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絮語：本書誕生之路
二〇二一年初，這本共同日記的作者幾乎都在阿富汗，僅兩人除外（一位移居伊朗，另一位在塔吉克）。她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四人是教師，其他則是劇作家、律師、醫師、心理師、工程師、辦公室經理，還有幾名非政府組織僱員與大學生。當時，她們正為了即將於翌年出版的阿富汗女作家短篇小說集《筆翼飛翔》（暫譯，My Pen Is the Wing of a Bird, MacLehose Press, 2022）修改文稿，而該小說集也是她們大多數人初試啼聲之作。這群女性都屬於同一個寫作團體，但其中幾位從來不曾見過彼此。
創作背景
時間再往前回推三年，地點則是喀布爾某辦公室。當時正值午餐時間，幾位寫作者向「不為人知的故事」（Untold Narratives）團隊主持人露西．漢娜（Lucy Hannah）表示，她們想出版她們的散文和小說，但苦無門路。這群女作家發現，幾乎沒有一家當地出版社對她們的創作感興趣；她們渴望有機會發展寫作事業，也樂意接受文學編輯老手和譯者的支持指導，就算是外國團隊也沒問題。
於是露西和這群女作家開始發想、研究這項計畫的可行性。她們決定向阿富汗境內所有女性作家邀稿，收到全國各地近兩百份作品；其中不少是手寫稿，也有用手機拍照或藉電子郵件寄來的稿子。接下來，一群由阿富汗讀者和譯者組成的工作小組開始討論、篩選，謹慎挑出首批稿件，著手處理。
工作小組特地為這本書設計了一套編輯流程。鑑於原稿皆以作者母語寫成——即有人使用達利語（阿富汗波斯語）、有人用普什圖語──因此第一步是將稿件統一譯成英文。接下來的編輯作業更加複雜且國際化：由於作者群和「不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UN）口譯員帕什塔娜．杜拉尼（Pashtana Durrani）都在阿富汗，UN譯者團隊──即帕瓦娜．法亞茲（Parwana Fayyaz）、妮根．卡加爾博士（Dr Negeen Kargar）、瑪歌．芒羅克爾（Margo Munro-Kerr）、祖拜爾．波帕爾扎伊博士（Dr Zubair Popalzai）等人在英國，編輯蘇妮拉．加拉佩蒂（Sunila Galappatti）在斯里蘭卡，另一位編輯雅各．羅斯（Jacob Ross）暫居西班牙格瑞那達，所以線上通話和簡訊聯繫打從一開始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團隊每完成一篇英譯初稿，作者就會跟譯者、編輯討論故事的後續發展和走向。
每個人都聽得非常認真，卻也吃力──因為網路頻寬不夠，無法視訊，她們只求電話會議不斷線，能順利開完會就謝天謝地了。有些作者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使用網路最方便，有些則傾向找網咖上網；安全是主要考量，電力也是，但這群作者鐵了心要跟上編輯進度。一年後，工作小組再次公開徵件，寫作團體的規模也隨之擴大──這就是本書作者群的成軍始末，而這群女性也是透過這個機緣互相認識的。惟與此同時，阿富汗的政治局勢日益嚴峻，一天比一天糟。
阿富汗歷史總有太多說不完的過去
阿富汗境內多山，地處全球強國勢力前線要衝：在這片亙古不變的大地上，古有王國互相爭伐，後有帝國強權接連入侵，再加上近代內戰不斷，導致阿富汗歷史如潮水，往復留痕。本書作者群最年長的娜希菈生於一九六二年，當時阿富汗已深陷政治與經濟泥淖：在她小時候，阿富汗國王被自家堂兄亦是連襟的前總理陶德．汗（Daoud Khan）趕下臺，後者宣布阿富汗改制共和國，他自己擔任號稱改革，實則施行一黨專政的首任共和國總統。後來，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推翻陶德．汗政府，他和他的家人亦慘遭殺害。PDPA推動該黨制定的改革計畫，實行土地重分配並以暴力手段強壓政敵，引發全國各地武裝抗爭；再加上新政府本身內鬥嚴重，終而導致另一場政變。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確保並鞏固蘇聯在阿富汗朝中扶植的政治力量。
