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成為一個穆斯林？
——「國家」權力降臨前的香港市民
就好像是為了兩年後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之後的人生準備好一條退路，自1990年代中期起，香港社會中悄然出現一股引人注目的現象：部分原本與伊斯蘭毫無淵源的香港漢人居民，開始主動選擇「皈依伊斯蘭」（conversion to Islam, embraced Islam，即經過正式儀式成為伊斯蘭教徒——穆斯林，以下簡稱「皈依」）。 此一趨勢不僅在數量上明顯超過中國內地的同類現象，其出現的時間點與延續方式，也與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所經歷的重大政治與社會轉型高度重合。尤有甚者，這一皈依潮流並未因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國際社會對伊斯蘭的普遍負面觀感而中斷，反而在香港持續存在，形成一個難以僅以「宗教信仰轉變」加以解釋的社會現象。
既有研究多半傾向於從宗教心理、個人信仰或跨文化接觸等層面理解皈依行為，但若將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的現象置於中國語境之中，便會立即顯露其特殊性。在中國的民族分類體系下，伊斯蘭信仰被制度性地與「回族」這一特定「少數民族」身分綁定，使得漢人皈依伊斯蘭不僅意味著宗教選擇，更被賦予「背離民族出身」的政治與社會意涵。正因如此，漢人皈依伊斯蘭在中國社會中極為罕見，亦長期被視為高度異質、甚至不可理解的行為。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制度性排斥「主動成為少數」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的現象反而顯得格外值得深究。它提示我們：皈依行為或許不僅是宗教認同的轉向，更可能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國家—民族—個人」關係重新定位的社會行動。本章正是基於這一問題意識，嘗試超越單純的宗教解釋，從政治社會學與民族研究的視角，重新審視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這一現象的結構性意義。
本章關注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為何有人信仰伊斯蘭」，而在於：為何在特定歷史時刻，有一部分原屬於「多數民族」與「國家核心族群」的個體，會主動選擇進入一個在制度與象徵意義上被標示為「少數」與「他者」的位置？換言之，本章試圖回答的是一個與宗教本身並不等價的問題：在何種政治與社會條件下，「成為少數」本身會被視為一種理性的、甚至是必要的選擇？
將此一問題放入本書所提出的「從『民族』想像『國家』」的理論框架中，可以看到更為清晰的脈絡。當國家權力以民族作為合法性來源，並透過制度化的民族分類、忠誠測試與政治動員來界定「誰屬於國家」時，「民族身分」便不再只是文化歸屬，而成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存在。在此情境下，對某些個體而言，維持原有的「多數民族」身分，反而可能意味著被捲入一個愈來愈強調排他性、服從性與政治忠誠的國家想像之中。
因此，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的現象，提供了一個極為罕見的觀察窗口，使我們得以反向思考民族主義運作的另一個面向：當「多數」不再被視為安全與保障的來源時，主動進入「少數」位置，反而可能成為一種逃離國家暴力邏輯、重建個人倫理與生活秩序的策略。從這個意義上說，皈依伊斯蘭並非單純的宗教轉向，而是一種對國家認同的再拒斥、再選擇，甚至是一種低調而深刻的政治行動。
透過對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現象的分析，本章旨在補充並深化全書的理論主張：當國家以「民族」之名壟斷忠誠、動員情感並製造內外之分時，不僅「少數」會成為受害者，連原本被視為「多數」的一部分個體，也可能選擇退出這一想像體系。正是在這些看似微小、卻高度象徵性的選擇之中，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見「從『民族』想像『國家』」這一思維模式的內在張力與歷史極限。
本章用以進行分析的各種素材，除在當地蒐集的基礎數據與歷史文獻之外，主要來自於筆者多年在香港的田野調查，包括在地直接觀察、訪談與問卷調查所得。
第一節 多元文化社會的香港與伊斯蘭
2019年7月21日，香港地鐵元朗站發生了一起由不明人員持鐵棍等器具，對參加「反送中」遊行後返家途中民眾進行無差別襲擊的事件。因為警方即使接到報警也未及時出動，引發社會對襲擊是否受政府指使的強烈質疑，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遭到媒體連番質問。其中一位巴基斯坦裔記者利君雅（Nabela Qoser）用粵語質詢她「能不能像人一樣回答」的一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原來香港居民中有許多來自南亞的穆斯林。實際上，當年在英國統治下日益國際化的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民族大熔爐」（a racial melting pot）。
