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理心
「同理心總是搖搖欲墜地掛在恩賜與侵擾之間。」——萊絲莉‧賈米森（Leslie Jamison）
幾年前我參與尤帕亞的醫療會診。那段期間，我在尼泊爾西米科特（Simikot）的一家小型醫療機構服務。某日清晨，一名疲憊不堪的男子穿著破爛的衣服，抱著又髒又臭的包袱，走進這家位於鄉間的喜馬拉雅小醫院。醫療團隊的主治醫生走向他，他一言不發地解開那個發臭的包袱，裡面露出一個小女孩，她的頭部、手臂、背部、胸部都有嚴重的燒傷。她名叫多瑪（Dolma）。
我們檢查多瑪時，發現有些傷口已長滿蠕動的白蛆，其他的燒傷處則是皮開肉綻、發紅、嚴重感染。她的父親沉默不語，但眼神裡流露出難忍的悲傷及徹底的無奈。我們的跨文化醫療小組是由尼泊爾人與西方人組成的，我們馬上動員起來，把孩子帶進一間小木屋，讓當地的護士清洗她的傷口。
我溜進那個房間，站在團隊的後方，支援他們處理這項棘手的任務。我們沒有兒科麻醉師，多瑪淒厲的哭喊聲響徹了整個診所大廳。清理工作似乎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我站在護士與醫生圍成的小圈邊緣，他們正在處理這個危急的情況。
打從一開始，我不僅觀察臨床醫生與孩子的狀況，也觀察我自己的身心狀態。一九七○年代，我在邁阿密大學米勒醫學院的燒傷病房擔任顧問，那時我就已經知道清創術有多麼痛苦。清創術需要從傷口移除感染或壞死的組織，現在醫生正在小女孩的身上熟練地做著大量的清創任務。
我非常同情多瑪，整個清創過程她一直在哭，她的眼淚映在父親痛苦的眼裡。我站在那裡，心跳加速，直冒冷汗，呼吸急促。我很確定我快要暈倒了，我想要離開房間，但又覺得我有責任為正在進行棘手任務的醫護人員穩住空間。又過了幾秒，我內心糾成一團緊實的痛苦，昏倒變成一種迫在眉睫的可能。多瑪似乎潛入了我的皮膚，她的痛苦令我感同身受到難以招架的地步。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痛苦的感覺也敲響了一記警鐘。我看到自己處於危險的邊緣——一個我不陌生的邊緣。我意識到，想要熬過這一關，就不能迴避我目睹的一切。這是無法停止的問題，也不是離開房間或昏過去就能解決的問題。我意識到，我把那個孩子的經歷加以內化，但是那內化已經失控了。若要繼續待在房間裡，我需要從高度融入的狀態轉為關懷，從同理轉為慈悲。
我正經歷著同理痛苦，那是一種替代性的痛苦，是因為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與磨難。我意識到這點時，使用了早期版的GRACE法——那是我用來擺脫這種痛苦並轉為慈悲的方法。我會在第六章詳細說明那個流程。簡言之，GRACE是以下幾個步驟的縮寫：
聚精會神（Gathering our attention）
喚起意圖（Recalling our intention）
注意自我，接著注意對方（Attuning to self and then other）
思考什麼有助益（Considering what will serve）
參與，然後結束互動（Engaging and then ending the interaction）
當我站在西米科特診所那個狹小的房間時，我用這個方法來調節我對同理痛苦的反應，敞開慈悲心。當我發現自己陷在這個令人擔憂又脆弱的時刻，我專注地吸了一口氣，把注意力轉移到腳上，注意雙腳踏在地上的單純感覺。我給自己幾秒鐘的時間，讓自己冷靜下來。接著，我迅速回想起我是去那裡服務的，幫那孩子清創的所有人員也是去那裡服務的。我注意自己的身體，牢牢地在地上站穩腳跟。當我的心率開始改變、頭腦開始清醒時，我再次把注意力轉移到多瑪身上，我可以感覺到這個小生命有多麼堅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分鐘左右。
