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反對客觀事實（節錄）
當陰謀論開始成為政治運作中不可或缺的常態，而主流媒體與教育機構又被抹黑、失去公信力之後，公民之間便不再擁有一個可作為民主審議基礎的、共享的客觀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只能尋找其他標準當作判斷依據，而不再是依靠事實或可信度。於是，如我們在世界各地所見的，公民轉而在政治中尋求某種部族式的認同，尋求情緒性的宣洩，以及娛樂性的滿足。當新聞變成像運動賽事般的娛樂，強人領袖便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吸引力。法西斯主義政治將新聞從傳遞資訊與理性辯論的管道，轉化為一場以強人為主角的表演。
如前所述，法西斯主義政治試圖削弱人們對媒體與大學的信任。媒體與大學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構成了一個健康民主社會的資訊環境，更是因為當人們開始普遍懷疑、不信任客觀事實與資訊的真實性時，公民之間存在的、彼此尊重的樞紐，也會隨之被侵蝕，使人們不僅失去了對制度的信任，也開始對彼此產生深層的不信任。法西斯主義政治的目標，是摧毀這種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的公民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礎。最終，法西斯主義希望能用公民對單一人物（即政治領袖）的信任取而代之。當法西斯主義政治達到其最成功的樣態時，追隨者會將領袖視為唯一值得信賴的人。
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唐納・川普屢次公開說謊，並公然違反長久以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主義規範。美國主流媒體忠實地報導了他的諸多謊言。他的對手希拉蕊・柯林頓則遵循平等尊重的自由主義原則。她唯一一次違反這些規範，是她稱呼某些川普支持者為「可悲之人」（deplorables）。而她這句攻擊卻被媒體無限放大、反覆攻擊。從那時起，美國選民不斷地認為川普是更為真誠的候選人。川普反覆在公共討論的場合，說出那些傳統上被認為不恰當的震撼言論，但他這麼做，卻反而被視為他真誠地「說出真心話」。這正好說明了，就算一位政治人物再怎麼顯而易見地不誠實，只要他展現出典型的煽動型領袖行為，仍然會被人們當作是更真誠的候選人。
這種政治現象之所以開始出現在民主制度裡，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條件。這又是一種政治宣傳曲解日常用語與共同認知的例子。 政治人物可以藉由抨擊公共利益，來表現出自己才是真正試圖守護公共利益的人。我們可以從美國政治體系近年的發展，來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
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十篇論文中，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主張，美國應該要採取代議民主制度，並選出最能代表民主價值的領袖。選舉的目的，本來應該是讓候選人展示自己關心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然而，有兩個因素逐漸侵蝕了代議民主原本應該要能提供的保障。首先，候選人必須籌集巨額資金才能參選（這在二○一○年最高法院對公民聯合案的判決之後更是如此），這使得候選人實質上所代表的，是大型金主的利益。但由於這仍舊是一個民主制度，候選人同時又必須說服選民，他們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這讓候選人不得不將資助其競選的跨國企業利益，包裝為全民共享的公共利益。
第二個因素是，部分選民並不認同民主價值，而政治人物仍舊需要爭取這類選民的支持。當社會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時，這個問題會顯得益發嚴重。有些選民更傾向於支持有利於自身宗教、種族、性別或出身地位的制度。當他們的期待沒能被滿足時，他們所產生的怨恨，會被轉移到那些被視為不屬於主流傳統的少數群體身上。而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分配給這些群體的資源，會被煽動型政治人物以零和關係的方式，描繪成是從多數群體手中掠奪走的資源。有些選民因此會將這些少數群體（而非經濟菁英圖利自我的行為），視為自身困境的肇因。候選人必須要吸引這些選民，同時又不能顯得他們想要違反民主的價值觀。因此，有許多政治人物開始使用隱晦的語言來操弄仇恨，例如共和黨用了所謂的「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這種術語，來避免被人們指控其抱持著排斥其他群體的觀點。惡名昭著的共和黨政治策略家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在一九八一年接受政治學家亞歷山大・拉米斯（Alexander Lamis）訪問時，他解釋道，隨著時序推演，種族主義的意涵必須變得更加隱晦：
