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
二○○九年三月，台灣成棒國家代表在東京巨蛋的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亞洲賽區預賽，對上了攪局的對手——中國隊。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棒球跟台灣文化已經密不可分；比較起來，棒球在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還是相對冷門且無太多人氣及關注的運動。但是，這並不會妨礙由美籍教頭柯林斯（Terry Collins）執掌兵符的中國隊，以四比一的最終比數，擊敗台灣，這已是中國隊連續第二次爆冷擊敗台灣。
總教練葉志仙在球隊返台後公開向國人致歉，但比起這一次敗給中國所吞下的巨大羞辱，總教練的道歉顯然遠無法令國人滿意。記者與電視評論員同聲哀嘆：「國球的榮耀不再」、「台灣的棒球已死！」也有人追問：「台灣棒球的尊嚴何在？」、「棒球還有救嗎？」一名心痛的球迷寫道：「台灣什麼都沒有了，乾脆把中華隊解散，讓中國代表我們好了，反正早晚也要被他們們統一。」另一名報紙社論作家則乾脆問：「現在還有什麼是台灣能贏得過中國的呢？」
這起事件以及整個台灣瀰漫的悲痛，喚起了二十世紀一連串複雜的歷史潮流與互動——正是在這個世紀之間，棒球幾乎成為台灣這座島嶼名義上的「國球」。這項源自日本明治時代的外來運動，由日本引進之後，馬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在帝國全境推廣。起初，棒球有一小段時間是日本銀行員、工程師等殖民者與他們子弟才能參加的運動，但不久之後，這項運動便成為日本政府、媒體、會社、學校與軍隊共同推動的「國民文化」。棒球是「日本帝國的運動」，在日本殖民台灣期間，它成為日本精神的象徵之一，期待台灣每一個人都要學習並活出這種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對這項日本運動自然產生多重影響；然而，棒球的訓練，還有展現出來的團隊合作與紀律，仍深深吸引這個已在中國大陸推廣現代運動超過二十年的政權。不久之後，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棒球再次成為由中國政府、媒體、企業、學校與軍隊共同推動的民族文化之一；只是這一次，它幾乎無縫接軌變成中國精神的表現，而台灣再次被期待要學習並活出這種精神。二○○○年，陳水扁勝選，成為第一個非中國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在許多人眼中，這象徵台灣在歷經荷蘭、西班牙、滿清、日本與中國四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之後，台灣社會終於透過民主選舉拿回這座島嶼。選舉後的一週，陳水扁明確指出棒球可說是台灣政府所推動的國民文化之一，是台灣精神的展現，而婆娑之島上的所有人最終得以自由地學習並活出這種精神。
若說台灣把棒球視為「國球」的執著有幾分矯情並不為過——畢竟棒球與日本及美國文化的連結更深，後來才由中國國民黨一黨威權體制所採用。不過，這種執著也可以理解。近一個世紀以來，棒球一直是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實用工具以及有意義的文物，即便到後來，它的重要性其實更多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冷戰與資本主義等全球過程有關，而不僅僅是一個台灣民族狹隘的概念。棒球在現在的台灣，仍然深深提醒著人民日本與美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事實上也提醒著跨國資本主義對台灣的衝擊。然而，「全球運動」這種說法，對台灣的民粹政治人物幾乎毫無共鳴（更不用說，棒球仍落後足球與籃球等「真正的全球運動）；只有把棒球塑造為「台灣國球」的那套意識形態，似乎才足以回應離台灣九十哩的中國那轟然襲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恐懼與孤立感，使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台灣人越來越熱衷甚至狂熱地去突出自己的特殊性——不論是在語言方面，還是在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其他方面——經常是透過像棒球這樣原屬日本的文物來達成。
讓人吃驚的是，棒球曾是日本剝削台灣半世紀殖民統治的一部分，而如今它卻又是如此徹底地被當作純正的「台灣人」運動。事實上，日本殖民政權引進的棒球，不曾真正脫離日本傳統。從運動的叫法——至今仍有許多人使用源自日語「野球」（yakyū）的台語「ia-kiu」，而非使用華語的「棒球」——球場上台語／日語／英語混用的喊聲sutoraiku（strike，好球）與「a-u-to」（out，出局），棒球的日本「起源」仍是台灣文化資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無論在歷史上或意識形態上皆是如此。