香港伊斯蘭的歷史可追溯至18世紀，但最初來港的穆斯林並非定居者，而是作為歐洲或美國商社職員，臨時來港工作的南亞穆斯林。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訂，香港的主權正式移交給英國。同年10月，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廣東話譯為「砵甸查」，後於1843年6月成為首任香港總督）依照大英帝國自由貿易的傳統，決定將香港設為免關稅的自由貿易港。此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紛至沓來，使香港逐漸發展為一個多民族、多種族的城市。 與此同時，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包括1947年8月前尚未分立的巴基斯坦地區）與馬來亞，也有大量民眾陸續來到香港，擔任總督府警察部門的職務，其中包含了許多穆斯林。這些在當地定居的穆斯林商人、警察及其家屬，成為了香港社會中最早的一批穆斯林居民。
受到香港優越地理位置的吸引，1949年中共建政之際，原本在中國內地活動的各國伊斯蘭商人紛紛將據點移到了香港。此後，隨著1980年代中國內地推動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選擇在香港設立據點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多。香港穆斯林人口的持續成長，除了經濟因素外，也與英國殖民當局對宗教所採取的寬容政策密切相關。當時的香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讓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祆教（拜火教）、佛教與道教等多元宗教能在此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這種宗教多元與和諧共存的傳統，在主權交給中國之後，至少至2020年<香港國安法>未通過之前，仍然由香港特區政府所繼承。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對伊斯蘭的態度更顯得尊重與謹慎。2017年1月18日，曾連續出任梁啟香港立法會主席的議員曾鈺成（Tsang Yok Sing，Jasper）在其Facebook上寫道：
「香港少數族裔的生活條件與他們的關注，往往較容易被社會忽視。根據資料顯示，香港的穆斯林人口約為18萬，其中大約10萬人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務助理，另有8萬人則來自世界各地。今天我與民建聯的區議員們一同參訪尖沙咀清真寺（九龍清真寺），期間我們被問到：為何在香港沒有來自少數族裔背景的議員？事實上，他們對香港的政治現況、社區議題以及如何向政府提問等事務皆相當熟悉，也具備代表少數族裔與華人市民發聲的能力，然而……。」 「……」為原文，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主權交個中國以後曾鈺成對此現象的無奈。
當時曾鈺成被視為下一任香港特區政府首長的最有力人選。後文將會述及，事實上他對香港穆斯林人口的估算是錯誤的。位居如此高位公職的人也對香港伊斯蘭缺乏認識，可見香港特區政府雖在制度上尊重居民的宗教自由，但對伊斯蘭所采取的，實際上是一種非政治化且敬而遠之的政策。這一點在香港特區政府對2019年10月20日事件的處理上可見一斑。當日，為了鎮壓香港市民的示威遊行，香港警方的水炮車在向市民噴射藍色染色水時，也污染了九龍清真寺。事件發生後，參加遊行的市民立即幫助清理，而鎮壓遊行的香港警方也在當晚就派出代表到清真寺直接致歉：次日清晨，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更帶領警察高層、其後繼任行政長官的李家超一同前往清真寺，向廣大穆斯林道歉。香港特區政府的一系列反應，雖帶有不願擴大對立面的政治考量，但亦顯示出：即使在高度政治緊張的時期，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對伊斯蘭社會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尊重。
很明顯，無論是香港特權政府還是香港市民，都希望避免與穆斯林社會之間關係惡化。儘管這起事件的背後不乏「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因素，但它同時也突顯出：香港伊斯蘭實際上是處於一种相對遠離現實政治的環境之中。
至少在主權交給中國之前，港英政府一直奉行信仰自由、「不對特定宗教抱有偏見」的政策，這成為吸引中國內地穆斯林移居香港的重要原因。如今香港的華人穆斯林，基本上是自英國殖民時期以及以後各個時期中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及其後裔。他們選擇離開內地，除了逃避戰亂之外，還與受到漢人社會的排斥與歧視（如「辱教」事件）、中共建政後的大飢荒、政治運動與宗教迫害有關。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官方統計，2019年香港的總人口為750萬人。扣除約20萬的流動人口後，香港的常住人口約為730萬。 然而，承襲英國殖民時期的傳統，香港的人口普查並不包含宗教信仰的調查項目。
自2007年起，由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出版的《香港年報》（Hong Kong Yearbook）開始公布華裔居民中佛教與道教信徒的推算人數，但對於其他宗教信仰則未有任何相關報告。2016年，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發表名為《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的報告，其中指出當年共有584,383名「非華裔人士」（Ethnic Minorities）居住在香港，佔香港總人口的8.0％。 其中54.9％的「非華裔人士」是「外籍家庭傭工」（擁有外國國籍的家政勞工），而其餘45.1％，即263,593人，則被歸類為香港當地的「少數族裔人士」（Ethnic Minorities），佔全港總人口的3.6％。 族裔與信仰並不必然一致，因此，包括立法會，對香港各宗教信徒人數僅能進行推算，並無確切的官方統計數據。
