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東亞需要「地域史」？
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以各種角度來談論東亞，但其中最須受關注的莫過於自我省察的視角。在韓國，將東亞視為一個思考單位，並將本國中心主義相對化的視角最先在文學和歷史學界被提出。在冷戰時期，抱著南北韓能統一的夢想，並追求民族文學的知識分子們，一方面將原先盛行於韓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行相對化，一方面透過與世界文學接軌，結合了第三世界論。但這種第三世界論一開始卻是以位於極遙遠的南美為結盟對象。直到一九八○年代初，他們才開始關注鄰近的東亞地區。在歷史學界中，共享這種自我省察視角的學者們為了有效發展這種歷史觀，便各自展開了摸索。到了一九九○年代，隨著東亞論的概念在各個學問中逐漸興起，將東亞視為一個單位，並從事東亞地域史研究的必要性再次被提出。再加上被稱為「東亞奇蹟」的韓國和周圍鄰近國家工業化的成功，還有隨著蘇聯的瓦解，當時將東亞一分為兩個陣營的冷戰體制崩潰更是促進了東亞地域史研究的發展。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將東亞史視為地域史的目標已經開始實踐。這是讓韓國一國的歷史與現實接軌，與世界史展開交流，並且避免本國歷史的重要性被無限擴張所進行的自我省察。由此出發，透過正視這些侵略與掠奪、合作與相互依存的歷史，我們便能期待追求東亞區域的和平和繁榮的歷史視角能夠實踐。當然有些阻礙區域和平和繁榮的因素並不在東亞境內，而是來自於東亞以外的世界體系，但僅只停留在這種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他者批判並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那麼，不透過地域史這個中介，將本國史直接與世界史做連結，不也能將本國史進行相對化嗎？東亞各國先前皆透過各自的本國史和世界史這種二分法的歷史教育來形塑各國國民的歷史記憶。但不管是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或是本國史的本國中心主義，這兩者都是以歐洲模式的民族國家的建立作為其歷史的目標。歐洲與日本等民族國家向外擴張，成為了帝國，而受到這些帝國支配的民族們則各自與其對抗，企圖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雖然這兩者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方式差異甚大，但它們構成其歷史的邏輯都是立基於進化論的文明史觀。依照這種史觀發展的近代文明只依據單一的標準，否認其他多元性，並且在無意識中正當化、內化這種壓迫他者的歷史記憶。因此，我們東亞人自然而然地忽視同樣位於東亞的鄰近國家，自己也在這種自我疏離的現場中缺席。為了擺脫這種文明史觀的陷阱，我們當然能依據其他史觀來重新書寫本國史與世界史。但在這裡，我們採用了較為新穎的地域史框架。在發展地域史的同時，我們認為能更有效地達到歷史認識的均衡發展。
認為東亞需要屬於自己地域史的原因還有一個。剛剛前面所說的自我疏離的歷史觀並不只源自於歐洲近代的民族國家史觀，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東亞特有的歷史傳統。第一、東亞比世界其他任何區域都更早成立國家，並且保有強大的延續性。這使得作為本國中心主義基礎的國族認同變得更加穩固。第二、這種特有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在形成之後逐漸被東亞各國所共享。早在唐朝，東亞各國吸收了唐帝國的帝國系統作為自己國家的原型。在吸收的過程當中，各國也自然而然地共享了這種支撐帝國制度的華夷思想。各國內化這種華夷思想，皆認為自己是中華，並且將鄰近國家視為夷狄，開始蔑視這些國家。因此不只中國，韓國、日本和越南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統帥眾多朝貢國的帝國。企圖稱霸天下，重建帝國的英雄豪傑們的故事《三國演義》之所以能超越國境，成為東亞各國暢銷書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當然，這種想成為帝國的欲望在各國之間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如果我們關注邁向近代的十七、十八世紀，當時既是中華帝國版圖最大的時期，日本和越南也開始帶領自身周圍的朝貢國，增強自身的帝國意識。這種帝國意識曾被記載在各國的歷史編纂當中。特別在《大日本史》（十八至十九世紀）中，這種帝國意識尤為明顯。《大日本史》模仿中國正史中的四夷列傳。其書中的諸蕃列傳不只包含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更是納入了隋、唐、宋、元、明等中國朝代，並將這些視為藩，也就是夷狄。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蝦夷地、女真、琉球。這反映了日本是被天神所眷顧，並由神的兒子天皇所治理的神國思想。越南的史書也依據華夷思想，將鄰近國家視為藩屬國，但程度並不如日本。由此可見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化的傾向並非只到了近代才出現。另一方面，朝鮮王朝也抱持著這樣的帝國意識，賜予女真族首長和對馬島島主官職，但最終並沒有走上帝國化的道路。
