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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繼《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後
第三部曲《唐代高層文官》
以研究唐代五大類高層文官：宰相、詞臣、史官、財臣、牧守為主
本書研究有三大主題
第一、探討他們的「使職化」，如何從普通的職事高官，演變成皇帝的特使；
第二、釐清他們官職的特徵和深層意義；
第三、解讀他們經常複雜的官銜，好讓讀者讀唐人官歷，好像讀今人履歷表那麼有趣、那麼透徹。
「高層文官」，指唐代「最有權勢，最接近皇帝皇權，最全面掌控國家財賦，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員」。疏理了他們使職化的過程，讀者就能看清唐代的官制，如何從唐初的三省六部職事官制，逐漸轉變為玄宗以降，比較鬆散的、隨意的使職制。所謂使職，簡單說，就是皇帝的特使或特使的僚佐。唐經常以特使的方式來治國，意味著唐皇權的進一步擴張。
然而，唐高官們的這種使職化，也使得他們的官銜變得異常複雜，不易解讀。最大的問題是，單看那一長串官銜，我們常常不知道這位官員，當時的主要專任官職是什麼，而有所誤判。《唐代高層文官》剖析了這些官銜的作用，並論證唐代的使職，如何演變成北宋更冗雜的「官、職、差遣」制度。本書以「破案式」的方式敘寫，網羅了墓誌、史書、文集、詔令等史料，把各種疑難問題，當成一個個懸案來破解，希望讀者讀後，能津津有味地細品唐人的官銜，並且能解開他們種種使職之謎。
目錄
自序
導言
一、「兼」字真義和本官
二、本官、閒官和使職的出現
三、本書以使職為切入點
四、為何挑選此五大類官員？
第一部分 使職和職事官
第一章 使職的起源與職事官的相互演變
一、唐代的「官」與「職」
二、使職新論：人類先有使職，後有職事官
三、從使職演變為職事官
四、從職事官演變為使職
五、結語
第二章 錢大昕與唐代使職的定義
一、錢大昕的使職論
二、唐代使職的定義
三、為何唐代使職皆無官品？
四、結語
第三章 唐職官書不載許多使職的前因與後果
一、載與不載
二、唐的職事官和使職
三、四大職官書的原始材料
四、為何只載職事官，不載許多使職？
五、職官書所造成的後果
六、結語
第二部分 宰臣
第四章 唐宰相的使職特徵和名號
一、宰相的使職特徵
二、宰相的各種使職稱號
三、知政事和參知政事型宰相
四、同中書門下型宰相
五、同平章事型宰相
六、宰相的其他名號
七、結語
第五章 唐宰相的權力與下場
一、宰相的權力基礎：皇帝的信任
二、皇帝—宰相—翰林學士—宦官
三、宰相的命運下場
四、結語
第三部分 詞臣
第六章 唐中書舍人的使職化
一、中書舍人在唐代演變的大略
二、中書舍人的使職化
三、北門學士
四、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的糾葛情結
五、中書舍人作為本官
六、結語
第七章 唐知制誥的使職本質
一、動賓結構的官名
二、使職常以他官充任
三、白居易的見證
四、結語
第八章 唐三大類型知制誥的特徵與區別
一、第一型知制誥
二、第二型知制誥
三、第三型知制誥
四、中書舍人不帶知制誥
五、知制誥的雙重含義
六、出土墓誌中的知制誥
七、結語
第九章 唐後期三大類詞臣的升遷與地位
一、郎官知制誥的升遷：白居易和元稹的案例
二、兩種中書舍人：權德輿和李德裕的案例
三、翰林學士的權位
四、文士之極任
五、結語
第四部分 史官
第十章 劉知幾與唐史館史官的官與職
一、撰文修史，豈任秘書？
二、奇異的插曲
三、解謎之樂：子玄的官歷
四、劉知幾的「官」與「職」
五、結語
第十一章 唐史官的使職化
唐史館史官的任命
史官的使職化即專業化
唐史館史官的使職官名
史館設立的後續效應
專任史官？兼任史官？
結語
第五部分 財臣
第十二章 宇文融和唐玄宗朝的財稅使職
唐初的財政職事官
宇文融登場
宇文融的出身與仕歷背景
毛遂求官模式
宇文融的覆囚使和租庸地稅使
常賦外的徵稅：羨餘和進奉
四族皆覆，為天下笑
玄宗朝財稅使職的特徵和意義
結語
第十三章 第五琦和鹽鐵使及理想的稅法
第五琦的崛起
毛遂模式和鹽鐵使的誕生
榷鹽為理想稅法
鹽價問題
鹽鐵使及其地方附屬組織
結語
第十四章 楊國忠和度支司的使職化
一、判度支和度支使
二、楊國忠登場
三、太府司農及度支司的使職化
四、度支漸權百司之職
五、結語
第十五章 李泌和戶部錢及戶部司的使職化
一、李泌登場
二、第一位戶部使
三、除陌和墊陌
四、戶部錢的特點
五、戶部司的使職化
六、結語
第六部分 牧守及總結
第十六章 唐州府的定位和刺史的職望與選任
一、州府定位的分類與目的
二、州府定位的變動
三、州府定位和刺史職望
四、刺史的官品和職望
五、州府定位和刺史俸錢
六、州府定位和刺史的選任
七、結語
第十七章 唐刺史的稅官角色
一、職官書中的刺史職掌
二、撫字黎庶和稅務
三、刺史收稅和考課
四、額外加徵
五、結語
第十八章 唐刺史和他的使職帽子
一、刺史和他的使職帽子
二、刺史兼充都督
三、刺史或都督兼充都護
四、刺史或都督兼充節度使
五、刺史兼充的其他使職
六、刺史兼充各種使職的意義