表1、香港立法會資料研究組對各主要宗教信徒人數的推估
宗教 2007 2010 2013 2016
1. 佛教 100万 100万 約100万 約100万
2. 道教 約100万 約100万 100万 100万
3. 基督教 660,000 833,000 860,000 884,000（包括166,000菲律賓人 ）
4. 伊斯蘭 90,000 220,000 300,000 300,000(包括15万印尼人、4万華人、3万巴基斯坦人)
5. 印度教 40,000 40,000 40,000 100,000
6. 錫克教 10,000 10,000 10,000 12,000
7. 猶太教 未統計 未統計 未統計 5,000
儘管時期大致相同，官方與學界關於香港伊斯蘭信徒的人數仍有不同見解。如表1所示，香港立法會資料研究組估計，香港伊斯蘭信徒約為30萬人（約占香港總人口的4％左右，其中什葉派約200名，其餘屬於遜尼派；與上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估計的18萬人相比，差距甚大）；而香港的伊斯蘭學者則認為其人數約介於27萬至30萬之間。立法會資料研究組認為，來自印尼的穆斯林居民約15萬人，而學界則根據自1973年開始實施的「外籍家庭傭工計劃」相關人數推算，認為應為14萬人；立法會資料研究組認為華裔穆斯林居民約4萬人，而學界則認為約為3萬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採信哪一方的估計，都一致承認香港伊斯蘭信徒（即穆斯林）的人數正在持續增加。
香港穆斯林人口增加的原因，除了來自印尼及南亞地區移民的增加、穆斯林家庭人口的自然成長外，每年亦有超過100人皈依伊斯蘭。 1990年代中期以降，除菲律賓外，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計劃」移民亦持續增加，目前兩者在該計劃移民中的比例，分別約占53％與43％，印尼移民遂成為香港在住穆斯林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而在這些印尼移民的影響下，透過「外籍家庭傭工計劃」來港的菲律賓女性，進而成為香港皈依伊斯蘭人群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群體。菲律賓女性在香港短期工作的背景下大量皈依伊斯蘭，是一項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社會現象，惟因超出本研究範圍，本文不作進一步探討。
——「國家」權力降臨前的香港市民
就好像是為了兩年後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之後的人生準備好一條退路，自1990年代中期起，香港社會中悄然出現一股引人注目的現象：部分原本與伊斯蘭毫無淵源的香港漢人居民，開始主動選擇「皈依伊斯蘭」（conversion to Islam, embraced Islam，即經過正式儀式成為伊斯蘭教徒——穆斯林，以下簡稱「皈依」）。 此一趨勢不僅在數量上明顯超過中國內地的同類現象，其出現的時間點與延續方式，也與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所經歷的重大政治與社會轉型高度重合。尤有甚者，這一皈依潮流並未因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國際社會對伊斯蘭的普遍負面觀感而中斷，反而在香港持續存在，形成一個難以僅以「宗教信仰轉變」加以解釋的社會現象。
既有研究多半傾向於從宗教心理、個人信仰或跨文化接觸等層面理解皈依行為，但若將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的現象置於中國語境之中，便會立即顯露其特殊性。在中國的民族分類體系下，伊斯蘭信仰被制度性地與「回族」這一特定「少數民族」身分綁定，使得漢人皈依伊斯蘭不僅意味著宗教選擇，更被賦予「背離民族出身」的政治與社會意涵。正因如此，漢人皈依伊斯蘭在中國社會中極為罕見，亦長期被視為高度異質、甚至不可理解的行為。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制度性排斥「主動成為少數」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的現象反而顯得格外值得深究。它提示我們：皈依行為或許不僅是宗教認同的轉向，更可能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國家—民族—個人」關係重新定位的社會行動。本章正是基於這一問題意識，嘗試超越單純的宗教解釋，從政治社會學與民族研究的視角，重新審視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這一現象的結構性意義。
本章關注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為何有人信仰伊斯蘭」，而在於：為何在特定歷史時刻，有一部分原屬於「多數民族」與「國家核心族群」的個體，會主動選擇進入一個在制度與象徵意義上被標示為「少數」與「他者」的位置？換言之，本章試圖回答的是一個與宗教本身並不等價的問題：在何種政治與社會條件下，「成為少數」本身會被視為一種理性的、甚至是必要的選擇？
