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外省人優越感之謎
在做完所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訪談之後，我發現關於本省／外省兩個族群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第一代外省通婚家庭的本省太太在談到她們對下一代的家庭教育時，都表現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起初我認為這只代表某些個人的偏見，不以為意。不過，之後我又發現，有些第二代的外省人也不經意地表示這種看法時，我開始感到疑惑，因為「外省人優越感」這個話題在台灣社會是一種禁忌。我想，他們之所以不避諱也許是我在初次見面時就介紹自己是外省人。雖然我的直覺告訴我要避免觸碰此類話題，但當我意識到這種優越感並非來自高級知識分子或上層階級的外省家庭，而是來自大多數外省中下階層的家庭，就不免對它的「形成原因」感到好奇，因為他們在台灣社會，論家世、社會地位，根本就不具有「優越感」的條件。它的形成，到底是偏見、錯覺，還是其來有自？
家庭教育：班上最乾淨的學生
所謂的「外省人優越感」一直就是個被人詬病的禁忌話題，所以公開討論的人不多。不過，外國學者由於沒有政治顧忌，說得比較露骨。法國學者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在其名為《台灣──記憶之島》一書中提到這一現象：「有些台灣的文學作品，姑且不論其細節，通常都會凸顯外省人比台灣人優越，因此容易獲得那些本省人因為被歧視（語言、文化）而無法得到的職位／工作。第一代外省女性則被描寫為悠久文化中的貴族階層。（Samia Ferhat et Sandrine Marchand，2011：103）」
社會學者張茂桂對外省人的優越感說得更直白：「一個屈辱的環境就這樣產生了，不同的口音和方言、日常習慣、品味和風格（指本省人）在高級文化擁有者（指外省人）的眼中是低等的。」其結果，「這兩個群體之間產生了分歧。（Mau-kuei Chang and Miège Pierre, 2000：67）」
外省二代的我，若以球員兼裁判碰觸這個議題，會讓自己背負「主觀偏見」之名，我應該明哲保身。但是，「禁忌」不處理，就像體內腫瘤，即使是良性，置之不理就有轉成惡性的可能。因此，筆者選擇「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拆解這個族群禁忌話題的地雷，即使不能令讀者滿意，至少也是拋磚引玉。
據受訪者的說法，外省家庭的孩子比本省孩子愛乾淨、有禮貌。上校的妻子張太太說：「有一次，我在教室外無意聽到一位老師在班上同學面前誇獎我兒子（班上唯一的外省小孩）每天服裝整齊清潔。其實，我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軍中，孩子都是由我打理與管教。不過，他爸雖然少回來，管教孩子也很嚴，改不了軍隊那套作風。我們住在眷村，鄰居經常會評論別家孩子的行為，孩子如果沒教好，會被鄰居罵『沒家教』。」
《顏氏家訓》出現在6世紀，《朱子家訓》出現在17世紀，可見家教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農業社會被高度重視。在眷村，用「沒有家教」來罵人是汙辱對方父母的重話。孩子行為的好壞在眷村這種封閉的環境，屬於「公領域」的輿論範圍，是家庭以外的制約力量。事實上，眷村一戶接一戶櫛比鱗次，幾乎沒有私人空間。這種高密度的居住環境毫無隱私，也是輿論容易形成的原因。隔壁夫妻的吵架聲、打罵小孩的哭嚎聲、張家長、李家短，都成了眷村太太們七嘴八舌的話題。同一戲碼也在公務員和警察宿舍上演。由於住房短缺，他們被集中安置在日人留下的宿舍（密度很高，早期甚至有三十個家庭住在一棟日式兩層樓房的情形）。1949年大約有一百多萬移民抵台，為了臨時安置大量軍人而興建眷村，造成外省人居住地的集中，部分地解釋了外省文化容易形成的原因。上海張太太提到同樣的觀點：「我的女兒總是他們班上最愛乾淨的學生。」
談到外省、本省的行為差異時，她大女兒補充說：「我記得第一次在初中聽到本省同學講這麼多髒話的時候，我感到很訝異，在我們家是禁止說髒話的。在規矩方面，父親很嚴格。禁止我們在吃飯時看電視，禁止在吃飯時離開餐桌，吃飯時不許將手肘靠在桌子上，也不許將腳放在凳子上。所以，當我還是小學生，我就能從行為中分辨出本省人與外省人。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觀察。每個族群都有例外。」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推行學校教育，因此，家庭教育，特別是母教，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男主外、女主內」，管教子女是母親的責任。不過，人們習慣根據某人的行為評估他的出身。一般情況下，個人行為多少可以反映父系或母系的家世背景，包括職業及所屬的社會階層。雖然運用這樣的法則在中等家庭長大的人們身上，分辨其家世背景並不容易。