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災難效應（節錄）
天災爆發時，所有受波及的人都會產生同舟共濟的親近感，並且不由自主地想幫助那些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利他行為指的是能夠增進他人幸福感的舉動，當我們在災難現場目睹利他行為，或成為利他行為的受益者，這種經歷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腦海。從此以後，我們對那場災難的回憶就不會再是自己失去了什麼，而是自己在施與受的過程中收獲了什麼。這種效應不僅限於天災，還包括所有會讓我們領悟到人生最重要之事的突發危機。誠如魯普雷希特所言，在他居住的社區被大火夷為平地之前，他從沒感受到自己和朋友與鄰居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也從沒想過自己居然會這麼想對陌生人伸出援手，更不曾料到自己會在本應脆弱的時刻表現得如此堅強。
在《地獄裡的天堂：災難中崛起的偉大社區》（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ies That Arise in Disasters）中，作者蕾貝卡．索尼特記錄了災難過後民眾做出的各種利他和慷慨之舉，並寫下這樣的文字：「災難固然可怕，但也可能是通往天堂的大門，在這個天堂裡，我們可以是自己想要的樣子、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身邊的所有人宛如手足。」雖然魯普雷希特家的房子付之一炬，整個社區也被野火摧殘，但每次回想起那段時光，他總覺得自己有些念念不忘。賽巴斯提安．鍾格（Sebastian Junger）曾在《部落：返鄉與歸屬》（Tribe: On Homecoming and Belonging）中提到類似的現象，那就是老兵總是會不由自主地緬懷與戰爭有關的一切。我們都知道，想幫助社區和個人從災難中走出來，最關鍵的元素就是來自各方的支持，但利他精神對人的幸福、健康和生存同樣至關重要。然而，一旦危機解除且生活回歸正軌，這種守望相助的集體意識就會漸漸消失。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思考幫助他人是否有益於人的健康。當時的我正在經歷青年危機，內心一直有種難以排遣的孤獨感，而我的高功能焦慮症也時好時壞，多虧牙醫為我安裝了固定器，我才不至於徹夜磨牙。為了替自己不安的心找一個目標，我還報名了印度的瑜伽學院。在印度的那段期間，我天天茹素，還要上好幾個小時的瑜伽課和冥想課，這種嚴謹規律的生活方式確實讓我的健康稍有起色。除此之外，我還在印度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內心多少也有了一些慰藉。即便如此，有時我還是會對未來感到焦慮，也不知道這種逃避現實的生活能維持多久。
某天，我的瑜伽老師向我引薦他的占星師，並告訴我，他只要有重大的決定要做，例如與婚姻和事業有關的問題，就會來詢問這位老師的意見。抵達占星師的工作坊後，我把我的生日、出生時間和出生地點告訴對方。只見他把這些資料輸入那臺很舊、但還堪用的電腦裡，接著便斷言我之所以會感到匱乏，是因為我的心一直靜不下來。他用嚴肅的口氣對我說：「妳總是在杞人憂天。」我問：「我該怎麼改掉這個習慣？」他先是沉思了一會兒，接著便動手敲打鍵盤，印出一張藥單。當然，這張「藥單」列出的藥物既不是樂復得（Zoloftor），也不是威克倦（Wellbutrin），而是要我做兩件幫助他人的善舉。雖說現在看來，當年這趟印度之旅其實有點像是一種「啟蒙文化」的挪用（來自美國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興高采烈地參與東方靈修），不過那位吠陀占星師確實給我上了一堂寶貴的人生課程，那就是比起自助，助人更加快樂，也更有益身心健康。
當然，我來印度的初衷絕不是為了學習人生的大道理，不過，占星師的言論確實猶如醍醐灌頂，因為我發現這與美國自我關懷機構標榜的「隨心所欲做自己，心情自然變美麗」的理念截然相反。
我想透過這本書探索一個充滿希望的假設，那就是如果我們關懷他人的熱情不會因災難消失而熄滅，將會怎樣？如果我們能讓施予的渴望變成一種常態，而不是凡事只想到自己，又會怎樣？我們是否會因此變得更堅強、更健康，並且不再感到孤獨？若我們能推廣優先關懷他人的文化，社會在面對危機時的表現是不是就會更好一些？現代人正在經歷一場可能損害個人和社會健康的隱形危機，這場危機的名字叫做「孤獨流感」，幫助他人會不會就是我們化解危機的關鍵？