將此一問題放入本書所提出的「從『民族』想像『國家』」的理論框架中，可以看到更為清晰的脈絡。當國家權力以民族作為合法性來源，並透過制度化的民族分類、忠誠測試與政治動員來界定「誰屬於國家」時，「民族身分」便不再只是文化歸屬，而成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存在。在此情境下，對某些個體而言，維持原有的「多數民族」身分，反而可能意味著被捲入一個愈來愈強調排他性、服從性與政治忠誠的國家想像之中。
因此，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的現象，提供了一個極為罕見的觀察窗口，使我們得以反向思考民族主義運作的另一個面向：當「多數」不再被視為安全與保障的來源時，主動進入「少數」位置，反而可能成為一種逃離國家暴力邏輯、重建個人倫理與生活秩序的策略。從這個意義上說，皈依伊斯蘭並非單純的宗教轉向，而是一種對國家認同的再拒斥、再選擇，甚至是一種低調而深刻的政治行動。
透過對香港漢人皈依伊斯蘭現象的分析，本章旨在補充並深化全書的理論主張：當國家以「民族」之名壟斷忠誠、動員情感並製造內外之分時，不僅「少數」會成為受害者，連原本被視為「多數」的一部分個體，也可能選擇退出這一想像體系。正是在這些看似微小、卻高度象徵性的選擇之中，我們得以更清楚地看見「從『民族』想像『國家』」這一思維模式的內在張力與歷史極限。
本章用以進行分析的各種素材，除在當地蒐集的基礎數據與歷史文獻之外，主要來自於筆者多年在香港的田野調查，包括在地直接觀察、訪談與問卷調查所得。
第一節 多元文化社會的香港與伊斯蘭
2019年7月21日，香港地鐵元朗站發生了一起由不明人員持鐵棍等器具，對參加「反送中」遊行後返家途中民眾進行無差別襲擊的事件。因為警方即使接到報警也未及時出動，引發社會對襲擊是否受政府指使的強烈質疑，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遭到媒體連番質問。其中一位巴基斯坦裔記者利君雅（Nabela Qoser）用粵語質詢她「能不能像人一樣回答」的一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原來香港居民中有許多來自南亞的穆斯林。實際上，當年在英國統治下日益國際化的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民族大熔爐」（a racial melting pot）。
香港伊斯蘭的歷史可追溯至18世紀，但最初來港的穆斯林並非定居者，而是作為歐洲或美國商社職員，臨時來港工作的南亞穆斯林。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訂，香港的主權正式移交給英國。同年10月，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廣東話譯為「砵甸查」，後於1843年6月成為首任香港總督）依照大英帝國自由貿易的傳統，決定將香港設為免關稅的自由貿易港。此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紛至沓來，使香港逐漸發展為一個多民族、多種族的城市。 與此同時，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包括1947年8月前尚未分立的巴基斯坦地區）與馬來亞，也有大量民眾陸續來到香港，擔任總督府警察部門的職務，其中包含了許多穆斯林。這些在當地定居的穆斯林商人、警察及其家屬，成為了香港社會中最早的一批穆斯林居民。
受到香港優越地理位置的吸引，1949年中共建政之際，原本在中國內地活動的各國伊斯蘭商人紛紛將據點移到了香港。此後，隨著1980年代中國內地推動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選擇在香港設立據點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多。香港穆斯林人口的持續成長，除了經濟因素外，也與英國殖民當局對宗教所採取的寬容政策密切相關。當時的香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讓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祆教（拜火教）、佛教與道教等多元宗教能在此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這種宗教多元與和諧共存的傳統，在主權交給中國之後，至少至2020年<香港國安法>未通過之前，仍然由香港特區政府所繼承。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對伊斯蘭的態度更顯得尊重與謹慎。2017年1月18日，曾連續出任梁啟香港立法會主席的議員曾鈺成（Tsang Yok Sing，Jasper）在其Facebook上寫道：
「香港少數族裔的生活條件與他們的關注，往往較容易被社會忽視。根據資料顯示，香港的穆斯林人口約為18萬，其中大約10萬人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務助理，另有8萬人則來自世界各地。今天我與民建聯的區議員們一同參訪尖沙咀清真寺（九龍清真寺），期間我們被問到：為何在香港沒有來自少數族裔背景的議員？事實上，他們對香港的政治現況、社區議題以及如何向政府提問等事務皆相當熟悉，也具備代表少數族裔與華人市民發聲的能力，然而……。」 「……」為原文，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主權交個中國以後曾鈺成對此現象的無奈。