我也意識到，儘管清創術對多瑪來說很辛苦（對臨床醫生來說也是如此），但醫生、護士、助手正在挽救她的生命。這個想法閃過我腦海時，我的內心充滿了溫暖，也深深地感激她的父親把她帶來診所，感激我們的團隊（包括那些慈悲為懷的尼泊爾護士）在那裡拯救她。我環顧整個房間，把愛與力量傳給在場的每個人，尤其是多瑪。
幾個小時後，我看到多瑪的父親把她抱在懷裡，離開了診所。多瑪的臉蛋明亮而放鬆，眼睛閃閃發亮，她父親的眼睛也是如此，看起來好像年輕了好幾歲。我很欽佩他，辛苦跋涉那麼遠的路程，把女兒送來這裡。我輕輕地擁抱了他們父女倆，向他們鞠躬，看到她父親的手裡拿著幫女兒進一步療癒的藥物。
那天下午，我轉過身，回到診所，去陪伴一位奄奄一息的老祖母。她呼吸困難，喘不過氣時，我把右手放在她的額頭上。接著，我又去陪伴一位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女性，她也不久人世了。這就是那一天我在診所的工作，生與死在當下的岸邊來回流動。
夜幕終於低垂，診所關門了，我回到寄宿區的帳篷裡。我覺得自己好像一艘小船，不時地停靠在一些生命的旁邊，那些生命不知怎的被送來這裡，讓我有機會學習。在喜馬拉雅的黑暗與寂靜中，我睡著了。
同理心——對他人的體驗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人類的本能，它對友誼、家庭結構、社會、地球的健全運作很重要。同理心可以把人心最好的一面彰顯出來。如果我們能保有同理經驗，維持開放與正直，就能在同理的地面上站穩腳跟。
然而，當我們站在邊緣時，平衡是很微妙的。在邊緣上，同理心很容易陷入痛苦。如果我們太融入他人的身體、情感或心理狀態，就很容易跌落邊緣，陷入同理痛苦的泥沼。然而，當我們了解同理心是一種邊緣狀態時，我們更有可能注意到自己承受了同理痛苦，並在跌得太深或陷入泥沼太久之前，趕緊修正自己的方向。
1.站在同理心的高緣
empathy（同理心）這個字，源自於古希臘字empatheia，是由in和pathos這兩字組成的 。一個世紀前，德國哲學家借用empatheia這個字，創造出德文字Einfühlung，意指「共感」，後來譯成英文字empathy 。人際同理（interpersonal empathy）是每個人幾乎都有的一種能力，它讓我們意識到他人在身體上、情感上、認知上可能正在經歷的事情。
同理心從字面上解釋，是感受他人的感覺。慈悲心則是對他人的感覺 ，伴隨著想要採取行動好讓對方受益的渴望。同理心通常是出現在慈悲心之前，是慈悲心的一部分，但不是慈悲心。適度的同理心是好事，但我覺得慈悲心不會有過量的問題。
照護者常抱怨「同情疲乏（或譯悲憫疲乏、慈悲疲乏）」（compassion fatigue），但是在我的經驗中，沒有這回事。這個說法混淆了慈悲心與同理心。有些神經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同情疲乏」其實是同理過度激發（empathic overarousal）與同理痛苦。慈悲心不會使我們疲乏，那是力量的源泉。它支持我們蓬勃發展，也使他人受益。然而，同理心是人性的一個基本特徵。沒有同理心，生活會變得很狹隘又排外，到了自戀及唯我主義（solipsism）的地步。當我們拋開自我時，同理心擴展了我們的世界，並透過想像力豐富了我們。
本質上，同理心是我們融入、包容、理解或認同他人經驗的能力。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把同理心描述得極好，他寫道：「我不問傷者感覺如何，而是自己變成傷者。 」
當我們發揮同理心時，不僅內心感受到他人的情感經驗，可能對他人的身體與認知經驗也有共鳴。在我看來，同理心有三種形式：它可以是身體的、情感的、或認知的。社會心理學家向來很關注情感同理心與認知同理心。然而，根據我身為冥想者與照護者的經驗，我發現我們也可以體會身體同理心，而且這方面的研究愈來愈多。
身體同理心
