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古老分界到現代邊界（節錄）
◎無形邊界：意識形態與心理界線
文化邊界如語言、宗教或「文明」的分界，很少與國界完全重合，卻可能深植於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之中。同樣地，法律上受到承認的國界，也未必能獲得人們的認同與正當性。
1945至1990年間，除了東西陣營的分裂，人們也常提及南北分界，也就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差距。不過，這種區分始終難以畫出一條明確的地理界線。冷戰結束後，人們曾試圖提出另一種類似的世界二分法：富裕的「西方」築起高牆以防禦貧窮的「南方」。然而，這種劃分過於籠統，也不足以解釋複雜的世界局勢。
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在大型文化區域之間畫出清楚的分界線？事實上，「東方」與「西方」這兩個概念，從來都無法劃分出一條真正客觀的界線，其區分始終只是基於人為的約定俗成，例如源自羅馬帝國時期，或基督教會內部的劃分。不過，某些大型宗教文化區的分布，確實承襲了昔日帝國疆界的影響，例如萊茵河、多瑙河等。亞洲究竟從哪裡開始？烏拉山與博斯普魯斯海峽都是人為劃定的界線，相較之下，以印度河作為分界或許更具說服力。「近東」是法國人使用的概念；「中東」則是英國人的說法，範圍比「馬什里克」（Machrek，意指東方）更廣。「馬什里克」涵括了肥沃月灣諸國，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區域，其對應的概念則是「馬格里布」（Maghreb，意指日落的西方）。至於美國曾一度推廣「大中東」的概念，其範圍甚至從大西洋岸一路延伸到印度。
網路世界的邊界，本質上就是虛擬的。雖然要完全切斷一個國家與網際網路的連結十分困難，但是藉由控制連接該國與外界的光纖海纜（而這些海纜的數量往往有限），便能大幅限制其對外連線能力（中國便是典型的例子）。
◎既是分隔，也是連結：當代邊界的多面性
如今，區隔兩個國家的陸地邊界共有315條，總長26.15萬公里，而最近獲得國際承認的新邊界，是南蘇丹獨立後形成的國界。若再加上海洋邊界（不論有無正式劃定），全世界分隔兩國領土的邊界共計約有750條。大多數國家都和數個國家交界，只和一個國家接壤的型態十分罕見，其中包括愛爾蘭（僅與英國接壤）、賴索托（僅與南非接壤）、摩納哥（僅與法國接壤）、聖馬利諾（僅與義大利接壤）和梵蒂岡（僅與義大利接壤）。
時至今日，幾乎已不再出現新劃定的陸地邊界。為什麼呢？首先是因為現代地圖上已不再有「空白地帶」（嚴格來說，唯一的例外是南極大陸，但也有許多國家都主張對其握有主權）。正如保法國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所說：「有限世界的時代開始了。」其次，則是因為當代國際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一套共同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現代邊界更常由雙方或多方「面對面」協商決定，而非由單一國家片面劃定。以武力重新分割領土也大幅減少：自1945年以來，只有30%的領土戰爭導致疆界重新劃分，而此前則高達80%。德國與波蘭的邊界自1939年以來雖經歷過多次變化，但如今已趨於穩定。
領土收復主義（irrédentisme）並未完全消失，例如在歐洲的匈牙利仍有人抱持相關主張，不過將其真正付諸行動顯然已不合時宜：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以武力併吞領土的行徑極為罕見。一國強占領土的事件在1980年代發生過14起；1990年代有10起；2000年代只有2起；2010年代同樣僅有2起，包括2010年哥斯大黎加的卡萊羅島（Isla Calero）被占領，以及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如今，任何試圖冒險訴諸武力改變疆界的國家，可能會招致軍事反擊（如福克蘭群島戰爭、科威特事件）或政治譴責（如高加索、克里米亞、頓巴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國家會採取在其控制領區發放護照，以強化政治連結（俄羅斯在高加索和烏克蘭部分地區的作法即是如此）。目前在全球範圍內，被認定受到一個或一個以上國家占領的領土，約有12處。
現代國際法有兩個基本原則：邊界不可侵犯性與領土完整性。雖然兩者很容易被混為一談，但前者主要指的是禁止未獲許可穿越邊界，後者則是指禁止攻擊另一個國家的領土。
