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時集中權力，讓組織朝同一方向前進。」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鄂圖曼帝國（1299年至1922年）曾統治過歐亞及北非的廣大疆域，歷史長達六百年以上，在蘇丹（皇帝）的統治下，作為橫跨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北非及中東廣大地區的大帝國君臨天下。
在帝國的全盛時期，曾兩度（1529年、1683年）圍攻歐洲的維也納，對基督教世界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
鄂圖曼帝國的終結與英雄的決斷
然而，隨著時代推移，鄂圖曼帝國逐漸走上衰退之路。與歐洲列強的戰爭接連不斷，在其支配的地區中，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十九世紀，原本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幹半島各國紛紛獨立，昔日榮光已成過往雲煙。
在此背景下，鄂圖曼帝國於1914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與德國、奧地利結盟，以「同盟國」陣營參戰，但戰況嚴峻，各地接連戰敗。
唯一的希望之光是加里波利之戰（1915年至1916年）。在這場戰役中，鄂圖曼帝國對抗英法聯軍登陸作戰、以巧妙的防衛戰取得勝利，其中有一位軍人脫穎而出。他便是後來被尊稱為「土耳其建國之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
然而，儘管他在戰場上十分活躍也無濟於事。戰局逐漸有利於英國、法國等協約國，隨著美國參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失敗告終。淪為戰敗國的鄂圖曼帝國遭到協約國瓜分統治。根據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其領土大幅縮減，被壓縮成再也無法稱為「帝國」的渺小存在。
至此，帝國與凱末爾的立場產生了巨大分歧。鄂圖曼帝國對協約國展現合作姿態，接受了屈辱的條約。然而，穆斯塔法．凱末爾不接受這個現實。
凱末爾認為：「應該由我們親手開創這個國家的未來。」他在安那托利亞地區的安卡拉（Ankara，現今土耳其首都）建立了新政府，而不是留在鄂圖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堡。
重建組織的紀律與領導者正當性
他與帝國劃清界線，打著的旗號是「由土耳其人實現土耳其獨立」，下定決心再次戰鬥。這個決定，成為終結鄂圖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轉捩點。
在安卡拉建立新政府時，穆斯塔法．凱末爾面對的困難，不僅僅是重建國家。
當時效忠鄂圖曼帝國的勢力以及受英法支援的希臘軍相互對立，衝突無法避免。對他而言，首要之務是掌控軍隊。然而，安卡拉政府最初擁有的軍隊，比不上紀律嚴明的正規軍，其主力是被稱為「非正規兵」的獨立武裝私兵。
他們雖然勇猛果敢，但缺乏組織紀律與戰略性，有時甚至會擅自處決投降的敵軍軍官，極有可能損害統治的正當性。
此外，軍中有部分領導者對共產主義思想表現強烈的共鳴，使問題更複雜。
當時俄羅斯革命（1917年）剛結束，革命思想也蔓延到土耳其國內。但穆斯塔法．凱末爾認為，國家的未來在於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現代化，而非共產主義，因此不可忽視共產主義思想的滲透。
針對這些課題，穆斯塔法．凱末爾採取了極其巧妙且冷靜的策略。他對非正規兵中具影響力的兩位領導者，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
其中一人是傾向共產主義的人物。凱末爾利用其思想傾向，將其作為駐莫斯科的特命全權大使、送往國外。名義上是賦予重任，實質上則是將其與軍隊切割，削減對方在國內的影響力。
而對另一位領導者，他則採取了更嚴厲的手段，不僅將對方徹底逼入絕境，最終還將其驅逐出境。
就這樣，透過重新安置與排除非正規兵的領導層，強化了軍隊內的統治，穆斯塔法．凱末爾以國家的名義，重新編組了有秩序的正規軍。