娜希菈上大學，然後畢業進入職場的那幾年──當時瑪索瑪和帕蘭德年紀還很小──阿富汗被內戰折磨得四分五裂。組織鬆散，由美國和巴基斯坦（巴國是美國在中亞的軍事夥伴）共同訓練並供應武器的伊斯蘭聯合武裝團體「阿富汗聖戰士」（Mujahideen）率先對抗蘇聯大軍。一九八九年，蘇聯被迫撤軍，聖戰士轉而把矛頭指向阿富汗政府；然而在過去十年間，阿富汗各地暴力衝突、人民流離失所的情況急遽惡化，使得阿富汗從此墜入衝突不斷、戰亂頻繁的時代。
本書多數作者都生於一九九〇年代。阿富汗聖戰士自一九九二年開始掌權，惟從此逐漸分裂；派系爭權奪利，劃分地盤。巴基斯坦挾美國後援，扶助或有能力穩定阿富汗政局的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意指「神學士」）。一九九四年，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二大城坎達哈（Kandahar），翌年進入西部重鎮赫拉特（Herat），後於一九九六年底攻下首都喀布爾，但掌權後仍持續與政敵戰鬥。本書作者大多出生在這段時期，她們為逃離戰亂或新政權，不得不與家人暫避鄰國。與此同時，塔利班依循自己詮釋且極為嚴苛的伊斯蘭教法統治阿富汗，無情壓迫境內婦女和少數族裔。二〇〇一年，美國藉阿富汗國內及其他外國軍力推翻塔利班政權，成立過渡政府及爾後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前述隨家人流亡海外的作者亦於此時返回阿富汗。
接下來的年歲依舊充斥血腥暴力。國際聯軍與重新集結，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國內武裝份子鎮日操戈，自殺炸彈事件頻傳，阿富汗人每天都過得不安穩；即使如此，作家們仍不約而同表示，讀者必須理解阿富汗女性在二〇〇一至二〇二一這二十年間曾經短暫享有的喘息與解脫，才能體會她們透過日記描述的事件。
芭圖爾說，這段時間的種種改變意義深遠，她也提及其中最好的幾個層面：婦女大多能在醫院生產，獲得醫療照護的機會和管道也變多了；一般家庭鼓勵女孩去上學，不少人順利從國內大學畢業，成為數學家、工程師或醫師，也有人學音樂或外語。好些地區都設立庇護所，收留逃離家暴的婦女；女性也漸漸有機會擺脫父兄逼婚，追尋更好的未來。雖然芭圖爾從不認為所有女性都能掙得同等程度的自由，但令她驚嘆的是，在那段時間裡，人人都為男女平權而奮鬥。芭圖爾笑著說，儘管當時的女性仍受到諸多束縛，但她們相當強勢唷，「男子游泳賽事甚至還有女裁判呢！」她讚嘆地描述賽場情景：衣著樸素、披戴頭巾的女子與僅著泳褲的男性選手並肩而立，主持比賽。
後來，美國繞過阿富汗民選政府，直接與塔利班協商，雙方於二〇二〇年簽署《杜哈協議》（Doha Accord）。該協議承諾北約（NATO）撤兵，另促成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對話；諷刺的是，阿富汗政府並未簽署該協議。其後，塔利班使出各種詭計，導致阿富汗國政經濟多方面瀕臨崩潰；由於塔利班變本加厲、持續攻擊阿富汗國民軍（ANA），再加上美國逐步削減對阿富汗國民軍的防禦支援，阿富汗一省一省漸次落入塔利班手中。
作者和諸多女性同胞都十分害怕阿富汗再一次完全受塔利班控制，但全國各地也有不少人對共和國幻滅，歡迎塔利班歸來。二〇二一年七月，琺蒂瑪的兄長在一場國民軍與塔利班爭奪赫拉特的戰鬥中身亡。誠如帕蘭德於日記所言，塔利班重新掌權從來都不是新聞，但真正變成事實的那一刻依舊讓大家震驚害怕。八月的一個週末，局勢明朗：塔利班即將拿下喀布爾。若喀布爾淪陷，整個國家大概也差不多了。當阿富汗總統逃往鄰國的消息傳來，作者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已天翻地覆，家人橫遭威脅，未來徹底破滅。