上列條件，使得台灣棒球史在全球體育史中獨樹一格。有些殖民地運動的模式——例如《特羅布里恩板球》（Trobriand Cricket）一書的個案：新幾內亞島上的原住民，把板球改造為對殖民者運動的一種魔幻、戲謔式的嘲弄——顯然不太適於分析台灣的這段歷史。日本殖民時期並沒有提供足夠的空間，讓作為「帝國二等臣民」的台灣人，得以大幅改寫與這項運動連結在一起的基本意識形態，更不用說可以創造出類似愛爾蘭「蓋爾運動」（Gaelic games），被人刻意設計用來代表獨立並且對抗英國文化的本土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體育意識形態在全球的影響力，使得我們不太會甚至不太可能去想像這種「全球化」運動模式可以得到全面改造。
另一些探討殖民文化與體育的模式則更加實用。伯納德・康恩（Bernard Cohn） 針對現代殖民體制之中各種「調查型模態」（investigative modalities）所做的描述，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如何「分類、歸類與界定」台灣社會與文化的世界，進而有效掌控與剝削台灣。如第一章所示，日本人亟欲伸手掌控台灣「蕃地」－－台灣島中央與東部山區－－的自然資源，與他們在當地的全面調查密切交織，最終也與日本打算用棒球教化當地南島語系原住民綁在一塊。荊子馨（Leo Ching） 的研究，特別是他在二○○一年出版的奠基之作《成為「日本人」（Becoming “Japanese”）》，可說是這個主題最重要的作品。他分析了殖民文化如何與日本官方的同化論述及「帝國臣民」建構工程相互交織，這對本書有很大的啟發；不過，我在第二章也將提出一些看法，解釋棒球比殖民時期的戲劇或電影，更能說明台灣與日本臣民如何一同經歷台灣的殖民過程。
日本試圖在台灣打造一座「帝國臣民之島」的計畫，也應該放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 「殖民模仿」（colonial mimicry）的概念來理解。巴巴描述的是殖民當局「渴求一個經過改造、可辨識的他者（Other），成為一種幾乎一樣卻又不完全一樣的差異主體……為了要有效果，模仿必須不斷產生滑動（slippage）、多餘與差異。」棒球因而成為一個關鍵的場域，用來生產文明的台灣人；同時，台灣人在棒球場上優異的表現，又被用來昭示日本殖民政權的成功，證明它能把一個曾經野蠻落後的人民，轉變為現代的帝國子民。板球的歷史也提供一個清楚的對照。詹姆斯（C. L. R. James） 很早就讓大家知道，英國西印度群島優秀的黑人板球員在場上的精彩表現，為西印度人贏得原本難以從殖民者那裡取得的尊重。正如同板球，兩代台灣棒球員與球隊在此運動上的勝利，讓日本本島人相信，這座偏遠島嶼上同胞（cosubjects）的價值，即便那些與生就有「日本精神」的人，與那些透過學習與訓練而掌握日本精神的人之間，仍舊保有清楚的界線。
在詹姆斯之後，派崔克・麥德維特（Patrick McDevitt） 描寫了大英帝國的「運動家精神」與標準「男性氣概」的建構，是我們理解棒球在台灣殖民的功能最佳的典範之一。不過，英國模式並無法充分解釋日本殖民主義的一個特殊面向，尤其是對於台灣的殖民。英國的運動理想、進步觀與男性氣概雖然套用在殖民地臣民身上，但運動也可以被用於揭露殖民者在道德上（甚至是生物學上）與其「低等者」之間的差距。日本對於自身殖民主義的刻畫至今依然有許多人為之辯護，以「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Asia for the Asians）等更為「正義」與「合乎民族性」的殖民論述，無疑因模糊了歷史而令人作噁。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代，這些日本殖民統治的意識形態在定義就表示：棒球不能用於界定或證明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在種族或道德上的重要差異。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我在第二章會討論台灣著名的「三族」（台灣漢人、日本本島人、原住民高砂族）棒球隊嘉農的歷史。這支球隊在日本國內受到景仰，因為他們用希望鼓勵了民眾，台灣原住民這個「全新且未被開發的民族」在球場上的成就，足以喚起那個憤世疾俗且疲憊的現代日本社會。
台灣在一九四五年轉入國民黨統治之後的種種經驗，也讓這段歷史獨一無二。多數研究戰後「華人台灣」（Chinese Taiwan）的歷史學者——除了葛超智（George Kerr）那本重要著作《被出賣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之外——幾乎都聚焦於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之間的冷戰外交與軍事關係。近年來，才有愈來愈多歷史學者試著理解這段經驗的社會與文化意涵，這比較不像是國民黨意識形態所宣稱的「光復」——一套長期宣傳且在歷史上就只是台灣回到中國統治懷抱的說法——而更像是一個大國匆匆忙忙把一座邊陲小島，從一個逐漸衰退的帝國，移交給另一個帝國的過程。
