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為止，這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淪陷時期，也是香港歷史上最黑暗時期，香港學者習慣稱之為日據時期或日佔時期，內地史家多稱之為日據時期。在這三年零八個月中，香港人過著屈辱的日子，香港新聞界也經歷了萬馬齊暗的日子。
日軍犯港前，大多數報章已停刊，很多新聞從業員也避走他方，不願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鐵蹄下。但仍有少數老牌報紙留下繼續經營。在以後的三年零八個月裏，這些留下來的報紙只好替「日本皇軍」歌功頌德，為「大東亞共榮」鳴鑼開道，從此就負上「漢奸報」的罪名，報老闆就成為「漢奸」。即使到今天，他們的「漢奸」嫌疑仍洗刷不掉。當時，這些報老闆為什麼留下不走？他們如何走上「附敵」之路？是為生計而委曲求存？還是甘願接受甚至歡迎日本的統治？他們是如何避過被國民政府「肅奸委員會」整肅的命運？……凡此種種，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問題。
對於淪陷時期香港報紙的「附敵」問題，學術界一向缺乏系統的研究，特別是作為第一主角的報紙老闆，從沒公開講過他們的心路歷程。新聞界也一直對這些問題採取避諱的態度。筆者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接觸了不少報行前輩，但他們都是在五十年代才入行，對淪陷時期香港報壇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親身經歷日據時期苦難的香港報人，沒有多少個活到今天。所以，後人研究該段歷史只能靠留存下來的舊報紙或檔案館中為數不多的文獻。幸而筆者手頭上有一份珍貴的報人口述歷史手稿，記載了香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和《星島日報》、《工商日報》負責人在三十年前接受訪問的口述歷史。
岑維休是日據時期的報紙老闆，他的歷史具有一定代表性。這份一九八二年手稿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教授皇甫河旺親自訪問岑維休的記錄，三十年來一直留在皇甫教授身邊，從沒發表過。二〇一三年皇甫教授知道我要寫淪陷時期香港報紙的論文，便將這份手稿交給我，希望岑維休的口述歷史能夠透過筆者的論文公諸於世。這份手稿也包含了當年《星島日報》和《工商日報》總編輯的訪問，由他們補充了日據時期一些資料。當然，這三位報人的口述史像很多口述史一樣，都是敘述有利於口述者的「史實」，有時真假夾雜，所以必須找來其他檔案資料對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