七、刺史兼使職的官銜解讀
八、二級制或三級制？
九、結語
第十九章 總結
附錄 唐職事官和使職特徵對照表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序／導讀
自序
又到寫序的時候了。每到此刻，我總要想起本書的起點，也是我之前兩本書《唐代基層文官》和《唐代中層文官》的原點，那就是我的老師杜希德老先生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所說的一段話：
我們讀傳統的傳記時應當留意，那些看起來好像是無血無肉的骨架式履歷（skeleton curriculum vitae），只有連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寫這些傳記時，他心目中的「內行」讀者（即同個官場上的未來官員），必定會發現這仕歷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義和內涵。唐代一個官員的履歷，即使被簡化到僅剩連串的官名，沒有任何背景資料，也能讓跟他接近的同時代人讀得「很有意義」（meaningfully），就像我們今人讀報章上同個專業同行的訃文，或閱讀某個求職者的履歷表，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4-2006）是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上面這一段話，是他在晚年最後一本專書中所說的。大約三十年前（1981-1986）我在普大跟他初習唐史時，他就經常跟我談到唐人（唐代士人）的官歷、仕宦模式和唐代正史列傳等等大問題。他這本專書在1992出版後，我第一次讀到這段文字時，馬上就有一個感想：如果我們今天可以像唐人那樣，在閱讀唐同時代人的官歷，能夠讀到「很有意義」，讀到「津津有味」，讀到像我們讀今天同個專業同行的履歷表那樣一目了然，達到一種「心照不宣」的境界，那該有多好！
早在普大念唐史時，我就經常被史書和墓誌中的一連串唐代官名所迷惑，不知道該如何解讀。《唐六典》、《通典》和兩《唐書》職官志，固然可以解答一些小問題，比如某官的官品為幾品，其簡單職掌為何等等，但這遠遠不足夠。這四大職官書，甚至不載許多唐代的使職官名（見第三章），更不可能讓人達到杜公所說的那種境界。
杜公的這段話，彷彿一顆種子。我那時就在想，要把唐人的史傳墓誌，讀到像今人履歷表那樣，應當是可行的，同時也是職官研究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標。但這需要做很多原創性的研究，很多跟從前「不一樣」的研究，需要有一整套全盤的研究計畫才行，恐怕要耗費我的下半餘生。
以此看來，這唐代文官三部曲，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我個人的一大迷惑，一大「好奇」：如何解讀唐人的官銜，如何把唐人那些「無血無肉的骨架式履歷」，讀得「很有意義」。如此而已。如果還有其他唐史學者（特別是初學者），也有類似的迷惑，或許我們可以成為「同路人」，一起來探索。我對唐代官員的興趣，永遠大於「冷冰冰」的制度條文和令文。我在《唐代基層文官》的〈自序〉中，曾經形容我的方法是「在傳記中考掘制度史」，也就是要從唐代士人官員的實際仕歷，去觀看他們怎樣做官，看看制度怎麼運作，而不是要從制度條文去看官制。所以本書只想解決我個人的迷惑，於願已足，也恐怕在書中許多地方，留下不少這種「個人筆觸」。
在清華任教之前，有超過十年的光景，我窩居在赤道邊緣我的故鄉，亞洲大陸最南端的邊城柔佛新山（Johor Bahru），自有一種「大隱於鄉」的樂趣。有一段時間，在一所私立學院（南方學院）教書，只是教課時數多，沒有任何研究資源，連個像樣的研究圖書館都沒有。怎麼做研究？怎麼讓那顆種子萌芽？唯有耐心等待適當的時機，等待適當的陽光和水份。但這一等，便是好幾年。
一直到2002年初，我決定辭去教職，準備讀書研究，嚮往韓愈「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的那種境界。這時，剛好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的那套《漢籍全文電子資料庫》，開放給海外某些大專院校使用。我幸運得到一個免費帳號，從此可以每天上網連線到這個超大型全文資料庫去檢索我要的材料，包括《唐六典》、《通典》、兩《唐書》、《太平廣記》、《全唐文》等等重要資源。
這個資料庫拯救了我，讓我得以在赤道邊緣，做最精深的唐史研究。那時杜公已退休，回到他英國劍橋老家。有一次我寫電郵給他，不免要跟他吹噓一番說：「現在的唐史研究，已進入無紙的時代（paperless age）了。你甚至可以在一個荒涼的小島上做唐史研究。我現在居住的小鎮，在研究資源上幾乎就等同荒島，但我還可以做相當高品質的研究。」
