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平台化與和平新聞學：兩岸戰爭與和平前景的傳播學分析（摘錄）
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台海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傳播問題：戰爭如何在語言中被正常化，和平如何在敘事中被系統性邊緣化，是數位資本主義的傳播形構如何塑造了我們對衝突的感知與想像。軍事實力、地緣政治與外交決策構成戰爭風險的重要物質條件；本文則聚焦於傳播如何塑造威脅認知與政策想像。本文因此試著從當代數位資本主義的傳播形構來切入這個問題：平台演算法如何讓戰爭敘事更有流量，安全化的媒體語言如何系統性壓縮和平論述的可見性，以及新聞作為「冷卻劑」的制度條件如何被重建。
在此有必要先對「數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稍作說明。Fuchs等學者所說的「數位資本主義」，不只是「資本主義加上數位科技」的簡單組合，而是指資本積累的邏輯以數位平台為核心基礎設施，深度重組了資訊生產、傳播與消費的整體關係。相對於工業資本主義依靠工廠與大眾媒體作為積累的主要場域，數位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是「注意力的商品化」：使用者的時間、情緒反應與行為資料成為平台的原料，演算法則是最優化這些原料以換取廣告收益的生產裝置。這個轉變帶來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媒體所沒有的一個新特性：在以互動率與停留時間為主要優化目標的平台環境中，情緒性、高衝突性的內容通常具有較高的可見性與擴散優勢――因為情緒驅動的互動行為正是平台商業模式的核心基礎。此一機制對戰爭與和平議題的傳播後果是直接的：戰爭敘事（衝突、威脅、敵我對立）天然比和平敘事（協商、降溫、灰色地帶）更符合演算法的偏好邏輯，儘管平台也具有可能促進跨境交流、開源情報、公民查核的潛力。
本文同時也是作者就此一問題系列公開論述的學術整理與深化。2025年，陸配網紅「亞亞」（劉振亞）因涉及武統言論遭內政部廢止居留許可並驅逐出境，此一事件觸發關於言論自由、安全化治理與兩岸關係的激烈公共辯論。在那場辯論中，本文作者以傳播學者與公民社會的立場介入，質疑行政機關在缺乏透明程序與司法監督的情況下逕行界定「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正當性。此後，圍繞著「境外敵對勢力」的認定程序、《社維法》修正案的言論管制疑慮、NCC的獨立性危機、陸配參政權的制度困境、地緣政治風險、歐洲民主防護盾的啟示，以及兩岸和平路徑的重新想像，作者陸續在多家媒體發表了至少十多篇公開文字。本文試圖將這些散布於各媒體、以時事為引而缺乏系統性整合的論述，納入一個統一的學術分析框架――以安全化、平台化與和平新聞學的理論脈絡加以貫串，並與Lebow、Overy、陸克文、甘迺迪、Osgood、Fuchs、Smythe、Herman與Chomsky等學者（及政治人物）的跨世紀問題意識相互對話，從而進行以兩岸戰爭與和平前景為核心關懷的傳播學反思。
兩岸爭議經常被講成兩套世界觀的對撞，一邊是價值與制度，一邊是民族與歷史。當敘事把世界說成「非黑即白」，政策就很難不被推向「非輸即贏」。台灣常見的敘事，是把自己理解為民主共同體，並透過「互不隸屬」劃定主體的語言界線；中國則把統一寫成民族復興的必然進程，將台灣的政治主體性視為需要被「矯正」的偏離。這兩套敘事一旦被當成不可退讓的存在性命題，就會讓彼此的每一次言說都成為威脅訊號：台灣的主體宣示經常被北京框定為分裂訊號，中國的主權宣稱則被台灣社會理解為併吞或強制統一的威脅。
安全化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助於理解上述現象的分析框架：安全不是單純的客觀狀態，而是一種政治與傳播過程。本文並不否認中國軍事壓力的客觀存在，安全化分析關心的是威脅如何被命名、排序與正當化。當某議題透過具有權威性的政治或媒體言說，被建構為對特定參考對象構成生存性威脅，例外治理措施就更容易被正當化；一旦安全化被成功地建構與操作，原本屬於正常政治（normal politics）的公共討論，會被轉移到「例外狀態」的治理模式；影響所及，民主審議、比例原則或人權保障的限縮，也可能因此被賦予正當性。
自2024年初台灣總統大選後，台灣的安全化進程明顯。2025年3月13日，總統賴清德以「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滲透與威脅」為由，公開宣示十七項國安措施，強化反間諜、資訊安全與軍事紀律，並在既有《反滲透法》框架下，進一步將中國界定為「境外敵對勢力」。當「安全」變成凌駕一切的語言，民主就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推向自我收縮。這種收縮往往以理性之名完成，靠「現實評估」與「風險管理」的中性語彙，讓戰爭風險與軍購備戰被當成幾乎是唯一合理選項，避戰與和平反而變得需要自證其合理性。