身體同理心（somatic empathy）是指我們與他人產生強烈的身體共鳴，例如母親感覺到嬰兒的饑餓，護士感覺到病患的病痛，或旁觀者看到有人肚子挨了一拳而彎下腰。我覺得摯友之間也會出現身體同理心。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助理諾亞在山上散步，一根樹枝彈到我臉上，我倆同時說出：「哎喲！」彷彿我們都被樹枝打到似的。雖然科學尚未深入研究這個現象，但有一些證據顯示，親近者之間的共同經驗會很快、自動地產生。
我第一次瞭解身體同理心，是幾年前從犛牛牧人布迪（Buddhi）身上學到的。他陪我在喜馬拉雅山區行走了多年。布迪與我沒有共通的語言，他來自尼泊爾胡姆拉地區（Humla）的一個小村莊，沒受過正規教育，只有山野間累積的知識。多年來，他一直在村莊上方的山脊上放牧犛牛。
我的同事滇津‧諾布（Tenzin Norbu）請布迪當我的「看護者」，當我在尼泊爾狹窄的高海拔小徑上行走時，他負責保護我的安全，避免我墜落。我們一起走了數百英里，穿過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口及細長的山路後，他似乎在身體上已經與我協調一致，甚至在我跌倒之前就能先抓住我。這位默默跟在我身後的牧人，如此自然地把我融入他的身體意識中，實在很不可思議。
我認為身體同理心的強度有程度之分。有些人接觸他人的身體體驗時，自身幾乎沒什麼感覺；有一小部分的人對他人的身體感覺非常敏感，彷彿親身經歷一樣。
麻州綜合醫院的神經科醫師喬爾‧薩利納斯（Joel Salinas）有所謂的為「鏡像觸覺聯覺」（mirror-touch synesthesia），這種聯覺使他能夠感知他人的身體體驗。研究人員麥克‧班尼西（Michael Banissy）與傑米‧沃德（Jamie Ward）指出，在鏡像觸覺聯覺者的大腦中，與社會認知及同理心有關的區域有較多的灰質；與區別自我及他人的能力有關的區域有較少的灰質 。從鏡像觸覺聯覺者的主觀體驗來看，這說法確實很有道理。鏡像觸覺聯覺者表示，他們可以真實感受到他人的身體感覺，那種替代性的體驗往往讓他們難以招架。
薩利納斯醫生為了避免自己招架不住病人的身體體驗，學會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呼吸的感覺上。他也會謹記自己身為臨床醫生的角色，以及他的使命是為他人服務。為了控制他的喚起程度（arousal level），他會注意他的「替代性鏡像身體體驗」與他的「身體對實體刺激的典型反應」之間的微妙差異。使用這種後設覺知（meta-awareness），他知道他感受到的替代性身體感覺將會消失。有時，他會把注意力轉移到一個中立的人或物件上。他也思考，如何利用鏡像身體共鳴的經驗來造福病人 。薩利納斯醫生對病人的身體體驗極度敏感，但他對這種極度敏感力的因應方式，跟我以前看到多瑪接受清創時差點昏厥的因應方式沒什麼不同。
感同身受是我們理解及關心他人的方式，不過，當我們過於融入他人的身體痛苦時，可能畏懼別人的痛苦攻擊我們，也可能被太多的感官資訊所淹沒，因此感到不知所措或封閉起來以求自保，變成某種形式的閉關自守。
我們需要在「過度敏感」及「麻木或無覺知」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中庸之道。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應該思考修習「外柔內剛」（strong back, soft front）的深遠效益。「外柔內剛」是一種身體的比喻，它是指我們關注、吸收、然後釋放他人的身體體驗時，把沉著冷靜與慈悲心這兩個心理特質結合在一起。
情感同理心
最常見的同理心是情感同理心（emotional empathy）。與他人的情感體驗產生共鳴，需要吸收他人的體驗，但不物化他人。它允許他人的情感盤據我們的內心，雖然這有時會以我們的安樂為代價。
每年，我都有機會見到許多前來尤帕亞遊牧診所的尼泊爾村民。二○一五年秋天，在尼泊爾德爾帕（Dolpo）的雅拉科村（Yalakot）附近，我和名叫佩瑪（Pema）的年輕女子坐在一起。她的丈夫背著她，沿著陡峭、蜿蜒、塵土飛揚的小路，來到我們這個位於偏遠喜馬拉雅山區的尤帕亞診所。幾週前，她從家裡的屋頂摔下來，受了重傷，頸部以下無法移動，因此變得孤僻寡言。做什麼事情都徒勞無益的無奈感，似乎把她的臉龐壓抑成面無表情的面具。
