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個媒體人對歷史真相的執著與交代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外界都認為章孝嚴、章孝慈這對雙胞胎兄弟，是蔣經國婚外與章亞若所生。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一九八五年初中央情報局一份名為「台灣政治繼承」的機密文件，指出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章孝嚴的父親，乃是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後，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繼承總統職位，第二天特別打電話給當時的外交部次長章孝嚴，表達慰問之意，電話中直稱蔣經國為「你的父親」。這些都說明美台政界很早即認定，章家兄弟是蔣經國婚外生的子嗣。
但其實早在一九四一年的七月，就有位黃埔一期的蔣介石門生郭禮伯將軍，從他的「情婦」章亞若口中得知，當時章亞若腹中懷的是他們兩人的結晶，而不是蔣經國的。一九四九年郭將軍帶著家人來到台灣，他把這個祕密埋藏了幾十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底在台北榮總住院期間，這才首次向兒子郭貽熹透露，並要他小心保密，因為當時還在戒嚴時期，此事太過敏感。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章孝嚴在極其複雜的政治考慮下，不顧對亡弟孝慈生前的承諾（章孝嚴自己曾說過：「孝慈已經過世了，一對孿生兄弟，他躺在地底下叫做章孝慈，我如果改姓『蔣』，這算什麼？」）恣意推動認祖歸宗改姓蔣程序，並在對岸的暗助和台灣相關各方的支持下，透過特權渠道完成程序。至此，關於章孝嚴的血緣問題，無論是社會的「事實承認」或政府的「法律承認」，乍看似乎都已有了定論。
然而，此事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疑點，有待釐清。例如，蔣經國在中國大陸時接納雙胞胎為自己骨肉，一九四九年還安排他們和外婆從廈門搭軍艦來台灣，此後卻從不曾看過他們，連安排一次見面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如果說來台早年他政治根基尚不穩固，顧慮此事的負面影響，因此刻意迴避不見；但到了一九七○年代蔣經國已是大權在握，雙胞胎也在外交與學術領域嶄露頭角，並且各自成家，何以還是不與他們相見？這點連蔣孝嚴自己都想不透！
蔣孝嚴在《蔣家門外的孩子》書中曾以怨嘆口吻說：「當我和孝慈成年後，王昇告訴我們，他三不五時都會將近況向父親報告。但王昇一定未曾告訴父親，我們念中學時就曉得自己的身世，以及因它而帶來的心理上難以調適的痛苦。假若父親早就知道，我們十六七歲就揭開了這個祕密，而渴切盼望著父愛，他應當不忍心在我們各自成家之後還不安排會面。」
蔣孝嚴認為有許多事，經國先生確實被部屬隱瞞了，才讓他們多年飽受內心煎熬。但王昇真的沒有報告蔣經國嗎？這又引出第二個疑問：王昇奉命要妥善照顧雙胞胎，為何一九五○年中期後他就停止接濟章家？
蔣孝嚴說：「最初幾年，王昇確實盡了力，也辦到了。但後來由於王昇和二舅舅沒相處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難以置信的窘境。」但以王昇的角色，他再怎麼與章澣若不和，恐怕也不敢擅作主張停止接濟，怎麼會連一年三節的生活費也沒了？會不會是蔣經國改變了想法，王昇這才不去章家了？一九五○年中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上兩個疑點，都沒有因蔣孝嚴已完成認祖歸宗而得到合理的解釋。這雖然不影響行政機關「法律承認」的效力，但對於社會層面的「事實承認」，多少還是有所減損。
二○二○年二月蔣經國日記開放後，筆者是最早前往美國查閱日記的研究者之一，就在他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記，發現以下記載：「夢見亡友繼春，與其並坐於河邊之大樹下，雖未講話，而夢中之所見，有如在生之時一樣，醒後追念往事甚久。後安、繼春、季虞皆為余最知己之友，而今已先後死亡。繼春為人忠厚，生性樸素，為一最難得之幹部。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余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余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余仍維持他們之生活，並望他們有如其父一樣的忠心，為人群服務。」
蔣經國在日記中，直接否認章亞若所生雙胞胎與他有關，而說是王繼春與「章姓女」未婚所生，還說照顧他們是「為念亡友之情」，這已直接衝擊了章孝嚴改姓蔣的「合法性」。換言之，上述「疑問」不但沒有得到解答，還擴大成為「疑案」了。