最棒的是，史語所這個資料庫可以做全文檢索，且具備我所知最佳的「檢索報表」功能（另一大型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雖然收書更多，但就缺此功能）。我等於擁有了所謂的「照像式記憶」（photographic memory），據說這是我們唐史開山祖師爺陳寅恪老先生所擁有的。我的「記憶」不但是完美的，還可以在一兩秒內，檢索到幾乎任何我想要的資料，再以「檢索報表」功能，全部列印出來，或儲存起來備查，無字數限制。這樣，我再也不必像嚴耕望先生那樣，花數十年，抄寫數十萬張卡片，才能開始寫他那套《唐代交通圖考》。如果當年嚴先生來得及使用這個資料庫，他應當能及早完成他這部最後未能完成的遺作。我跟這個資料庫的相遇，就像在生命的低谷遇見一個貴人。現在，這部文官三部曲終於完成了，我有一種感恩的心情，想把這最後一「曲」，特別獻給「她」，我的「記憶女神」（Mnemosyne），以及中研院那批開發出這個資料庫的各路專家們。
這「記憶女神」真是一個超強的研究工具，正好可以配合我那個跟以往「不一樣」的唐代職官研究大計畫，那個「讀唐人官歷，如讀今人履歷」的研究大工程。從2002年中到2003年底，經過大約一年半的研究寫作，我寫完了《唐代基層文官》，寄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於2004年底經審查後出版。此書出版後，我獲得清大的教職（這原不在我的生涯規畫內），在2005年秋天，帶著《唐代中層文官》的一大半初稿，從熱帶赤道飛到亞熱帶的台灣，赴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2007年底，在清華期間，寫完《唐代中層文官》，於2008年底出版。如今，經過這些年的沉澱、思考和研究，我又完成了這本《唐代高層文官》。上引杜公的那段話，正是這三部曲的種子和源頭。
導言
唐代劉肅的《大唐新語》，有一則記事，很有啟發意義，可以用來說明，何以唐代的官銜，好像「密碼」一樣，需要「解讀」，需要「解碼」，不是光查查職官書就能解決：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
源乾曜和張說同為宰相，有一天見到賀知章同時「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乾曜不禁問張說：這兩種官，「何者為美？」張說的答案是「二美之中，此為最矣」：兩官都美，只是集賢學士更美、最美。這個答案，很可能會讓不少現代學者有些驚訝，因為今人常好以官品來衡量唐人的官職。禮部侍郎是正統又正規的正四品下高官，集賢學士只是個使職，一種「不正規」的職位，甚至連個官品也沒有，怎麼會更美？日本學者礪波護很可能更會說，集賢學士不過是個「令外の官」，是唐代律令制度以外的官，似乎很不入流品。沒想到張說竟說此官為二美之「最」！
張說以一個唐人的身分，又是宰相，他的話當然最有分量，最具「權威」。今人簡直無從置喙。其實，乾曜也是宰相，在官場上應當也見多識廣，不會不知道「何者為美」，或許只是想求證於張說罷了，或想請張說「點破」個中奧妙。果然，張說沒有讓他失望，說得頭頭是道，令人歎服。
他說，侍郎「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然而他又加了一句但書：此官「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相反，集賢學士「懷先王之道」，接近皇帝和皇權，不但要有揚雄和班固那樣的「詞彩」，還要兼備子游和子夏那樣的「文學」才行，任官條件更為嚴苛。這段話不但展現了唐代一個宰相對此兩官的看法，也透露了唐代上層社會有一種很深的「文學崇拜」：有「詞彩」，有「文學」者，可以佔盡優勢，而且是仕途上的優勢。張說本人就是初唐的「大手筆」，靠著他的文采稱雄於玄宗時代的政壇和文壇。他也曾經在集賢院當過學士，十分清楚此院學士的崇高地位。
像《大唐新語》中這段精采的記載，它所透露的訊息，是我們在正史職官志中找不到的。但這樣的知識，卻是今人最想得到的，對於我們了解唐代官場的運作，士人的期望和他們做官的理想，幫助很大。比如，有了這個「常識」，今後我們在閱讀唐人史傳和墓誌，再次遇到禮部侍郎和集賢學士時，當有一種「故人重逢」的感覺，知道這兩官的高低比重，好比見到兩個老朋友那樣。這時，讀史才可能有會心微笑，左右逢源之樂！
一、「兼」字真義和本官
《大唐新語》這則記錄，也凸顯了幾件事，可以作為本〈導言〉討論的起點。
第一，唐人喜歡「品頭論足」般點評同僚所任官職的清望、輕重等等，並不是光看官品的高下。顯然，他們看重一個人的仕宦，並常以一個人的官宦，來
試閱
唐代職官制度最重要的特徵是什麼？構成唐朝「一代之制」的，又是什麼？最好的答案，莫如上引杜佑的這一段話，出自《通典》卷19〈職官一‧歷代官制總序〉。這是一篇提綱式的序，從中國神話傳說時期的伏羲、神農說起，歷夏商周、漢魏晉南北朝和隋，一直講到唐代的官制。因為是提綱式，所以只點出每一代官制最重要的特色和精神。杜佑提到他自己的本朝，最後的結論便是「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這幾句話，說明他眼中的唐制，「官」（職事官）和「使」（使職）同樣重要。職事官是「經」，使職是「緯」，兩者都有必要設置，缺一不可。兩者相互配合，才能「百司具舉」，完成「一代之制」。