我們的團隊花了很長的時間，對她的情況做了仔細的評估。當時我們提議把她送到加德滿都接受治療。這時我感覺到胸口糾結在一起，我似乎可以感覺到她的抗拒、恐懼與絕望。我們的醫療小組討論她的選擇時，她與先生輕聲交談。接著，他們對我們說，之前有一個傷勢類似的村民被送到加德滿都後，死在當地。此外，她也擔心醫療費用，雖然我們說一切費用由我們承擔。
她以氣若游絲的聲音告訴我們，她不想吃、也不想喝，因為排尿與排便都非常困難。聽她這麼說，我們開了一些藥幫她改善食欲。我們的護士也教她的先生如何幫她導尿與灌腸。護士也教他如何照護佩瑪的褥瘡及減輕她的身心痛苦。
一個小時後，我們提議送佩瑪回她的村莊，但她與先生輕聲地回應：「不用了。」接著，同村的夥伴把佩瑪抱起來，放在她先生的背上，他們一小群人慢慢地沿著小路走回村落。我站在營地，看著他們一小群人走向遠方，消失在傍晚的餘暉中。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理解他們的想法。
我可以感受到佩瑪深刻的無奈感，那種感覺原本可能讓我感到難以承受。我的心情很沉重，但也覺得很踏實，當下我只有一個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服務她最好？最後，我覺得我們的團隊已經盡力做出最好的回應了，我們放慢步調，維持沉著冷靜，誠實以告，展現關懷，沒有反應過度或逼佩瑪接受我們的建議。我們提供我們能給的醫療協助，也支持她與先生做的決定。
面對佩瑪時，我從頭到尾都很冷靜沉著。我可以感覺到她的內心感受，但我很清楚那和我當下的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做這樣的區別，可以避免自己被他人的情感壓垮。我也知道，我不可能真正明白佩瑪當下的經驗，但我可以去感受與想像。顯然，我無法單方認定任何事情，我需要尊重我永遠不會知道的東西。
「同理心總是搖搖欲墜地掛在恩賜與侵擾之間。」——萊絲莉‧賈米森（Leslie Jamison）
幾年前我參與尤帕亞的醫療會診。那段期間，我在尼泊爾西米科特（Simikot）的一家小型醫療機構服務。某日清晨，一名疲憊不堪的男子穿著破爛的衣服，抱著又髒又臭的包袱，走進這家位於鄉間的喜馬拉雅小醫院。醫療團隊的主治醫生走向他，他一言不發地解開那個發臭的包袱，裡面露出一個小女孩，她的頭部、手臂、背部、胸部都有嚴重的燒傷。她名叫多瑪（Dolma）。
我們檢查多瑪時，發現有些傷口已長滿蠕動的白蛆，其他的燒傷處則是皮開肉綻、發紅、嚴重感染。她的父親沉默不語，但眼神裡流露出難忍的悲傷及徹底的無奈。我們的跨文化醫療小組是由尼泊爾人與西方人組成的，我們馬上動員起來，把孩子帶進一間小木屋，讓當地的護士清洗她的傷口。
我溜進那個房間，站在團隊的後方，支援他們處理這項棘手的任務。我們沒有兒科麻醉師，多瑪淒厲的哭喊聲響徹了整個診所大廳。清理工作似乎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我站在護士與醫生圍成的小圈邊緣，他們正在處理這個危急的情況。
打從一開始，我不僅觀察臨床醫生與孩子的狀況，也觀察我自己的身心狀態。一九七○年代，我在邁阿密大學米勒醫學院的燒傷病房擔任顧問，那時我就已經知道清創術有多麼痛苦。清創術需要從傷口移除感染或壞死的組織，現在醫生正在小女孩的身上熟練地做著大量的清創任務。
我非常同情多瑪，整個清創過程她一直在哭，她的眼淚映在父親痛苦的眼裡。我站在那裡，心跳加速，直冒冷汗，呼吸急促。我很確定我快要暈倒了，我想要離開房間，但又覺得我有責任為正在進行棘手任務的醫護人員穩住空間。又過了幾秒，我內心糾成一團緊實的痛苦，昏倒變成一種迫在眉睫的可能。多瑪似乎潛入了我的皮膚，她的痛苦令我感同身受到難以招架的地步。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痛苦的感覺也敲響了一記警鐘。我看到自己處於危險的邊緣——一個我不陌生的邊緣。我意識到，想要熬過這一關，就不能迴避我目睹的一切。這是無法停止的問題，也不是離開房間或昏過去就能解決的問題。我意識到，我把那個孩子的經歷加以內化，但是那內化已經失控了。若要繼續待在房間裡，我需要從高度融入的狀態轉為關懷，從同理轉為慈悲。
