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窮 」與「 脫貧 」── 如何思考貧富不均的本質？
無法承擔的風險
提到貧窮，你想像到的是什麼呢？是三餐吃不飽的小朋友、看不起醫生的病人、還是念不起書的勵志學童？造成貧窮的原因是政府還是個人的努力不夠？在討論如何建構更平等的社會、如何脫貧之前，需要理解「貧窮」在現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貧窮只是沒有錢嗎？事實上，據學者研究，貧窮不僅是經濟條件，還是一種社會性、心理性的生活狀態。
二○一九年，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透過研究貧窮的本質，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在《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一書中，提出了眾多可能導致貧窮並「遺傳」給下一代的因素，例如：
● 缺乏足夠盈餘與時間發展長期技能或投資
● 缺乏儲蓄而傾向滿足短期慾望
● 缺乏足夠資訊做出有益的判斷
● 傾向於忽略生活中的風險
● 缺乏承擔意外的能力
● 無法獲得可靠的金融服務、信用體系與保險
總體而言，貧窮導致的狀態，會在經濟的匱乏之外，進一步創造出一個缺乏引導長期計畫的環境。心理學學者奇斯‧裴恩（Keith Payne）是不平等與歧視心理學的權威，他在《破梯效應》一書中提到環境如何改變人的本質與思考模式。他認為貧富真正的差距不在於金錢的數字，而在於自覺的「地位」，進而影響到人的行為。為什麼窮人坐監服刑、輟學、失業的機率比一般人多出好多倍呢？誠然，我們必須關注貧富差距下的巨大資源鴻溝，但裴恩提醒我們，窮人與富人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未來的看法」。他從自身的經驗出發，說明從寫下讀書計畫，到為了成家存錢，甚至只是追求瘦身而訂下的減肥計畫，對窮人而言都很困難，其中背後原因為「活在當下」的心理陷阱。貧窮使人處於時時刻刻的緊張狀態以應對危機，並使人傾向於將資源投注於解決當下的困難／追求當下的滿足中，而失去長期規劃的能力。
從貧窮問題的多元性中，我們可以推導到協助脫貧也需要提供更加全面性的解決方案，而不僅是扁平的經濟援助或就業、就學扶助。不同國情中，針對貧窮議題也有許多不同面向的審思。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不同國家所面臨的社會不平等課題，並思考臺灣的處境與可能的解方。
各國的社會不平等
美國：不平等從童年開始
社會學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書中從自身的家鄉出發，以美國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為例，說明美國為何貧富差距會不斷擴大。
美國過去曾經是社區較多元化的社會，使出身中下階層的孩子們一生中，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社區活動、教會禮拜等接觸到不同職業與社會階級的家庭，進而擁有見識較多元的教養空間，培養多元視野，並透過親朋好友介紹與人脈，進而向上流動。然而，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隨著貧民窟與豪宅區逐漸兩極化，不同階層開始出現明顯的居住空間的隔離，進而影響到窮人家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使窮人社區逐漸沒落。他也舉出了窮小孩在成長過程當中，在四個面向上與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不同：
● 在脆弱家庭中經歷不安穩的童年
● 父母教養中僅強調紀律和服從，而不鼓勵創造力
● 教育的資源落差
● 社會網絡的同質性高、碰不到貴人
不公平的童年，使窮小孩缺乏進入較高階層社會的社會資本，造成貧窮代代相傳。那麼，脫離貧窮的解方是什麼？普特南認為，如果能夠重新使貧富家庭的社交範圍重疊，創造下一代能互享社會資本的環境，就能有效地突破社會不平等。
英國：扭曲的勞雇關係─ 零工經濟合法嗎？