杜佑（735-812）本人的官歷便是一個好例子。他從18歲入仕，直到78歲才退休，任官長達六十年，是唐代極少數仕宦生涯如此長的官員。他最先是「以蔭入仕」，先任兩種職事官：濟南郡參軍、剡縣丞，然後他就開始在韋元甫的浙西和淮南幕府擔任一系列的基層幕佐使職。跟著，他又任職事官撫州刺史，再入朝為金部郎中。他壯年以後，幾乎都在任使職，包括容管經略使，水陸轉運使，嶺南、淮南諸鎮節度使，也曾以戶部侍郎的身分判度支（一種使職），又當過「使職之最」的宰相。他這一系列的官職，都是職事官和使職交錯的，宛如他在《通典》所說，以官為經，以使為緯，也是唐代不少士人文官的典型經歷。
因此，杜佑對職事官和使職的特徵和差別，是有親身體會的。他這一番話，不是紙上談兵，而是親身觀察的結果。他深知，到了唐後半期，傳統的三省六部九寺等職事官制度，已無法應付日益複雜的時代需求。唐皇朝不得不委任各種使職，來彌補職事官的不足。
一、唐代的「官」與「職」
杜佑所說的「使」，在唐代文獻中也常稱為「職」（使職的職），比如在下面要引用的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職事官和使職是兩類不同的官員，但在杜佑看來，都很重要，要配合任用，才能治理國家。然而，現代學者對唐代職事官和使職的分別，幾乎已經不了了之，不求甚解。今人研究唐代職官制度，大抵皆一面倒傾向那些有官品的職事官，常忽略無官品的使職，以致看不清唐代官場如何真正在運作，宛如管中窺天，看不到整個活的制度史。但唐人對職事官和使職的差別，是很敏銳的，遠比今人敏銳。上舉杜佑的話便是一個明證。另一個極佳例子，見於白居易為他好友李建（764-821）所寫的一篇墓碑〈有唐善人墓碑〉中的一段話：
公〔指李建〕「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
首先要澄清一點，以免誤解。白居易這裡所說的「官」，指職事官（前面杜佑所說的「官」也如此）；「職」則指「使職」。這跟現代學者的用法完全相反。今人喜歡把唐代的職事官、散官、勳官和爵號，簡稱為「職散勳爵」，以「職」代指職事官。但唐人從未有這樣的簡稱。在這篇墓碑中，白居易明確把職事官簡稱為「官」（取職事官的最後一字「官」），而他的「職」則指使職，跟今人的用法不同。
關鍵在於今人的簡稱「職散勳爵」中，竟不包含使職，由此亦可證今人是如何忽略使職。但白居易則把李建所有的使職，都一一寫入他的墓碑中，給予應有的重視。因此，白居易對李建一生所帶的官銜，就有了五大分類，多了「職」（使職）一項。今人的「職散勳爵」四大分類，不理會使職，反而失之粗疏。至於白居易所說的「階」，指散官階；「勳」指勳官；「爵」即「封爵」，跟今人用法相同。後面三種官銜，都無實職。「階」只是一種秩階的官銜。「勳」和「爵」，則都是榮譽加官。
李建一生所帶的官銜中，只有兩種有實職，白居易清楚將之放在最前面的兩大類：一是「官」（職事官），另一為「職」（使職）。顯然，這樣的分類是有意義的。
唐人對「官」和「職」有清楚的劃分，我們還可以再舉一例為證，亦見於墓誌，在杜牧為他好友邢群寫的〈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從結構的角度看，《待定稿》雖然號稱「上古史」，其實不是傳統的上古史。依據李濟的說法，傳統的上古史著重在政治史且完全依賴傳世文獻，《待定稿》則具有以跨學科的視野──包括古環境、考古、歷史、文學、思想等──重新改寫中國上古史的宏觀氣魄。而且放棄《史記・五帝本紀》與〈夏本紀〉中具有「神話」性質的諸種記載，以考古重建的「史前史」來替代。《待定稿》的信史開始於商代（晚商），商代以前則使用考古資料，這是一個比傅斯年還要激進的態度，可謂新大陸考古學的精神。在李濟的上古史的構想裡，還認為需要跨出現在中國的框架，涵蓋東北亞（包括西伯利亞）、東南亞與中亞，徹底地了解不同史前文化的現象與關聯，這與「中國中心」的傳統中國史──局限在中國的地理空間之內，其登場上演的舞台是巨大又孤立的──有所不同。這幾點即使是現在也不易做到。
從「目標」上整體評估，《待定稿》所有的文章還處於描述與分析階段，可能描述還多於分析，很少有框架性與理論性的思考，這是李濟這一個世代未能做到的事，當然這樣的要求，對於開始起步進行科學考古的世代而言，是過度要求了。李濟的學生張光直則很有意識地將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放在世界古代文明框架來考察，或者提出新的理論，或者用在其他地區形成的理論討論古代中國，進行對話，並修正既有的理論。所以持續張光直的路線，進一步跨出描述與分析的局限，深化理論性與框架性思考，和其他古文明、古文化研究進行對話，是我輩應當努力的目標。