UN小組詢問能否為作者們做些什麼，幫助她們度過當前的新局面？作者異口同聲表示，她們要繼續寫作，矢志趕上截稿期限；此外，她們也請UN小組協助讓大家能保持聯絡。起初，UN小組維持每週開會一次並繼續透過WhatsApp聯絡通話，讓想加入的女孩說說自己的生活近況。她們上線述說、聆聽，靜靜陪伴彼此。眼看阿富汗女性越來越難踏出家門，她們最深的恐懼之一就是和外面的世界失去聯繫。她們在WhatsApp這個臨時避難所寫下心事和恐懼，於是，露西便詢問大家是否願意把這個聊天室當作書寫平臺，持續記錄每天的大小事件。
創作過程
《我親愛的喀布爾》即是以這種方式將作者群的隻字片語集結成冊，做成共同日記。作者以手機為筆，從本書開場那一天──即喀布爾淪陷前兩天，瑪索瑪聽見烏鴉鳴啼那一則拉開序幕。她們叨叨絮語，書寫不停，當時的UN團隊管理人威爾．佛瑞斯特（Will Forrester）得在一週內多次於晚間上網，下載聊天室最新訊息並妥善存放倫敦，讓作者能盡速刪除手機訊息，確保安全。不留紀錄是最安全的做法。寫作期間，妮根．卡加爾博士既擔任口譯，也負責筆譯，除了協助建立聊天室這個安全的談話空間，她也將作者以達利文或普什圖文寫下的字句，譯成英文。對於聊天當下感受到的凝聚力，以及眾人共同創作的日記段落，博士如此描述：「有人在喀布爾才打出一段話，下一秒就發現赫拉特那邊也有人感同身受；就連身在倫敦，為大家翻譯的我，竟然也有完全相同的心情和感受。」
二〇二一年底，日記英譯本已累積近二十萬字。這群女孩就像所有寫日記的人一樣，情之所至，隨筆即書。有些人持續寫記，一日不輟，譬如娜希菈和妮洛法；其他人則視情況允許，隨當下心境來來去去，譬如瑪亞姆和瑪索瑪。有些作者從計畫開始寫到計畫結束，有些中途退出。儘管作者們不只一次發出共同心聲，表示她們記述的是一段明明活著卻如同死去的人生故事，但這本日記仍充滿各種生活細節，以及令人稍感寬慰的珍貴時光。
琺蘭吉絲說，這處祕密基地讓她能盡情抒發情感，掏出所有她不敢告訴家人，唯恐讓已經很悲慘的生活更心酸不堪的情緒和感受。對帕蘭德來說，起初她只是把日記當作一處能大聲表達憤怒的地方；她不明白歷史為何一再重蹈覆轍，覺得自己有義務記下阿富汗崩潰的真相。然而在書寫過程中，帕蘭德發現她也能寫一些別的主題，描述更多療癒情感、重新振作的心路歷程。薩妲芙純粹覺得聊天室能讓她和其他同樣被貼上「叛逆」、「無恥」標籤的「女大學生」互相支持，團結在一起，心境也因此寬慰許多。娜希菈指出，身為女性，當她們與世界的連結一一被切斷，寫作是她們能感覺自己仍屬於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
確實如此。本書作者不約而同將這本日記視為某種庇護所或避風港。娜希菈用「家」來形容聊天室：這群女性共聚一堂，輪流說故事給大家聽。芭圖爾說「這本日記讓我們覺得我們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地理疆界和種族隔閡都消失了。娜希菈同意她的看法，「這裡沒有陌生人。每個人的心都連在一起。」
作者們也明白這是一本文字紀錄，經常默默見證彼此的痛苦。每個人都處在極度壓力之下，也都曉得彼此對這種情況無能為力，只能選擇不介入、不妄加干涉。娜希菈說，每次讀到令她深深感動或頗有感觸的留言時，她不會直接在群組發言，而是私訊留言給作者，直接向對方致意；因為如此，若讀者發現日記的某段文字何以無人回應，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同樣的，作者也希望讀者明白，處在如此混亂動盪的局勢中，要想擠出貼切合宜的辭彙，著實不易。有些作者表示她們只讀不寫，有人則是只寫不讀……
這類「事後公開」的文字多半屬於回顧性質，其中又以描述逃離阿富汗，伴隨危險且必須秘密進行的事件最為普遍。讀者切莫小看這本日記可能招致的風險，但它也是作者彼此信任的證明：她們在這個封閉群組分享了好多好多秘密。她們既是作家，也是女性，這兩種身分使她們在此相聚。她們分享文字，也透過文字認識彼此，了解彼此。
