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預法》登場 雙調委修復醫病緊張關係
醫療糾紛時有所聞，《醫預法》以「調解先行」為原則，讓醫、病紛爭不必從對立開始，也有機會在溝通中落幕。
一如往常的每一次，洗腎室的機器嗡嗡響著，小玲（化名）的家人正在洗腎；不同的是，那天有條管線不慎脫落，現場人員發現後火速接上，順利完成洗腎。不料，之後患者病情急轉直下，最後過世。
死亡證明書上的死因是心臟衰竭，但實際上呢？
機構端認為，高齡、共病的患者，本就可能出現病情突然惡化的情況；家屬卻難以接受，質疑過程中的疏漏，難道沒有影響？
悲傷讓人必須抓住一個答案。
小玲決定將這家洗腎中心告上法院，並索賠150 萬元。然而，上法院講究的是證據，光一審就耗費了六年時間。這樁醫療糾紛案，纏訟多年未結案，而類似的情況並不少見。
《醫預法》上路，醫療爭議調解先行
以往，解決醫療紛爭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在法院外調解或調處，分別由地方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醫師公會與地方衛生局負責，約占七、八成；二是走法院訴訟程序，約占兩、三成。
「如果不想調解或調處，可以直接進入訴訟」但執業律師、臺中市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委員陳慧芬提醒，法官非醫療專業，必須請第三方醫療單位鑑定，費時較長且需要支付相關費用，對醫、病兩造均非好事，甚至兩敗俱傷。
不過，2024 年《醫療事故預防與爭議處理法》（簡稱《醫預法》）上路，這個困境有了解決的希望。
《醫預法》有三大原則—事故關懷、調解先行、事故預防。其中，「調解先行」將醫療糾紛定性在「強制調解」，病方在提告醫師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之前，必須先經地方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調解，若和解成立，雙方寫下調解書並送至法院核定，通過後便與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書具有同等效力， 可強制執行； 如果調解不成，還是可以走法院訴訟程序。
醫律雙調，讓醫、病雙方卸下心防
「如果直接走法院，雙方從開始就處於對立面」陳慧芬點出，訴訟程序嚴謹且制式化，法院著重的是提出證據與攻防，重視醫療過失的因果關係以及損害的評價，也會因此產生一連串費用。
例如：律師費用、裁判費、醫療專業機構的鑑定費用等，而光是鑑定費用就從幾萬元到數十萬元不等，還可能因程序問題而遭退回重送，曠日廢時。
反觀調解會，她指出，在這個衛生局建立的平台上，當事人、家屬與關係人都能一同參與，醫、病的意見可以在同一個空間充分陳述，同時引進第三方專業意見，由醫師與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組成雙調解委員，一起尋找醫、病的共同利益與和解共識，而且是公益性質，不收取費用。
小玲的情況就是典型的例子。喪親之痛在時光中消磨，但訴訟費用加上家庭經濟負擔，使她難以喘息；而纏訟多年，機構端承受的壓力也不小。雖然雙方都累了，但案子已經在法院審理，人性就是想要拚搏下去，「長年的對立，彼此都像刺蝟一樣」陳慧芬比喻。
這時，《醫預法》上路，小玲的案子經法院送到臺中市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進行調解。
場景轉換了，冷冰冰的法庭變成一般的會議室，僵硬的對話改成能喝口咖啡再整理情緒的節奏，原本對立的雙方在無形中卸下心防，第一次可以真正聽見彼此。
專業加溝通，讓風險降至最低
「調解會可以為雙方爭取到風險最小、兩邊都能接受的解決方式，讓彼此都是贏家」陳慧芬分享，第三方的資深醫師可以從客觀角度，分析案件是否有疏失，甚至輔以輕鬆、幽默的幾句話，讓氣氛鬆動，再搭配法律專業人士，分析訴訟費用與證據是否有足夠的勝訴機率，「當雙方都無法確定自己能否勝訴，調解就有機會成立。」
曾有一件植牙的醫療糾紛案，因為患者認為自己花費高價植牙，但效果未如預期，植完牙後仍感覺咬合不順，於是，向牙醫診所提出數十萬元的賠償金額。