二○一六年，英國記者詹姆士‧布拉德渥斯（James Bloodworth）花費一百八十天，先後體驗了亞馬遜撿貨員、Uber 司機、客服人員、居家照護員等低階工作。他將這段經歷寫成《沒人雇用的一代》一書，說明陰暗且低薪的工作，將如何造成生活的種種負面影響。他體驗的這些工作，背後的共通點是缺乏正式勞雇關係的「零工」生態。透過「共享經濟」、「自主雇用」等漂亮的口號，大企業的雇主試圖規避正規的社會福利保障，進而降低成本，但卻對這些工作者的身心狀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布拉德渥斯詳細敘述了低薪工作使他逐漸失去「計畫能力」的過程，並不能由他本人的高等教育背景或社會評價中的「智力」扭轉。他轉向高熱量食物來慰勞自己的體力勞動，傾向忽視其中負面的健康影響；儘管雇主宣稱這些「自雇者」擁有自己時間的掌控能力，但由系統設置的獎勵機制中，他若「擅自」拒絕接單，將獲得減薪懲罰。零工的工作也缺乏與管理層對話的機制，使他失去一般白領工作者的議價能力，落入「又窮又忙」的陷阱。
窮人真的比較笨嗎？實際上，零工經濟做為一種沒有社會保險與缺乏雇用承諾的不穩定就業型態，形同雇主將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外包給社會，並摧毀勞動者規劃生活的能力，甚至是身心健康。
二○一九年，英國工會聯合會（TUC）和赫特福德郡大學的研究顯示，處於工作年齡的成人中，有近一成（約9.6%）的工作者打零工，比率已經是二○一六年（約4.7%）的兩倍（羅方妤，二○一九）。
二○二一年，事情有了轉機，兩位司機法拉爾（James Farrar）和亞斯蘭（Yaseen Aslam）與Uber 纏鬥五年，英國最高法院最終判定「Uber 司機是勞工」享有最低薪資、假日與退休金的保障。許多分析師認為，這個歷史性判決，將會是扭轉英國零工經濟的第一步。
日本：老年的貧窮危機
即使走過了上述的貧窮陷阱，一生收入穩定落在社會平均線上，一旦發生重大傷病、事故，老年貧窮的陰影仍然不散。在《下流老人》一書中，描述高齡化社會下倚賴家庭的福利體制無以維繫，使日本人的老年生活受到衝擊。包括退休金中缺少醫藥費、安養機構費用的估算，子女教育費用升高甚至成為繭居族、啃老族，熟年離婚的贍養費與生活費提升等問題；家庭逐漸失去照護機能，政府又沒有規劃完善的長照服務等困境。「老後貧窮」逐漸成為社會的大問題，其成因並不能都推諉給年輕的時候不努力，背後有其系統性困境。
日本政府的福利制度倚賴公司與家庭的覆蓋網絡，從長期照護、老人年金、住宅政策等，都以家庭或企業為單位，但在社會劇烈變遷下，該政策邏輯恐怕將會進一步加重老年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並進而拖垮整個社會系統。具體而言，退休之後將不再有醫療保險，若個人風險意識不足，將可能面臨自己或親友的高額醫療費用。在少子化社會下，「養兒防老」並以家庭成員為理所當然的長照供給主體越不可行；年金若缺乏適當的規劃，更可能面臨給付不足、甚至破產的困境。
回顧臺灣：我們該如何建立更穩健與公平的社會？
根據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二○一九年的報告，臺灣是亞洲均富最高收入國家第一名，中產階級比例高，已經是相較之下較為平等的社會。然而，前述的議題反映到臺灣社會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貧窮困境。回應美國社會資本不均的問題，臺灣學者藍佩嘉在《拚教養》一書中，提到了雖然臺灣在居住空間與社交環境下，不同階層的交錯比例較高，但政府與社會提供的教養資源高度集中於中產階級，要求父母有中產階級條件，卻在不同的「教養腳本」中創造了不平等的童年，與難以在公共領域、教育現場中容納不同階級的教養想像。
而雖然不到英國的零工比例，但二○二○年，臺灣非典型就業人口已達 7.13%，年增 0.67%，外送平臺的興盛更加劇了該現象。而正在加速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高齡貧窮恐怕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未來臺灣的發展方向，如何解決不平等仍然是人類永恆的課題。解決貧窮問題的關鍵不是金錢，而是社會支持網絡、勞雇關係安全感的提供、福利網絡的設計等等，有許多複雜的機制。在個人層次上，做為一個公民，至少我們能將現有的資源「共享」化，持續監督政府建設更完善的照護體制、勞動體制，控制資本成為驅動社會向前，而非剝削窮人的力量。不僅是一日的慈善，集合所有人日復一日改善社會體制的努力，才有機會創造實質均富的社會。
瘟疫與國家治理── 傳染病大流行下的社會
瘟疫與社會變遷：我們與傳染病的鬥爭史