費世文（Steven Phillips） 的著作《同化與獨立之間》（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針對這段真正介於兩者之間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台灣歷史時刻，做了精彩的研究。國民黨把這些事件理解為一場勝利接收，接收的島住著六百萬「無恥且墮落的漢奸」，這種觀點不只是意識形態，而是確實影響著台灣人實實在在的生命機會，而他們早已習慣日本帝國體系下的現代方式。
針對台灣棒球這個主題，近期最重要的研究是台灣休閒與運動管理學者盂峻瑋。他在2007年出版的《孤立中的比賽（Playing In Isolation）》，可說是第一本以英文書寫的台灣棒球長篇史。盂峻瑋試圖涵蓋整個二十世紀的發展，但這本書並非真正的「全史」；它主要的貢獻在於對世界少棒（Little League Baseball）的關注，正是這個比賽帶來學術界對於台灣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的關注與研究。盂峻瑋是一個真正的「扒糞者」（muckraker），而他與台灣棒球界的關係也極為珍貴。他解釋了幾起青少棒醜聞背後的歷史根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台灣小球員所承受的壓力，他們要為這個搖搖欲墜、幾近「國際孤兒」的蔣家政權爭取榮耀與聲譽。然而，這部作品對日本殖民統治在棒球與整個台灣社會的重要與深遠影響談得並不多。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反映在書名本身——盂峻瑋把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的「孤立」與棒球之間的關係，直接代表了台灣整個世紀的棒球發展。事實上，我的研究顯示台灣現代史以及它與棒球這項「國球」之間的關係，其實是由與「孤立」恰好相反的歷史所界定。台灣島的歷史是一段迷人、錯綜複雜並且與大國人民及科技有意識交往（conscious engagement）的過程，台灣之所以變成現在這樣乃是，真正的鑲嵌在文化的流動之中，這些流動在過去一百一十年來一次又一次徹底改變台灣人的生活。
為了更好地處理這段歷史，我整本書都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這是近年用來描述「全球化形式在地實作」的一個學術名詞；或如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 所言的「同時性（simultaneity），普遍化與特殊化趨勢同時出現」，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在全球化的形式中，搞亂我們對這些形式的理解。全球化的這種雙重本性，常常被一些偏重單向文化接觸模式的分析所忽略；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可口可樂殖民」（Cocacolonization）這個概念，描述美國方式對他者影響的簡單印記。「全球在地化」這個詞或許有點拗口，但我發現它這種帶有戲謔性的說法，恰好描寫出現代台灣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在上述複雜的歷史遺緒中如何形成。這甚至未提到當代台灣文化相當醒目突出的特質，也就是這個文化在「全球」與「地方」、「世界性」與「鄉土性」（provincial）以及「國際」與「台灣」之間有著一種高度自覺且帶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棒球比賽正是這一切的完美例子。
2004年夏天，一支肯德基的廣告在台灣播出，引發公眾愉快的反應，事實上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種「戲謔式」的張力與混雜性。廣告是一名台灣導遊，傻傻地想要以島內景點來打動一群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遊客。當日月潭與玉山未能激起這些自負且高高在上的中國大陸遊客的興趣之後，這名機智的導遊決定給他們吃「台灣式」的肯德基——雞肉條的辣度甚至超過以辣著名的川菜。最終，導遊為這座島嶼贏得尊敬；其中最明確的是全團最吵的一位（外貌酷似前總統江澤民）以戲仿的大陸口音宣布：「現在我們不能小看台灣。」當來自「美國炸雞之都」的創新食譜，竟輕易地滿足台灣與中國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突破外交，我們便知道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已不僅僅是對可口可樂殖民（Cocacolonization）或麥當勞世界（McWorld）的簡單描述。同時，本書也秉持一個原則：這種混雜性不應遮蔽現代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往往帶著暴力的歷史情境，這些情境最初把這些人群與觀念帶到了一起。