這個案件進入調解會後，透過第三方專業的牙醫師對病方進行說明，讓患者理解，植牙後產生的不適並非全然是醫方的問題。最後，病方同意醫方象徵性支付1,000 元車馬費，達成和解。
不過，就在要完成和解書的製作時，原本愁容滿面的醫方突然跟陳慧芬說：「我還有一個要求。」「難道是突然改變心意，和解要破局了？」陳慧芬當下一愣，沒有立刻回應。
結果，醫方很認真地說，病患終於理解他，心中大石頭也放下了，能夠順利和解讓他很感動，想要給病患一個擁抱以示誠意。沒想到，病方也很幽默：「我只能讓老婆抱！」此話一出，現場人員不禁莞爾。
在調解案件中，有一種類型的糾紛經常可見但有些棘手，就是醫學美容糾紛。
「難處在於，跟疾病治療不同，醫美的結果相對主觀，」但陳慧芬認為，即便如此，還是有辦法調解成功，「主要在於同理。」
她舉例，曾有一對閨蜜到某家醫美診所進行蘋果肌的注射與拉提，卻分別留下了後遺症—一位是嘴巴無法完全閉合，顏面神經疑似受損；一位是臉部肌肉有凹陷，但醫方認為跟病方在術後沒有完全遵照醫囑有關。
這宗案子來到調解會，陳慧芬坦言，病方的臉部確實看起來不太自然，但她綜合考量後向病方說明，如果走訴訟，衍生的費用再加上官司遙遙無期，工作與生活都將受影響，反而錯失臉部修復的黃金期，得不償失。最後，以雙方都能接受的金額，順利調解成功。
在情緒與事實間找到平衡點
「在調解會比較常看到的是病方情緒激動」陳慧芬表示，這時調解委員除了提出專業意見，也要設法讓他們的情緒平靜下來。
面對這種情況，「要先同理與認同病方，給予病方情緒上的關懷，讓情緒得以適當抒發後，接下來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分析案件」她補充說明，「《醫預法》上路後，臺中市衛生局調解會的案子暴增，調解成功的比率將近四成，也擋下不少案子進法院，把可能燒起來的火，在衛生局就澆熄了！」
這些年來，「很多訴訟案當事人官司打到最後身心俱疲，需要去身心科就醫，」陳慧芬語重心長地說，調解會這種非訟的解決機制，不僅展現制度的彈性與效率，更讓醫療爭議的處理回到以人為本的位置，尊重專業也承接傷痛，體現出深具人性關懷的社會價值。
醫療糾紛時有所聞，《醫預法》以「調解先行」為原則，讓醫、病紛爭不必從對立開始，也有機會在溝通中落幕。
一如往常的每一次，洗腎室的機器嗡嗡響著，小玲（化名）的家人正在洗腎；不同的是，那天有條管線不慎脫落，現場人員發現後火速接上，順利完成洗腎。不料，之後患者病情急轉直下，最後過世。
死亡證明書上的死因是心臟衰竭，但實際上呢？
機構端認為，高齡、共病的患者，本就可能出現病情突然惡化的情況；家屬卻難以接受，質疑過程中的疏漏，難道沒有影響？
悲傷讓人必須抓住一個答案。
小玲決定將這家洗腎中心告上法院，並索賠150 萬元。然而，上法院講究的是證據，光一審就耗費了六年時間。這樁醫療糾紛案，纏訟多年未結案，而類似的情況並不少見。
《醫預法》上路，醫療爭議調解先行
以往，解決醫療紛爭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在法院外調解或調處，分別由地方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醫師公會與地方衛生局負責，約占七、八成；二是走法院訴訟程序，約占兩、三成。
「如果不想調解或調處，可以直接進入訴訟」但執業律師、臺中市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委員陳慧芬提醒，法官非醫療專業，必須請第三方醫療單位鑑定，費時較長且需要支付相關費用，對醫、病兩造均非好事，甚至兩敗俱傷。
不過，2024 年《醫療事故預防與爭議處理法》（簡稱《醫預法》）上路，這個困境有了解決的希望。
《醫預法》有三大原則—事故關懷、調解先行、事故預防。其中，「調解先行」將醫療糾紛定性在「強制調解」，病方在提告醫師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之前，必須先經地方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調解，若和解成立，雙方寫下調解書並送至法院核定，通過後便與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書具有同等效力， 可強制執行； 如果調解不成，還是可以走法院訴訟程序。