但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與來自農民家庭的孩子，在許多行為細節上確有明顯不同的表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們的社會地位愈高，其所屬生活圈的社會符碼就愈複雜講究，其中包括言語、行為、動作姿勢等。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分析各種不同群體或社會階層在行為上的差異，首先是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其次是不同社經地位的「外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然後是「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差異，最後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不同慣習。
在進入討論之前，筆者要向一般讀者解釋接下來會頻繁出現的社會學詞彙「慣習」。「慣習」與「習慣」意義相同但用法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社會」或文化層面的行為模式，它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或地域的人們」不約而同採行的行為模式；而習慣指的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習性。
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
一般而論，我們不難從言談、行為、舉止上辨別落魄的貴族與一夜致富的暴發戶的差別。人可以一夜致富卻無法在一夕之間變化氣質。上海張太太的故事提供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從一位由富轉貧家族的本省女子談其家教，也從家教了解她的家族史。她說：「記得小時候父親還是大地主，後來因大伯賭博輸光祖產，家境從此一蹶不振。不得已，我只有輟學去工地當小工。談到小時候的家教，父親的管教與其他本省家庭不同，嚴格但民主。早年，我們有自己的長工，父親沒有階級歧視，會讓長工和我們同桌吃飯。用餐時，孩子們不許離開餐桌到別處吃。在那個年代，許多窮人家孩子多、桌子小、椅子不夠，也只能讓孩子拿著碗，隨便找地方吃。記得有一次，我大嫂坐在客廳沙發，抬起一隻腳翹在長板凳上，父親看到，拿起身邊的椅子就丟過去，一面丟，一面罵：『只有妓女才會這樣坐！』回想起來，我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受父親的影響。事實上，閩南人有家世好與家世不好之分，有錢人家規矩特別多。」二代的鄒先生也說：「我岳父（客家）出身貧寒沒讀書，全靠自己苦幹實幹往上爬，雖然後來變得很富有，他們家教就比較隨便，不知道什麼是規矩。一般來說，有讀書、家世好的家庭規矩比較多。」
上海張太太與鄒先生的故事說明：同樣是本省社會，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對行為舉止的要求不同。第二代邱經理的故事，更說明本省不同社經階層家庭的子女，在言行上的明顯差異。他說：「小時候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比一般人好，能供給我讀台北靜心小學。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想進去不容易。那年代，社會上還沒有明顯的『族群』劃分，但有明顯的『社會階層』之分。我的同學不是外省權貴子弟，就是台灣本地仕紳、實業家的子弟。我父親雖非權貴，但在警界有特殊關係，而我媽又在離開上海時中了彩券帶了許多錢來。到了我初中畢業，父親已經離開官職，個人投資又失敗，我只能靠半工半讀繼續升學。進了高職我才發現，那裡許多本省同學的行為、談吐，都讓人感覺缺乏好的家教。跟我小學那些本省同學相比，他們雖來自同一『族群』，但可以看出他們的家庭明顯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
從個人行為的文化面分析，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地位較高者如鄉、鎮長（如第一代吳太太的父親）、地主（如上海張太太的父親）、醫生（如鄭船長太太的爺爺）和社會地位較低者，如農民、漁民和工人，兩者所代表的社會符碼呈現明顯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再透過「家教」傳遞到下一代。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文化的「優越感」不僅僅發生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發生在「本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接下來要討論外省人兩代之間的差異。