不過經筆者反覆查證，確認蔣日記所寫有部分並非事實，即王繼春不可能是雙胞胎生父（詳本書第一章）。至於蔣經國為何在日記「造假」，一開始包括筆者在內，都傾向認為蔣經國是因當時處境困難，為免此事傳入其父耳中，影響他的接班大事，才透過日記向其父撒謊。但後來發現，其實蔣介石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知曉兒子婚外情及生子之事，蔣經國沒有道理於十二年之後，再去「造」一個他父親已經知道的「假」，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當中是否另有不為人知的隱情，顯然需要再深入探求。
在此同時，筆者發現蔣經國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和八月九日到二十日的日記都被撕毀。日記撕毀的時間點，正好是他得悉雙胞胎出生及章亞若不幸在桂林猝逝。關鍵日記為何被撕？這是另一個待解的新謎團。
謎團越來越多之下，筆者又發現，就在蔣經國記載王繼春是雙胞胎生父的同一時間，一九五四年十月，日記中提到他「發現民國卅年與卅一年的日記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還自問自答地稱可能於一九四九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並說「雖已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但絕無愧心事，故於心亦甚安也。」令人不解的是，誰敢偷撕蔣經國的日記？還專挑關鍵頁面來撕，而蔣居然也自覺心安不想去追究？！是否根本就是蔣經國自己撕的，卻故意寫作他日記是被偷撕的？如果真是這樣，他種種故布疑陣的做法，又是為了什麼？
正當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我的父親郭禮伯》這本書適時進入筆者的視角。此書二○一○年就已出版，但在市面流傳不廣，只有很少人讀過，也沒有引起社會關注。直到二○二○年蔣經國日記公開後，因為冒出蔣否認自己是雙胞胎生父的話題，才終於讓郭禮伯的角色浮上檯面。
《我的父親郭禮伯》這本書，為章亞若和雙胞胎生父之謎，帶來許多新的「發現」。原來在章亞若短暫的生命裡，除了第一段婚姻和婚外結緣的蔣經國之外，中間還有一位很重要的男人，就是後來幾乎隱沒在歷史舞台的郭禮伯將軍，兩人曾有長達七年的男女關係存在。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外界都認為章孝嚴、章孝慈這對雙胞胎兄弟，是蔣經國婚外與章亞若所生。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一九八五年初中央情報局一份名為「台灣政治繼承」的機密文件，指出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章孝嚴的父親，乃是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後，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繼承總統職位，第二天特別打電話給當時的外交部次長章孝嚴，表達慰問之意，電話中直稱蔣經國為「你的父親」。這些都說明美台政界很早即認定，章家兄弟是蔣經國婚外生的子嗣。
但其實早在一九四一年的七月，就有位黃埔一期的蔣介石門生郭禮伯將軍，從他的「情婦」章亞若口中得知，當時章亞若腹中懷的是他們兩人的結晶，而不是蔣經國的。一九四九年郭將軍帶著家人來到台灣，他把這個祕密埋藏了幾十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底在台北榮總住院期間，這才首次向兒子郭貽熹透露，並要他小心保密，因為當時還在戒嚴時期，此事太過敏感。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章孝嚴在極其複雜的政治考慮下，不顧對亡弟孝慈生前的承諾（章孝嚴自己曾說過：「孝慈已經過世了，一對孿生兄弟，他躺在地底下叫做章孝慈，我如果改姓『蔣』，這算什麼？」）恣意推動認祖歸宗改姓蔣程序，並在對岸的暗助和台灣相關各方的支持下，透過特權渠道完成程序。至此，關於章孝嚴的血緣問題，無論是社會的「事實承認」或政府的「法律承認」，乍看似乎都已有了定論。
然而，此事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疑點，有待釐清。例如，蔣經國在中國大陸時接納雙胞胎為自己骨肉，一九四九年還安排他們和外婆從廈門搭軍艦來台灣，此後卻從不曾看過他們，連安排一次見面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如果說來台早年他政治根基尚不穩固，顧慮此事的負面影響，因此刻意迴避不見；但到了一九七○年代蔣經國已是大權在握，雙胞胎也在外交與學術領域嶄露頭角，並且各自成家，何以還是不與他們相見？這點連蔣孝嚴自己都想不透！