二〇二一年初，這本共同日記的作者幾乎都在阿富汗，僅兩人除外（一位移居伊朗，另一位在塔吉克）。她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四人是教師，其他則是劇作家、律師、醫師、心理師、工程師、辦公室經理，還有幾名非政府組織僱員與大學生。當時，她們正為了即將於翌年出版的阿富汗女作家短篇小說集《筆翼飛翔》（暫譯，My Pen Is the Wing of a Bird, MacLehose Press, 2022）修改文稿，而該小說集也是她們大多數人初試啼聲之作。這群女性都屬於同一個寫作團體，但其中幾位從來不曾見過彼此。
創作背景
時間再往前回推三年，地點則是喀布爾某辦公室。當時正值午餐時間，幾位寫作者向「不為人知的故事」（Untold Narratives）團隊主持人露西．漢娜（Lucy Hannah）表示，她們想出版她們的散文和小說，但苦無門路。這群女作家發現，幾乎沒有一家當地出版社對她們的創作感興趣；她們渴望有機會發展寫作事業，也樂意接受文學編輯老手和譯者的支持指導，就算是外國團隊也沒問題。
於是露西和這群女作家開始發想、研究這項計畫的可行性。她們決定向阿富汗境內所有女性作家邀稿，收到全國各地近兩百份作品；其中不少是手寫稿，也有用手機拍照或藉電子郵件寄來的稿子。接下來，一群由阿富汗讀者和譯者組成的工作小組開始討論、篩選，謹慎挑出首批稿件，著手處理。
工作小組特地為這本書設計了一套編輯流程。鑑於原稿皆以作者母語寫成——即有人使用達利語（阿富汗波斯語）、有人用普什圖語──因此第一步是將稿件統一譯成英文。接下來的編輯作業更加複雜且國際化：由於作者群和「不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UN）口譯員帕什塔娜．杜拉尼（Pashtana Durrani）都在阿富汗，UN譯者團隊──即帕瓦娜．法亞茲（Parwana Fayyaz）、妮根．卡加爾博士（Dr Negeen Kargar）、瑪歌．芒羅克爾（Margo Munro-Kerr）、祖拜爾．波帕爾扎伊博士（Dr Zubair Popalzai）等人在英國，編輯蘇妮拉．加拉佩蒂（Sunila Galappatti）在斯里蘭卡，另一位編輯雅各．羅斯（Jacob Ross）暫居西班牙格瑞那達，所以線上通話和簡訊聯繫打從一開始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團隊每完成一篇英譯初稿，作者就會跟譯者、編輯討論故事的後續發展和走向。
每個人都聽得非常認真，卻也吃力──因為網路頻寬不夠，無法視訊，她們只求電話會議不斷線，能順利開完會就謝天謝地了。有些作者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使用網路最方便，有些則傾向找網咖上網；安全是主要考量，電力也是，但這群作者鐵了心要跟上編輯進度。一年後，工作小組再次公開徵件，寫作團體的規模也隨之擴大──這就是本書作者群的成軍始末，而這群女性也是透過這個機緣互相認識的。惟與此同時，阿富汗的政治局勢日益嚴峻，一天比一天糟。
阿富汗歷史總有太多說不完的過去
阿富汗境內多山，地處全球強國勢力前線要衝：在這片亙古不變的大地上，古有王國互相爭伐，後有帝國強權接連入侵，再加上近代內戰不斷，導致阿富汗歷史如潮水，往復留痕。本書作者群最年長的娜希菈生於一九六二年，當時阿富汗已深陷政治與經濟泥淖：在她小時候，阿富汗國王被自家堂兄亦是連襟的前總理陶德．汗（Daoud Khan）趕下臺，後者宣布阿富汗改制共和國，他自己擔任號稱改革，實則施行一黨專政的首任共和國總統。後來，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推翻陶德．汗政府，他和他的家人亦慘遭殺害。PDPA推動該黨制定的改革計畫，實行土地重分配並以暴力手段強壓政敵，引發全國各地武裝抗爭；再加上新政府本身內鬥嚴重，終而導致另一場政變。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確保並鞏固蘇聯在阿富汗朝中扶植的政治力量。