以下各章檢視棒球這這項運動，如何導入與再現眾多意識形態及轉變，以探索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等全球化力量，以及它們對台灣人民所造成的影響。第一章與第二章涵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當時棒球被引入這塊寶貴的新殖民地台灣。棒球不僅是一種同化模式，作用在天皇統治下漢人及南島語系原住民臣民，同時也在球場上呈現台灣所承諾的開放空間，用來灌輸現代、文明日本的生活及死亡方式。第三章處理日本這項國民運動在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中國國民黨新政權接管之後的發展。我們藉著了解國民黨的處境，進一步掌握棒球在台灣的重要性：一方面，國民黨急著抹去日本半個世紀的統治與文化支配痕跡，另一方面，卻被迫允許這項日本的棒球運動繼續存在，清楚表現出台灣的自豪與奮鬥。
第四章與第五章檢視1968年至1980年代末成為台灣棒球文化核心、同時也是美國青少年棒球明星與家長夢魘的少棒體制。當蔣氏政權與戒嚴中的台灣因全世界逐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越來越孤立，那些每年八月在美國賓夕維尼亞州威廉斯波特（Williamsport, Pennsylvania）出賽的十二歲台灣棒球明星，卻被理解為中國文化、尊嚴與國族榮耀最細緻的展現（更不用說國民黨仍在幻想台灣未來將「光復」大陸）。
隨著這些傑出的球員成長，他們用著日本姓名前往日本打職棒，且往往是以日本歸化公民的身分，因而重振並鞏固延續數十年的國族與後殖民等級秩序（hierarchy）。我在第六章會探討台灣對這些事件的回應，以及緊接而來台灣本土職業棒球聯盟的發展；這些聯盟的規劃明確地是要推進並表達一種台灣的「全球在地化」議程——本土與外來、在地與國際的結合。至1999與2000年，當台灣最優秀的球員開始與美國大聯盟球隊簽約，全球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就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提升台灣在海外的能見度，另一方面卻削弱台灣本土的棒球結構。最後，我在結論嘗試把台灣這一整個世紀的現代歷史，重新置於南島語系原住民族之上，這個多樣的民族儘管人數不多，卻透過他們苦澀的經驗，提供這座迷人而複雜的島嶼，最有啟示性的歷史。
二○○九年三月，台灣成棒國家代表在東京巨蛋的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亞洲賽區預賽，對上了攪局的對手——中國隊。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棒球跟台灣文化已經密不可分；比較起來，棒球在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還是相對冷門且無太多人氣及關注的運動。但是，這並不會妨礙由美籍教頭柯林斯（Terry Collins）執掌兵符的中國隊，以四比一的最終比數，擊敗台灣，這已是中國隊連續第二次爆冷擊敗台灣。
總教練葉志仙在球隊返台後公開向國人致歉，但比起這一次敗給中國所吞下的巨大羞辱，總教練的道歉顯然遠無法令國人滿意。記者與電視評論員同聲哀嘆：「國球的榮耀不再」、「台灣的棒球已死！」也有人追問：「台灣棒球的尊嚴何在？」、「棒球還有救嗎？」一名心痛的球迷寫道：「台灣什麼都沒有了，乾脆把中華隊解散，讓中國代表我們好了，反正早晚也要被他們們統一。」另一名報紙社論作家則乾脆問：「現在還有什麼是台灣能贏得過中國的呢？」
這起事件以及整個台灣瀰漫的悲痛，喚起了二十世紀一連串複雜的歷史潮流與互動——正是在這個世紀之間，棒球幾乎成為台灣這座島嶼名義上的「國球」。這項源自日本明治時代的外來運動，由日本引進之後，馬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在帝國全境推廣。起初，棒球有一小段時間是日本銀行員、工程師等殖民者與他們子弟才能參加的運動，但不久之後，這項運動便成為日本政府、媒體、會社、學校與軍隊共同推動的「國民文化」。棒球是「日本帝國的運動」，在日本殖民台灣期間，它成為日本精神的象徵之一，期待台灣每一個人都要學習並活出這種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對這項日本運動自然產生多重影響；然而，棒球的訓練，還有展現出來的團隊合作與紀律，仍深深吸引這個已在中國大陸推廣現代運動超過二十年的政權。不久之後，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棒球再次成為由中國政府、媒體、企業、學校與軍隊共同推動的民族文化之一；只是這一次，它幾乎無縫接軌變成中國精神的表現，而台灣再次被期待要學習並活出這種精神。二○○○年，陳水扁勝選，成為第一個非中國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在許多人眼中，這象徵台灣在歷經荷蘭、西班牙、滿清、日本與中國四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之後，台灣社會終於透過民主選舉拿回這座島嶼。選舉後的一週，陳水扁明確指出棒球可說是台灣政府所推動的國民文化之一，是台灣精神的展現，而婆娑之島上的所有人最終得以自由地學習並活出這種精神。