二○一九年，新冠肺炎造成全球大流行，顛覆了許多人的生活，也預計成為二十一世紀改寫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回顧傳染病史，皆大大影響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鼠疫）造成了近兩億人死亡，動搖了歐洲傳統的封建佃農制度，大量減少的人口使工資上漲，促使技術革新；教會的失能則引發了宗教改革。
而今日對付傳染病的重要武器─ 社交隔離、戴口罩、公衛管理等也在黑死病的時代誕生。十五世紀開始，廣泛且反覆流行的天花造成了約三億五千萬人死亡，大量美洲原住民染疫後使歐洲人成功殖民美洲。天花也促成了人類史上的第一種疫苗誕生：明清時期的中國，透過種人痘使人體獲得免疫力、十八世紀英國醫師則進一步改種牛痘減少不良反應。但強制接種也促使「反對接種牛痘者聯盟」成立，認為強制接種有害人權，開啟了反疫苗運動的先聲。十九世紀英國倫敦的霍亂，則帶來了第一波的衛生下水道革命，現在仍是開發中國家對抗傳染病的利器。
人類在一次次與傳染病鬥爭的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工具與知識，也顯示了傳染病複雜地交織在政治和社會的脈絡中。是否能成功擊退傳染病，甚至會影響到政權的存續。疾病的治療是醫學，瘟疫的管控卻考驗了政府與社會間的信任與合作。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出發，思考在瘟疫蔓延之下，如何凸顯國家與社會的複雜脈絡中治理的缺失。
再次肆虐的傳染病：一九四六年臺灣衛生行政癱瘓
臺灣在日本時代時，建立起「隔離、消毒、預防接種」等基礎衛生觀念，公共衛生及環境清潔受重視，與衛生條件相關的霍亂及鼠疫受到很好的控制。然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由於生活環境惡化，加上很多傳染病自中國傳入臺灣，已控制住的狂犬病、鼠疫及霍亂又開始猖獗，甚至天花都發生大流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天花更達五千個病例，死亡率也高達三成。嘉義布袋因霍亂而遭政府封城，在沒有任何醫療照護的狀況下，死亡率逼近六成。
柯喬治（George H. Kerr）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即指出，瘟疫的橫行、與瘟疫防治中官員的腐敗也是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時任衛生局局長的經利彬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取了抵抗瘧疾的「抗瘧劑」，結果卻在事後阻止公單位發放抗瘧疾藥片，因為他已成立私人公司來販賣類似藥劑以從中獲利。
戰後臺灣瘟疫蔓延，可歸納為幾個因素：一是因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所強力推行的疫苗注射等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缺乏與民眾之間的政策溝通，使衛生習慣的訓練未能深入民間，一旦高壓的殖民政府撤出，衛生習慣就故態復萌了。戰後的人力、物力不足，也促使垃圾和水肥難以迅速清運至市郊。最後，傳染病爆發後官員怠惰的處理、腐敗與利己的心態，加上外來政權對本土人民的不信任感，都促使瘟疫不能在初期獲得掌握。
西非伊波拉病毒：殖民史下的社會與國家對立
非洲大陸上有許多文化、地理、種族上都歧異性頗大的國家，它們最大的共同點是近代的殖民歷史，也形塑了多數非洲國家治理的形式。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指出殖民體制屬於榨取型制度，少數菁英壟斷政治經濟利益，卻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國家治理能力低落。不幸的是，獨立過後的獨裁者卻繼承了這種制度，使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集團，導致政治腐敗，公衛與醫療基礎建設薄弱，進而讓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也低。