立基於這種長期共享的傳統，東亞各國吸收了這種擴張導向的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原型，並且在各國彼此的相互影響下，今日東亞的本國中心主義以及蔑視鄰近國家的現象比世界其他區域都嚴重。最近發生的韓、中、日之間歷史認識的衝突是彼此在文化、經濟方面交流的激增所引起，這點更引發了我們的注意。這不是單純批判近代國族主義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應該透過自我省察的視角重新檢視東亞內部。東亞需要屬於自己地域史的原因便是如此。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東亞視為一個例外，或是特殊案例。隨著全球化的趨勢，物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和連結急速增加。一方面市場邁向世界化，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各個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促使這些民族國家做出區域化的回應。歐盟（EU）便是其中首要的例子。這種區域化的趨勢自然也包括了東亞。東亞人不也早就透過「東協十加三」（ASEAN+3 ）這個過渡期的框架逐漸邁向區域整合嗎？在批評本國史的本國中心主義的人們之中，也有人主張廢除單一國家的歷史。這些人以歐盟的成立，以及以歐洲共同的歷史所編纂的《歐洲史》（一九九二年）為依據，主張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但這種地域史的書寫並非是要取代國家史，而是藉由加入鄰近區域的歷史，幫助我們形成一種雙重的認同。這是一種為了將國家認同之外的區域認同也一同納入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和行動的人們所進行的全球化時代的發想。在這方面，東亞也的確需要屬於自己的地域史。
隨著地區化趨勢所興起的地域史的書寫，不只能讓我們重新檢視國家史，也同樣能讓我們重新書寫世界史。在十九世紀，依照歐洲中心主義所書寫的萬國史或世界史都只不過是歐洲文明史罷了。在一八八○年代，透過日本人的引介，首次被翻譯到東亞的斯溫頓（W. Swinton）的《世界史概論》以及其他類似的世界史皆宣稱「歷史應當是記錄文明人的事蹟，因此只有高加索白種人的事蹟才值得被歷史敘述」，而且「非高加索白種人的人種沒有所謂的歷史」。這類的世界史在之後雖然曾歷經多次批判和修正，但這種進化論式的文明史觀仍舊被保留下來。因此，當初不斷被否定的各地域文明的獨特性，在二次大戰之後逐漸受到矚目。現在隨著各地區域化的趨勢，比起先前以歐洲為基準的一元化的世界史，多元觀點的世界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從這點來看，比起歐洲的地域史，東亞的地域史又多了一層意義。
如同前面所說的，為了將帝國意識相對化，我們需要發展地域史的概念。但反過來看，地域史不得不正面對決的對象正是帝國意識。後冷戰時期突然急速增加的韓、中、日三國之間歷史認識的衝突，也是由壓抑不住的帝國意識顯露所引起。從這一點來看，以二○○九年十月在北京舉行的韓、中、日三國的高峰會為契機，宣稱要共同編纂三國共享的歷史教科書，並協助組成東亞共同體的官方言論更是值得矚目。在這之前，三國民間人士共同策劃《開創未來的歷史》（二○○五年）的經驗可說是為了這次共同書寫教科書的基石。特別是與曾經為帝國的中國、日本和越南不同，由於韓國未曾成為帝國，因此對於東亞的共同地域史計劃可說是最不具備妨礙區域和平的歷史因素。由此可見，在二○○六年十一月，韓國政府初次在高中課程中設置「東亞史」的科目，並在二○一二年開始實施，並非偶然。
也許韓國對東亞的地域史計劃最不具備妨礙歷史因素的說法會招來「這其實只是韓國中心視角」的批評，但事實並非如此。東亞區域以外的人也認為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姿態才是真正的關鍵。某位美國學者曾說過，東亞共同歷史意識的最大威脅是來自於日本政府一直不願承認的帝國時期日本的殖民主義，以及最近有復興跡象的中華主義。雖然日本比起韓國更早開始談論東亞史，但同樣的，日本同時也必須背負起超越帝國經驗傳統的重擔。中國本身領土龐大，比起日本，它擁有幅員更廣大，時間也更久遠的帝國經驗。對中、日來說，地域史意味著必須要與本國歷史的「光榮過往」做切割，因此書寫工程更是難上加難。但考慮到這一點，中、日兩國若是勇於面對、對抗自身的帝國傳統，書寫出日本版、中國版的東亞史，那便更具有格外的意義。
只沉醉在本國的榮光和勝利，而分不清自我省察和自我虐待的人們在各國社會中扯開嗓門，高舉著冠冕堂皇的旗幟。但這些人只不過是二十一世紀的唐吉軻德們罷了。以自我省察的視角作為出發點，即使越過國境，我想我們也能逐漸接近這個能夠相互溝通的東亞地域史。當然這項目標絕非一蹴可幾。我們正在透過眾多人的努力，一點一滴地為了眾人共同享有的未來而努力。