娜希菈上大學，然後畢業進入職場的那幾年──當時瑪索瑪和帕蘭德年紀還很小──阿富汗被內戰折磨得四分五裂。組織鬆散，由美國和巴基斯坦（巴國是美國在中亞的軍事夥伴）共同訓練並供應武器的伊斯蘭聯合武裝團體「阿富汗聖戰士」（Mujahideen）率先對抗蘇聯大軍。一九八九年，蘇聯被迫撤軍，聖戰士轉而把矛頭指向阿富汗政府；然而在過去十年間，阿富汗各地暴力衝突、人民流離失所的情況急遽惡化，使得阿富汗從此墜入衝突不斷、戰亂頻繁的時代。
本書多數作者都生於一九九〇年代。阿富汗聖戰士自一九九二年開始掌權，惟從此逐漸分裂；派系爭權奪利，劃分地盤。巴基斯坦挾美國後援，扶助或有能力穩定阿富汗政局的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意指「神學士」）。一九九四年，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二大城坎達哈（Kandahar），翌年進入西部重鎮赫拉特（Herat），後於一九九六年底攻下首都喀布爾，但掌權後仍持續與政敵戰鬥。本書作者大多出生在這段時期，她們為逃離戰亂或新政權，不得不與家人暫避鄰國。與此同時，塔利班依循自己詮釋且極為嚴苛的伊斯蘭教法統治阿富汗，無情壓迫境內婦女和少數族裔。二〇〇一年，美國藉阿富汗國內及其他外國軍力推翻塔利班政權，成立過渡政府及爾後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前述隨家人流亡海外的作者亦於此時返回阿富汗。
接下來的年歲依舊充斥血腥暴力。國際聯軍與重新集結，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國內武裝份子鎮日操戈，自殺炸彈事件頻傳，阿富汗人每天都過得不安穩；即使如此，作家們仍不約而同表示，讀者必須理解阿富汗女性在二〇〇一至二〇二一這二十年間曾經短暫享有的喘息與解脫，才能體會她們透過日記描述的事件。
芭圖爾說，這段時間的種種改變意義深遠，她也提及其中最好的幾個層面：婦女大多能在醫院生產，獲得醫療照護的機會和管道也變多了；一般家庭鼓勵女孩去上學，不少人順利從國內大學畢業，成為數學家、工程師或醫師，也有人學音樂或外語。好些地區都設立庇護所，收留逃離家暴的婦女；女性也漸漸有機會擺脫父兄逼婚，追尋更好的未來。雖然芭圖爾從不認為所有女性都能掙得同等程度的自由，但令她驚嘆的是，在那段時間裡，人人都為男女平權而奮鬥。芭圖爾笑著說，儘管當時的女性仍受到諸多束縛，但她們相當強勢唷，「男子游泳賽事甚至還有女裁判呢！」她讚嘆地描述賽場情景：衣著樸素、披戴頭巾的女子與僅著泳褲的男性選手並肩而立，主持比賽。
後來，美國繞過阿富汗民選政府，直接與塔利班協商，雙方於二〇二〇年簽署《杜哈協議》（Doha Accord）。該協議承諾北約（NATO）撤兵，另促成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對話；諷刺的是，阿富汗政府並未簽署該協議。其後，塔利班使出各種詭計，導致阿富汗國政經濟多方面瀕臨崩潰；由於塔利班變本加厲、持續攻擊阿富汗國民軍（ANA），再加上美國逐步削減對阿富汗國民軍的防禦支援，阿富汗一省一省漸次落入塔利班手中。
作者和諸多女性同胞都十分害怕阿富汗再一次完全受塔利班控制，但全國各地也有不少人對共和國幻滅，歡迎塔利班歸來。二〇二一年七月，琺蒂瑪的兄長在一場國民軍與塔利班爭奪赫拉特的戰鬥中身亡。誠如帕蘭德於日記所言，塔利班重新掌權從來都不是新聞，但真正變成事實的那一刻依舊讓大家震驚害怕。八月的一個週末，局勢明朗：塔利班即將拿下喀布爾。若喀布爾淪陷，整個國家大概也差不多了。當阿富汗總統逃往鄰國的消息傳來，作者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已天翻地覆，家人橫遭威脅，未來徹底破滅。