蔣孝嚴在《蔣家門外的孩子》書中曾以怨嘆口吻說：「當我和孝慈成年後，王昇告訴我們，他三不五時都會將近況向父親報告。但王昇一定未曾告訴父親，我們念中學時就曉得自己的身世，以及因它而帶來的心理上難以調適的痛苦。假若父親早就知道，我們十六七歲就揭開了這個祕密，而渴切盼望著父愛，他應當不忍心在我們各自成家之後還不安排會面。」
蔣孝嚴認為有許多事，經國先生確實被部屬隱瞞了，才讓他們多年飽受內心煎熬。但王昇真的沒有報告蔣經國嗎？這又引出第二個疑問：王昇奉命要妥善照顧雙胞胎，為何一九五○年中期後他就停止接濟章家？
蔣孝嚴說：「最初幾年，王昇確實盡了力，也辦到了。但後來由於王昇和二舅舅沒相處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難以置信的窘境。」但以王昇的角色，他再怎麼與章澣若不和，恐怕也不敢擅作主張停止接濟，怎麼會連一年三節的生活費也沒了？會不會是蔣經國改變了想法，王昇這才不去章家了？一九五○年中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上兩個疑點，都沒有因蔣孝嚴已完成認祖歸宗而得到合理的解釋。這雖然不影響行政機關「法律承認」的效力，但對於社會層面的「事實承認」，多少還是有所減損。
二○二○年二月蔣經國日記開放後，筆者是最早前往美國查閱日記的研究者之一，就在他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記，發現以下記載：「夢見亡友繼春，與其並坐於河邊之大樹下，雖未講話，而夢中之所見，有如在生之時一樣，醒後追念往事甚久。後安、繼春、季虞皆為余最知己之友，而今已先後死亡。繼春為人忠厚，生性樸素，為一最難得之幹部。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余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余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余仍維持他們之生活，並望他們有如其父一樣的忠心，為人群服務。」
蔣經國在日記中，直接否認章亞若所生雙胞胎與他有關，而說是王繼春與「章姓女」未婚所生，還說照顧他們是「為念亡友之情」，這已直接衝擊了章孝嚴改姓蔣的「合法性」。換言之，上述「疑問」不但沒有得到解答，還擴大成為「疑案」了。
不過經筆者反覆查證，確認蔣日記所寫有部分並非事實，即王繼春不可能是雙胞胎生父（詳本書第一章）。至於蔣經國為何在日記「造假」，一開始包括筆者在內，都傾向認為蔣經國是因當時處境困難，為免此事傳入其父耳中，影響他的接班大事，才透過日記向其父撒謊。但後來發現，其實蔣介石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知曉兒子婚外情及生子之事，蔣經國沒有道理於十二年之後，再去「造」一個他父親已經知道的「假」，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當中是否另有不為人知的隱情，顯然需要再深入探求。
在此同時，筆者發現蔣經國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和八月九日到二十日的日記都被撕毀。日記撕毀的時間點，正好是他得悉雙胞胎出生及章亞若不幸在桂林猝逝。關鍵日記為何被撕？這是另一個待解的新謎團。
謎團越來越多之下，筆者又發現，就在蔣經國記載王繼春是雙胞胎生父的同一時間，一九五四年十月，日記中提到他「發現民國卅年與卅一年的日記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還自問自答地稱可能於一九四九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並說「雖已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但絕無愧心事，故於心亦甚安也。」令人不解的是，誰敢偷撕蔣經國的日記？還專挑關鍵頁面來撕，而蔣居然也自覺心安不想去追究？！是否根本就是蔣經國自己撕的，卻故意寫作他日記是被偷撕的？如果真是這樣，他種種故布疑陣的做法，又是為了什麼？
正當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我的父親郭禮伯》這本書適時進入筆者的視角。此書二○一○年就已出版，但在市面流傳不廣，只有很少人讀過，也沒有引起社會關注。直到二○二○年蔣經國日記公開後，因為冒出蔣否認自己是雙胞胎生父的話題，才終於讓郭禮伯的角色浮上檯面。
《我的父親郭禮伯》這本書，為章亞若和雙胞胎生父之謎，帶來許多新的「發現」。原來在章亞若短暫的生命裡，除了第一段婚姻和婚外結緣的蔣經國之外，中間還有一位很重要的男人，就是後來幾乎隱沒在歷史舞台的郭禮伯將軍，兩人曾有長達七年的男女關係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