此一觀察，呼應了許多位衝突研究學者的發現。Overy以人類戰爭史為基礎指出，戰爭之所以持久，在於它並非人類歷史的異常，而是「正常」：資源、信仰、權力與安全四大動機，從史前部落到現代民族國家的各個時期驅動衝突或戰爭。他特別援引Hobbes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分析指出，在缺乏共同權威的國際體系中，各個政治共同體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與不信任，是推動武裝競備乃至戰爭的根本結構性因素；「不信任」（distrust）始終是衝突的關鍵觸發機制。
Lebow也指出，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的動機是對國家聲望∕地位的追求與復仇，而非單純的安全或物質利益。他在2026年的《國家為何仍在開戰》（Why Nations Still Fight）中進一步指出，戰爭發動者的一再失敗，根源往往不在於敵方的強大，而在於自身的誤判、風險評估的缺失與文化及政治的傲慢。Overy與Lebow的分析互為補充：前者說明戰爭的結構性動機何以持續存在，後者則指出在這個結構中，去人性化的傳播環境如何系統性地惡化誤判的可能性。這正是本文從傳播視角分析兩岸戰爭與和平前景的初衷。
要理解台海局勢的結構性危局，必須對北京的戰略動機有清醒的認識。陸克文（Kevin Rudd）在《可避免的戰爭》（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一書中，提出以「十個利益同心圓」分析習近平世界觀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台灣的「回歸」是第二重核心利益，緊接在習近平的黨內權力鞏固之後，被界定為完成1949年未竟事業、維繫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聖杯」。然而，陸克文同時強調，「戰爭並非不可避免」，若把衝突視為宿命，等於是「讓我們成為某些深層、想像中、不可逆之歷史力量的俘虜」。他提出的「管控的戰略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框架，正是要在戰爭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之間建立護欄（guardrails）：透過雙邊協商確立戰略紅線，管理意外升級的風險，而不是讓超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在北京和台北之間同步升溫，直到戰爭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必須先正視一個更基本的地緣政治現實。我的〈美中角力下――別讓台灣「百年變局」成殘局〉這篇文章，引述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的分析：中國擁有約400艘主力艦與1,800架戰機，美國的主力機種老化嚴重（F-16平均機齡33年、F-15達39年、B-52超過60年），國防工業人力僅剩冷戰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川普2.0效應」導致美國國安會人數減半、國務院縮編五分之一，「美國必來救台灣」的長期假設正在動搖。在這個脈絡下，如果台灣仍然陷於藍綠內耗、拒絕探索兩岸對話的可能，未來的命運或許只剩「美中協商的籌碼」或「北京武力壓制」兩條路徑。面對這個結構性危局，我也曾援引孫中山1912年《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的和平主義，指出提倡和平不是出於道德的天真，而是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在美國相對衰退的時代，台灣不能再把和平的維持完全外包給外部力量，而必須主動建構自己的降溫能力。陸克文的「管控的戰略競爭」框架，為這個降溫能力的建構提供了最具操作性的外部參照：台灣在維持軍事嚇阻的同時，也促進兩岸和平對話的機制。
這樣的信念，在更早的時代已有先聲。1963年6月10日，正值古巴飛彈危機發生的八個月後的冷戰高峰期，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美利堅大學發表了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演講之一的〈和平的戰略〉（A Strategy of Peace）。他直接點名當時瀰漫美國社會的失敗主義氛圍：「我們之中太多人認為和平是不可能的。太多人認為它不切實際。但這是一種危險而失敗主義的信念。它會導向這樣的結論：戰爭不可避免――人類命中注定――我們被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所支配。我們不必接受這種看法。我們的問題是人造成的――因此，也能由人來解決。」甘迺迪這段話，也是對本文核心論旨的歷史先聲：傳播學者關注的，正是這種「戰爭不可避免」的社會信念，如何在媒介環境中被生產、被正常化，以及被解除。