我正經歷著同理痛苦，那是一種替代性的痛苦，是因為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與磨難。我意識到這點時，使用了早期版的GRACE法——那是我用來擺脫這種痛苦並轉為慈悲的方法。我會在第六章詳細說明那個流程。簡言之，GRACE是以下幾個步驟的縮寫：
聚精會神（Gathering our attention）
喚起意圖（Recalling our intention）
注意自我，接著注意對方（Attuning to self and then other）
思考什麼有助益（Considering what will serve）
參與，然後結束互動（Engaging and then ending the interaction）
當我站在西米科特診所那個狹小的房間時，我用這個方法來調節我對同理痛苦的反應，敞開慈悲心。當我發現自己陷在這個令人擔憂又脆弱的時刻，我專注地吸了一口氣，把注意力轉移到腳上，注意雙腳踏在地上的單純感覺。我給自己幾秒鐘的時間，讓自己冷靜下來。接著，我迅速回想起我是去那裡服務的，幫那孩子清創的所有人員也是去那裡服務的。我注意自己的身體，牢牢地在地上站穩腳跟。當我的心率開始改變、頭腦開始清醒時，我再次把注意力轉移到多瑪身上，我可以感覺到這個小生命有多麼堅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分鐘左右。
我也意識到，儘管清創術對多瑪來說很辛苦（對臨床醫生來說也是如此），但醫生、護士、助手正在挽救她的生命。這個想法閃過我腦海時，我的內心充滿了溫暖，也深深地感激她的父親把她帶來診所，感激我們的團隊（包括那些慈悲為懷的尼泊爾護士）在那裡拯救她。我環顧整個房間，把愛與力量傳給在場的每個人，尤其是多瑪。
幾個小時後，我看到多瑪的父親把她抱在懷裡，離開了診所。多瑪的臉蛋明亮而放鬆，眼睛閃閃發亮，她父親的眼睛也是如此，看起來好像年輕了好幾歲。我很欽佩他，辛苦跋涉那麼遠的路程，把女兒送來這裡。我輕輕地擁抱了他們父女倆，向他們鞠躬，看到她父親的手裡拿著幫女兒進一步療癒的藥物。
那天下午，我轉過身，回到診所，去陪伴一位奄奄一息的老祖母。她呼吸困難，喘不過氣時，我把右手放在她的額頭上。接著，我又去陪伴一位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女性，她也不久人世了。這就是那一天我在診所的工作，生與死在當下的岸邊來回流動。
夜幕終於低垂，診所關門了，我回到寄宿區的帳篷裡。我覺得自己好像一艘小船，不時地停靠在一些生命的旁邊，那些生命不知怎的被送來這裡，讓我有機會學習。在喜馬拉雅的黑暗與寂靜中，我睡著了。
同理心——對他人的體驗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人類的本能，它對友誼、家庭結構、社會、地球的健全運作很重要。同理心可以把人心最好的一面彰顯出來。如果我們能保有同理經驗，維持開放與正直，就能在同理的地面上站穩腳跟。
然而，當我們站在邊緣時，平衡是很微妙的。在邊緣上，同理心很容易陷入痛苦。如果我們太融入他人的身體、情感或心理狀態，就很容易跌落邊緣，陷入同理痛苦的泥沼。然而，當我們了解同理心是一種邊緣狀態時，我們更有可能注意到自己承受了同理痛苦，並在跌得太深或陷入泥沼太久之前，趕緊修正自己的方向。
1.站在同理心的高緣
empathy（同理心）這個字，源自於古希臘字empatheia，是由in和pathos這兩字組成的 。一個世紀前，德國哲學家借用empatheia這個字，創造出德文字Einfühlung，意指「共感」，後來譯成英文字empathy 。人際同理（interpersonal empathy）是每個人幾乎都有的一種能力，它讓我們意識到他人在身體上、情感上、認知上可能正在經歷的事情。