中國傳統的古史觀以《史記》為例，在商代之前不僅有夏代，還加上了連司馬遷本人都質疑的〈五帝本紀〉，將歷史延長了將近1,500年。進入20世紀以後，一方面有顧頡剛等倡議的古史辨，提出古史的「層累地造成說」，指出古史成立的時代愈晚，古史所涵蓋的時間範圍愈長，藉此將早期不可信的部分徹底斬除。同時也有如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引進了「神話」、「傳說」等概念，提出「神話（或傳說）時代」，於是出現「黃帝集團」、「苗蠻集團」、「東夷集團」等概念。他從歷史地理的分析認為豫西的伊、洛、潁水，以及晉南的汾、澮、涑水與夏族的關係密切，因而展開「夏墟」的踏察，發現了河南偃師二里頭等遺址，導引了二里頭、王城崗、東下馮甚至陶寺遺址的發掘。他的貢獻為學術界所肯定，但是他將「神話傳說」與考古的概念結合，對於下幾代的學者而言，卻逐漸變成一種觀念上的障礙，無法讓考古學發揮應有的功能。比方，陶寺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在他的概念引導下，兩者都與「夏族」有關，然而從考古資料看來兩者的主要陶器類型截然不同，在方法學上很難想像同一個「族」，在前後相連的兩段時間使用截然不同的器物群。陶寺的發掘者或許因為在時代與考古內涵上無法聯結夏（或二里頭文化）而改以「陶唐氏」（帝堯）來與「歷史」連結，基本上是走徐旭生的路線，不過無法證實或證偽，就無科學性可言。陶寺文化的內涵與其本體之意義，反而被掩蓋在與陶唐氏的連結之下。
為什麼要區分神話與歷史呢？筆者認為神話與歷史是兩種不同的思維結構的產物，神話與薩滿式宇宙觀基本上是口傳時代的東西，與之相對應的是歷史與地理，是文字書寫系統發明後的產物（表1）。中國古代文獻保留了一些口傳時代的內容，有些屬於神話，更多則屬於薩滿式宇宙觀，但兩者皆可歸屬於「神話性」的範疇。神話性與歷史性最關鍵的差別是它們的時間觀完全不同，神話時間是循環的，所以神話人物所處的究竟是什麼時代，這是無法確定的。歷史時間則是線性的，有先後之別，有因果關係。薩滿式宇宙觀也不是地理，地理有絕對的方向與距離，而且都是實存的東西，但是薩滿式宇宙觀的空間是相對的，而且其元素包含實存的自然與人間元素，也包含超自然的鬼、神界事物共存於一個界面。所以筆者認為古代文明的形成如果要利用文獻材料，必須有「解構炎黃神話」的一章，其主要目的是要把神話與薩滿式宇宙觀的內容，和歷史與地理進行切割。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為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為制使，使鎮、魏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
這裡先寫邢群進士及第後，「歷官九，歷職八」，然後再一一列出邢群的那九個「官」（職事官）和八個「職」（使職）。「官」與「職」分得清楚極了。九個職事官當中，有些無實職，而是邢群出任方鎮使府幕佐時，所帶的試官或本官（如協律郎和大理評事）。墓誌記載邢群的那八個使職時，有些省略寫法，略為疏理如下：（1）浙西團練巡官；（2）浙西觀察推官；（3）度支〔司〕巡官；（4）浙西觀察推官；（5）浙西觀察支使；（6）以戶部員外郎本官判度支案；（7）伐昭義劉稹之叛時的制使，出使鎮州、魏州料軍食〔糧料使〕；（8）副李回、高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安撫副使〕。
唐人一看到墓誌上，這種細分「官」與「職」的官歷記載，應當就一目了然，無庸解說。但事過境遷，今人恐怕不易理解其中的奧妙。我在他處已詳細闡述個中的奧秘，這裡也不必贅論，只簡單交代，另見本書附錄〈職事官和使職特徵對照表〉。
說穿了，職事官是九品三十階內的官職，有官品，在各種職官書如《唐六典》、《通典‧職官典》和兩《唐書》職官志中都有清楚的記載。但使職卻無官品，有點「特使」的意味，在職官書中一般不記載（除了翰林學士和節度使等常見者之外），查找不到，常造成後代學者和學生的許多困擾。使職是掌權者（如皇帝）親自挑選、認可、中意和任命的官員，因此使職往往跟掌權者有一種「私」（personal）關係，有時甚至是血親和姻親關係。職事官則跟掌權者沒有什麼「私」關係，一般為官僚制度中最典型的「無私」（impersonal）狀態。唐代的使職，最初常是以「臨時派遣」的方式來委任，如派往新羅和回紇的吊唁使、冊封使等等，事畢即罷，但唐代也有不少使職，起初是因為臨時有某種需要而設置，但設置後發現行政效率佳，又持續還有那個需要，結果便替代了相同職務的職事官，以致變成常設不廢，可行用長達一二百年之久，直到唐亡，如節度使和鹽鐵使等等。唐代中葉以後，宦官所任的各種大小官職，幾乎都是使職，因而跟皇帝關係密切，權力很大。從宦官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出，唐代的使職除了有很濃厚的「私」意味外，也往往帶有一種「機要」的性質。
唐代的高層士人文官，一生中除了出任職事官外，幾乎無可避免的也要擔任一些使職。例如唐前期的張說，一生做官約二十五任，其中職事官十四任，主要有校書郎；右補闕；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工部侍郎；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州刺史；中書令等等。使職十一任，主要有武攸宜討契丹總管府記室、魏元忠并州行軍大總管府判官；河北道按察使；天兵軍節度大使；朔方節度使；集賢院學士等等。