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台海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傳播問題：戰爭如何在語言中被正常化，和平如何在敘事中被系統性邊緣化，是數位資本主義的傳播形構如何塑造了我們對衝突的感知與想像。軍事實力、地緣政治與外交決策構成戰爭風險的重要物質條件；本文則聚焦於傳播如何塑造威脅認知與政策想像。本文因此試著從當代數位資本主義的傳播形構來切入這個問題：平台演算法如何讓戰爭敘事更有流量，安全化的媒體語言如何系統性壓縮和平論述的可見性，以及新聞作為「冷卻劑」的制度條件如何被重建。
在此有必要先對「數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稍作說明。Fuchs等學者所說的「數位資本主義」，不只是「資本主義加上數位科技」的簡單組合，而是指資本積累的邏輯以數位平台為核心基礎設施，深度重組了資訊生產、傳播與消費的整體關係。相對於工業資本主義依靠工廠與大眾媒體作為積累的主要場域，數位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是「注意力的商品化」：使用者的時間、情緒反應與行為資料成為平台的原料，演算法則是最優化這些原料以換取廣告收益的生產裝置。這個轉變帶來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媒體所沒有的一個新特性：在以互動率與停留時間為主要優化目標的平台環境中，情緒性、高衝突性的內容通常具有較高的可見性與擴散優勢――因為情緒驅動的互動行為正是平台商業模式的核心基礎。此一機制對戰爭與和平議題的傳播後果是直接的：戰爭敘事（衝突、威脅、敵我對立）天然比和平敘事（協商、降溫、灰色地帶）更符合演算法的偏好邏輯，儘管平台也具有可能促進跨境交流、開源情報、公民查核的潛力。
本文同時也是作者就此一問題系列公開論述的學術整理與深化。2025年，陸配網紅「亞亞」（劉振亞）因涉及武統言論遭內政部廢止居留許可並驅逐出境，此一事件觸發關於言論自由、安全化治理與兩岸關係的激烈公共辯論。在那場辯論中，本文作者以傳播學者與公民社會的立場介入，質疑行政機關在缺乏透明程序與司法監督的情況下逕行界定「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正當性。此後，圍繞著「境外敵對勢力」的認定程序、《社維法》修正案的言論管制疑慮、NCC的獨立性危機、陸配參政權的制度困境、地緣政治風險、歐洲民主防護盾的啟示，以及兩岸和平路徑的重新想像，作者陸續在多家媒體發表了至少十多篇公開文字。本文試圖將這些散布於各媒體、以時事為引而缺乏系統性整合的論述，納入一個統一的學術分析框架――以安全化、平台化與和平新聞學的理論脈絡加以貫串，並與Lebow、Overy、陸克文、甘迺迪、Osgood、Fuchs、Smythe、Herman與Chomsky等學者（及政治人物）的跨世紀問題意識相互對話，從而進行以兩岸戰爭與和平前景為核心關懷的傳播學反思。
兩岸爭議經常被講成兩套世界觀的對撞，一邊是價值與制度，一邊是民族與歷史。當敘事把世界說成「非黑即白」，政策就很難不被推向「非輸即贏」。台灣常見的敘事，是把自己理解為民主共同體，並透過「互不隸屬」劃定主體的語言界線；中國則把統一寫成民族復興的必然進程，將台灣的政治主體性視為需要被「矯正」的偏離。這兩套敘事一旦被當成不可退讓的存在性命題，就會讓彼此的每一次言說都成為威脅訊號：台灣的主體宣示經常被北京框定為分裂訊號，中國的主權宣稱則被台灣社會理解為併吞或強制統一的威脅。
安全化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助於理解上述現象的分析框架：安全不是單純的客觀狀態，而是一種政治與傳播過程。本文並不否認中國軍事壓力的客觀存在，安全化分析關心的是威脅如何被命名、排序與正當化。當某議題透過具有權威性的政治或媒體言說，被建構為對特定參考對象構成生存性威脅，例外治理措施就更容易被正當化；一旦安全化被成功地建構與操作，原本屬於正常政治（normal politics）的公共討論，會被轉移到「例外狀態」的治理模式；影響所及，民主審議、比例原則或人權保障的限縮，也可能因此被賦予正當性。
自2024年初台灣總統大選後，台灣的安全化進程明顯。2025年3月13日，總統賴清德以「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滲透與威脅」為由，公開宣示十七項國安措施，強化反間諜、資訊安全與軍事紀律，並在既有《反滲透法》框架下，進一步將中國界定為「境外敵對勢力」。當「安全」變成凌駕一切的語言，民主就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推向自我收縮。這種收縮往往以理性之名完成，靠「現實評估」與「風險管理」的中性語彙，讓戰爭風險與軍購備戰被當成幾乎是唯一合理選項，避戰與和平反而變得需要自證其合理性。