第三項重要原則是既有邊界不可變更原則（l’intangibilité des frontieres，或可譯作不可觸犯原則），與其說它是一條明文規則，不如說是一種國際慣例。這項原則可以用一句拉丁法諺概括：「uti possidatis, ita possideatis.」（你所占有的，便保持占有。）它起源於去殖民化時期，更精確地說，它是19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產物。其核心精神是：即便現有邊界並不完美，甚至有失公平，維持領土現狀仍然優於全面重新劃定邊界。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如欲碰觸邊界，必須戒慎恐懼再三⋯⋯」
此一原則──切勿與邊界不變性（immutabilité）混為一談──也被寫入《非洲團結組織憲章》（雖然索馬利亞拒絕承認，摩洛哥則帶有附加條件地接受），並被納入許多國際協約中。因此之故，當邊界爭端提交國際法院審理時，國際法院通常會傾向維持帝國時期留下的歷史疆界。這同樣說明了1989年後劃設的邊界──不論基於分離、獨立或脫離母國—為何皆會沿襲既有的界線（即既有的行政區劃）。儘管這種作法有時還是會產生問題（如科索沃境內的塞爾維亞少數族群），不過這終歸是最具共識的作法，也最不容易引發糾紛。因此若原有行政區界線劃分不清，便往往容易爆發爭端。非洲曾有兩起違反既有邊界不可變更原則，最終走向流血戰爭：衣索比亞與厄利垂亞，以及蘇丹與南蘇丹，便是典型例子。
同時必須強調的是，從條約法的角度來看，邊界問題屬於例外事項。事實上，由1969年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訂立的一項條約法基本原則，就是「情勢不變」（rebus sic stantibus）條款：如同所有契約，只有在簽訂時的前提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條約才會被認為有效。然而《公約》第62.2條特別規定：「若涉及劃定邊界之條約，則不得以情勢發生根本變化為由，作為終止、退出或撤銷條約之理由。」
或許我們可以說，是「邊界創造了邊界」──過去劃下的邊界存在時間愈久，愈容易成為公認的現有邊界。
……
邊界既能區隔人群，也能成為凝聚跨界互動的紐帶。貿易往來和人口流量，促成了許多跨境交流節點的形成。沿著美墨邊界兩側，冒出了十幾個邊境雙城（編注：指由兩個相鄰城市組成的都市），構成了一個擁有1,300萬人口的共同生活圈，被稱為「墨亞美利加」（Mexamérique），或稱「第三國」（Tercera Nacion），並在墨西哥一側聚集了數千家「邊境加工廠」（maquiladora，即由美國企業設立的加工出口工廠）。同樣在美洲大陸，還有著名的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三境交界區」（Trois Frontières）。在非洲，則有南塞內甘比亞、「SKBo跨境區」（馬利、象牙海岸、布吉納法索），以及尼日與奈及利亞的邊境地帶。此外，還有跨越南非與幾個鄰國國境的跨境自然保護區「和平公園」（parcs de la paix）──類似的生態合作案例也有出現在歐洲（波蘭與捷克邊境）或北美洲（美加邊境）。在歐洲，「跨境合作區」更是多如牛毛。在巴勒（Baerle）地區，甚至可以見到有商店直接橫跨荷蘭與比利時的邊界，這導致該商店必須遵守不同國家的法定營業時間，因此可能出現一半店面營業、一半店面打烊的特殊景象。另一方面，即使是彼此互不信任的國家，有時也能在部分區域採取因地制宜的務實作法，例如愛沙尼亞的178號公路有一小段會通過俄羅斯境內，兩國約定，只要不下車踏上俄國土地，就可以自由通過。直到今日，邊界依然不僅僅是一條線，也是一塊空間。邊境地區是交易、經商、走私的地方，也是人口短期甚至每日出入的動態核心（例如在邊境通勤的跨國勞工）。邊界同時也是一塊監視和管控的空間，也就是所謂「厚重邊界」（frontière épaisse），它可能是一片無人地帶，也可能是擁有特殊關稅地位的區域。
尋求傳統意義上的緩衝地帶（glacis）的思維，也體現在以色列經營黎巴嫩南部（1982-2000）、俄羅斯在境外維持勢力（聶斯特河沿岸、高加索、烏克蘭）、中國對西藏的重視，以及巴基斯坦對阿富汗的關注之中。在巴基斯坦，緩衝地帶的概念甚至具體體現在行政體制上。巴基斯坦從英國殖民時期繼承了「西北邊境省」，後來改名為開伯爾普什圖省（Khyber Pakhtunkhwa）；而阿富汗邊境一帶，還曾設立「聯邦直轄部落地區」，直到2018年才併入省級行政體系。與局勢不穩定國家接壤的鄰國，通常會設法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至少是暫時性的緩衝區，例如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便在與利比亞接壤的邊境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如今受到嚴格管制或監視的邊界愈來愈多，只有極少數邊界是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如1994年以來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邊界、南北韓的非軍事區等）。儘管有些邊界會遭到侵犯、逾越或陷入爭議，但絕大多數都仍維持著和平狀態。