醫律雙調，讓醫、病雙方卸下心防
「如果直接走法院，雙方從開始就處於對立面」陳慧芬點出，訴訟程序嚴謹且制式化，法院著重的是提出證據與攻防，重視醫療過失的因果關係以及損害的評價，也會因此產生一連串費用。
例如：律師費用、裁判費、醫療專業機構的鑑定費用等，而光是鑑定費用就從幾萬元到數十萬元不等，還可能因程序問題而遭退回重送，曠日廢時。
反觀調解會，她指出，在這個衛生局建立的平台上，當事人、家屬與關係人都能一同參與，醫、病的意見可以在同一個空間充分陳述，同時引進第三方專業意見，由醫師與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組成雙調解委員，一起尋找醫、病的共同利益與和解共識，而且是公益性質，不收取費用。
小玲的情況就是典型的例子。喪親之痛在時光中消磨，但訴訟費用加上家庭經濟負擔，使她難以喘息；而纏訟多年，機構端承受的壓力也不小。雖然雙方都累了，但案子已經在法院審理，人性就是想要拚搏下去，「長年的對立，彼此都像刺蝟一樣」陳慧芬比喻。
這時，《醫預法》上路，小玲的案子經法院送到臺中市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會進行調解。
場景轉換了，冷冰冰的法庭變成一般的會議室，僵硬的對話改成能喝口咖啡再整理情緒的節奏，原本對立的雙方在無形中卸下心防，第一次可以真正聽見彼此。
專業加溝通，讓風險降至最低
「調解會可以為雙方爭取到風險最小、兩邊都能接受的解決方式，讓彼此都是贏家」陳慧芬分享，第三方的資深醫師可以從客觀角度，分析案件是否有疏失，甚至輔以輕鬆、幽默的幾句話，讓氣氛鬆動，再搭配法律專業人士，分析訴訟費用與證據是否有足夠的勝訴機率，「當雙方都無法確定自己能否勝訴，調解就有機會成立。」
曾有一件植牙的醫療糾紛案，因為患者認為自己花費高價植牙，但效果未如預期，植完牙後仍感覺咬合不順，於是，向牙醫診所提出數十萬元的賠償金額。
這個案件進入調解會後，透過第三方專業的牙醫師對病方進行說明，讓患者理解，植牙後產生的不適並非全然是醫方的問題。最後，病方同意醫方象徵性支付1,000 元車馬費，達成和解。
不過，就在要完成和解書的製作時，原本愁容滿面的醫方突然跟陳慧芬說：「我還有一個要求。」「難道是突然改變心意，和解要破局了？」陳慧芬當下一愣，沒有立刻回應。
結果，醫方很認真地說，病患終於理解他，心中大石頭也放下了，能夠順利和解讓他很感動，想要給病患一個擁抱以示誠意。沒想到，病方也很幽默：「我只能讓老婆抱！」此話一出，現場人員不禁莞爾。
在調解案件中，有一種類型的糾紛經常可見但有些棘手，就是醫學美容糾紛。
「難處在於，跟疾病治療不同，醫美的結果相對主觀，」但陳慧芬認為，即便如此，還是有辦法調解成功，「主要在於同理。」
她舉例，曾有一對閨蜜到某家醫美診所進行蘋果肌的注射與拉提，卻分別留下了後遺症—一位是嘴巴無法完全閉合，顏面神經疑似受損；一位是臉部肌肉有凹陷，但醫方認為跟病方在術後沒有完全遵照醫囑有關。
這宗案子來到調解會，陳慧芬坦言，病方的臉部確實看起來不太自然，但她綜合考量後向病方說明，如果走訴訟，衍生的費用再加上官司遙遙無期，工作與生活都將受影響，反而錯失臉部修復的黃金期，得不償失。最後，以雙方都能接受的金額，順利調解成功。
在情緒與事實間找到平衡點
「在調解會比較常看到的是病方情緒激動」陳慧芬表示，這時調解委員除了提出專業意見，也要設法讓他們的情緒平靜下來。
面對這種情況，「要先同理與認同病方，給予病方情緒上的關懷，讓情緒得以適當抒發後，接下來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分析案件」她補充說明，「《醫預法》上路後，臺中市衛生局調解會的案子暴增，調解成功的比率將近四成，也擋下不少案子進法院，把可能燒起來的火，在衛生局就澆熄了！」
這些年來，「很多訴訟案當事人官司打到最後身心俱疲，需要去身心科就醫，」陳慧芬語重心長地說，調解會這種非訟的解決機制，不僅展現制度的彈性與效率，更讓醫療爭議的處理回到以人為本的位置，尊重專業也承接傷痛，體現出深具人性關懷的社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