為了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我決定發揮健康科學記者的專長，深入探討「利他精神」這門新科學對人類健康的正面影響，並研究為何做好事對施予者有益。除此之外，我也想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延續關懷他人的集體心理，人類將來在面對天災人禍時是否就能順利度過難關？為了完成研究，我採訪了多名神經科學家、醫師、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專門研究災害的學者，也訪問過許多因不吝伸出援手而改變生命軌跡的人，以及因選擇善良而度過難關的人。
最後，我發現利他精神可以使我們的人生變得更富足、更完整，這種感受不僅久久不會消退，甚至還有可能延長人的壽命。另外，我還發現，即便是小小的付出也能造福施予者，也就是說，關懷他人的文化可以從最簡單的轉念做起。還有，我還觀察到人有時是給予的一方，有時則是接受的一方。總而言之，見證了道德之美的每個人都將獲益良多。
在研究此議題的過程中，我心中浮現出幾個核心問題：現代自我關懷主張能延長人的壽命，但如果這種概念演變成一種對我們有害的個人主義，怎麼辦？為何有些人會覺得參與自願服務很困難？如果事實證明「助人的善舉是孤獨危機的解藥」，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以上問題的答案都和我預想的一樣，那究竟為什麼我們無法在危機解除後延續利他的精神？
為了找出答案，我採訪了許多嘗試顛覆體制的人，其中一個是致力在美國發起社會處方箋運動的創業家。我們的醫師是否能在給患者的處方箋上寫下「擔任義工」這四個字呢？說來你可能不相信，但美國真的有醫師會這樣做。在哈佛大學，有一群人正在努力扭轉學業成績至上的思維，主張讓孩子從小培養同理心，而我也有幸訪問到這群學者的領袖。除此之外，我還採訪了由加州政府推動的加州義工普及運動之主導團隊。
本書的第一部分名為「危難中的關懷」，內容聚焦在不同人的親身經歷，例如魯普雷希特，並深入探討人類為何會在災難發生後抱團取暖，即便自己也身處險境，還是忍不住想幫助他人。除此之外，我還會討論在災難期間做出無私行為會對健康帶來哪些正面影響。另外，我還會提到一個經常被眾人忽視的危機──孤獨流感；我認為，孤獨流感就是妨礙我們發展出關懷文化的絆腳石。若我們不設法度過這場孤獨危機，將來就無法攜手面對各種對社會和社會成員健康不利的威脅。在第一部分結尾處，我會告訴你們，為何眾人提倡的「社交方案」無法根除孤獨流感，以及利他精神為何能強化人際深度連結，使我們變得更具韌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修練利他精神」，內容是在介紹利他主義的科學原理，並透過不同的情境，例如隨機的善舉和團隊義工服務，來探索利他主義的好處。在這些論述之外，我還穿插了一些真實故事，內容是個人在體制內提倡關懷他人之理念的事蹟。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善行可能帶來的好處，並且介紹了俄亥俄州某小兒科診所發起的家庭關愛日活動。在第六章，我引用了一篇以利他主義為主題的神經科學研究報告，還特地飛到夏威夷觀摩，看政府官員如何讓前來度假的遊客在享受當地資源之餘回饋這片土地。在第七章，我詳細描述了定期參與團體志願服務對身體健康的正面影響，並在第八章繼續討論此議題，介紹加州義工服務團（California Service Corps）的來龍去脈。
在第二部分尾聲，我將說明為何關懷他人和擔任義工的影響力會這麼強，因為這兩種行為都能使人產生歸屬感。我還提到使命感可以提高一個人的免疫系統、延緩疾病進程，進而促進身體健康。除此之外，我也開始探討社會應如何建立一種制度性關懷（systemic caring）文化。
我在本書第三部分「制度性關懷」中提出許多個人意見，建議相關機構打造擁護良善與關懷之舉的體制，其中第一步就是從小培養同理心。如果學校能教孩子如何傾聽他人的意見，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我在第十一章介紹了催產素的作用，它能使人感到安全並主動關懷他人。在最後一章，我談到如何解決護理人員過勞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指出，若我們身處在一個提倡關懷的社會，無論每個個體當前身處的是施予、接受或見證狀態），都能感到足夠安全並且彼此相遇。
第二章 有限團結（節錄）
我們都以為危機會引出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就像電影裡常出現的情節那樣，在大難臨頭時所有人都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死活。例如，在二○一一年上映的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中，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在香港感染了一種致死率高達二十％的病毒。導演透過電影描繪了疫情於世界各地爆發後，人類社會逐漸失去秩序的過程，因為被感染的人根本無藥可醫，政府只能要求他們在家中自我隔離（這跟新冠疫情的狀況不謀而合），最終導致無政府主義成為主流。