二○○○年前後，伊波拉疫情爆發，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社會與政府間的不互信成為病毒攻擊的弱點。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其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的事件，民眾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在獅子山第三大城凱內馬（ 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署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人民的不配合與不信任，使疫情的管控更加艱難。如發現伊波拉病毒的比利時科學家皮特（Peter Piot）指出：「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新冠肺炎：比較全球性的治理「 破口 」
相較於其他傳染病，新冠肺炎的1～2%死亡率已經相對「溫和」，然而它快速傳播的特性碰上了全球化時代，引起了一場不僅是在健康公衛領域，更是經濟與政治的浩劫。同時，也因為其全球化、快速傳播的特性，使我們得以觀察出這場疫情暴露了哪些國家的治理缺失。
在疾病最早爆發的中國，在資訊等於權力的獨裁者困境下，吹哨者們的預警無法傳到大眾手中，手段強硬的封城又使民眾大批逃離武漢，失去了第一時間控制疫情的時機。然而，迅速且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介入之後，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快控制疫情的國家之一，顯示威權政體有弊也有利。
在疫情爆發前的二○一九年十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布全球健康安全指數，最能對抗流行病的國家中，美國和英國分別奪下了第一名與第二名的寶座。然而，在真正的疫情底下，兩國在大流行初期的確診數與死亡率卻「領先」各國。這顯示了，最強的製藥能力、最好的研究大學與實驗室、最先進的醫療機構不是對抗大流行最重要的能力。英美兩國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整合與分配資源的力量，使國家實力成就了私人的富裕而非公眾的福祉；大流行敲響了治理的警鐘，使政府「向左走」，透過紓困方案重新投資於公眾、整合機構以應對危機，預計將永遠改變英美政治的面貌。英美兩國強大的生物科技實力也創造出了最有效的疫苗，成為了結束這場疫情的關鍵。
在亞洲，如印度與東南亞各國，疫情帶來的最大挑戰是醫衛基礎設施的不足，以及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無法覆蓋整個領土範圍，快速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兩個社會」：城市中產階級與傳統農民社會難以同軌規制。相較之下，南韓、新加坡、臺灣等政府施政能力能貫穿全境，也帶來較佳的防疫效果。但性工作者、外籍移工等卻因為弱勢，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當疫情出現「破口」，就會威脅到整體社會的安全。日本則因為戰後如痲瘋病強制隔離、缺乏人道對待等侵害人權的歷史，使政府權限大幅度的縮減政策，連基礎的隔離都沒有相關罰則，「緊急狀態宣言」的強制力也有限，使疫情在高低峰之間反覆。
貫穿所有國家防疫問題的，是國家內部原先的不平等。國際組織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在《不平等的病毒》（The Inequality Virus）報告中指出，弱勢族群中如女性、有色族裔、貧窮社區居住者較容易染疫，是全球性的現象；他們的工作更有可能無法遠距上班、較難申請有薪病假、無相關防護知識或衛生設備、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等。換個角度來說，一個更注重平等與關懷弱勢的系統，也是面對疫情時最有韌性的防護網。
過去歷史上每一次的瘟疫大流行，都證明了人類有能力在創傷中持續前進與創造文明；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迎來大衰退的起點，或是社會轉型的開始，關鍵都在我們手中。
失控的駭人傳染病，往往直攻國家治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信任網絡的罩門。傳染病的演化和傳播，是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交織的結果。傳染病的爆發，是對一個國家的總體期末考，考驗我們的國家政策透明度、資源在地區間與階級間的平等程度、國家與國民之間的溝通的誠意、國民對政府的信任感等等。