若說台灣把棒球視為「國球」的執著有幾分矯情並不為過——畢竟棒球與日本及美國文化的連結更深，後來才由中國國民黨一黨威權體制所採用。不過，這種執著也可以理解。近一個世紀以來，棒球一直是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實用工具以及有意義的文物，即便到後來，它的重要性其實更多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冷戰與資本主義等全球過程有關，而不僅僅是一個台灣民族狹隘的概念。棒球在現在的台灣，仍然深深提醒著人民日本與美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事實上也提醒著跨國資本主義對台灣的衝擊。然而，「全球運動」這種說法，對台灣的民粹政治人物幾乎毫無共鳴（更不用說，棒球仍落後足球與籃球等「真正的全球運動）；只有把棒球塑造為「台灣國球」的那套意識形態，似乎才足以回應離台灣九十哩的中國那轟然襲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恐懼與孤立感，使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台灣人越來越熱衷甚至狂熱地去突出自己的特殊性——不論是在語言方面，還是在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其他方面——經常是透過像棒球這樣原屬日本的文物來達成。
讓人吃驚的是，棒球曾是日本剝削台灣半世紀殖民統治的一部分，而如今它卻又是如此徹底地被當作純正的「台灣人」運動。事實上，日本殖民政權引進的棒球，不曾真正脫離日本傳統。從運動的叫法——至今仍有許多人使用源自日語「野球」（yakyū）的台語「ia-kiu」，而非使用華語的「棒球」——球場上台語／日語／英語混用的喊聲sutoraiku（strike，好球）與「a-u-to」（out，出局），棒球的日本「起源」仍是台灣文化資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無論在歷史上或意識形態上皆是如此。
上列條件，使得台灣棒球史在全球體育史中獨樹一格。有些殖民地運動的模式——例如《特羅布里恩板球》（Trobriand Cricket）一書的個案：新幾內亞島上的原住民，把板球改造為對殖民者運動的一種魔幻、戲謔式的嘲弄——顯然不太適於分析台灣的這段歷史。日本殖民時期並沒有提供足夠的空間，讓作為「帝國二等臣民」的台灣人，得以大幅改寫與這項運動連結在一起的基本意識形態，更不用說可以創造出類似愛爾蘭「蓋爾運動」（Gaelic games），被人刻意設計用來代表獨立並且對抗英國文化的本土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體育意識形態在全球的影響力，使得我們不太會甚至不太可能去想像這種「全球化」運動模式可以得到全面改造。
另一些探討殖民文化與體育的模式則更加實用。伯納德・康恩（Bernard Cohn） 針對現代殖民體制之中各種「調查型模態」（investigative modalities）所做的描述，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如何「分類、歸類與界定」台灣社會與文化的世界，進而有效掌控與剝削台灣。如第一章所示，日本人亟欲伸手掌控台灣「蕃地」－－台灣島中央與東部山區－－的自然資源，與他們在當地的全面調查密切交織，最終也與日本打算用棒球教化當地南島語系原住民綁在一塊。荊子馨（Leo Ching） 的研究，特別是他在二○○一年出版的奠基之作《成為「日本人」（Becoming “Japanese”）》，可說是這個主題最重要的作品。他分析了殖民文化如何與日本官方的同化論述及「帝國臣民」建構工程相互交織，這對本書有很大的啟發；不過，我在第二章也將提出一些看法，解釋棒球比殖民時期的戲劇或電影，更能說明台灣與日本臣民如何一同經歷台灣的殖民過程。
日本試圖在台灣打造一座「帝國臣民之島」的計畫，也應該放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 「殖民模仿」（colonial mimicry）的概念來理解。巴巴描述的是殖民當局「渴求一個經過改造、可辨識的他者（Other），成為一種幾乎一樣卻又不完全一樣的差異主體……為了要有效果，模仿必須不斷產生滑動（slippage）、多餘與差異。」棒球因而成為一個關鍵的場域，用來生產文明的台灣人；同時，台灣人在棒球場上優異的表現，又被用來昭示日本殖民政權的成功，證明它能把一個曾經野蠻落後的人民，轉變為現代的帝國子民。板球的歷史也提供一個清楚的對照。詹姆斯（C. L. R. James） 很早就讓大家知道，英國西印度群島優秀的黑人板球員在場上的精彩表現，為西印度人贏得原本難以從殖民者那裡取得的尊重。正如同板球，兩代台灣棒球員與球隊在此運動上的勝利，讓日本本島人相信，這座偏遠島嶼上同胞（cosubjects）的價值，即便那些與生就有「日本精神」的人，與那些透過學習與訓練而掌握日本精神的人之間，仍舊保有清楚的界線。