同理心從字面上解釋，是感受他人的感覺。慈悲心則是對他人的感覺 ，伴隨著想要採取行動好讓對方受益的渴望。同理心通常是出現在慈悲心之前，是慈悲心的一部分，但不是慈悲心。適度的同理心是好事，但我覺得慈悲心不會有過量的問題。
照護者常抱怨「同情疲乏（或譯悲憫疲乏、慈悲疲乏）」（compassion fatigue），但是在我的經驗中，沒有這回事。這個說法混淆了慈悲心與同理心。有些神經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同情疲乏」其實是同理過度激發（empathic overarousal）與同理痛苦。慈悲心不會使我們疲乏，那是力量的源泉。它支持我們蓬勃發展，也使他人受益。然而，同理心是人性的一個基本特徵。沒有同理心，生活會變得很狹隘又排外，到了自戀及唯我主義（solipsism）的地步。當我們拋開自我時，同理心擴展了我們的世界，並透過想像力豐富了我們。
本質上，同理心是我們融入、包容、理解或認同他人經驗的能力。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把同理心描述得極好，他寫道：「我不問傷者感覺如何，而是自己變成傷者。 」
當我們發揮同理心時，不僅內心感受到他人的情感經驗，可能對他人的身體與認知經驗也有共鳴。在我看來，同理心有三種形式：它可以是身體的、情感的、或認知的。社會心理學家向來很關注情感同理心與認知同理心。然而，根據我身為冥想者與照護者的經驗，我發現我們也可以體會身體同理心，而且這方面的研究愈來愈多。
身體同理心
身體同理心（somatic empathy）是指我們與他人產生強烈的身體共鳴，例如母親感覺到嬰兒的饑餓，護士感覺到病患的病痛，或旁觀者看到有人肚子挨了一拳而彎下腰。我覺得摯友之間也會出現身體同理心。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助理諾亞在山上散步，一根樹枝彈到我臉上，我倆同時說出：「哎喲！」彷彿我們都被樹枝打到似的。雖然科學尚未深入研究這個現象，但有一些證據顯示，親近者之間的共同經驗會很快、自動地產生。
我第一次瞭解身體同理心，是幾年前從犛牛牧人布迪（Buddhi）身上學到的。他陪我在喜馬拉雅山區行走了多年。布迪與我沒有共通的語言，他來自尼泊爾胡姆拉地區（Humla）的一個小村莊，沒受過正規教育，只有山野間累積的知識。多年來，他一直在村莊上方的山脊上放牧犛牛。
我的同事滇津‧諾布（Tenzin Norbu）請布迪當我的「看護者」，當我在尼泊爾狹窄的高海拔小徑上行走時，他負責保護我的安全，避免我墜落。我們一起走了數百英里，穿過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口及細長的山路後，他似乎在身體上已經與我協調一致，甚至在我跌倒之前就能先抓住我。這位默默跟在我身後的牧人，如此自然地把我融入他的身體意識中，實在很不可思議。
我認為身體同理心的強度有程度之分。有些人接觸他人的身體體驗時，自身幾乎沒什麼感覺；有一小部分的人對他人的身體感覺非常敏感，彷彿親身經歷一樣。
麻州綜合醫院的神經科醫師喬爾‧薩利納斯（Joel Salinas）有所謂的為「鏡像觸覺聯覺」（mirror-touch synesthesia），這種聯覺使他能夠感知他人的身體體驗。研究人員麥克‧班尼西（Michael Banissy）與傑米‧沃德（Jamie Ward）指出，在鏡像觸覺聯覺者的大腦中，與社會認知及同理心有關的區域有較多的灰質；與區別自我及他人的能力有關的區域有較少的灰質 。從鏡像觸覺聯覺者的主觀體驗來看，這說法確實很有道理。鏡像觸覺聯覺者表示，他們可以真實感受到他人的身體感覺，那種替代性的體驗往往讓他們難以招架。