疫病的流行永遠都不會消失，我們社會如何鍛鍊出和持續演化的疾病共存的能力，是每個政權與社會永遠的考驗。
無法承擔的風險
提到貧窮，你想像到的是什麼呢？是三餐吃不飽的小朋友、看不起醫生的病人、還是念不起書的勵志學童？造成貧窮的原因是政府還是個人的努力不夠？在討論如何建構更平等的社會、如何脫貧之前，需要理解「貧窮」在現代社會的本質是什麼。貧窮只是沒有錢嗎？事實上，據學者研究，貧窮不僅是經濟條件，還是一種社會性、心理性的生活狀態。
二○一九年，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透過研究貧窮的本質，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在《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一書中，提出了眾多可能導致貧窮並「遺傳」給下一代的因素，例如：
● 缺乏足夠盈餘與時間發展長期技能或投資
● 缺乏儲蓄而傾向滿足短期慾望
● 缺乏足夠資訊做出有益的判斷
● 傾向於忽略生活中的風險
● 缺乏承擔意外的能力
● 無法獲得可靠的金融服務、信用體系與保險
總體而言，貧窮導致的狀態，會在經濟的匱乏之外，進一步創造出一個缺乏引導長期計畫的環境。心理學學者奇斯‧裴恩（Keith Payne）是不平等與歧視心理學的權威，他在《破梯效應》一書中提到環境如何改變人的本質與思考模式。他認為貧富真正的差距不在於金錢的數字，而在於自覺的「地位」，進而影響到人的行為。為什麼窮人坐監服刑、輟學、失業的機率比一般人多出好多倍呢？誠然，我們必須關注貧富差距下的巨大資源鴻溝，但裴恩提醒我們，窮人與富人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未來的看法」。他從自身的經驗出發，說明從寫下讀書計畫，到為了成家存錢，甚至只是追求瘦身而訂下的減肥計畫，對窮人而言都很困難，其中背後原因為「活在當下」的心理陷阱。貧窮使人處於時時刻刻的緊張狀態以應對危機，並使人傾向於將資源投注於解決當下的困難／追求當下的滿足中，而失去長期規劃的能力。
從貧窮問題的多元性中，我們可以推導到協助脫貧也需要提供更加全面性的解決方案，而不僅是扁平的經濟援助或就業、就學扶助。不同國情中，針對貧窮議題也有許多不同面向的審思。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不同國家所面臨的社會不平等課題，並思考臺灣的處境與可能的解方。
各國的社會不平等
美國：不平等從童年開始
社會學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書中從自身的家鄉出發，以美國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為例，說明美國為何貧富差距會不斷擴大。
美國過去曾經是社區較多元化的社會，使出身中下階層的孩子們一生中，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社區活動、教會禮拜等接觸到不同職業與社會階級的家庭，進而擁有見識較多元的教養空間，培養多元視野，並透過親朋好友介紹與人脈，進而向上流動。然而，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隨著貧民窟與豪宅區逐漸兩極化，不同階層開始出現明顯的居住空間的隔離，進而影響到窮人家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使窮人社區逐漸沒落。他也舉出了窮小孩在成長過程當中，在四個面向上與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不同：
● 在脆弱家庭中經歷不安穩的童年
● 父母教養中僅強調紀律和服從，而不鼓勵創造力
● 教育的資源落差
● 社會網絡的同質性高、碰不到貴人
不公平的童年，使窮小孩缺乏進入較高階層社會的社會資本，造成貧窮代代相傳。那麼，脫離貧窮的解方是什麼？普特南認為，如果能夠重新使貧富家庭的社交範圍重疊，創造下一代能互享社會資本的環境，就能有效地突破社會不平等。
英國：扭曲的勞雇關係─ 零工經濟合法嗎？