◎無形邊界：意識形態與心理界線
文化邊界如語言、宗教或「文明」的分界，很少與國界完全重合，卻可能深植於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之中。同樣地，法律上受到承認的國界，也未必能獲得人們的認同與正當性。
1945至1990年間，除了東西陣營的分裂，人們也常提及南北分界，也就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差距。不過，這種區分始終難以畫出一條明確的地理界線。冷戰結束後，人們曾試圖提出另一種類似的世界二分法：富裕的「西方」築起高牆以防禦貧窮的「南方」。然而，這種劃分過於籠統，也不足以解釋複雜的世界局勢。
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在大型文化區域之間畫出清楚的分界線？事實上，「東方」與「西方」這兩個概念，從來都無法劃分出一條真正客觀的界線，其區分始終只是基於人為的約定俗成，例如源自羅馬帝國時期，或基督教會內部的劃分。不過，某些大型宗教文化區的分布，確實承襲了昔日帝國疆界的影響，例如萊茵河、多瑙河等。亞洲究竟從哪裡開始？烏拉山與博斯普魯斯海峽都是人為劃定的界線，相較之下，以印度河作為分界或許更具說服力。「近東」是法國人使用的概念；「中東」則是英國人的說法，範圍比「馬什里克」（Machrek，意指東方）更廣。「馬什里克」涵括了肥沃月灣諸國，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區域，其對應的概念則是「馬格里布」（Maghreb，意指日落的西方）。至於美國曾一度推廣「大中東」的概念，其範圍甚至從大西洋岸一路延伸到印度。
網路世界的邊界，本質上就是虛擬的。雖然要完全切斷一個國家與網際網路的連結十分困難，但是藉由控制連接該國與外界的光纖海纜（而這些海纜的數量往往有限），便能大幅限制其對外連線能力（中國便是典型的例子）。
◎既是分隔，也是連結：當代邊界的多面性
如今，區隔兩個國家的陸地邊界共有315條，總長26.15萬公里，而最近獲得國際承認的新邊界，是南蘇丹獨立後形成的國界。若再加上海洋邊界（不論有無正式劃定），全世界分隔兩國領土的邊界共計約有750條。大多數國家都和數個國家交界，只和一個國家接壤的型態十分罕見，其中包括愛爾蘭（僅與英國接壤）、賴索托（僅與南非接壤）、摩納哥（僅與法國接壤）、聖馬利諾（僅與義大利接壤）和梵蒂岡（僅與義大利接壤）。
時至今日，幾乎已不再出現新劃定的陸地邊界。為什麼呢？首先是因為現代地圖上已不再有「空白地帶」（嚴格來說，唯一的例外是南極大陸，但也有許多國家都主張對其握有主權）。正如保法國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所說：「有限世界的時代開始了。」其次，則是因為當代國際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一套共同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現代邊界更常由雙方或多方「面對面」協商決定，而非由單一國家片面劃定。以武力重新分割領土也大幅減少：自1945年以來，只有30%的領土戰爭導致疆界重新劃分，而此前則高達80%。德國與波蘭的邊界自1939年以來雖經歷過多次變化，但如今已趨於穩定。
領土收復主義（irrédentisme）並未完全消失，例如在歐洲的匈牙利仍有人抱持相關主張，不過將其真正付諸行動顯然已不合時宜：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以武力併吞領土的行徑極為罕見。一國強占領土的事件在1980年代發生過14起；1990年代有10起；2000年代只有2起；2010年代同樣僅有2起，包括2010年哥斯大黎加的卡萊羅島（Isla Calero）被占領，以及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如今，任何試圖冒險訴諸武力改變疆界的國家，可能會招致軍事反擊（如福克蘭群島戰爭、科威特事件）或政治譴責（如高加索、克里米亞、頓巴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國家會採取在其控制領區發放護照，以強化政治連結（俄羅斯在高加索和烏克蘭部分地區的作法即是如此）。目前在全球範圍內，被認定受到一個或一個以上國家占領的領土，約有12處。
現代國際法有兩個基本原則：邊界不可侵犯性與領土完整性。雖然兩者很容易被混為一談，但前者主要指的是禁止未獲許可穿越邊界，後者則是指禁止攻擊另一個國家的領土。
第三項重要原則是既有邊界不可變更原則（l’intangibilité des frontieres，或可譯作不可觸犯原則），與其說它是一條明文規則，不如說是一種國際慣例。這項原則可以用一句拉丁法諺概括：「uti possidatis, ita possideatis.」（你所占有的，便保持占有。）它起源於去殖民化時期，更精確地說，它是19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產物。其核心精神是：即便現有邊界並不完美，甚至有失公平，維持領土現狀仍然優於全面重新劃定邊界。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如欲碰觸邊界，必須戒慎恐懼再三⋯⋯」