重組軍隊，不僅是為了提高戰鬥能力，更具有「重建國家」的象徵性意義。當完成軍隊的統一與重編後，穆斯塔法．凱末爾奔向了下一場戰鬥──與希臘軍決戰。這不只是與擁有英國等協約國做靠山的強敵戰鬥，也是賭上土耳其命運的決戰。
讓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
綜觀穆斯塔法．凱末爾至今參與的戰鬥，其中蘊含了組織變革與領導力的精髓，甚至超越單純軍事上的勝利。他之所以能達成土耳其的獨立與重建，背後有以下三個因素：
1.建立方向一致且紀律嚴明的組織
懸而未決的一大問題，是指揮系統與思想各異的非正規軍。穆斯塔法．凱末爾冷靜分析，做出冷酷的決定：「注意並調離、驅趕思想不同的領導者，整合指揮系統。」隨後，他成功將其重新編制為紀律嚴明的正規軍。
這與企業管理中的組織論不謀而合，「首先讓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從A到A+：企業從優秀到卓越的奧祕》〔Good to great〕，吉姆．柯林斯著）。在推行策略之前，與誰並肩作戰將決定成敗。
2.在緊急狀態下，將權限集中於領導者
在薩卡里亞河之戰前，穆斯塔法．凱末爾被議會任命為總司令，一手掌握軍事與政治大權。這成為他迅速執行嚴密策略的基礎。例如，將希臘軍引誘至內陸，以切斷補給線等大膽戰術，正是因為有這種單一指揮體制才得以實現。
然而，權力集中也是一把雙面刃。在平時，缺乏制衡的領導力可能會導致失控與僵化。在緊急與平時之間審視「適合組織的治理方式」，也是現代應具備的觀點。
3.領導者親臨現場，直接指揮
在最終決戰，穆斯塔法．凱末爾親自坐鎮指揮。越危急的時刻，領導者越要站在第一線，與士兵同進同出──這種態度賦予了士兵勇氣，大幅提升對指揮命令的信賴度。
在現代商務與組織營運中，在困難局面下「領導者是否真心投入」，與成員的士氣跟成果有直接關聯。領導者了解第一線、與現場人員共同行動的意義，即便跨越時代也依然不變。
我們從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決策中獲得的，正是化解危機的領導者必備要件：
•統一組織的方向，排除無謂的磨擦。
•在必要時集中責任與權限，提升判斷速度。
•在比任何人都接近第一線的地方建立信賴。
這些決策，建構了從鄂圖曼帝國滅亡，到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這段動盪歷史。
在現代組織與企業中，身處變化與不確定時，所需要的領導者形象也正源於此。向歷史學習，並非為了稱頌過去的英雄，而是從他們的選擇與行動中，思考自己現在該如何行動。
「過度精簡人員，陷入苦戰。」
──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反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蘇戰爭，據說造成包含平民在內、超過三千萬人犧牲，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之一。
這場戰爭始於納粹德國領導人希特勒，下達進攻蘇聯的命令。希特勒原本就將向東方擴張領土定為國家戰略，而促使他下定決心侵略的原因之一，便是蘇聯軍隊的衰弱。
不安的肅清，使國家陷入存亡危機
那麼，蘇聯軍隊為何會變得如此衰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1937年起由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Great Purge）。在這場大清洗中，受害的不僅是政府高官與共產黨元老，大量的軍隊將領也成為壓迫的目標。根據紀錄，當時在短短兩年內，就有34,301名軍官被捕或被流放，其中22,705人遭到槍決或下落不明。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針對具備戰略思維的高級將領的肅清，諸如將軍、元帥等堪稱軍隊大腦的人才，也相繼遭到排除。
其中甚至還有一些將領，擁有機動力和閃電戰等先進用兵思想。這使得蘇聯軍隊一夜之間，在組織力與思考力兩方面，蒙受沉重損失。