二○一六年，英國記者詹姆士‧布拉德渥斯（James Bloodworth）花費一百八十天，先後體驗了亞馬遜撿貨員、Uber 司機、客服人員、居家照護員等低階工作。他將這段經歷寫成《沒人雇用的一代》一書，說明陰暗且低薪的工作，將如何造成生活的種種負面影響。他體驗的這些工作，背後的共通點是缺乏正式勞雇關係的「零工」生態。透過「共享經濟」、「自主雇用」等漂亮的口號，大企業的雇主試圖規避正規的社會福利保障，進而降低成本，但卻對這些工作者的身心狀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布拉德渥斯詳細敘述了低薪工作使他逐漸失去「計畫能力」的過程，並不能由他本人的高等教育背景或社會評價中的「智力」扭轉。他轉向高熱量食物來慰勞自己的體力勞動，傾向忽視其中負面的健康影響；儘管雇主宣稱這些「自雇者」擁有自己時間的掌控能力，但由系統設置的獎勵機制中，他若「擅自」拒絕接單，將獲得減薪懲罰。零工的工作也缺乏與管理層對話的機制，使他失去一般白領工作者的議價能力，落入「又窮又忙」的陷阱。
窮人真的比較笨嗎？實際上，零工經濟做為一種沒有社會保險與缺乏雇用承諾的不穩定就業型態，形同雇主將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外包給社會，並摧毀勞動者規劃生活的能力，甚至是身心健康。
二○一九年，英國工會聯合會（TUC）和赫特福德郡大學的研究顯示，處於工作年齡的成人中，有近一成（約9.6%）的工作者打零工，比率已經是二○一六年（約4.7%）的兩倍（羅方妤，二○一九）。
二○二一年，事情有了轉機，兩位司機法拉爾（James Farrar）和亞斯蘭（Yaseen Aslam）與Uber 纏鬥五年，英國最高法院最終判定「Uber 司機是勞工」享有最低薪資、假日與退休金的保障。許多分析師認為，這個歷史性判決，將會是扭轉英國零工經濟的第一步。
日本：老年的貧窮危機
即使走過了上述的貧窮陷阱，一生收入穩定落在社會平均線上，一旦發生重大傷病、事故，老年貧窮的陰影仍然不散。在《下流老人》一書中，描述高齡化社會下倚賴家庭的福利體制無以維繫，使日本人的老年生活受到衝擊。包括退休金中缺少醫藥費、安養機構費用的估算，子女教育費用升高甚至成為繭居族、啃老族，熟年離婚的贍養費與生活費提升等問題；家庭逐漸失去照護機能，政府又沒有規劃完善的長照服務等困境。「老後貧窮」逐漸成為社會的大問題，其成因並不能都推諉給年輕的時候不努力，背後有其系統性困境。
日本政府的福利制度倚賴公司與家庭的覆蓋網絡，從長期照護、老人年金、住宅政策等，都以家庭或企業為單位，但在社會劇烈變遷下，該政策邏輯恐怕將會進一步加重老年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並進而拖垮整個社會系統。具體而言，退休之後將不再有醫療保險，若個人風險意識不足，將可能面臨自己或親友的高額醫療費用。在少子化社會下，「養兒防老」並以家庭成員為理所當然的長照供給主體越不可行；年金若缺乏適當的規劃，更可能面臨給付不足、甚至破產的困境。
回顧臺灣：我們該如何建立更穩健與公平的社會？
根據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二○一九年的報告，臺灣是亞洲均富最高收入國家第一名，中產階級比例高，已經是相較之下較為平等的社會。然而，前述的議題反映到臺灣社會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貧窮困境。回應美國社會資本不均的問題，臺灣學者藍佩嘉在《拚教養》一書中，提到了雖然臺灣在居住空間與社交環境下，不同階層的交錯比例較高，但政府與社會提供的教養資源高度集中於中產階級，要求父母有中產階級條件，卻在不同的「教養腳本」中創造了不平等的童年，與難以在公共領域、教育現場中容納不同階級的教養想像。
而雖然不到英國的零工比例，但二○二○年，臺灣非典型就業人口已達 7.13%，年增 0.67%，外送平臺的興盛更加劇了該現象。而正在加速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高齡貧窮恐怕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未來臺灣的發展方向，如何解決不平等仍然是人類永恆的課題。解決貧窮問題的關鍵不是金錢，而是社會支持網絡、勞雇關係安全感的提供、福利網絡的設計等等，有許多複雜的機制。在個人層次上，做為一個公民，至少我們能將現有的資源「共享」化，持續監督政府建設更完善的照護體制、勞動體制，控制資本成為驅動社會向前，而非剝削窮人的力量。不僅是一日的慈善，集合所有人日復一日改善社會體制的努力，才有機會創造實質均富的社會。
瘟疫與國家治理── 傳染病大流行下的社會
瘟疫與社會變遷：我們與傳染病的鬥爭史
二○一九年，新冠肺炎造成全球大流行，顛覆了許多人的生活，也預計成為二十一世紀改寫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回顧傳染病史，皆大大影響了人類的歷史進程。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鼠疫）造成了近兩億人死亡，動搖了歐洲傳統的封建佃農制度，大量減少的人口使工資上漲，促使技術革新；教會的失能則引發了宗教改革。