在做完所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訪談之後，我發現關於本省／外省兩個族群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第一代外省通婚家庭的本省太太在談到她們對下一代的家庭教育時，都表現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起初我認為這只代表某些個人的偏見，不以為意。不過，之後我又發現，有些第二代的外省人也不經意地表示這種看法時，我開始感到疑惑，因為「外省人優越感」這個話題在台灣社會是一種禁忌。我想，他們之所以不避諱也許是我在初次見面時就介紹自己是外省人。雖然我的直覺告訴我要避免觸碰此類話題，但當我意識到這種優越感並非來自高級知識分子或上層階級的外省家庭，而是來自大多數外省中下階層的家庭，就不免對它的「形成原因」感到好奇，因為他們在台灣社會，論家世、社會地位，根本就不具有「優越感」的條件。它的形成，到底是偏見、錯覺，還是其來有自？
家庭教育：班上最乾淨的學生
所謂的「外省人優越感」一直就是個被人詬病的禁忌話題，所以公開討論的人不多。不過，外國學者由於沒有政治顧忌，說得比較露骨。法國學者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在其名為《台灣──記憶之島》一書中提到這一現象：「有些台灣的文學作品，姑且不論其細節，通常都會凸顯外省人比台灣人優越，因此容易獲得那些本省人因為被歧視（語言、文化）而無法得到的職位／工作。第一代外省女性則被描寫為悠久文化中的貴族階層。（Samia Ferhat et Sandrine Marchand，2011：103）」
社會學者張茂桂對外省人的優越感說得更直白：「一個屈辱的環境就這樣產生了，不同的口音和方言、日常習慣、品味和風格（指本省人）在高級文化擁有者（指外省人）的眼中是低等的。」其結果，「這兩個群體之間產生了分歧。（Mau-kuei Chang and Miège Pierre, 2000：67）」
外省二代的我，若以球員兼裁判碰觸這個議題，會讓自己背負「主觀偏見」之名，我應該明哲保身。但是，「禁忌」不處理，就像體內腫瘤，即使是良性，置之不理就有轉成惡性的可能。因此，筆者選擇「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拆解這個族群禁忌話題的地雷，即使不能令讀者滿意，至少也是拋磚引玉。
據受訪者的說法，外省家庭的孩子比本省孩子愛乾淨、有禮貌。上校的妻子張太太說：「有一次，我在教室外無意聽到一位老師在班上同學面前誇獎我兒子（班上唯一的外省小孩）每天服裝整齊清潔。其實，我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軍中，孩子都是由我打理與管教。不過，他爸雖然少回來，管教孩子也很嚴，改不了軍隊那套作風。我們住在眷村，鄰居經常會評論別家孩子的行為，孩子如果沒教好，會被鄰居罵『沒家教』。」
《顏氏家訓》出現在6世紀，《朱子家訓》出現在17世紀，可見家教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農業社會被高度重視。在眷村，用「沒有家教」來罵人是汙辱對方父母的重話。孩子行為的好壞在眷村這種封閉的環境，屬於「公領域」的輿論範圍，是家庭以外的制約力量。事實上，眷村一戶接一戶櫛比鱗次，幾乎沒有私人空間。這種高密度的居住環境毫無隱私，也是輿論容易形成的原因。隔壁夫妻的吵架聲、打罵小孩的哭嚎聲、張家長、李家短，都成了眷村太太們七嘴八舌的話題。同一戲碼也在公務員和警察宿舍上演。由於住房短缺，他們被集中安置在日人留下的宿舍（密度很高，早期甚至有三十個家庭住在一棟日式兩層樓房的情形）。1949年大約有一百多萬移民抵台，為了臨時安置大量軍人而興建眷村，造成外省人居住地的集中，部分地解釋了外省文化容易形成的原因。上海張太太提到同樣的觀點：「我的女兒總是他們班上最愛乾淨的學生。」
談到外省、本省的行為差異時，她大女兒補充說：「我記得第一次在初中聽到本省同學講這麼多髒話的時候，我感到很訝異，在我們家是禁止說髒話的。在規矩方面，父親很嚴格。禁止我們在吃飯時看電視，禁止在吃飯時離開餐桌，吃飯時不許將手肘靠在桌子上，也不許將腳放在凳子上。所以，當我還是小學生，我就能從行為中分辨出本省人與外省人。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觀察。每個族群都有例外。」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推行學校教育，因此，家庭教育，特別是母教，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男主外、女主內」，管教子女是母親的責任。不過，人們習慣根據某人的行為評估他的出身。一般情況下，個人行為多少可以反映父系或母系的家世背景，包括職業及所屬的社會階層。雖然運用這樣的法則在中等家庭長大的人們身上，分辨其家世背景並不容易。