然而，許多在新冠疫情爆發後發表的研究卻顛覆了一般人的認知，報告結果顯示，多數災難電影描繪的恐慌場景根本沒有發生。有研究人員在報告中寫道：「電影並非現實，描繪人類因恐懼而驚慌失措或導致社會失序的情節，只是為了突顯疾病威力的表現手法，其目的是為了娛樂觀眾。」《全境擴散》並非唯一一部採用這種敘事觀點的主流影視作品，近年推出的《最後生還者》（The Last of Us）和《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Station Eleven）也都側重描繪人類在災難爆發後所展現的自私行為。在這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敘事洗腦下，許多人都誤以為這就是人類的現狀。除了影視作品，有關億萬富翁打造祕密避難所的爆料新聞更是層出不窮。
但事實是，自新冠疫情爆發以後，我們看到許多民眾不顧自身安危，用行動幫助有需要的人，例如，到鄰近的食物救濟站當義工、自發為第一線人員蒐集個人防護裝備，甚至是將自製的口罩送給醫護人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主動擔任義工，為無法出門的鄰居採購生活物資，或是載他們前往公共運輸站。
人類社會對於天災人禍的反應，一直都是學術界最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早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就很好奇如果美國遭到核彈襲擊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最在意的，不是核彈對建築物的損害程度，也不是核彈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而是民眾的反應。其實政府真正想知道是：緊急事件爆發後，哪種類型的人最容易驚慌失措？哪種人最適合被委以重任？受災難波及的民眾是否會心生怨懟？他們可能做出哪些攻擊性的行為？政府該如何應對才不會讓這類群體阻礙災害控制工作？為了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美國政府委託芝加哥大學的國民意向研究中心（NORC），針對天災人禍進行質性實地調查。當然，研究人員不可能模擬戰爭災難，於是便從同樣會造成社會動盪的天然災害切入，例如地震或龍捲風。國民意向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讓美國政府注意到災難研究領域中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細節，而這些細節也在卡崔娜颶風席捲美國東南部後成為顯學。
雖然媒體在報導卡崔娜颶風的新聞時，都喜歡用「驚魂未定」之類的詞彙，但對丹尼爾．奧瑞奇來說，恐慌並不是劫後餘生的主題。在經歷那場天災後，奧瑞奇對災害韌性產生濃厚的興趣，並深信利他精神是幫助人類度過天災的關鍵。奧瑞奇認為，災害應變機構應在平日鼓勵利社會行為，例如擔任義工或自發性集結，藉此提升社會的韌性。
珍妮佛．特里維迪（Jennifer Trivedi）是德拉瓦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卡崔娜颶風後的民眾心理復原，她也同意奧瑞奇的說法。我透過電話訪問珍妮佛，她在電話中說：「其實現場救災工作大多是透過當地居民和團體完成的，就是一些小團體和個人互相幫助。也就是說，很多資源必須透過當地團體和當地居民分配才能物盡其用，因為他們知道社區裡有哪些人缺少哪些東西，也知道哪些人特別需要幫助。」
近年來，有研究人員分析了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發現許多猶太人之所以能挺過這場慘劇，社交連結功不可沒，並將此結果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他們指出，如果一個猶太人在進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時，身邊跟著一群「可能會和自己成為朋友」的同胞，那麼此猶太人的生存機率便會大幅提升。我的祖父也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雖然他沒有參與該研究，但他的證詞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他說，囚犯在面對納粹時會集體採取「消極抵抗」的應對方式並互相照顧，這種默契成了許多人活下去的關鍵。
