認為，最好把高地人看成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的社群，過去兩千餘年，成功逃避了谷地國家建構計畫的壓迫，包括奴役、徵兵、課稅、徭役、瘟疫和戰爭。他們所居住的區域也許更適合稱為碎破區（shatter zones）或避難區。
實際上，這些人的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型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述文化，都可以視為用來與國家保持距離所採取的策略。他們分散在崎嶇的山地、流動性強，且他們的耕作方式、親屬結構、延展性高的族群認同，加上全心全意追隨先知、千禧年的領袖，皆有助於避免被國家吸納，也防止國家在內部萌芽。他們大多數人要逃避的國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原王朝。逃亡的歷史夾雜於高地傳說之中。雖然西元一五○○年以前的事蹟還有些許臆測成分，但這之後的文獻記載極為清楚，明清政府常以軍事行動打擊高山民族，甚至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西南出現史無前例的起義，且規模達到高潮時，贊米亞也成為數百萬人尋求的避難所。此外，逃避緬甸和泰國國家掠奴的記載也相當豐富。
我希望自己的觀點不只能在本書所關切的地區引起共鳴，也能夠在廣泛的亞洲地區之外帶來迴響。
無論今昔，探討國家建構的文獻，實際上大多未曾留意到另一面：刻意或是為了回應而採取的無國家狀態（statelessness）。這是逃離者的歷史，少了這一段歷史，我們就無法理解國家的建構，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
我的觀點隱約結合各民族歷史，將那些因為國家建構的強制力以及不自由的勞動體制而被排除的民族，包括吉普賽人、哥薩克人、新大陸逃避西班牙殖民歸化（reducciones）多語部落所組成的難民、菲律賓人、逃奴社群、沼澤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遊牧民族（San-Bushmen）等，全置在一起討論。
本書的論點推翻一般針對「原始主義」（primitivism）普遍接受的論點。游牧、採集、輪耕和分裂的世系（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經常是「次級適應」（secondary adaptation）的結果，也是各民族為了逃避國家所選擇的落腳處、維生方式與社會結構，這些形塑了一種「自我野蠻化（self-barbarianization）」。對於生存在國家勢力範圍底下的人來說，這樣的逃避，正與在高地衍生（derivative）、模仿和寄生的國家形式不謀而合。
我的觀點解構漢人與其他文明論述中的「野蠻」、「生」和「原始」。只要細看，這幾個詞實際上表示「不被統治」和「尚未被吸納」。文明的論述從不考慮人們或許是自願變成野蠻人，因此野蠻人的身分遭到汙名化與族群化（ethnicized）。族群與「部落」出現的地方，正是徵稅與主權管不到的地方，不論是羅馬帝國或是中國皆是如此。
生存形式和親屬血緣關係往往是先天，由生態和文化所決定。但是分析不同的耕作形式，尤其是作物種類、社會結構以及人員流動形式所蘊含的逃避價值觀後，我認為所謂「先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選擇。
山區做為逃避國家之人（包括游擊隊）的庇護所，是一個重要的地理主題。我發展出「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以新的角度理解前現代社會國家建構的政治空間和困難。
本書一切的過錯由我負責。我也確實這樣做。在我開始道歉並白費心力預先回應批評之前，我想先申明此點。甚至我在寫這句話時都可以想見批評聲浪席捲而來。
外界常指責我觀點錯誤，但很少有人會說我觀點模糊或難以理解。這本書也不例外。不可否認，我對於東南亞大陸的高地民族提出了一些大膽的說法。我相信也許細節難免有錯，但總體主張大致正確。當然，書中觀點對或錯並不是我說了算，而是由讀者和評論人決定。但是，我對於書中的主張必須再強調三點：第一，本書的內容都不是原創的。書中所有的觀點都不是由我自己提出。我所做的只是從自己耙梳過的大量文獻中，找出內在的規律和觀點，整理出這些觀點並藉此引導我往前行。如果書中有任何創意之處，那就是我勾勒出整體框架並且一以貫之。我知道有些人的觀點和推論被我引用，他們可能會認為我過度詮釋，有些人已經跟我說過，幸好也有些人並不以為意。他們無須對我的詮釋負責，是我要對自己如何使用其他人的論點寫出本書負責。
令我吃驚的是，我發現自己居然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儘管不是特別優秀的歷史學家，但確確實實是一位歷史學家。此外，我還是個古老的歷史學家，不管是我的年紀，還是我所探討的事物。我非常瞭解歷史學家的職業病，比方說，他們打算寫十八世紀的歷史，但大部分的篇幅卻都落在十七世紀的事，因為他們發現這些歷史對於想要討論的問題來說可能更為關鍵。我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在閱讀高山民族誌和緬甸軍隊侵犯少數民族地區人權的報告時，發現自己被拉進古代曼陀羅（mandala）王國所建構的殘酷強制行動中。我針對東南亞的前殖民和殖民時代研究成果，要歸功於兩門研究生獨立的經典閱讀課程。其中一門課閱讀東南亞研究的基礎讀物，課程設計有點像是知識分子的新兵訓練營（boot camp），閱讀書籍都是相關經典作品，也就是大部分學者書架上都有陳列，卻很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根本沒讀過的書。我們首先閱讀兩卷本的《劍橋東南亞史》（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這讓人耳目一新。第二門課是關於緬甸的閱讀課，也是從基礎作品著手。