在詹姆斯之後，派崔克・麥德維特（Patrick McDevitt） 描寫了大英帝國的「運動家精神」與標準「男性氣概」的建構，是我們理解棒球在台灣殖民的功能最佳的典範之一。不過，英國模式並無法充分解釋日本殖民主義的一個特殊面向，尤其是對於台灣的殖民。英國的運動理想、進步觀與男性氣概雖然套用在殖民地臣民身上，但運動也可以被用於揭露殖民者在道德上（甚至是生物學上）與其「低等者」之間的差距。日本對於自身殖民主義的刻畫至今依然有許多人為之辯護，以「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Asia for the Asians）等更為「正義」與「合乎民族性」的殖民論述，無疑因模糊了歷史而令人作噁。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代，這些日本殖民統治的意識形態在定義就表示：棒球不能用於界定或證明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在種族或道德上的重要差異。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我在第二章會討論台灣著名的「三族」（台灣漢人、日本本島人、原住民高砂族）棒球隊嘉農的歷史。這支球隊在日本國內受到景仰，因為他們用希望鼓勵了民眾，台灣原住民這個「全新且未被開發的民族」在球場上的成就，足以喚起那個憤世疾俗且疲憊的現代日本社會。
台灣在一九四五年轉入國民黨統治之後的種種經驗，也讓這段歷史獨一無二。多數研究戰後「華人台灣」（Chinese Taiwan）的歷史學者——除了葛超智（George Kerr）那本重要著作《被出賣的福爾摩沙（Formosa Betrayed）》之外——幾乎都聚焦於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之間的冷戰外交與軍事關係。近年來，才有愈來愈多歷史學者試著理解這段經驗的社會與文化意涵，這比較不像是國民黨意識形態所宣稱的「光復」——一套長期宣傳且在歷史上就只是台灣回到中國統治懷抱的說法——而更像是一個大國匆匆忙忙把一座邊陲小島，從一個逐漸衰退的帝國，移交給另一個帝國的過程。
費世文（Steven Phillips） 的著作《同化與獨立之間》（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針對這段真正介於兩者之間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台灣歷史時刻，做了精彩的研究。國民黨把這些事件理解為一場勝利接收，接收的島住著六百萬「無恥且墮落的漢奸」，這種觀點不只是意識形態，而是確實影響著台灣人實實在在的生命機會，而他們早已習慣日本帝國體系下的現代方式。
針對台灣棒球這個主題，近期最重要的研究是台灣休閒與運動管理學者盂峻瑋。他在2007年出版的《孤立中的比賽（Playing In Isolation）》，可說是第一本以英文書寫的台灣棒球長篇史。盂峻瑋試圖涵蓋整個二十世紀的發展，但這本書並非真正的「全史」；它主要的貢獻在於對世界少棒（Little League Baseball）的關注，正是這個比賽帶來學術界對於台灣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的關注與研究。盂峻瑋是一個真正的「扒糞者」（muckraker），而他與台灣棒球界的關係也極為珍貴。他解釋了幾起青少棒醜聞背後的歷史根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台灣小球員所承受的壓力，他們要為這個搖搖欲墜、幾近「國際孤兒」的蔣家政權爭取榮耀與聲譽。然而，這部作品對日本殖民統治在棒球與整個台灣社會的重要與深遠影響談得並不多。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反映在書名本身——盂峻瑋把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的「孤立」與棒球之間的關係，直接代表了台灣整個世紀的棒球發展。事實上，我的研究顯示台灣現代史以及它與棒球這項「國球」之間的關係，其實是由與「孤立」恰好相反的歷史所界定。台灣島的歷史是一段迷人、錯綜複雜並且與大國人民及科技有意識交往（conscious engagement）的過程，台灣之所以變成現在這樣乃是，真正的鑲嵌在文化的流動之中，這些流動在過去一百一十年來一次又一次徹底改變台灣人的生活。