到了一九六八年，你不能再直接用「黑鬼」（nigger）這個詞。使用這個詞彙會傷害你，並對選舉造成反效果。所以你要開始說一些像是「強制校車接送」（forced busing）、「州權」之類的話，來把語言變得愈來愈抽象。現在你談的是減稅，乍看之下這些政策都是經濟議題，但其副作用是，黑人受這些政策的傷害會遠比白人嚴重……
這種策略並不是祕密。也因此，對許多選民而言，美國政治顯得虛偽。他們對此感到厭倦，他們渴望有原則、誠實的政治人物，希望有人能直話直說。哪怕美國人不再共享一套清晰的價值觀，他們仍然會試圖尋找這樣的候選人。
但問題是：當選民已經習於政治上的虛偽時（無論這種虛偽真的存在，或者又只是一種誇大其詞），政治人物要如何表現出自己並不是虛偽的人呢？
在回應大眾對虛偽普遍存在的反感時，候選人的一種應對方式，是將自己塑造成民主價值的捍衛者。在一個民主文化中，這類候選人理應是最具吸引力的候選人。然而，在某些政治氛圍下，這麼做並不會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在充斥著普遍不信任的環境裡，候選人很難讓人相信，自己真誠地為了共同利益而參選。這樣的訴求，也無法吸引那些拒絕民主價值（例如拒絕種族或性別平等）的人，或是那些否認不平等存在的人。此外，在支持民主價值的選民之間，主打這種形象的候選人也會面臨激烈競爭。
政治人物還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來展現其真誠，而這種方式，可以讓候選人免於與其他採取相同策略的候選人競爭。這種方式是毫不掩飾地擁抱分裂與衝突。採取這種手段的候選人，可能會公開支持基督徒並對抗穆斯林與無神論者、支持本土出生的美國人對抗移民、支持白人對抗黑人，或是支持富人對抗窮人。他們甚至可能公開且毫不避諱地說謊。簡而言之，一個人可以透過公開拒絕那些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價值，來展現所謂的真誠。
無論政治上的虛偽是真實存在還是被虛構出來的，一旦一個社會的政治開始充滿虛偽的氛圍，使用第二種手法的政治人物，反而會被人們視為一股清新的力量。他們愈是公開攻擊那些特定選民本來就反感的群體，來證明自己的真誠，他們的吸引力也會更加強大。這種公開否定民主價值的表現，會被解讀為一種政治勇氣，也象徵了候選人勇於表現真實的自我。柏拉圖早就指出，民主社會的自由，會讓一位熟練的煽動者得以利用這些自由，來撕裂客觀事實，並將自己塑造成真實性的替代品。柏拉圖的說法並非毫無道理。
從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以來，政治理論家早已認知到，在一塊被不平等毒化的土壤上，民主制度永遠不可能成長茁壯。問題不僅在於由不平等造成的分裂所滋生的怨恨，容易被煽動者所利用，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極端的不平等，會對維持一個健康的自由民主制度所需的、對客觀事實的共同認知，構成致命的威脅。那些從不平等中受益的人，往往被某些幻象所困，無法意識到自身特權其實是某種歷史偶然的產物。當不平等變得愈發極端，這種幻象也會迅速擴大。歷史上有哪一位獨裁者、君王或皇帝，不曾相信自己是被神選中，才得以掌握治理的權力？哪一個殖民強權沒有沉溺在自身的民族、宗教、文化與生活方式，遠比被殖民的社會優越的幻想，並以此正當化其帝國擴張與征戰？在美國內戰前的南方，白人甚至相信，奴隸制度對於被奴役者來說，是一種恩賜。南方種植園主殘酷地虐待逃亡或反抗的奴隸，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行為顯示了奴隸有多麼忘恩負義。
對自由民主制度來說，極端的經濟不平等是一種劇毒，因為它會滋生掩蓋現實的幻象，破壞社會共同討論與解決分歧的可能性。那些從不平等中獲益的人，往往也傾向視自己的特權為理所當然，而這種錯覺會使他們無法看清現實。甚至連那些客觀上並未從階層體系中受益的人，也可能被說服，相信自己其實受益於這樣的階序關係。這正是美國政治利用種族主義的方式，也是貧窮白人會支持對極端富裕白人提出的減稅政策之原因，因為他們至少共享了相同的膚色。
自由主義的平等，意味著即使人們在權力與財富上存在差異，他們仍應被視為具有平等價值的個體。就此定義而言，自由主義的平等是可以與經濟不平等並存的。然而，一旦經濟不平等來到某個極端程度，維持這種不平等所需的神話，必然會反過來威脅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
在物質高度不平等的條件下誕生的、視自己的特權為理所當然的種種迷思幻象，使人們忽視公共討論所應依循的真正判准，即人們對世界與客觀事實的共同理解。為了徹底摧毀這種理解，法西斯主義政治使用了另一套與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全然相反的體系：階層制度。