由此引出我要強調的第二點。本書所提出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在某些地方甚至更早，國家就開始使用消彌距離的技術能力，包括鐵路、不受天候影響的公路、電話、電報、空中戰鬥力、直升機，以及現在的資訊技術，已經改變了自治民族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等，也消除了地形摩擦力，因此我的分析基本上也不再適用。反之，至高無上的民族國家正汲汲營營將自身權力投射到最偏遠的地方，消除弱者或無主權區域。因為國家需要「部落區」的自然資源，並且確保邊陲地區的穩定與生產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併」（engulfment）策略，促使忠心耿耿且亟需土地的谷地居民遷徙至高地。所以，假如本書的分析不適用於二十世紀後期的東南亞，千萬別說我沒事先提醒。
最後，我擔心有人會誤解本書有關種族誕生的激進建構主義者個案，並且將之用來貶低（甚至是詆毀）勇者不顧生命努力爭取而來的族群認同。一切只有讓事實來證明。所有的認同幾乎毫無幾例外，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論是漢人、緬甸人、美洲人或丹麥人，皆是如此。這些認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認同，經常源自於強國的想像，例如漢人想像出苗族，英國殖民者想像出克倫族（the Karen）和撣族（the Shan），法國人想像出加萊族（Jarai）。不管身分認同是再造還是強加，這些認同都會發展出一種特徵，不論是宗教、語言、膚色、飲食以及謀生方式，以做為自己想要的認同對象，雖然選擇有些武斷，特徵也有些模糊。這些分類一旦通過疆域、土地所有權、法庭、習俗、指派的領袖、學校和文字獲得制度化，都可能成為一種充滿熱情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遭到更大的國家和社會詆毀，就很有可能會轉變成為一種抵禦和對抗的認同。這樣創造出來的認同再結合自我編織的英雄故事，遂使身分變成榮譽的勳章。在當今這個世界，民族國家是充滿霸權的政治單元，因此這種自我宣稱往往採取人種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形式。對於那些不顧一切風險代價，冒險追求獨立和被承認的撣族人、克倫人、欽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滿懷敬慕。
本書論點相當簡單，不僅有啟發且頗具爭議。贊米亞是世上現存尚未被完全吸納到民族國家的最大少數民族區域。但是，贊米亞存活的時間也屈指可數。雖然在不久之前，多數人類尚處於自治狀態，但如今，從谷地王國的角度來看，他們是「我們的活祖先」，也是「我們在有水稻種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樣貌」。但是我認為，最好把高地人看成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的社群，過去兩千餘年，成功逃避了谷地國家建構計畫的壓迫，包括奴役、徵兵、課稅、徭役、瘟疫和戰爭。他們所居住的區域也許更適合稱為碎破區（shatter zones）或避難區。
實際上，這些人的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型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述文化，都可以視為用來與國家保持距離所採取的策略。他們分散在崎嶇的山地、流動性強，且他們的耕作方式、親屬結構、延展性高的族群認同，加上全心全意追隨先知、千禧年的領袖，皆有助於避免被國家吸納，也防止國家在內部萌芽。他們大多數人要逃避的國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原王朝。逃亡的歷史夾雜於高地傳說之中。雖然西元一五○○年以前的事蹟還有些許臆測成分，但這之後的文獻記載極為清楚，明清政府常以軍事行動打擊高山民族，甚至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西南出現史無前例的起義，且規模達到高潮時，贊米亞也成為數百萬人尋求的避難所。此外，逃避緬甸和泰國國家掠奴的記載也相當豐富。
我希望自己的觀點不只能在本書所關切的地區引起共鳴，也能夠在廣泛的亞洲地區之外帶來迴響。
無論今昔，探討國家建構的文獻，實際上大多未曾留意到另一面：刻意或是為了回應而採取的無國家狀態（statelessness）。這是逃離者的歷史，少了這一段歷史，我們就無法理解國家的建構，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
我的觀點隱約結合各民族歷史，將那些因為國家建構的強制力以及不自由的勞動體制而被排除的民族，包括吉普賽人、哥薩克人、新大陸逃避西班牙殖民歸化（reducciones）多語部落所組成的難民、菲律賓人、逃奴社群、沼澤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遊牧民族（San-Bushmen）等，全置在一起討論。
本書的論點推翻一般針對「原始主義」（primitivism）普遍接受的論點。游牧、採集、輪耕和分裂的世系（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經常是「次級適應」（secondary adaptation）的結果，也是各民族為了逃避國家所選擇的落腳處、維生方式與社會結構，這些形塑了一種「自我野蠻化（self-barbarianization）」。對於生存在國家勢力範圍底下的人來說，這樣的逃避，正與在高地衍生（derivative）、模仿和寄生的國家形式不謀而合。