天災爆發時，所有受波及的人都會產生同舟共濟的親近感，並且不由自主地想幫助那些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利他行為指的是能夠增進他人幸福感的舉動，當我們在災難現場目睹利他行為，或成為利他行為的受益者，這種經歷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腦海。從此以後，我們對那場災難的回憶就不會再是自己失去了什麼，而是自己在施與受的過程中收獲了什麼。這種效應不僅限於天災，還包括所有會讓我們領悟到人生最重要之事的突發危機。誠如魯普雷希特所言，在他居住的社區被大火夷為平地之前，他從沒感受到自己和朋友與鄰居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也從沒想過自己居然會這麼想對陌生人伸出援手，更不曾料到自己會在本應脆弱的時刻表現得如此堅強。
在《地獄裡的天堂：災難中崛起的偉大社區》（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ies That Arise in Disasters）中，作者蕾貝卡．索尼特記錄了災難過後民眾做出的各種利他和慷慨之舉，並寫下這樣的文字：「災難固然可怕，但也可能是通往天堂的大門，在這個天堂裡，我們可以是自己想要的樣子、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身邊的所有人宛如手足。」雖然魯普雷希特家的房子付之一炬，整個社區也被野火摧殘，但每次回想起那段時光，他總覺得自己有些念念不忘。賽巴斯提安．鍾格（Sebastian Junger）曾在《部落：返鄉與歸屬》（Tribe: On Homecoming and Belonging）中提到類似的現象，那就是老兵總是會不由自主地緬懷與戰爭有關的一切。我們都知道，想幫助社區和個人從災難中走出來，最關鍵的元素就是來自各方的支持，但利他精神對人的幸福、健康和生存同樣至關重要。然而，一旦危機解除且生活回歸正軌，這種守望相助的集體意識就會漸漸消失。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思考幫助他人是否有益於人的健康。當時的我正在經歷青年危機，內心一直有種難以排遣的孤獨感，而我的高功能焦慮症也時好時壞，多虧牙醫為我安裝了固定器，我才不至於徹夜磨牙。為了替自己不安的心找一個目標，我還報名了印度的瑜伽學院。在印度的那段期間，我天天茹素，還要上好幾個小時的瑜伽課和冥想課，這種嚴謹規律的生活方式確實讓我的健康稍有起色。除此之外，我還在印度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內心多少也有了一些慰藉。即便如此，有時我還是會對未來感到焦慮，也不知道這種逃避現實的生活能維持多久。
某天，我的瑜伽老師向我引薦他的占星師，並告訴我，他只要有重大的決定要做，例如與婚姻和事業有關的問題，就會來詢問這位老師的意見。抵達占星師的工作坊後，我把我的生日、出生時間和出生地點告訴對方。只見他把這些資料輸入那臺很舊、但還堪用的電腦裡，接著便斷言我之所以會感到匱乏，是因為我的心一直靜不下來。他用嚴肅的口氣對我說：「妳總是在杞人憂天。」我問：「我該怎麼改掉這個習慣？」他先是沉思了一會兒，接著便動手敲打鍵盤，印出一張藥單。當然，這張「藥單」列出的藥物既不是樂復得（Zoloftor），也不是威克倦（Wellbutrin），而是要我做兩件幫助他人的善舉。雖說現在看來，當年這趟印度之旅其實有點像是一種「啟蒙文化」的挪用（來自美國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興高采烈地參與東方靈修），不過那位吠陀占星師確實給我上了一堂寶貴的人生課程，那就是比起自助，助人更加快樂，也更有益身心健康。
當然，我來印度的初衷絕不是為了學習人生的大道理，不過，占星師的言論確實猶如醍醐灌頂，因為我發現這與美國自我關懷機構標榜的「隨心所欲做自己，心情自然變美麗」的理念截然相反。
我想透過這本書探索一個充滿希望的假設，那就是如果我們關懷他人的熱情不會因災難消失而熄滅，將會怎樣？如果我們能讓施予的渴望變成一種常態，而不是凡事只想到自己，又會怎樣？我們是否會因此變得更堅強、更健康，並且不再感到孤獨？若我們能推廣優先關懷他人的文化，社會在面對危機時的表現是不是就會更好一些？現代人正在經歷一場可能損害個人和社會健康的隱形危機，這場危機的名字叫做「孤獨流感」，幫助他人會不會就是我們化解危機的關鍵？