UN小組詢問能否為作者們做些什麼，幫助她們度過當前的新局面？作者異口同聲表示，她們要繼續寫作，矢志趕上截稿期限；此外，她們也請UN小組協助讓大家能保持聯絡。起初，UN小組維持每週開會一次並繼續透過WhatsApp聯絡通話，讓想加入的女孩說說自己的生活近況。她們上線述說、聆聽，靜靜陪伴彼此。眼看阿富汗女性越來越難踏出家門，她們最深的恐懼之一就是和外面的世界失去聯繫。她們在WhatsApp這個臨時避難所寫下心事和恐懼，於是，露西便詢問大家是否願意把這個聊天室當作書寫平臺，持續記錄每天的大小事件。
創作過程
《我親愛的喀布爾》即是以這種方式將作者群的隻字片語集結成冊，做成共同日記。作者以手機為筆，從本書開場那一天──即喀布爾淪陷前兩天，瑪索瑪聽見烏鴉鳴啼那一則拉開序幕。她們叨叨絮語，書寫不停，當時的UN團隊管理人威爾．佛瑞斯特（Will Forrester）得在一週內多次於晚間上網，下載聊天室最新訊息並妥善存放倫敦，讓作者能盡速刪除手機訊息，確保安全。不留紀錄是最安全的做法。寫作期間，妮根．卡加爾博士既擔任口譯，也負責筆譯，除了協助建立聊天室這個安全的談話空間，她也將作者以達利文或普什圖文寫下的字句，譯成英文。對於聊天當下感受到的凝聚力，以及眾人共同創作的日記段落，博士如此描述：「有人在喀布爾才打出一段話，下一秒就發現赫拉特那邊也有人感同身受；就連身在倫敦，為大家翻譯的我，竟然也有完全相同的心情和感受。」
二〇二一年底，日記英譯本已累積近二十萬字。這群女孩就像所有寫日記的人一樣，情之所至，隨筆即書。有些人持續寫記，一日不輟，譬如娜希菈和妮洛法；其他人則視情況允許，隨當下心境來來去去，譬如瑪亞姆和瑪索瑪。有些作者從計畫開始寫到計畫結束，有些中途退出。儘管作者們不只一次發出共同心聲，表示她們記述的是一段明明活著卻如同死去的人生故事，但這本日記仍充滿各種生活細節，以及令人稍感寬慰的珍貴時光。
琺蘭吉絲說，這處祕密基地讓她能盡情抒發情感，掏出所有她不敢告訴家人，唯恐讓已經很悲慘的生活更心酸不堪的情緒和感受。對帕蘭德來說，起初她只是把日記當作一處能大聲表達憤怒的地方；她不明白歷史為何一再重蹈覆轍，覺得自己有義務記下阿富汗崩潰的真相。然而在書寫過程中，帕蘭德發現她也能寫一些別的主題，描述更多療癒情感、重新振作的心路歷程。薩妲芙純粹覺得聊天室能讓她和其他同樣被貼上「叛逆」、「無恥」標籤的「女大學生」互相支持，團結在一起，心境也因此寬慰許多。娜希菈指出，身為女性，當她們與世界的連結一一被切斷，寫作是她們能感覺自己仍屬於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
確實如此。本書作者不約而同將這本日記視為某種庇護所或避風港。娜希菈用「家」來形容聊天室：這群女性共聚一堂，輪流說故事給大家聽。芭圖爾說「這本日記讓我們覺得我們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地理疆界和種族隔閡都消失了。娜希菈同意她的看法，「這裡沒有陌生人。每個人的心都連在一起。」
作者們也明白這是一本文字紀錄，經常默默見證彼此的痛苦。每個人都處在極度壓力之下，也都曉得彼此對這種情況無能為力，只能選擇不介入、不妄加干涉。娜希菈說，每次讀到令她深深感動或頗有感觸的留言時，她不會直接在群組發言，而是私訊留言給作者，直接向對方致意；因為如此，若讀者發現日記的某段文字何以無人回應，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同樣的，作者也希望讀者明白，處在如此混亂動盪的局勢中，要想擠出貼切合宜的辭彙，著實不易。有些作者表示她們只讀不寫，有人則是只寫不讀……
這類「事後公開」的文字多半屬於回顧性質，其中又以描述逃離阿富汗，伴隨危險且必須秘密進行的事件最為普遍。讀者切莫小看這本日記可能招致的風險，但它也是作者彼此信任的證明：她們在這個封閉群組分享了好多好多秘密。她們既是作家，也是女性，這兩種身分使她們在此相聚。她們分享文字，也透過文字認識彼此，了解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