當時曾鈺成被視為下一任香港特區政府首長的最有力人選。後文將會述及，事實上他對香港穆斯林人口的估算是錯誤的。位居如此高位公職的人也對香港伊斯蘭缺乏認識，可見香港特區政府雖在制度上尊重居民的宗教自由，但對伊斯蘭所采取的，實際上是一種非政治化且敬而遠之的政策。這一點在香港特區政府對2019年10月20日事件的處理上可見一斑。當日，為了鎮壓香港市民的示威遊行，香港警方的水炮車在向市民噴射藍色染色水時，也污染了九龍清真寺。事件發生後，參加遊行的市民立即幫助清理，而鎮壓遊行的香港警方也在當晚就派出代表到清真寺直接致歉：次日清晨，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更帶領警察高層、其後繼任行政長官的李家超一同前往清真寺，向廣大穆斯林道歉。香港特區政府的一系列反應，雖帶有不願擴大對立面的政治考量，但亦顯示出：即使在高度政治緊張的時期，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對伊斯蘭社會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尊重。
很明顯，無論是香港特權政府還是香港市民，都希望避免與穆斯林社會之間關係惡化。儘管這起事件的背後不乏「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因素，但它同時也突顯出：香港伊斯蘭實際上是處於一种相對遠離現實政治的環境之中。
至少在主權交給中國之前，港英政府一直奉行信仰自由、「不對特定宗教抱有偏見」的政策，這成為吸引中國內地穆斯林移居香港的重要原因。如今香港的華人穆斯林，基本上是自英國殖民時期以及以後各個時期中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及其後裔。他們選擇離開內地，除了逃避戰亂之外，還與受到漢人社會的排斥與歧視（如「辱教」事件）、中共建政後的大飢荒、政治運動與宗教迫害有關。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官方統計，2019年香港的總人口為750萬人。扣除約20萬的流動人口後，香港的常住人口約為730萬。 然而，承襲英國殖民時期的傳統，香港的人口普查並不包含宗教信仰的調查項目。
自2007年起，由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出版的《香港年報》（Hong Kong Yearbook）開始公布華裔居民中佛教與道教信徒的推算人數，但對於其他宗教信仰則未有任何相關報告。2016年，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發表名為《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的報告，其中指出當年共有584,383名「非華裔人士」（Ethnic Minorities）居住在香港，佔香港總人口的8.0％。 其中54.9％的「非華裔人士」是「外籍家庭傭工」（擁有外國國籍的家政勞工），而其餘45.1％，即263,593人，則被歸類為香港當地的「少數族裔人士」（Ethnic Minorities），佔全港總人口的3.6％。 族裔與信仰並不必然一致，因此，包括立法會，對香港各宗教信徒人數僅能進行推算，並無確切的官方統計數據。
表1、香港立法會資料研究組對各主要宗教信徒人數的推估
宗教 2007 2010 2013 2016
1. 佛教 100万 100万 約100万 約100万
2. 道教 約100万 約100万 100万 100万
3. 基督教 660,000 833,000 860,000 884,000（包括166,000菲律賓人 ）
4. 伊斯蘭 90,000 220,000 300,000 300,000(包括15万印尼人、4万華人、3万巴基斯坦人)
5. 印度教 40,000 40,000 40,000 100,000
6. 錫克教 10,000 10,000 10,000 12,000
7. 猶太教 未統計 未統計 未統計 5,000
儘管時期大致相同，官方與學界關於香港伊斯蘭信徒的人數仍有不同見解。如表1所示，香港立法會資料研究組估計，香港伊斯蘭信徒約為30萬人（約占香港總人口的4％左右，其中什葉派約200名，其餘屬於遜尼派；與上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估計的18萬人相比，差距甚大）；而香港的伊斯蘭學者則認為其人數約介於27萬至30萬之間。立法會資料研究組認為，來自印尼的穆斯林居民約15萬人，而學界則根據自1973年開始實施的「外籍家庭傭工計劃」相關人數推算，認為應為14萬人；立法會資料研究組認為華裔穆斯林居民約4萬人，而學界則認為約為3萬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採信哪一方的估計，都一致承認香港伊斯蘭信徒（即穆斯林）的人數正在持續增加。
香港穆斯林人口增加的原因，除了來自印尼及南亞地區移民的增加、穆斯林家庭人口的自然成長外，每年亦有超過100人皈依伊斯蘭。 1990年代中期以降，除菲律賓外，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計劃」移民亦持續增加，目前兩者在該計劃移民中的比例，分別約占53％與43％，印尼移民遂成為香港在住穆斯林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而在這些印尼移民的影響下，透過「外籍家庭傭工計劃」來港的菲律賓女性，進而成為香港皈依伊斯蘭人群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群體。菲律賓女性在香港短期工作的背景下大量皈依伊斯蘭，是一項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社會現象，惟因超出本研究範圍，本文不作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