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弱者為何走向戰爭

　　在西元1864年至1870年的六年間，巴拉圭曾在總統弗朗法蘭西斯科．索拉諾．羅培茲（Francisco Solano López）的帶領下陷入同時對抗巴西、阿根廷與烏拉圭三個強大鄰國的戰爭，史稱巴拉圭戰爭或三國同盟戰爭。對於巴拉圭而言，這場戰爭的結局堪稱慘烈：85％的人口慘遭屠戮、需向戰勝國繳納戰爭賠款、並淪喪了十四萬兩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領土──總面積大約與美國佛羅里達州差不多。當巴拉圭兵敗如山倒並淪為一片焦土之時，羅培茲總統卻拒絕投降並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於一些人而言，羅培茲總統是一位英勇保衛小國利益的英雄；而另一些人則指出羅培茲在法國留學時狂熱崇拜拿破崙的事實，認為他冥頑不化並被追求不朽名望的欲望所左右。羅培茲的真實心態我們已無從知曉，而他主動挑起這場衝突的事實更是令人困惑不已。畢竟，一邊倒的國家實力注定了巴拉圭在戰爭中慘敗的命運。

　　一個半世紀之後的2008年，喬治亞前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同樣帶領他的小國向強鄰俄羅斯發起挑戰。俄羅斯喬治亞戰爭與巴拉圭戰爭一樣，都以弱小一方戰敗而告終。幸運的是，得益於現代戰爭的快速性與精確性，喬治亞人民無須遭受家園化為焦土的悲慘命運。儘管如此，俄軍仍然順利進兵喬治亞首都提比里斯城下，令喬治亞方喪失了對於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提亞兩處分離主義地區的控制權。與羅培茲一樣，薩卡什維利也獲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面對強敵的民族英雄，抑或是導致國土淪喪的魯莽政客。這種反差使一些學者醉心於喬俄戰爭，仔細審視、研究其前因後果。

　　儘管在巴拉圭與喬治亞爆發的兩場戰爭背景截然不同，但它們反映的道理卻十分明確：當小國向大國挑起常規戰爭，或稱非對稱作戰時，其結果多為戰敗。阿雷奎恩─托夫特的著作和艾倫與福特漢姆的統計學研究顯示，國力較強的一方幾乎總能在常規非對稱作戰中取勝。蘇利文發現，在二戰之後發生的衝突中，較弱一方承受了多達81％的傷亡。大多數研究小國的學者都曾發現，小國在國際衝突中具有充分而靈活地運用戰略，從而避免直接動用武力的傾向。小國的常用策略包括：透過國際規則與治理限制強權政治、參與力量較強的聯盟以制衡威脅、建構中立性、獲取較為強大的軍事能力、尋求結盟、採取先發制人型外交活動、掩藏策略、做出非理性行為以及運用混合型策略等等。

　　在小國趨於規避戰爭這一共識面前，我們難免會得出小國向大國挑起戰爭實屬自殺性行為這一結論，而這似乎與國家政權理應尋求存續這一現實主義前提之間存在矛盾。針對人類社會的許多矛盾現象，巴特斯比做出論斷，認為「辯證原則無法適應於現實之矛盾性、混淆性與複雜性。但我們必須盡力解決看似矛盾的問題」。承襲這一精神，本書的寫作初衷就是透過集中針對複雜問題追本溯源，以求對貌似缺乏邏輯的矛盾現象做出闡釋。正如第三章所述，傳統國際關係著作多著眼於強國（即本書中的「大國」，諸如美國、俄羅斯、中國等），但卻時常忽視了經濟實力相對弱小，卻具有國家或非國家政治實體地位的小型勢力的觀點與戰略思考。相比之下，以福克蘭戰爭中的阿根廷為代表的，能夠在非對稱作戰中對抗大國的中等勢力所得到的關注則是相對較多的。鑒於上述情況，本書將完全著重於小國或非國家政治實體，並討論它們為何並非總像普通認知的那樣完全被動地成為侵略行為的犧牲品。事實上，小國或非國家政治實體往往掌握著決定衝突冷熱的關鍵決策權──儘管這些決策在旁人看來或許難以理解或正當化。因此，從小國或非國家政治實體元首的立場出發，並分析其決策將是解讀此類「魯莽行徑」的最佳方式。最終，本書將試圖對「小國或非國家政治實體在何種情況下認為與強大對手開戰具有吸引力」這一問題進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