此一原則──切勿與邊界不變性（immutabilité）混為一談──也被寫入《非洲團結組織憲章》（雖然索馬利亞拒絕承認，摩洛哥則帶有附加條件地接受），並被納入許多國際協約中。因此之故，當邊界爭端提交國際法院審理時，國際法院通常會傾向維持帝國時期留下的歷史疆界。這同樣說明了1989年後劃設的邊界──不論基於分離、獨立或脫離母國—為何皆會沿襲既有的界線（即既有的行政區劃）。儘管這種作法有時還是會產生問題（如科索沃境內的塞爾維亞少數族群），不過這終歸是最具共識的作法，也最不容易引發糾紛。因此若原有行政區界線劃分不清，便往往容易爆發爭端。非洲曾有兩起違反既有邊界不可變更原則，最終走向流血戰爭：衣索比亞與厄利垂亞，以及蘇丹與南蘇丹，便是典型例子。
同時必須強調的是，從條約法的角度來看，邊界問題屬於例外事項。事實上，由1969年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訂立的一項條約法基本原則，就是「情勢不變」（rebus sic stantibus）條款：如同所有契約，只有在簽訂時的前提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條約才會被認為有效。然而《公約》第62.2條特別規定：「若涉及劃定邊界之條約，則不得以情勢發生根本變化為由，作為終止、退出或撤銷條約之理由。」
或許我們可以說，是「邊界創造了邊界」──過去劃下的邊界存在時間愈久，愈容易成為公認的現有邊界。
……
邊界既能區隔人群，也能成為凝聚跨界互動的紐帶。貿易往來和人口流量，促成了許多跨境交流節點的形成。沿著美墨邊界兩側，冒出了十幾個邊境雙城（編注：指由兩個相鄰城市組成的都市），構成了一個擁有1,300萬人口的共同生活圈，被稱為「墨亞美利加」（Mexamérique），或稱「第三國」（Tercera Nacion），並在墨西哥一側聚集了數千家「邊境加工廠」（maquiladora，即由美國企業設立的加工出口工廠）。同樣在美洲大陸，還有著名的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三境交界區」（Trois Frontières）。在非洲，則有南塞內甘比亞、「SKBo跨境區」（馬利、象牙海岸、布吉納法索），以及尼日與奈及利亞的邊境地帶。此外，還有跨越南非與幾個鄰國國境的跨境自然保護區「和平公園」（parcs de la paix）──類似的生態合作案例也有出現在歐洲（波蘭與捷克邊境）或北美洲（美加邊境）。在歐洲，「跨境合作區」更是多如牛毛。在巴勒（Baerle）地區，甚至可以見到有商店直接橫跨荷蘭與比利時的邊界，這導致該商店必須遵守不同國家的法定營業時間，因此可能出現一半店面營業、一半店面打烊的特殊景象。另一方面，即使是彼此互不信任的國家，有時也能在部分區域採取因地制宜的務實作法，例如愛沙尼亞的178號公路有一小段會通過俄羅斯境內，兩國約定，只要不下車踏上俄國土地，就可以自由通過。直到今日，邊界依然不僅僅是一條線，也是一塊空間。邊境地區是交易、經商、走私的地方，也是人口短期甚至每日出入的動態核心（例如在邊境通勤的跨國勞工）。邊界同時也是一塊監視和管控的空間，也就是所謂「厚重邊界」（frontière épaisse），它可能是一片無人地帶，也可能是擁有特殊關稅地位的區域。
尋求傳統意義上的緩衝地帶（glacis）的思維，也體現在以色列經營黎巴嫩南部（1982-2000）、俄羅斯在境外維持勢力（聶斯特河沿岸、高加索、烏克蘭）、中國對西藏的重視，以及巴基斯坦對阿富汗的關注之中。在巴基斯坦，緩衝地帶的概念甚至具體體現在行政體制上。巴基斯坦從英國殖民時期繼承了「西北邊境省」，後來改名為開伯爾普什圖省（Khyber Pakhtunkhwa）；而阿富汗邊境一帶，還曾設立「聯邦直轄部落地區」，直到2018年才併入省級行政體系。與局勢不穩定國家接壤的鄰國，通常會設法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至少是暫時性的緩衝區，例如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便在與利比亞接壤的邊境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如今受到嚴格管制或監視的邊界愈來愈多，只有極少數邊界是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如1994年以來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邊界、南北韓的非軍事區等）。儘管有些邊界會遭到侵犯、逾越或陷入爭議，但絕大多數都仍維持著和平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