當陰謀論開始成為政治運作中不可或缺的常態，而主流媒體與教育機構又被抹黑、失去公信力之後，公民之間便不再擁有一個可作為民主審議基礎的、共享的客觀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只能尋找其他標準當作判斷依據，而不再是依靠事實或可信度。於是，如我們在世界各地所見的，公民轉而在政治中尋求某種部族式的認同，尋求情緒性的宣洩，以及娛樂性的滿足。當新聞變成像運動賽事般的娛樂，強人領袖便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吸引力。法西斯主義政治將新聞從傳遞資訊與理性辯論的管道，轉化為一場以強人為主角的表演。
如前所述，法西斯主義政治試圖削弱人們對媒體與大學的信任。媒體與大學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構成了一個健康民主社會的資訊環境，更是因為當人們開始普遍懷疑、不信任客觀事實與資訊的真實性時，公民之間存在的、彼此尊重的樞紐，也會隨之被侵蝕，使人們不僅失去了對制度的信任，也開始對彼此產生深層的不信任。法西斯主義政治的目標，是摧毀這種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的公民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礎。最終，法西斯主義希望能用公民對單一人物（即政治領袖）的信任取而代之。當法西斯主義政治達到其最成功的樣態時，追隨者會將領袖視為唯一值得信賴的人。
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唐納・川普屢次公開說謊，並公然違反長久以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主義規範。美國主流媒體忠實地報導了他的諸多謊言。他的對手希拉蕊・柯林頓則遵循平等尊重的自由主義原則。她唯一一次違反這些規範，是她稱呼某些川普支持者為「可悲之人」（deplorables）。而她這句攻擊卻被媒體無限放大、反覆攻擊。從那時起，美國選民不斷地認為川普是更為真誠的候選人。川普反覆在公共討論的場合，說出那些傳統上被認為不恰當的震撼言論，但他這麼做，卻反而被視為他真誠地「說出真心話」。這正好說明了，就算一位政治人物再怎麼顯而易見地不誠實，只要他展現出典型的煽動型領袖行為，仍然會被人們當作是更真誠的候選人。
這種政治現象之所以開始出現在民主制度裡，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條件。這又是一種政治宣傳曲解日常用語與共同認知的例子。 政治人物可以藉由抨擊公共利益，來表現出自己才是真正試圖守護公共利益的人。我們可以從美國政治體系近年的發展，來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
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十篇論文中，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主張，美國應該要採取代議民主制度，並選出最能代表民主價值的領袖。選舉的目的，本來應該是讓候選人展示自己關心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然而，有兩個因素逐漸侵蝕了代議民主原本應該要能提供的保障。首先，候選人必須籌集巨額資金才能參選（這在二○一○年最高法院對公民聯合案的判決之後更是如此），這使得候選人實質上所代表的，是大型金主的利益。但由於這仍舊是一個民主制度，候選人同時又必須說服選民，他們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這讓候選人不得不將資助其競選的跨國企業利益，包裝為全民共享的公共利益。
第二個因素是，部分選民並不認同民主價值，而政治人物仍舊需要爭取這類選民的支持。當社會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時，這個問題會顯得益發嚴重。有些選民更傾向於支持有利於自身宗教、種族、性別或出身地位的制度。當他們的期待沒能被滿足時，他們所產生的怨恨，會被轉移到那些被視為不屬於主流傳統的少數群體身上。而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分配給這些群體的資源，會被煽動型政治人物以零和關係的方式，描繪成是從多數群體手中掠奪走的資源。有些選民因此會將這些少數群體（而非經濟菁英圖利自我的行為），視為自身困境的肇因。候選人必須要吸引這些選民，同時又不能顯得他們想要違反民主的價值觀。因此，有許多政治人物開始使用隱晦的語言來操弄仇恨，例如共和黨用了所謂的「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這種術語，來避免被人們指控其抱持著排斥其他群體的觀點。惡名昭著的共和黨政治策略家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在一九八一年接受政治學家亞歷山大・拉米斯（Alexander Lamis）訪問時，他解釋道，隨著時序推演，種族主義的意涵必須變得更加隱晦：