為了更好地處理這段歷史，我整本書都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這個概念——這是近年用來描述「全球化形式在地實作」的一個學術名詞；或如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 所言的「同時性（simultaneity），普遍化與特殊化趨勢同時出現」，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在全球化的形式中，搞亂我們對這些形式的理解。全球化的這種雙重本性，常常被一些偏重單向文化接觸模式的分析所忽略；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可口可樂殖民」（Cocacolonization）這個概念，描述美國方式對他者影響的簡單印記。「全球在地化」這個詞或許有點拗口，但我發現它這種帶有戲謔性的說法，恰好描寫出現代台灣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在上述複雜的歷史遺緒中如何形成。這甚至未提到當代台灣文化相當醒目突出的特質，也就是這個文化在「全球」與「地方」、「世界性」與「鄉土性」（provincial）以及「國際」與「台灣」之間有著一種高度自覺且帶有意識形態的整合——棒球比賽正是這一切的完美例子。
2004年夏天，一支肯德基的廣告在台灣播出，引發公眾愉快的反應，事實上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種「戲謔式」的張力與混雜性。廣告是一名台灣導遊，傻傻地想要以島內景點來打動一群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遊客。當日月潭與玉山未能激起這些自負且高高在上的中國大陸遊客的興趣之後，這名機智的導遊決定給他們吃「台灣式」的肯德基——雞肉條的辣度甚至超過以辣著名的川菜。最終，導遊為這座島嶼贏得尊敬；其中最明確的是全團最吵的一位（外貌酷似前總統江澤民）以戲仿的大陸口音宣布：「現在我們不能小看台灣。」當來自「美國炸雞之都」的創新食譜，竟輕易地滿足台灣與中國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突破外交，我們便知道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已不僅僅是對可口可樂殖民（Cocacolonization）或麥當勞世界（McWorld）的簡單描述。同時，本書也秉持一個原則：這種混雜性不應遮蔽現代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往往帶著暴力的歷史情境，這些情境最初把這些人群與觀念帶到了一起。
以下各章檢視棒球這這項運動，如何導入與再現眾多意識形態及轉變，以探索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等全球化力量，以及它們對台灣人民所造成的影響。第一章與第二章涵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當時棒球被引入這塊寶貴的新殖民地台灣。棒球不僅是一種同化模式，作用在天皇統治下漢人及南島語系原住民臣民，同時也在球場上呈現台灣所承諾的開放空間，用來灌輸現代、文明日本的生活及死亡方式。第三章處理日本這項國民運動在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中國國民黨新政權接管之後的發展。我們藉著了解國民黨的處境，進一步掌握棒球在台灣的重要性：一方面，國民黨急著抹去日本半個世紀的統治與文化支配痕跡，另一方面，卻被迫允許這項日本的棒球運動繼續存在，清楚表現出台灣的自豪與奮鬥。
第四章與第五章檢視1968年至1980年代末成為台灣棒球文化核心、同時也是美國青少年棒球明星與家長夢魘的少棒體制。當蔣氏政權與戒嚴中的台灣因全世界逐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越來越孤立，那些每年八月在美國賓夕維尼亞州威廉斯波特（Williamsport, Pennsylvania）出賽的十二歲台灣棒球明星，卻被理解為中國文化、尊嚴與國族榮耀最細緻的展現（更不用說國民黨仍在幻想台灣未來將「光復」大陸）。
隨著這些傑出的球員成長，他們用著日本姓名前往日本打職棒，且往往是以日本歸化公民的身分，因而重振並鞏固延續數十年的國族與後殖民等級秩序（hierarchy）。我在第六章會探討台灣對這些事件的回應，以及緊接而來台灣本土職業棒球聯盟的發展；這些聯盟的規劃明確地是要推進並表達一種台灣的「全球在地化」議程——本土與外來、在地與國際的結合。至1999與2000年，當台灣最優秀的球員開始與美國大聯盟球隊簽約，全球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就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提升台灣在海外的能見度，另一方面卻削弱台灣本土的棒球結構。最後，我在結論嘗試把台灣這一整個世紀的現代歷史，重新置於南島語系原住民族之上，這個多樣的民族儘管人數不多，卻透過他們苦澀的經驗，提供這座迷人而複雜的島嶼，最有啟示性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