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以各種角度來談論東亞，但其中最須受關注的莫過於自我省察的視角。在韓國，將東亞視為一個思考單位，並將本國中心主義相對化的視角最先在文學和歷史學界被提出。在冷戰時期，抱著南北韓能統一的夢想，並追求民族文學的知識分子們，一方面將原先盛行於韓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行相對化，一方面透過與世界文學接軌，結合了第三世界論。但這種第三世界論一開始卻是以位於極遙遠的南美為結盟對象。直到一九八○年代初，他們才開始關注鄰近的東亞地區。在歷史學界中，共享這種自我省察視角的學者們為了有效發展這種歷史觀，便各自展開了摸索。到了一九九○年代，隨著東亞論的概念在各個學問中逐漸興起，將東亞視為一個單位，並從事東亞地域史研究的必要性再次被提出。再加上被稱為「東亞奇蹟」的韓國和周圍鄰近國家工業化的成功，還有隨著蘇聯的瓦解，當時將東亞一分為兩個陣營的冷戰體制崩潰更是促進了東亞地域史研究的發展。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將東亞史視為地域史的目標已經開始實踐。這是讓韓國一國的歷史與現實接軌，與世界史展開交流，並且避免本國歷史的重要性被無限擴張所進行的自我省察。由此出發，透過正視這些侵略與掠奪、合作與相互依存的歷史，我們便能期待追求東亞區域的和平和繁榮的歷史視角能夠實踐。當然有些阻礙區域和平和繁榮的因素並不在東亞境內，而是來自於東亞以外的世界體系，但僅只停留在這種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他者批判並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那麼，不透過地域史這個中介，將本國史直接與世界史做連結，不也能將本國史進行相對化嗎？東亞各國先前皆透過各自的本國史和世界史這種二分法的歷史教育來形塑各國國民的歷史記憶。但不管是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或是本國史的本國中心主義，這兩者都是以歐洲模式的民族國家的建立作為其歷史的目標。歐洲與日本等民族國家向外擴張，成為了帝國，而受到這些帝國支配的民族們則各自與其對抗，企圖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雖然這兩者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方式差異甚大，但它們構成其歷史的邏輯都是立基於進化論的文明史觀。依照這種史觀發展的近代文明只依據單一的標準，否認其他多元性，並且在無意識中正當化、內化這種壓迫他者的歷史記憶。因此，我們東亞人自然而然地忽視同樣位於東亞的鄰近國家，自己也在這種自我疏離的現場中缺席。為了擺脫這種文明史觀的陷阱，我們當然能依據其他史觀來重新書寫本國史與世界史。但在這裡，我們採用了較為新穎的地域史框架。在發展地域史的同時，我們認為能更有效地達到歷史認識的均衡發展。
認為東亞需要屬於自己地域史的原因還有一個。剛剛前面所說的自我疏離的歷史觀並不只源自於歐洲近代的民族國家史觀，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東亞特有的歷史傳統。第一、東亞比世界其他任何區域都更早成立國家，並且保有強大的延續性。這使得作為本國中心主義基礎的國族認同變得更加穩固。第二、這種特有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在形成之後逐漸被東亞各國所共享。早在唐朝，東亞各國吸收了唐帝國的帝國系統作為自己國家的原型。在吸收的過程當中，各國也自然而然地共享了這種支撐帝國制度的華夷思想。各國內化這種華夷思想，皆認為自己是中華，並且將鄰近國家視為夷狄，開始蔑視這些國家。因此不只中國，韓國、日本和越南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統帥眾多朝貢國的帝國。企圖稱霸天下，重建帝國的英雄豪傑們的故事《三國演義》之所以能超越國境，成為東亞各國暢銷書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當然，這種想成為帝國的欲望在各國之間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如果我們關注邁向近代的十七、十八世紀，當時既是中華帝國版圖最大的時期，日本和越南也開始帶領自身周圍的朝貢國，增強自身的帝國意識。這種帝國意識曾被記載在各國的歷史編纂當中。特別在《大日本史》（十八至十九世紀）中，這種帝國意識尤為明顯。《大日本史》模仿中國正史中的四夷列傳。其書中的諸蕃列傳不只包含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更是納入了隋、唐、宋、元、明等中國朝代，並將這些視為藩，也就是夷狄。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蝦夷地、女真、琉球。這反映了日本是被天神所眷顧，並由神的兒子天皇所治理的神國思想。越南的史書也依據華夷思想，將鄰近國家視為藩屬國，但程度並不如日本。由此可見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化的傾向並非只到了近代才出現。另一方面，朝鮮王朝也抱持著這樣的帝國意識，賜予女真族首長和對馬島島主官職，但最終並沒有走上帝國化的道路。