為何要實行如此徹底的大清洗？史達林歷經1917年俄羅斯革命，於列寧死後登上蘇聯頂峰，但其內心深處抱持著強烈的被害妄想式不安。他尤其對共產黨元老及軍事領導人抱持強烈疑慮，總認為他們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力。
據說這種不信任感，與史達林年輕時參與革命活動、曾因同伴密告而反覆經歷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驗有關。結果，他選擇了身為領導者最不該採取的行為──透過排除敵人來讓自己安心，也就是大清洗。
肅清的影響立即反映在軍事層面。例如1939年至1940年入侵芬蘭（所謂的「冬季戰爭」），蘇聯軍在數量與裝備上本應占優勢，結果竟與居劣勢的芬蘭軍陷入苦戰。這是一個代表性事件，顯示支持組織力量的戰略、信任與判斷力已消失殆盡。而這種虛弱狀態，便成了希特勒決定入侵蘇聯的理由之一。
史達林帶來的大清洗固然影響深遠，但蘇聯之所以未徹底瓦解，除了受希特勒的戰略誤判所助，更因為掌握到外在環境變化並靈活重編戰力，促進了人才的成長與回歸。
1930年代後半，史達林強烈懷疑身邊有人企圖推翻自己，接連肅清政府高官與將領，受害者達數萬人，許多優秀指導者與戰略家因此喪命或被流放。
這項行動的根源，在於強烈的自我保護與自我表現慾。面對可能威脅自己地位的人，他選擇了排除，而非冷靜的對話，結果導致蘇聯軍大幅弱化，成為日後招致德軍入侵的主因。
領導者須具備相信人的力量、讓利的器量、育才的覺悟
在現代組織中，這種「史達林型領導者」並未完全消失。因極度恐懼被否定，或過度誇大個人成果而排除部屬意見──在這種領導者麾下，優秀人才往往會率先離去。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對曾經待過這類組織的成員而言，無異是浪費人生的寶貴時間。原本能成長的機會被阻斷，甚至往往失去希望，更得耗費大量勞力，修正往後的職涯軌道。
身為領導者，重要的不僅是動員他人的能力，更需要相信人的力量、願意讓利於人的器量以及培育人才的覺悟。因此，冷靜評估自己是否適合擔任領導職，對組織與個人都極其重要。
若你只在乎個人評價而疏遠他人；或是不想傾聽部屬的聲音，或許就該重新審視自己是否適合擔任領導者。
組織與成員能否成長，極大程度取決於領導者是否適任。因此，要坐在領導者的位置上，需要體悟這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人。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鄂圖曼帝國（1299年至1922年）曾統治過歐亞及北非的廣大疆域，歷史長達六百年以上，在蘇丹（皇帝）的統治下，作為橫跨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北非及中東廣大地區的大帝國君臨天下。
在帝國的全盛時期，曾兩度（1529年、1683年）圍攻歐洲的維也納，對基督教世界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
鄂圖曼帝國的終結與英雄的決斷
然而，隨著時代推移，鄂圖曼帝國逐漸走上衰退之路。與歐洲列強的戰爭接連不斷，在其支配的地區中，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十九世紀，原本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幹半島各國紛紛獨立，昔日榮光已成過往雲煙。
在此背景下，鄂圖曼帝國於1914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與德國、奧地利結盟，以「同盟國」陣營參戰，但戰況嚴峻，各地接連戰敗。
唯一的希望之光是加里波利之戰（1915年至1916年）。在這場戰役中，鄂圖曼帝國對抗英法聯軍登陸作戰、以巧妙的防衛戰取得勝利，其中有一位軍人脫穎而出。他便是後來被尊稱為「土耳其建國之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
然而，儘管他在戰場上十分活躍也無濟於事。戰局逐漸有利於英國、法國等協約國，隨著美國參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失敗告終。淪為戰敗國的鄂圖曼帝國遭到協約國瓜分統治。根據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其領土大幅縮減，被壓縮成再也無法稱為「帝國」的渺小存在。