再如唐後期的李建（即〈有唐善人墓碑〉的墓主），一生任官十六任，其中職事官十任：校書郎、詹事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員外郎、兵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禮部侍郎。使職六任：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兼轉運判官、知制誥、知貢舉、知吏部選事。
像張說和李建這種職事官和使職交錯的官歷，在唐代高層士人文官中比比皆是。因此，我們研究這些高官時，必須同時兼顧他們的職事官和使職，兩者不可偏廢，否則難窺全豹。
二、使職新論：人類先有使職，後有職事官
研究中國歷朝官制的中外學者，有一個很常見的見解，以為使職是官僚制形成以後的產物，以為人類社會先有職事官制，然後才有使職。我的看法正好跟這點完全相反。我認為，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員編制。使職才是正規官制起源最早的「種子」。中國（甚至整個世界）的正規職官編制，實際上都建立在使職基礎上。換句話說，人類是先有使職，然後才發展出正規官制，決非先有官僚制，然後才有使職。
在本書中，我想提出一個新論：使職是中國官僚制的源頭，中國官僚制的起源種子，也是推動中國官僚制改革和演變的一大動力和機制。構的古史（史前史＋歷史）連結的是歷史而非神話，其依賴的連結主要是文字材料。但無論如何考古學絕對不是只為傳世文獻所建構的歷史提供註解，更不應將神話與考古學牽扯在一起。
《待定稿》的史前部分（標題見表2），是最早出版的，幾乎完全依賴考古材料，因為有太多新出土的材料，它的被取代性最高，但卻可以讓我們看出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課題之形成與發展。史前部分李濟寫了三篇，阮維周寫了一篇，多與智人以前的猿人的討論有關，其餘九篇都是張光直寫的，涵蓋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狩獵採集，到農耕社會的出現，進入文明門檻，以及中原文化的擴張等，因為具有跨文明比較的視野，讓他對於中國早期文化的發展具有穿透性的洞悉力。這部分更企圖涵蓋不同的區域，從草原文化到東北與南方，而非中原中心。以當時的條件，能寫出這些文章，並不容易。他所負責的部分，後來經過不斷的修正而逐漸穩定下來，形成了第四版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的主要內容，本文會在以下說明。
從《待定稿》開篇為環境議題，我們知道當時學者已經意識到環境變遷對古代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可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於環境與人的關係還在摸索階段，兩者的連結並未真正建立。阮維周的研究止於更新世（2,588,000-11,700 BP），並未延伸到新石器時代甚至青銅時代的環境變化，殊為可惜。Robert Orr Whyte在《起源》（詳下）中有〈中國環境的演化〉一文，也有相同的問題。環境變化與人的關係近來逐漸受到重視，《中國考古》（詳下）有環境與生態一章，對於環境與生態，有比較好的整理，不過可增補的內容仍多。一個有系統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亟需要一篇比較全面的環境、氣候變遷與古代文明之研究。一方面交代更新世晚期環境的狀況，特別是距今四萬年到更新世結束的這段期間，因為這很可能是智人出現在東亞地區的時代。這段期間東亞地區很重要的特徵是末次冰期將大量的水分鎖在地球的兩極，以致海洋水面下降，最多達130公尺以上，東亞大陸邊緣的陸棚多成為陸地的一部分，連結到島弧地帶的日本、臺灣、菲律賓，東南亞的島嶼群形成巽它大陸，與中南半島連在一起，但仍與澳洲、新幾內亞、塔斯馬尼亞島連結成的另一個薩虎爾大陸隔海峽分離。橋也讓美洲與亞洲連結在一起。更新世結束，進入全新世以後，先是暖化，然後出現一個小冰期，接著再回暖，此一變化，研究西亞地區農業起源的學者認為可能是農業起源的重要外在因素，這對東亞農業起源而言，也可能是重要因素。再緊接著是全新世大暖期，使得草原減縮，森林增長，人口也快速成長。大暖期結束使得資源緊縮，造成劇烈的競爭，此與所謂「文明」的出現有極密切的關係。總之，溫度與乾燥度的長期性的起落，造成人類利用的資源的多寡，也一直牽引著人類使用不同類型資源群體的上下，甚至造成人類社會結構性的變化。其次，地景元素的變化，也牽動著人類文化的發展，比方華北地區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黃河，黃河以及其他河流、湖泊在不同時期的狀況，及其變遷，都會對鄰近地區造成很大影響。因此環境、氣候變遷與古代文明之研究的關鍵是氣候與環境變遷如何影響到古代人群。
