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漢書》的成書歷程
《漢書》繼承了《史記》開創的紀傳體體裁，斷漢為史，確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寫作模式，成為後代王朝正史的範本。
班氏家族兩代三人不懈努力撰述《漢書》，既受到兩漢學術風氣轉換的影響，也面臨東漢初政治環境的壓力。《漢書》的形成史，既是漢代學術史的縮影，也是東漢政治史的反映。
《漢書》為何而作
《漢書》是在東漢時編撰完成的。如果從班彪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西元25～56年）立志創作《後傳》開始算起，到班固開始撰寫《漢書》，再至東漢和帝時（西元89～105年）班昭、馬續續成《漢書》八表及〈天文志〉為止，整個《漢書》的編撰過程持續了數十年。
換言之，《漢書》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而是窮班氏家族數人之力、承東漢初學術昌明之風、得當代一流學者之助而完成的一部史書。今日讀者都了解班固是《漢書》的作者，誠然不錯；但是這部偉大作品實際上凝結了數人數十年的心血，其間經歷了眾多挑戰與波折，此番情狀也不宜為後人遺忘。
班氏家族為什麼編撰《漢書》？
以今天的常識來推測，後代為前代修史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是如果對中國古代史學稍有了解，就會發現這個「常識」的形成並沒有那麼簡單。首先，所謂的後代為前代修史，指的是官方修史制度。這種制度的真正定型，其實是在唐代。其次，在唐以後官方修史的制度設計中，官方認證的前代史書只有一種。這兩點在今人的頭腦中或許沒有明確形成，但隱隱約約的印象卻早已根深蒂固。隨便信步至一家稍具規模的書店，能夠看到的各種裝幀、各種版式、各種升級變形的「二十四史」，都是類似「常識」引導下的結果；同時，這些「二十四史」進一步形塑了人們的史學觀念，使人們越發堅信，中國古代一朝唯有一部史書。
實際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修史風氣盛行，基本沒有定型的後代為前代修史的制度，也沒有限定每一時代只能有一部史書。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國志》，其實就是一部私修史書，不過是因為陳壽（西元233～297年）在西晉受到朝中高官張華等人的賞識，得到了時人「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評價，他撰述的史書才獲得了超越眾家三國史的地位。位列「二十四史」的《後漢書》，作者是南朝劉宋的范曄（西元398～445年）。在他之前與之後，尚有三國時謝承，魏晉時薛瑩、張璠，西晉時司馬彪、華嶠，東晉時袁宏、謝沈、張瑩、袁山松，南朝劉宋時劉義慶，南朝蕭梁時蕭子顯等人曾著述關於東漢歷史的著作。范曄的《後漢書》獲得超邁眾史的地位，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所以說班氏家族開始編撰《漢書》，並不是官方指定的修史工作。
今日的常識中還有一種觀念，即盛世修史。這種觀點其實也頗為可疑。上述魏晉南北朝時的諸多史書，其成書環境都未必當得上「盛世」二字。
西晉承三國餘緒，百廢待興而主昏政謬。晉武帝（司馬炎，西元236～290年）時宰輔何曾在一次侍奉皇帝宴飲結束後與兒子們談論道：「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晉書．何曾傳》）司馬炎沒有經國遠略，使西晉在立國之初就萌亡國之兆。他死後，朝中既缺乏強力大臣輔政，又沒有德行高妙之人扶持，加之清談盛行導致不重事功、崇述虛華的政治風氣，終於使女主虐於內、宗王亂於外。東晉干寶在《晉紀．總論》中描述西晉禮樂刑政崩壞的情形是「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就此看來，西晉絕對算不上是盛世。
東晉南朝長期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峙，雖然存在短時間的和平局面，但從整體歷史發展來看，雙方的互相征討以及南朝內部的變亂和攻戰幾乎沒有片刻停歇，這個時期恐怕也難以冠以盛世之名。
《漢書》繼承了《史記》開創的紀傳體體裁，斷漢為史，確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寫作模式，成為後代王朝正史的範本。
班氏家族兩代三人不懈努力撰述《漢書》，既受到兩漢學術風氣轉換的影響，也面臨東漢初政治環境的壓力。《漢書》的形成史，既是漢代學術史的縮影，也是東漢政治史的反映。
《漢書》為何而作
《漢書》是在東漢時編撰完成的。如果從班彪在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西元25～56年）立志創作《後傳》開始算起，到班固開始撰寫《漢書》，再至東漢和帝時（西元89～105年）班昭、馬續續成《漢書》八表及〈天文志〉為止，整個《漢書》的編撰過程持續了數十年。
換言之，《漢書》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而是窮班氏家族數人之力、承東漢初學術昌明之風、得當代一流學者之助而完成的一部史書。今日讀者都了解班固是《漢書》的作者，誠然不錯；但是這部偉大作品實際上凝結了數人數十年的心血，其間經歷了眾多挑戰與波折，此番情狀也不宜為後人遺忘。
班氏家族為什麼編撰《漢書》？
以今天的常識來推測，後代為前代修史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是如果對中國古代史學稍有了解，就會發現這個「常識」的形成並沒有那麼簡單。首先，所謂的後代為前代修史，指的是官方修史制度。這種制度的真正定型，其實是在唐代。其次，在唐以後官方修史的制度設計中，官方認證的前代史書只有一種。這兩點在今人的頭腦中或許沒有明確形成，但隱隱約約的印象卻早已根深蒂固。隨便信步至一家稍具規模的書店，能夠看到的各種裝幀、各種版式、各種升級變形的「二十四史」，都是類似「常識」引導下的結果；同時，這些「二十四史」進一步形塑了人們的史學觀念，使人們越發堅信，中國古代一朝唯有一部史書。
實際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修史風氣盛行，基本沒有定型的後代為前代修史的制度，也沒有限定每一時代只能有一部史書。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國志》，其實就是一部私修史書，不過是因為陳壽（西元233～297年）在西晉受到朝中高官張華等人的賞識，得到了時人「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評價，他撰述的史書才獲得了超越眾家三國史的地位。位列「二十四史」的《後漢書》，作者是南朝劉宋的范曄（西元398～445年）。在他之前與之後，尚有三國時謝承，魏晉時薛瑩、張璠，西晉時司馬彪、華嶠，東晉時袁宏、謝沈、張瑩、袁山松，南朝劉宋時劉義慶，南朝蕭梁時蕭子顯等人曾著述關於東漢歷史的著作。范曄的《後漢書》獲得超邁眾史的地位，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所以說班氏家族開始編撰《漢書》，並不是官方指定的修史工作。
今日的常識中還有一種觀念，即盛世修史。這種觀點其實也頗為可疑。上述魏晉南北朝時的諸多史書，其成書環境都未必當得上「盛世」二字。
西晉承三國餘緒，百廢待興而主昏政謬。晉武帝（司馬炎，西元236～290年）時宰輔何曾在一次侍奉皇帝宴飲結束後與兒子們談論道：「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晉書．何曾傳》）司馬炎沒有經國遠略，使西晉在立國之初就萌亡國之兆。他死後，朝中既缺乏強力大臣輔政，又沒有德行高妙之人扶持，加之清談盛行導致不重事功、崇述虛華的政治風氣，終於使女主虐於內、宗王亂於外。東晉干寶在《晉紀．總論》中描述西晉禮樂刑政崩壞的情形是「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就此看來，西晉絕對算不上是盛世。
東晉南朝長期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峙，雖然存在短時間的和平局面，但從整體歷史發展來看，雙方的互相征討以及南朝內部的變亂和攻戰幾乎沒有片刻停歇，這個時期恐怕也難以冠以盛世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