至此，帝國與凱末爾的立場產生了巨大分歧。鄂圖曼帝國對協約國展現合作姿態，接受了屈辱的條約。然而，穆斯塔法．凱末爾不接受這個現實。
凱末爾認為：「應該由我們親手開創這個國家的未來。」他在安那托利亞地區的安卡拉（Ankara，現今土耳其首都）建立了新政府，而不是留在鄂圖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堡。
重建組織的紀律與領導者正當性
他與帝國劃清界線，打著的旗號是「由土耳其人實現土耳其獨立」，下定決心再次戰鬥。這個決定，成為終結鄂圖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轉捩點。
在安卡拉建立新政府時，穆斯塔法．凱末爾面對的困難，不僅僅是重建國家。
當時效忠鄂圖曼帝國的勢力以及受英法支援的希臘軍相互對立，衝突無法避免。對他而言，首要之務是掌控軍隊。然而，安卡拉政府最初擁有的軍隊，比不上紀律嚴明的正規軍，其主力是被稱為「非正規兵」的獨立武裝私兵。
他們雖然勇猛果敢，但缺乏組織紀律與戰略性，有時甚至會擅自處決投降的敵軍軍官，極有可能損害統治的正當性。
此外，軍中有部分領導者對共產主義思想表現強烈的共鳴，使問題更複雜。
當時俄羅斯革命（1917年）剛結束，革命思想也蔓延到土耳其國內。但穆斯塔法．凱末爾認為，國家的未來在於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現代化，而非共產主義，因此不可忽視共產主義思想的滲透。
針對這些課題，穆斯塔法．凱末爾採取了極其巧妙且冷靜的策略。他對非正規兵中具影響力的兩位領導者，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
其中一人是傾向共產主義的人物。凱末爾利用其思想傾向，將其作為駐莫斯科的特命全權大使、送往國外。名義上是賦予重任，實質上則是將其與軍隊切割，削減對方在國內的影響力。
而對另一位領導者，他則採取了更嚴厲的手段，不僅將對方徹底逼入絕境，最終還將其驅逐出境。
就這樣，透過重新安置與排除非正規兵的領導層，強化了軍隊內的統治，穆斯塔法．凱末爾以國家的名義，重新編組了有秩序的正規軍。
重組軍隊，不僅是為了提高戰鬥能力，更具有「重建國家」的象徵性意義。當完成軍隊的統一與重編後，穆斯塔法．凱末爾奔向了下一場戰鬥──與希臘軍決戰。這不只是與擁有英國等協約國做靠山的強敵戰鬥，也是賭上土耳其命運的決戰。
讓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
綜觀穆斯塔法．凱末爾至今參與的戰鬥，其中蘊含了組織變革與領導力的精髓，甚至超越單純軍事上的勝利。他之所以能達成土耳其的獨立與重建，背後有以下三個因素：
1.建立方向一致且紀律嚴明的組織
懸而未決的一大問題，是指揮系統與思想各異的非正規軍。穆斯塔法．凱末爾冷靜分析，做出冷酷的決定：「注意並調離、驅趕思想不同的領導者，整合指揮系統。」隨後，他成功將其重新編制為紀律嚴明的正規軍。
這與企業管理中的組織論不謀而合，「首先讓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從A到A+：企業從優秀到卓越的奧祕》〔Good to great〕，吉姆．柯林斯著）。在推行策略之前，與誰並肩作戰將決定成敗。
2.在緊急狀態下，將權限集中於領導者
在薩卡里亞河之戰前，穆斯塔法．凱末爾被議會任命為總司令，一手掌握軍事與政治大權。這成為他迅速執行嚴密策略的基礎。例如，將希臘軍引誘至內陸，以切斷補給線等大膽戰術，正是因為有這種單一指揮體制才得以實現。
然而，權力集中也是一把雙面刃。在平時，缺乏制衡的領導力可能會導致失控與僵化。在緊急與平時之間審視「適合組織的治理方式」，也是現代應具備的觀點。
3.領導者親臨現場，直接指揮
在最終決戰，穆斯塔法．凱末爾親自坐鎮指揮。越危急的時刻，領導者越要站在第一線，與士兵同進同出──這種態度賦予了士兵勇氣，大幅提升對指揮命令的信賴度。
在現代商務與組織營運中，在困難局面下「領導者是否真心投入」，與成員的士氣跟成果有直接關聯。領導者了解第一線、與現場人員共同行動的意義，即便跨越時代也依然不變。
我們從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決策中獲得的，正是化解危機的領導者必備要件：
•統一組織的方向，排除無謂的磨擦。