我的觀點解構漢人與其他文明論述中的「野蠻」、「生」和「原始」。只要細看，這幾個詞實際上表示「不被統治」和「尚未被吸納」。文明的論述從不考慮人們或許是自願變成野蠻人，因此野蠻人的身分遭到汙名化與族群化（ethnicized）。族群與「部落」出現的地方，正是徵稅與主權管不到的地方，不論是羅馬帝國或是中國皆是如此。
生存形式和親屬血緣關係往往是先天，由生態和文化所決定。但是分析不同的耕作形式，尤其是作物種類、社會結構以及人員流動形式所蘊含的逃避價值觀後，我認為所謂「先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選擇。
山區做為逃避國家之人（包括游擊隊）的庇護所，是一個重要的地理主題。我發展出「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以新的角度理解前現代社會國家建構的政治空間和困難。
本書一切的過錯由我負責。我也確實這樣做。在我開始道歉並白費心力預先回應批評之前，我想先申明此點。甚至我在寫這句話時都可以想見批評聲浪席捲而來。
外界常指責我觀點錯誤，但很少有人會說我觀點模糊或難以理解。這本書也不例外。不可否認，我對於東南亞大陸的高地民族提出了一些大膽的說法。我相信也許細節難免有錯，但總體主張大致正確。當然，書中觀點對或錯並不是我說了算，而是由讀者和評論人決定。但是，我對於書中的主張必須再強調三點：第一，本書的內容都不是原創的。書中所有的觀點都不是由我自己提出。我所做的只是從自己耙梳過的大量文獻中，找出內在的規律和觀點，整理出這些觀點並藉此引導我往前行。如果書中有任何創意之處，那就是我勾勒出整體框架並且一以貫之。我知道有些人的觀點和推論被我引用，他們可能會認為我過度詮釋，有些人已經跟我說過，幸好也有些人並不以為意。他們無須對我的詮釋負責，是我要對自己如何使用其他人的論點寫出本書負責。
令我吃驚的是，我發現自己居然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儘管不是特別優秀的歷史學家，但確確實實是一位歷史學家。此外，我還是個古老的歷史學家，不管是我的年紀，還是我所探討的事物。我非常瞭解歷史學家的職業病，比方說，他們打算寫十八世紀的歷史，但大部分的篇幅卻都落在十七世紀的事，因為他們發現這些歷史對於想要討論的問題來說可能更為關鍵。我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在閱讀高山民族誌和緬甸軍隊侵犯少數民族地區人權的報告時，發現自己被拉進古代曼陀羅（mandala）王國所建構的殘酷強制行動中。我針對東南亞的前殖民和殖民時代研究成果，要歸功於兩門研究生獨立的經典閱讀課程。其中一門課閱讀東南亞研究的基礎讀物，課程設計有點像是知識分子的新兵訓練營（boot camp），閱讀書籍都是相關經典作品，也就是大部分學者書架上都有陳列，卻很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根本沒讀過的書。我們首先閱讀兩卷本的《劍橋東南亞史》（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這讓人耳目一新。第二門課是關於緬甸的閱讀課，也是從基礎作品著手。
由此引出我要強調的第二點。本書所提出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在某些地方甚至更早，國家就開始使用消彌距離的技術能力，包括鐵路、不受天候影響的公路、電話、電報、空中戰鬥力、直升機，以及現在的資訊技術，已經改變了自治民族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等，也消除了地形摩擦力，因此我的分析基本上也不再適用。反之，至高無上的民族國家正汲汲營營將自身權力投射到最偏遠的地方，消除弱者或無主權區域。因為國家需要「部落區」的自然資源，並且確保邊陲地區的穩定與生產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併」（engulfment）策略，促使忠心耿耿且亟需土地的谷地居民遷徙至高地。所以，假如本書的分析不適用於二十世紀後期的東南亞，千萬別說我沒事先提醒。
最後，我擔心有人會誤解本書有關種族誕生的激進建構主義者個案，並且將之用來貶低（甚至是詆毀）勇者不顧生命努力爭取而來的族群認同。一切只有讓事實來證明。所有的認同幾乎毫無幾例外，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論是漢人、緬甸人、美洲人或丹麥人，皆是如此。這些認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認同，經常源自於強國的想像，例如漢人想像出苗族，英國殖民者想像出克倫族（the Karen）和撣族（the Shan），法國人想像出加萊族（Jarai）。不管身分認同是再造還是強加，這些認同都會發展出一種特徵，不論是宗教、語言、膚色、飲食以及謀生方式，以做為自己想要的認同對象，雖然選擇有些武斷，特徵也有些模糊。這些分類一旦通過疆域、土地所有權、法庭、習俗、指派的領袖、學校和文字獲得制度化，都可能成為一種充滿熱情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遭到更大的國家和社會詆毀，就很有可能會轉變成為一種抵禦和對抗的認同。這樣創造出來的認同再結合自我編織的英雄故事，遂使身分變成榮譽的勳章。在當今這個世界，民族國家是充滿霸權的政治單元，因此這種自我宣稱往往採取人種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形式。對於那些不顧一切風險代價，冒險追求獨立和被承認的撣族人、克倫人、欽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滿懷敬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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