其次，如何處理猿人與舊石器時代的問題。由於當時國際上關於人類起源的理論尚未成熟，所以即便這是李濟本人的專業，在當時亦無解。主要在於要不要把「北京人」與現代的中國人聯繫起來？李濟一方面強調民族主要是依賴文化來界定，但是另一方面還是說：「講中國上古史，由北京人說起，我們確有很好的理由。」當時主要是依賴古代人骨的形態學比對，但是我們知道形態學的基礎是需要有很大的基礎樣本，但是古代猿人的化石是相當有限的，不可能有太多樣本，也就不可能讓人信服。所以形態學在基因研究出現後，就被完全地取代了。李濟在〈史前文化的鳥瞰〉中論「史前史從何說起？」同樣討論的是在東亞地區發現的各種猿人的化石，然後從猿人跳躍到智人，究竟是在地的猿人演化成在地的智人，或有其他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在當時無法解決。W.W. Howells在《起源》中〈中國人的起源：近出證據的解釋〉則有不同看法，他與當時學術界的主流看法認為從頭骨的相似性看來，現代人（智人）都是源自同一祖先，而其祖先的年代當晚於北京人，雖然他支持此種看法，但仍採兩案並陳的方式交代。實際上，使職不但是中國官制的源頭，也是世界上所有人類社會官僚制的源頭，從舊石器時代最「原始」的遊群（band），到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埃及、希臘和羅馬的古文明社會，乃至近代的國家政體，莫不如此。研究唐代使職和職事官的「經緯」關係，不但有助了解中國歷代官僚制的發展演變，也有助於了解世界史上其他地區的官僚制。
以化石證據看，人類的始祖可追溯到大約七百萬年前的查德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但一直到二百萬年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或七十七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直立人的一種），人類都還沒有發展出語言，還停留在只能大聲嚎叫的階段（像今天的黑猩猩那樣）。不過，我們現在比較肯定的是，當人類在大約十五萬年前，演化到現代智人（Homo sapiens）的階段（今天世界上所有人類都還屬於這個品種），並在大約八萬年前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擴散時，人類已發展出語言，學會說話。
語言的出現，意味著人類可以用語言來指使他人做事，從而形成最早的使職。但數萬年前的人類社群組織仍然很簡單，基本上是一個家庭一個「遊群」，或一批血緣相同的同家族人聚居在一起，每個遊群的人數大約只有五到八十人。在這樣單純的組織中，何需官僚制？又何來官僚制？
然而，即使在如此簡單的社群，人類已經有了使職。所謂「使職」，重點在「使」字。依《說文解字》的解釋，「使，伶也」。段注：「令也。大徐令作伶。誤。令者，發號也。」也就是掌權者「命令」下屬去為他做事。擔任使職者，可被視為一個「特使」，在執行上司或掌權者交付的命令。
在舊石器時代，遊群的大家長不可能一人兼管所有事務。他必然會分派工作給其他族人。比如，他會派遣他的長子，每天早上帶隊到湖邊去捕殺那些前來喝水的大小動物。這個長子便是他的特使，或可稱他為「狩獵特使」。他也會委派他的次子，負責制作狩獵用的長矛，或可稱他為「長矛特使」，以此類推。因此，最原型的使職，早在舊石器時代，在大約五萬年前，就已經誕生。這時，遊群的事務簡單，工作人員不多，且都是自己的血親或姻親，由大家長一人指派工作即可，還不需要設立個別行政司署，如保安部門、收稅部門等等，因此也就沒有必要把工作人員按司署、位階等來編列成正規的官制。所以，使職是人類社會最早的、最原始的一種任命方式。這也是人類最本能的一種舉動：權力比較大、地位比較高的人，必然會命令權力比他小、地位比他低的人來為他做事，特別是一些他無法親身執行，或不便執行的事。今天，我們依然能夠見到這種人類最天性的舉動，每天都在上演。比如，即使在一個四口的小家庭，10歲的哥哥很自然地就會「差遣」他7歲的妹妹，去跟媽媽索討零錢來買零食。這個妹妹便是哥哥的特使。再如，今天大學裡的指導教授，也常會指派他的研究生，去為他從事一些研究工作，比如搜集資料、複印資料、接待到訪的外地學者等等。這樣的研究生便是教授的特使，在執行一種使職。這種差遣任命的方式，乃現代智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在所有生物當中，只有人類有這種本領。在基因等方面，跟人類最接近的黑猩猩（chimpanzee），至今還未發展出這種差遣指派的能力。位階高的黑猩猩，會欺負攻擊位階低的，但還不能指派牠去做什麼事，主因在於黑猩猩還沒有演化出人類的那種語言能力，無法傳達指令。
到了官場，這樣任命的使職有幾種特徵。第一，它是很隨興的一種指派，可以隨時因事務需要臨時指派，很有彈性，也可以因事務結束而終止使職。第二，這樣的委任，正因為是隨興的，不固定的，相當個人化的，也就不需要設置什麼官品，沒有所謂的「官品」。官品要等到官職變得複雜，職官眾多、且需分層管理和進行正規的編制之後，才會產生。在使職的階段，無官品可言。受命者就直接聽命於掌權者。第三、掌權者通常都會任命他最信任的人來當特使，因此掌權者和受命者必然帶有某種「私」或「密」的關係，通常這個特使就是他的血親或姻親，或是他認為合意的人。