而今日對付傳染病的重要武器─ 社交隔離、戴口罩、公衛管理等也在黑死病的時代誕生。十五世紀開始，廣泛且反覆流行的天花造成了約三億五千萬人死亡，大量美洲原住民染疫後使歐洲人成功殖民美洲。天花也促成了人類史上的第一種疫苗誕生：明清時期的中國，透過種人痘使人體獲得免疫力、十八世紀英國醫師則進一步改種牛痘減少不良反應。但強制接種也促使「反對接種牛痘者聯盟」成立，認為強制接種有害人權，開啟了反疫苗運動的先聲。十九世紀英國倫敦的霍亂，則帶來了第一波的衛生下水道革命，現在仍是開發中國家對抗傳染病的利器。
人類在一次次與傳染病鬥爭的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工具與知識，也顯示了傳染病複雜地交織在政治和社會的脈絡中。是否能成功擊退傳染病，甚至會影響到政權的存續。疾病的治療是醫學，瘟疫的管控卻考驗了政府與社會間的信任與合作。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出發，思考在瘟疫蔓延之下，如何凸顯國家與社會的複雜脈絡中治理的缺失。
再次肆虐的傳染病：一九四六年臺灣衛生行政癱瘓
臺灣在日本時代時，建立起「隔離、消毒、預防接種」等基礎衛生觀念，公共衛生及環境清潔受重視，與衛生條件相關的霍亂及鼠疫受到很好的控制。然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由於生活環境惡化，加上很多傳染病自中國傳入臺灣，已控制住的狂犬病、鼠疫及霍亂又開始猖獗，甚至天花都發生大流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天花更達五千個病例，死亡率也高達三成。嘉義布袋因霍亂而遭政府封城，在沒有任何醫療照護的狀況下，死亡率逼近六成。
柯喬治（George H. Kerr）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即指出，瘟疫的橫行、與瘟疫防治中官員的腐敗也是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時任衛生局局長的經利彬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取了抵抗瘧疾的「抗瘧劑」，結果卻在事後阻止公單位發放抗瘧疾藥片，因為他已成立私人公司來販賣類似藥劑以從中獲利。
戰後臺灣瘟疫蔓延，可歸納為幾個因素：一是因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所強力推行的疫苗注射等西方傳染病防治觀念，缺乏與民眾之間的政策溝通，使衛生習慣的訓練未能深入民間，一旦高壓的殖民政府撤出，衛生習慣就故態復萌了。戰後的人力、物力不足，也促使垃圾和水肥難以迅速清運至市郊。最後，傳染病爆發後官員怠惰的處理、腐敗與利己的心態，加上外來政權對本土人民的不信任感，都促使瘟疫不能在初期獲得掌握。
西非伊波拉病毒：殖民史下的社會與國家對立
非洲大陸上有許多文化、地理、種族上都歧異性頗大的國家，它們最大的共同點是近代的殖民歷史，也形塑了多數非洲國家治理的形式。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指出殖民體制屬於榨取型制度，少數菁英壟斷政治經濟利益，卻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國家治理能力低落。不幸的是，獨立過後的獨裁者卻繼承了這種制度，使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集團，導致政治腐敗，公衛與醫療基礎建設薄弱，進而讓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也低。
二○○○年前後，伊波拉疫情爆發，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社會與政府間的不互信成為病毒攻擊的弱點。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其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的事件，民眾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在獅子山第三大城凱內馬（ 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署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人民的不配合與不信任，使疫情的管控更加艱難。如發現伊波拉病毒的比利時科學家皮特（Peter Piot）指出：「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新冠肺炎：比較全球性的治理「 破口 」