此一觀察，呼應了許多位衝突研究學者的發現。Overy以人類戰爭史為基礎指出，戰爭之所以持久，在於它並非人類歷史的異常，而是「正常」：資源、信仰、權力與安全四大動機，從史前部落到現代民族國家的各個時期驅動衝突或戰爭。他特別援引Hobbes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分析指出，在缺乏共同權威的國際體系中，各個政治共同體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與不信任，是推動武裝競備乃至戰爭的根本結構性因素；「不信任」（distrust）始終是衝突的關鍵觸發機制。
Lebow也指出，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的動機是對國家聲望∕地位的追求與復仇，而非單純的安全或物質利益。他在2026年的《國家為何仍在開戰》（Why Nations Still Fight）中進一步指出，戰爭發動者的一再失敗，根源往往不在於敵方的強大，而在於自身的誤判、風險評估的缺失與文化及政治的傲慢。Overy與Lebow的分析互為補充：前者說明戰爭的結構性動機何以持續存在，後者則指出在這個結構中，去人性化的傳播環境如何系統性地惡化誤判的可能性。這正是本文從傳播視角分析兩岸戰爭與和平前景的初衷。
要理解台海局勢的結構性危局，必須對北京的戰略動機有清醒的認識。陸克文（Kevin Rudd）在《可避免的戰爭》（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一書中，提出以「十個利益同心圓」分析習近平世界觀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台灣的「回歸」是第二重核心利益，緊接在習近平的黨內權力鞏固之後，被界定為完成1949年未竟事業、維繫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聖杯」。然而，陸克文同時強調，「戰爭並非不可避免」，若把衝突視為宿命，等於是「讓我們成為某些深層、想像中、不可逆之歷史力量的俘虜」。他提出的「管控的戰略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框架，正是要在戰爭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之間建立護欄（guardrails）：透過雙邊協商確立戰略紅線，管理意外升級的風險，而不是讓超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在北京和台北之間同步升溫，直到戰爭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必須先正視一個更基本的地緣政治現實。我的〈美中角力下――別讓台灣「百年變局」成殘局〉這篇文章，引述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的分析：中國擁有約400艘主力艦與1,800架戰機，美國的主力機種老化嚴重（F-16平均機齡33年、F-15達39年、B-52超過60年），國防工業人力僅剩冷戰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川普2.0效應」導致美國國安會人數減半、國務院縮編五分之一，「美國必來救台灣」的長期假設正在動搖。在這個脈絡下，如果台灣仍然陷於藍綠內耗、拒絕探索兩岸對話的可能，未來的命運或許只剩「美中協商的籌碼」或「北京武力壓制」兩條路徑。面對這個結構性危局，我也曾援引孫中山1912年《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的和平主義，指出提倡和平不是出於道德的天真，而是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在美國相對衰退的時代，台灣不能再把和平的維持完全外包給外部力量，而必須主動建構自己的降溫能力。陸克文的「管控的戰略競爭」框架，為這個降溫能力的建構提供了最具操作性的外部參照：台灣在維持軍事嚇阻的同時，也促進兩岸和平對話的機制。
這樣的信念，在更早的時代已有先聲。1963年6月10日，正值古巴飛彈危機發生的八個月後的冷戰高峰期，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美利堅大學發表了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演講之一的〈和平的戰略〉（A Strategy of Peace）。他直接點名當時瀰漫美國社會的失敗主義氛圍：「我們之中太多人認為和平是不可能的。太多人認為它不切實際。但這是一種危險而失敗主義的信念。它會導向這樣的結論：戰爭不可避免――人類命中注定――我們被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所支配。我們不必接受這種看法。我們的問題是人造成的――因此，也能由人來解決。」甘迺迪這段話，也是對本文核心論旨的歷史先聲：傳播學者關注的，正是這種「戰爭不可避免」的社會信念，如何在媒介環境中被生產、被正常化，以及被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