到了一九六八年，你不能再直接用「黑鬼」（nigger）這個詞。使用這個詞彙會傷害你，並對選舉造成反效果。所以你要開始說一些像是「強制校車接送」（forced busing）、「州權」之類的話，來把語言變得愈來愈抽象。現在你談的是減稅，乍看之下這些政策都是經濟議題，但其副作用是，黑人受這些政策的傷害會遠比白人嚴重……
這種策略並不是祕密。也因此，對許多選民而言，美國政治顯得虛偽。他們對此感到厭倦，他們渴望有原則、誠實的政治人物，希望有人能直話直說。哪怕美國人不再共享一套清晰的價值觀，他們仍然會試圖尋找這樣的候選人。
但問題是：當選民已經習於政治上的虛偽時（無論這種虛偽真的存在，或者又只是一種誇大其詞），政治人物要如何表現出自己並不是虛偽的人呢？
在回應大眾對虛偽普遍存在的反感時，候選人的一種應對方式，是將自己塑造成民主價值的捍衛者。在一個民主文化中，這類候選人理應是最具吸引力的候選人。然而，在某些政治氛圍下，這麼做並不會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在充斥著普遍不信任的環境裡，候選人很難讓人相信，自己真誠地為了共同利益而參選。這樣的訴求，也無法吸引那些拒絕民主價值（例如拒絕種族或性別平等）的人，或是那些否認不平等存在的人。此外，在支持民主價值的選民之間，主打這種形象的候選人也會面臨激烈競爭。
政治人物還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來展現其真誠，而這種方式，可以讓候選人免於與其他採取相同策略的候選人競爭。這種方式是毫不掩飾地擁抱分裂與衝突。採取這種手段的候選人，可能會公開支持基督徒並對抗穆斯林與無神論者、支持本土出生的美國人對抗移民、支持白人對抗黑人，或是支持富人對抗窮人。他們甚至可能公開且毫不避諱地說謊。簡而言之，一個人可以透過公開拒絕那些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價值，來展現所謂的真誠。
無論政治上的虛偽是真實存在還是被虛構出來的，一旦一個社會的政治開始充滿虛偽的氛圍，使用第二種手法的政治人物，反而會被人們視為一股清新的力量。他們愈是公開攻擊那些特定選民本來就反感的群體，來證明自己的真誠，他們的吸引力也會更加強大。這種公開否定民主價值的表現，會被解讀為一種政治勇氣，也象徵了候選人勇於表現真實的自我。柏拉圖早就指出，民主社會的自由，會讓一位熟練的煽動者得以利用這些自由，來撕裂客觀事實，並將自己塑造成真實性的替代品。柏拉圖的說法並非毫無道理。
從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以來，政治理論家早已認知到，在一塊被不平等毒化的土壤上，民主制度永遠不可能成長茁壯。問題不僅在於由不平等造成的分裂所滋生的怨恨，容易被煽動者所利用，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極端的不平等，會對維持一個健康的自由民主制度所需的、對客觀事實的共同認知，構成致命的威脅。那些從不平等中受益的人，往往被某些幻象所困，無法意識到自身特權其實是某種歷史偶然的產物。當不平等變得愈發極端，這種幻象也會迅速擴大。歷史上有哪一位獨裁者、君王或皇帝，不曾相信自己是被神選中，才得以掌握治理的權力？哪一個殖民強權沒有沉溺在自身的民族、宗教、文化與生活方式，遠比被殖民的社會優越的幻想，並以此正當化其帝國擴張與征戰？在美國內戰前的南方，白人甚至相信，奴隸制度對於被奴役者來說，是一種恩賜。南方種植園主殘酷地虐待逃亡或反抗的奴隸，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行為顯示了奴隸有多麼忘恩負義。
對自由民主制度來說，極端的經濟不平等是一種劇毒，因為它會滋生掩蓋現實的幻象，破壞社會共同討論與解決分歧的可能性。那些從不平等中獲益的人，往往也傾向視自己的特權為理所當然，而這種錯覺會使他們無法看清現實。甚至連那些客觀上並未從階層體系中受益的人，也可能被說服，相信自己其實受益於這樣的階序關係。這正是美國政治利用種族主義的方式，也是貧窮白人會支持對極端富裕白人提出的減稅政策之原因，因為他們至少共享了相同的膚色。
自由主義的平等，意味著即使人們在權力與財富上存在差異，他們仍應被視為具有平等價值的個體。就此定義而言，自由主義的平等是可以與經濟不平等並存的。然而，一旦經濟不平等來到某個極端程度，維持這種不平等所需的神話，必然會反過來威脅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
在物質高度不平等的條件下誕生的、視自己的特權為理所當然的種種迷思幻象，使人們忽視公共討論所應依循的真正判准，即人們對世界與客觀事實的共同理解。為了徹底摧毀這種理解，法西斯主義政治使用了另一套與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全然相反的體系：階層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