為了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我決定發揮健康科學記者的專長，深入探討「利他精神」這門新科學對人類健康的正面影響，並研究為何做好事對施予者有益。除此之外，我也想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延續關懷他人的集體心理，人類將來在面對天災人禍時是否就能順利度過難關？為了完成研究，我採訪了多名神經科學家、醫師、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專門研究災害的學者，也訪問過許多因不吝伸出援手而改變生命軌跡的人，以及因選擇善良而度過難關的人。
最後，我發現利他精神可以使我們的人生變得更富足、更完整，這種感受不僅久久不會消退，甚至還有可能延長人的壽命。另外，我還發現，即便是小小的付出也能造福施予者，也就是說，關懷他人的文化可以從最簡單的轉念做起。還有，我還觀察到人有時是給予的一方，有時則是接受的一方。總而言之，見證了道德之美的每個人都將獲益良多。
在研究此議題的過程中，我心中浮現出幾個核心問題：現代自我關懷主張能延長人的壽命，但如果這種概念演變成一種對我們有害的個人主義，怎麼辦？為何有些人會覺得參與自願服務很困難？如果事實證明「助人的善舉是孤獨危機的解藥」，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以上問題的答案都和我預想的一樣，那究竟為什麼我們無法在危機解除後延續利他的精神？
為了找出答案，我採訪了許多嘗試顛覆體制的人，其中一個是致力在美國發起社會處方箋運動的創業家。我們的醫師是否能在給患者的處方箋上寫下「擔任義工」這四個字呢？說來你可能不相信，但美國真的有醫師會這樣做。在哈佛大學，有一群人正在努力扭轉學業成績至上的思維，主張讓孩子從小培養同理心，而我也有幸訪問到這群學者的領袖。除此之外，我還採訪了由加州政府推動的加州義工普及運動之主導團隊。
本書的第一部分名為「危難中的關懷」，內容聚焦在不同人的親身經歷，例如魯普雷希特，並深入探討人類為何會在災難發生後抱團取暖，即便自己也身處險境，還是忍不住想幫助他人。除此之外，我還會討論在災難期間做出無私行為會對健康帶來哪些正面影響。另外，我還會提到一個經常被眾人忽視的危機──孤獨流感；我認為，孤獨流感就是妨礙我們發展出關懷文化的絆腳石。若我們不設法度過這場孤獨危機，將來就無法攜手面對各種對社會和社會成員健康不利的威脅。在第一部分結尾處，我會告訴你們，為何眾人提倡的「社交方案」無法根除孤獨流感，以及利他精神為何能強化人際深度連結，使我們變得更具韌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修練利他精神」，內容是在介紹利他主義的科學原理，並透過不同的情境，例如隨機的善舉和團隊義工服務，來探索利他主義的好處。在這些論述之外，我還穿插了一些真實故事，內容是個人在體制內提倡關懷他人之理念的事蹟。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善行可能帶來的好處，並且介紹了俄亥俄州某小兒科診所發起的家庭關愛日活動。在第六章，我引用了一篇以利他主義為主題的神經科學研究報告，還特地飛到夏威夷觀摩，看政府官員如何讓前來度假的遊客在享受當地資源之餘回饋這片土地。在第七章，我詳細描述了定期參與團體志願服務對身體健康的正面影響，並在第八章繼續討論此議題，介紹加州義工服務團（California Service Corps）的來龍去脈。
在第二部分尾聲，我將說明為何關懷他人和擔任義工的影響力會這麼強，因為這兩種行為都能使人產生歸屬感。我還提到使命感可以提高一個人的免疫系統、延緩疾病進程，進而促進身體健康。除此之外，我也開始探討社會應如何建立一種制度性關懷（systemic caring）文化。
我在本書第三部分「制度性關懷」中提出許多個人意見，建議相關機構打造擁護良善與關懷之舉的體制，其中第一步就是從小培養同理心。如果學校能教孩子如何傾聽他人的意見，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我在第十一章介紹了催產素的作用，它能使人感到安全並主動關懷他人。在最後一章，我談到如何解決護理人員過勞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指出，若我們身處在一個提倡關懷的社會，無論每個個體當前身處的是施予、接受或見證狀態），都能感到足夠安全並且彼此相遇。
第二章 有限團結（節錄）
我們都以為危機會引出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就像電影裡常出現的情節那樣，在大難臨頭時所有人都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死活。例如，在二○一一年上映的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中，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在香港感染了一種致死率高達二十％的病毒。導演透過電影描繪了疫情於世界各地爆發後，人類社會逐漸失去秩序的過程，因為被感染的人根本無藥可醫，政府只能要求他們在家中自我隔離（這跟新冠疫情的狀況不謀而合），最終導致無政府主義成為主流。