•在必要時集中責任與權限，提升判斷速度。
•在比任何人都接近第一線的地方建立信賴。
這些決策，建構了從鄂圖曼帝國滅亡，到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這段動盪歷史。
在現代組織與企業中，身處變化與不確定時，所需要的領導者形象也正源於此。向歷史學習，並非為了稱頌過去的英雄，而是從他們的選擇與行動中，思考自己現在該如何行動。
「過度精簡人員，陷入苦戰。」
──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反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蘇戰爭，據說造成包含平民在內、超過三千萬人犧牲，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之一。
這場戰爭始於納粹德國領導人希特勒，下達進攻蘇聯的命令。希特勒原本就將向東方擴張領土定為國家戰略，而促使他下定決心侵略的原因之一，便是蘇聯軍隊的衰弱。
不安的肅清，使國家陷入存亡危機
那麼，蘇聯軍隊為何會變得如此衰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1937年起由史達林發動的「大清洗」（Great Purge）。在這場大清洗中，受害的不僅是政府高官與共產黨元老，大量的軍隊將領也成為壓迫的目標。根據紀錄，當時在短短兩年內，就有34,301名軍官被捕或被流放，其中22,705人遭到槍決或下落不明。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針對具備戰略思維的高級將領的肅清，諸如將軍、元帥等堪稱軍隊大腦的人才，也相繼遭到排除。
其中甚至還有一些將領，擁有機動力和閃電戰等先進用兵思想。這使得蘇聯軍隊一夜之間，在組織力與思考力兩方面，蒙受沉重損失。
為何要實行如此徹底的大清洗？史達林歷經1917年俄羅斯革命，於列寧死後登上蘇聯頂峰，但其內心深處抱持著強烈的被害妄想式不安。他尤其對共產黨元老及軍事領導人抱持強烈疑慮，總認為他們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力。
據說這種不信任感，與史達林年輕時參與革命活動、曾因同伴密告而反覆經歷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驗有關。結果，他選擇了身為領導者最不該採取的行為──透過排除敵人來讓自己安心，也就是大清洗。
肅清的影響立即反映在軍事層面。例如1939年至1940年入侵芬蘭（所謂的「冬季戰爭」），蘇聯軍在數量與裝備上本應占優勢，結果竟與居劣勢的芬蘭軍陷入苦戰。這是一個代表性事件，顯示支持組織力量的戰略、信任與判斷力已消失殆盡。而這種虛弱狀態，便成了希特勒決定入侵蘇聯的理由之一。
史達林帶來的大清洗固然影響深遠，但蘇聯之所以未徹底瓦解，除了受希特勒的戰略誤判所助，更因為掌握到外在環境變化並靈活重編戰力，促進了人才的成長與回歸。
1930年代後半，史達林強烈懷疑身邊有人企圖推翻自己，接連肅清政府高官與將領，受害者達數萬人，許多優秀指導者與戰略家因此喪命或被流放。
這項行動的根源，在於強烈的自我保護與自我表現慾。面對可能威脅自己地位的人，他選擇了排除，而非冷靜的對話，結果導致蘇聯軍大幅弱化，成為日後招致德軍入侵的主因。
領導者須具備相信人的力量、讓利的器量、育才的覺悟
在現代組織中，這種「史達林型領導者」並未完全消失。因極度恐懼被否定，或過度誇大個人成果而排除部屬意見──在這種領導者麾下，優秀人才往往會率先離去。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對曾經待過這類組織的成員而言，無異是浪費人生的寶貴時間。原本能成長的機會被阻斷，甚至往往失去希望，更得耗費大量勞力，修正往後的職涯軌道。
身為領導者，重要的不僅是動員他人的能力，更需要相信人的力量、願意讓利於人的器量以及培育人才的覺悟。因此，冷靜評估自己是否適合擔任領導職，對組織與個人都極其重要。
若你只在乎個人評價而疏遠他人；或是不想傾聽部屬的聲音，或許就該重新審視自己是否適合擔任領導者。
組織與成員能否成長，極大程度取決於領導者是否適任。因此，要坐在領導者的位置上，需要體悟這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