立基於這種長期共享的傳統，東亞各國吸收了這種擴張導向的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原型，並且在各國彼此的相互影響下，今日東亞的本國中心主義以及蔑視鄰近國家的現象比世界其他區域都嚴重。最近發生的韓、中、日之間歷史認識的衝突是彼此在文化、經濟方面交流的激增所引起，這點更引發了我們的注意。這不是單純批判近代國族主義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應該透過自我省察的視角重新檢視東亞內部。東亞需要屬於自己地域史的原因便是如此。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東亞視為一個例外，或是特殊案例。隨著全球化的趨勢，物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和連結急速增加。一方面市場邁向世界化，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各個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促使這些民族國家做出區域化的回應。歐盟（EU）便是其中首要的例子。這種區域化的趨勢自然也包括了東亞。東亞人不也早就透過「東協十加三」（ASEAN+3 ）這個過渡期的框架逐漸邁向區域整合嗎？在批評本國史的本國中心主義的人們之中，也有人主張廢除單一國家的歷史。這些人以歐盟的成立，以及以歐洲共同的歷史所編纂的《歐洲史》（一九九二年）為依據，主張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但這種地域史的書寫並非是要取代國家史，而是藉由加入鄰近區域的歷史，幫助我們形成一種雙重的認同。這是一種為了將國家認同之外的區域認同也一同納入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和行動的人們所進行的全球化時代的發想。在這方面，東亞也的確需要屬於自己的地域史。
隨著地區化趨勢所興起的地域史的書寫，不只能讓我們重新檢視國家史，也同樣能讓我們重新書寫世界史。在十九世紀，依照歐洲中心主義所書寫的萬國史或世界史都只不過是歐洲文明史罷了。在一八八○年代，透過日本人的引介，首次被翻譯到東亞的斯溫頓（W. Swinton）的《世界史概論》以及其他類似的世界史皆宣稱「歷史應當是記錄文明人的事蹟，因此只有高加索白種人的事蹟才值得被歷史敘述」，而且「非高加索白種人的人種沒有所謂的歷史」。這類的世界史在之後雖然曾歷經多次批判和修正，但這種進化論式的文明史觀仍舊被保留下來。因此，當初不斷被否定的各地域文明的獨特性，在二次大戰之後逐漸受到矚目。現在隨著各地區域化的趨勢，比起先前以歐洲為基準的一元化的世界史，多元觀點的世界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從這點來看，比起歐洲的地域史，東亞的地域史又多了一層意義。
如同前面所說的，為了將帝國意識相對化，我們需要發展地域史的概念。但反過來看，地域史不得不正面對決的對象正是帝國意識。後冷戰時期突然急速增加的韓、中、日三國之間歷史認識的衝突，也是由壓抑不住的帝國意識顯露所引起。從這一點來看，以二○○九年十月在北京舉行的韓、中、日三國的高峰會為契機，宣稱要共同編纂三國共享的歷史教科書，並協助組成東亞共同體的官方言論更是值得矚目。在這之前，三國民間人士共同策劃《開創未來的歷史》（二○○五年）的經驗可說是為了這次共同書寫教科書的基石。特別是與曾經為帝國的中國、日本和越南不同，由於韓國未曾成為帝國，因此對於東亞的共同地域史計劃可說是最不具備妨礙區域和平的歷史因素。由此可見，在二○○六年十一月，韓國政府初次在高中課程中設置「東亞史」的科目，並在二○一二年開始實施，並非偶然。
也許韓國對東亞的地域史計劃最不具備妨礙歷史因素的說法會招來「這其實只是韓國中心視角」的批評，但事實並非如此。東亞區域以外的人也認為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姿態才是真正的關鍵。某位美國學者曾說過，東亞共同歷史意識的最大威脅是來自於日本政府一直不願承認的帝國時期日本的殖民主義，以及最近有復興跡象的中華主義。雖然日本比起韓國更早開始談論東亞史，但同樣的，日本同時也必須背負起超越帝國經驗傳統的重擔。中國本身領土龐大，比起日本，它擁有幅員更廣大，時間也更久遠的帝國經驗。對中、日來說，地域史意味著必須要與本國歷史的「光榮過往」做切割，因此書寫工程更是難上加難。但考慮到這一點，中、日兩國若是勇於面對、對抗自身的帝國傳統，書寫出日本版、中國版的東亞史，那便更具有格外的意義。
只沉醉在本國的榮光和勝利，而分不清自我省察和自我虐待的人們在各國社會中扯開嗓門，高舉著冠冕堂皇的旗幟。但這些人只不過是二十一世紀的唐吉軻德們罷了。以自我省察的視角作為出發點，即使越過國境，我想我們也能逐漸接近這個能夠相互溝通的東亞地域史。當然這項目標絕非一蹴可幾。我們正在透過眾多人的努力，一點一滴地為了眾人共同享有的未來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