然而，許多在新冠疫情爆發後發表的研究卻顛覆了一般人的認知，報告結果顯示，多數災難電影描繪的恐慌場景根本沒有發生。有研究人員在報告中寫道：「電影並非現實，描繪人類因恐懼而驚慌失措或導致社會失序的情節，只是為了突顯疾病威力的表現手法，其目的是為了娛樂觀眾。」《全境擴散》並非唯一一部採用這種敘事觀點的主流影視作品，近年推出的《最後生還者》（The Last of Us）和《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Station Eleven）也都側重描繪人類在災難爆發後所展現的自私行為。在這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敘事洗腦下，許多人都誤以為這就是人類的現狀。除了影視作品，有關億萬富翁打造祕密避難所的爆料新聞更是層出不窮。
但事實是，自新冠疫情爆發以後，我們看到許多民眾不顧自身安危，用行動幫助有需要的人，例如，到鄰近的食物救濟站當義工、自發為第一線人員蒐集個人防護裝備，甚至是將自製的口罩送給醫護人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主動擔任義工，為無法出門的鄰居採購生活物資，或是載他們前往公共運輸站。
人類社會對於天災人禍的反應，一直都是學術界最感興趣的研究主題，早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就很好奇如果美國遭到核彈襲擊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最在意的，不是核彈對建築物的損害程度，也不是核彈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而是民眾的反應。其實政府真正想知道是：緊急事件爆發後，哪種類型的人最容易驚慌失措？哪種人最適合被委以重任？受災難波及的民眾是否會心生怨懟？他們可能做出哪些攻擊性的行為？政府該如何應對才不會讓這類群體阻礙災害控制工作？為了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美國政府委託芝加哥大學的國民意向研究中心（NORC），針對天災人禍進行質性實地調查。當然，研究人員不可能模擬戰爭災難，於是便從同樣會造成社會動盪的天然災害切入，例如地震或龍捲風。國民意向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讓美國政府注意到災難研究領域中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細節，而這些細節也在卡崔娜颶風席捲美國東南部後成為顯學。
雖然媒體在報導卡崔娜颶風的新聞時，都喜歡用「驚魂未定」之類的詞彙，但對丹尼爾．奧瑞奇來說，恐慌並不是劫後餘生的主題。在經歷那場天災後，奧瑞奇對災害韌性產生濃厚的興趣，並深信利他精神是幫助人類度過天災的關鍵。奧瑞奇認為，災害應變機構應在平日鼓勵利社會行為，例如擔任義工或自發性集結，藉此提升社會的韌性。
珍妮佛．特里維迪（Jennifer Trivedi）是德拉瓦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卡崔娜颶風後的民眾心理復原，她也同意奧瑞奇的說法。我透過電話訪問珍妮佛，她在電話中說：「其實現場救災工作大多是透過當地居民和團體完成的，就是一些小團體和個人互相幫助。也就是說，很多資源必須透過當地團體和當地居民分配才能物盡其用，因為他們知道社區裡有哪些人缺少哪些東西，也知道哪些人特別需要幫助。」
近年來，有研究人員分析了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發現許多猶太人之所以能挺過這場慘劇，社交連結功不可沒，並將此結果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他們指出，如果一個猶太人在進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時，身邊跟著一群「可能會和自己成為朋友」的同胞，那麼此猶太人的生存機率便會大幅提升。我的祖父也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雖然他沒有參與該研究，但他的證詞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他說，囚犯在面對納粹時會集體採取「消極抵抗」的應對方式並互相照顧，這種默契成了許多人活下去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