但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與來自農民家庭的孩子，在許多行為細節上確有明顯不同的表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們的社會地位愈高，其所屬生活圈的社會符碼就愈複雜講究，其中包括言語、行為、動作姿勢等。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分析各種不同群體或社會階層在行為上的差異，首先是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其次是不同社經地位的「外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然後是「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差異，最後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不同慣習。
在進入討論之前，筆者要向一般讀者解釋接下來會頻繁出現的社會學詞彙「慣習」。「慣習」與「習慣」意義相同但用法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社會」或文化層面的行為模式，它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或地域的人們」不約而同採行的行為模式；而習慣指的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習性。
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
一般而論，我們不難從言談、行為、舉止上辨別落魄的貴族與一夜致富的暴發戶的差別。人可以一夜致富卻無法在一夕之間變化氣質。上海張太太的故事提供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從一位由富轉貧家族的本省女子談其家教，也從家教了解她的家族史。她說：「記得小時候父親還是大地主，後來因大伯賭博輸光祖產，家境從此一蹶不振。不得已，我只有輟學去工地當小工。談到小時候的家教，父親的管教與其他本省家庭不同，嚴格但民主。早年，我們有自己的長工，父親沒有階級歧視，會讓長工和我們同桌吃飯。用餐時，孩子們不許離開餐桌到別處吃。在那個年代，許多窮人家孩子多、桌子小、椅子不夠，也只能讓孩子拿著碗，隨便找地方吃。記得有一次，我大嫂坐在客廳沙發，抬起一隻腳翹在長板凳上，父親看到，拿起身邊的椅子就丟過去，一面丟，一面罵：『只有妓女才會這樣坐！』回想起來，我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受父親的影響。事實上，閩南人有家世好與家世不好之分，有錢人家規矩特別多。」二代的鄒先生也說：「我岳父（客家）出身貧寒沒讀書，全靠自己苦幹實幹往上爬，雖然後來變得很富有，他們家教就比較隨便，不知道什麼是規矩。一般來說，有讀書、家世好的家庭規矩比較多。」
上海張太太與鄒先生的故事說明：同樣是本省社會，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對行為舉止的要求不同。第二代邱經理的故事，更說明本省不同社經階層家庭的子女，在言行上的明顯差異。他說：「小時候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比一般人好，能供給我讀台北靜心小學。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想進去不容易。那年代，社會上還沒有明顯的『族群』劃分，但有明顯的『社會階層』之分。我的同學不是外省權貴子弟，就是台灣本地仕紳、實業家的子弟。我父親雖非權貴，但在警界有特殊關係，而我媽又在離開上海時中了彩券帶了許多錢來。到了我初中畢業，父親已經離開官職，個人投資又失敗，我只能靠半工半讀繼續升學。進了高職我才發現，那裡許多本省同學的行為、談吐，都讓人感覺缺乏好的家教。跟我小學那些本省同學相比，他們雖來自同一『族群』，但可以看出他們的家庭明顯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
從個人行為的文化面分析，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地位較高者如鄉、鎮長（如第一代吳太太的父親）、地主（如上海張太太的父親）、醫生（如鄭船長太太的爺爺）和社會地位較低者，如農民、漁民和工人，兩者所代表的社會符碼呈現明顯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再透過「家教」傳遞到下一代。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文化的「優越感」不僅僅發生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發生在「本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接下來要討論外省人兩代之間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