相較於其他傳染病，新冠肺炎的1～2%死亡率已經相對「溫和」，然而它快速傳播的特性碰上了全球化時代，引起了一場不僅是在健康公衛領域，更是經濟與政治的浩劫。同時，也因為其全球化、快速傳播的特性，使我們得以觀察出這場疫情暴露了哪些國家的治理缺失。
在疾病最早爆發的中國，在資訊等於權力的獨裁者困境下，吹哨者們的預警無法傳到大眾手中，手段強硬的封城又使民眾大批逃離武漢，失去了第一時間控制疫情的時機。然而，迅速且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介入之後，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快控制疫情的國家之一，顯示威權政體有弊也有利。
在疫情爆發前的二○一九年十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布全球健康安全指數，最能對抗流行病的國家中，美國和英國分別奪下了第一名與第二名的寶座。然而，在真正的疫情底下，兩國在大流行初期的確診數與死亡率卻「領先」各國。這顯示了，最強的製藥能力、最好的研究大學與實驗室、最先進的醫療機構不是對抗大流行最重要的能力。英美兩國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在關鍵時刻都缺乏整合與分配資源的力量，使國家實力成就了私人的富裕而非公眾的福祉；大流行敲響了治理的警鐘，使政府「向左走」，透過紓困方案重新投資於公眾、整合機構以應對危機，預計將永遠改變英美政治的面貌。英美兩國強大的生物科技實力也創造出了最有效的疫苗，成為了結束這場疫情的關鍵。
在亞洲，如印度與東南亞各國，疫情帶來的最大挑戰是醫衛基礎設施的不足，以及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無法覆蓋整個領土範圍，快速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兩個社會」：城市中產階級與傳統農民社會難以同軌規制。相較之下，南韓、新加坡、臺灣等政府施政能力能貫穿全境，也帶來較佳的防疫效果。但性工作者、外籍移工等卻因為弱勢，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當疫情出現「破口」，就會威脅到整體社會的安全。日本則因為戰後如痲瘋病強制隔離、缺乏人道對待等侵害人權的歷史，使政府權限大幅度的縮減政策，連基礎的隔離都沒有相關罰則，「緊急狀態宣言」的強制力也有限，使疫情在高低峰之間反覆。
貫穿所有國家防疫問題的，是國家內部原先的不平等。國際組織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在《不平等的病毒》（The Inequality Virus）報告中指出，弱勢族群中如女性、有色族裔、貧窮社區居住者較容易染疫，是全球性的現象；他們的工作更有可能無法遠距上班、較難申請有薪病假、無相關防護知識或衛生設備、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等。換個角度來說，一個更注重平等與關懷弱勢的系統，也是面對疫情時最有韌性的防護網。
過去歷史上每一次的瘟疫大流行，都證明了人類有能力在創傷中持續前進與創造文明；新冠肺炎大流行是迎來大衰退的起點，或是社會轉型的開始，關鍵都在我們手中。
失控的駭人傳染病，往往直攻國家治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信任網絡的罩門。傳染病的演化和傳播，是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交織的結果。傳染病的爆發，是對一個國家的總體期末考，考驗我們的國家政策透明度、資源在地區間與階級間的平等程度、國家與國民之間的溝通的誠意、國民對政府的信任感等等。
疫病的流行永遠都不會消失，我們社會如何鍛鍊出和持續演化的疾病共存的能力，是每個政權與社會永遠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