薩利納斯醫生為了避免自己招架不住病人的身體體驗，學會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呼吸的感覺上。他也會謹記自己身為臨床醫生的角色，以及他的使命是為他人服務。為了控制他的喚起程度（arousal level），他會注意他的「替代性鏡像身體體驗」與他的「身體對實體刺激的典型反應」之間的微妙差異。使用這種後設覺知（meta-awareness），他知道他感受到的替代性身體感覺將會消失。有時，他會把注意力轉移到一個中立的人或物件上。他也思考，如何利用鏡像身體共鳴的經驗來造福病人 。薩利納斯醫生對病人的身體體驗極度敏感，但他對這種極度敏感力的因應方式，跟我以前看到多瑪接受清創時差點昏厥的因應方式沒什麼不同。
感同身受是我們理解及關心他人的方式，不過，當我們過於融入他人的身體痛苦時，可能畏懼別人的痛苦攻擊我們，也可能被太多的感官資訊所淹沒，因此感到不知所措或封閉起來以求自保，變成某種形式的閉關自守。
我們需要在「過度敏感」及「麻木或無覺知」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中庸之道。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應該思考修習「外柔內剛」（strong back, soft front）的深遠效益。「外柔內剛」是一種身體的比喻，它是指我們關注、吸收、然後釋放他人的身體體驗時，把沉著冷靜與慈悲心這兩個心理特質結合在一起。
情感同理心
最常見的同理心是情感同理心（emotional empathy）。與他人的情感體驗產生共鳴，需要吸收他人的體驗，但不物化他人。它允許他人的情感盤據我們的內心，雖然這有時會以我們的安樂為代價。
每年，我都有機會見到許多前來尤帕亞遊牧診所的尼泊爾村民。二○一五年秋天，在尼泊爾德爾帕（Dolpo）的雅拉科村（Yalakot）附近，我和名叫佩瑪（Pema）的年輕女子坐在一起。她的丈夫背著她，沿著陡峭、蜿蜒、塵土飛揚的小路，來到我們這個位於偏遠喜馬拉雅山區的尤帕亞診所。幾週前，她從家裡的屋頂摔下來，受了重傷，頸部以下無法移動，因此變得孤僻寡言。做什麼事情都徒勞無益的無奈感，似乎把她的臉龐壓抑成面無表情的面具。
我們的團隊花了很長的時間，對她的情況做了仔細的評估。當時我們提議把她送到加德滿都接受治療。這時我感覺到胸口糾結在一起，我似乎可以感覺到她的抗拒、恐懼與絕望。我們的醫療小組討論她的選擇時，她與先生輕聲交談。接著，他們對我們說，之前有一個傷勢類似的村民被送到加德滿都後，死在當地。此外，她也擔心醫療費用，雖然我們說一切費用由我們承擔。
她以氣若游絲的聲音告訴我們，她不想吃、也不想喝，因為排尿與排便都非常困難。聽她這麼說，我們開了一些藥幫她改善食欲。我們的護士也教她的先生如何幫她導尿與灌腸。護士也教他如何照護佩瑪的褥瘡及減輕她的身心痛苦。
一個小時後，我們提議送佩瑪回她的村莊，但她與先生輕聲地回應：「不用了。」接著，同村的夥伴把佩瑪抱起來，放在她先生的背上，他們一小群人慢慢地沿著小路走回村落。我站在營地，看著他們一小群人走向遠方，消失在傍晚的餘暉中。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理解他們的想法。
我可以感受到佩瑪深刻的無奈感，那種感覺原本可能讓我感到難以承受。我的心情很沉重，但也覺得很踏實，當下我只有一個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服務她最好？最後，我覺得我們的團隊已經盡力做出最好的回應了，我們放慢步調，維持沉著冷靜，誠實以告，展現關懷，沒有反應過度或逼佩瑪接受我們的建議。我們提供我們能給的醫療協助，也支持她與先生做的決定。
面對佩瑪時，我從頭到尾都很冷靜沉著。我可以感覺到她的內心感受，但我很清楚那和我當下的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做這樣的區別，可以避免自己被他人的情感壓垮。我也知道，我不可能真正明白佩瑪當下的經驗，但我可以去感受與想像。顯然，我無法單方認定任何事情，我需要尊重我永遠不會知道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