至於正式編制的官制，恐怕要等到約一萬年前，在農業出現以後的新石器時代，才開始形成，遠遠晚於使職的出現（約五萬年前）。在新石器時代，人類社群組織變得更複雜，不再是單純的遊群，已經進入到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國家（state）的階段，血緣和姻親關係變得比較淡薄，日常行政事務變得越來越複雜，原先的特使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精細，才開始有了需要，而把當時種種使職轉變（或擴充）為固定的、有編制、有員額、有分層組織的職事官制，也就是現代通稱的官僚制。過去二十幾年間古代人類的研究因為DNA的測序以及古DNA檢測，而起了很大的變化，母系遺傳的粒線體DNA以及父系遺傳Y-染色體單倍群的時空分析，使得智人（Homo sapiens）跨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理論與來自人類化石的證據逐漸重合。依據現在的看法，智人大約在20萬年前在非洲出現，現在世界上所有的現代人的祖妣，大約是六萬年前跨出非洲，然後散布全球。此一改變對於「史前史」的概念有何影響？Colin Renfrew在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Modern Library, 2008）一書中，重新檢視史前史的概念，他提出「思維方式的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mind）的概念，將智人出現以前的當作自然史，從宏大的理論角度來剝開智人思維方式演變的洋蔥。據此，東亞的史前史，就應該從具有現代人的思維模式的人類到臨，也就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討論。北京人、尼安德塔人或其他人類，則基本上是演化中的失敗者，最終滅絕。不過，有些與智人相近的人類，比方尼安德塔人，確定與智人有基因滲入。有趣的是，尼安德塔人的發現地點多在歐洲附近，但現代的東亞人比歐洲人反而有更高比例的尼安德塔人基因滲入。總之，與古DNA有關課題的觀點還在快速轉變當中，上古史研究者需要持續地關注。
關於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間的狩獵採集者，《中國考古》（詳下）中〈更新世－全新世轉變下的狩獵採集者〉，根據考古資料作了不錯的綜合，比較重視幾個已經發掘的遺址的個別內涵的描述，及其分布的整體意義。不過，從現在的觀點還可以寫一篇「智人到臨：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採集群隊及其生活」，此一題目要討論的是所謂peopling，即智人在一個地區的出現以及散布的狀況。當人類跨出非洲時是狩獵採集者，而且可能的社會組織方式為「群隊」（band），他們的分布與生活如何？如何擴散？此一問題現在有不同於早年的思維、方法與工具。一方面我們可以用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東亞各地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資料，以了解這些遺址的時空分布。其次，針對早期的人骨進行古DNA的分析，並且與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資料進行交叉比對。第三個步驟則可以針對不同地區的現代人進行系統性的DNA的分析，如果此種資料夠細，比方以縣為單位，有些古代曾經在此地生活者的後代就可以顯示出來。這三種資料互相參照，應可以逐漸模擬出早期人類群體分布的狀況。因此，任命特使的使職辦法，有一段非常幽遠的歷史，並非像某些學者所說，起源於漢代，甚至也並非源自夏商周，而是人類早在舊石器時代就因形勢需要，自然形成的，也是人類智慧開發之後，最早的發明之一，乃一種最本能的舉動。特使辦法行用許久之後，人類社群組織變得越來越龐大，分工越精細，助手（特使）越來越多，掌權者跟他龐大助手群的「私」關係不免越來越淡薄，越來越沒有血緣、姻緣或其他私緣，於是有些使職便開始轉變為有編制的官僚。
但職事官制長期行用以後，又會變得官僚化，僵化無效率。這時，掌權者如果有新的需要，又會回到人類最原始的使職辦法，重新委任特使來替他做事，以改善整個官僚作業，達到效率。使職和職事官便如此不斷地周而復始，不斷相互演變，形成一個大規律。這便是杜佑所說「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形成「一代之制」的真正意義。
這正是唐代（以及中國歷朝）官制運作的一條大規律。本書研究唐代高層文官，重點是唐皇朝如何經常任命使職，來取代好些重要的職事官，好以特使治國，好以「專案專攬」的方式來處理國事（如鹽鐵等稅收）。這也等於在擴充皇權，達到皇權更集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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