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托尼‧朱特：未完成的生命依然完美 章樂天
2006年我接下了《責任的重負》一書的翻譯，在托尼‧朱特教授的眾多作品中，這只能算是一本「小」書，甚至英文版的裝幀都不大起眼。然而，譯竣之後我便忍不住去網上尋找朱特教授的其他文字，還產生了作個訪談的想法。他那論辯式的文風帶有驚人的鋒芒，我覺得，他是那種有一點話頭就能展開滔滔雄辯的經典公共知識分子，這在越來越講究容納和承認的今天已經太少見了。
朱特教授是立陶宛猶太拉比的後代，1948年生於英國倫敦東區。1972年，他帶著歷史學博士學位從劍橋大學畢業，轉去著名的巴黎高師，到歐洲大陸的文化中心繼續進修。1970年代末，學術處女作《普羅旺斯的馬克思主義：1871-1914》出版，日後他的著作就再也離不開以法國政治文化為代表的20世紀歐洲歷史這一主題：通過《地中海歐洲的抵抗運動：1939-1948》、《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左派：1830-1982》、《不完美的昔日：1944-1956年間的法國知識分子》等書，朱特教授精密剖析了他所謂的「法蘭西綜合症」——歐洲社會民主左派力量在二戰及戰後的動盪衰落的根源，並以此為抓手，探討了令歐洲人尷尬的一個世紀歷程。1980年代他移居美國、去紐約大學任教後聲譽日隆，各種政論、史論、訪談頻頻見諸報端，並格外細心地回覆各種網上的提問。作為崇尚社會民主的自由主義中左知識分子，朱特教授的活躍讓人無法不將其與愛德華‧薩義德聯繫到一起，兩人都是移民，而且都多年如一日地抨擊美國和以色列政府。
天妒英才，正在創造力鼎盛之年的朱特教授，去年卻罹患與史蒂芬‧霍金一樣的肌肉萎縮症，消息傳出，一片歎息。去年10月，面對紐約大學的700多名聽眾，癱瘓在輪椅上的歷史學家通過呼吸機的支援艱難地喘氣發聲，他的演講主題離不開「失敗」：社會民主的失敗，民族和解的失敗，歐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敗，最終是人類翻過現代史這一頁的努力的失敗——他的演講肯定了社會民主的有益遺產，但結束語卻嚴峻悲觀：「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過去的年代。」這是他患病後的第一次亮相。以頭腦和文字為畢生志業的人，在這一刻，即使置身於掌聲和眼淚的圍繞之間，依然顯得那麼孤獨無助。
過去在延續，我們仍沒有走出來——在「歷史終結」論者眼裡，在滿足於冷戰終結、紅色帝國崩潰的樂觀主義者眼裡，20年來，朱特教授的著作就像一封封無法置之不理的戰書。2005年，朱特教授完成了煌煌大著《戰後歐洲史》，他在這部作品裡火力全開，對白人世界反思二戰歷史的態度及其後果作了冷酷無情的解剖。東歐人的落後情有可原，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下，絕大多數東歐人喪失了正視過去的機會和意識，而一貫自我感覺良好的西歐人，對歷史記憶的玩忽則事關歐洲整體的墮落：包括創造戰後經濟奇蹟的德國人在內，戰後的一代西歐人不敢面對驅猶、屠猶暴行、戰時的通敵行為，還有普遍存在的對納粹主義(及其在德意以外國家的各個變種)的好感。對西歐人來說，「過去」是一道寬廣無垠、潤物無聲的陰影，人們在暗處埋頭活下來，一點點忘卻痛苦，告別過去。
作為一位講究道德良知的公民，朱特教授決不贊同自我麻痹的做法，但作為歷史學家，他又承認選擇性的遺忘對於歐洲戰後的迅速穩定的確大有好處。朱特本人也是戰後出生的一代。對於戰後的記憶，誠如他在一篇訪談中所說，「到10歲左右，我覺得我大多數關於「善與惡」的意識都更多地指向了德國人。」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戰爭電影，基本上表現的都是對德作戰的場景，而對於蘇聯紅軍的態度則比較複雜。事實上，這種有意無意的記憶選擇，從某種程度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冷戰45年間，也就是古巴導彈危機顯得更為危險，而最終，不管是甘迺迪、尼克森還是赫魯雪夫，都忌憚於再次捲入戰爭的慘重代價。
《戰後歐洲史》裡的這些主要論點，以及他那種論辯式而非傳統述史式的文風(全書注釋寥寥，大量的史實被摻雜在推理和判斷之中端給讀者)，都透射出托尼‧朱特身上有矛盾的一面。說起來，他的家庭背景就有些奇怪：既信奉馬克思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朱特在其中成長至負笈劍橋時期，初步長成一個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狂熱醉心於以色列基布茲運動。然而，等到終於趁著1967年「六日戰爭」的機會去以色列體驗戰爭的時候，他又恰恰對自己的政治抉擇產生了懷疑。「我懷著這種理想主義的幻覺而去，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國家」，但最終卻發現復國主義左翼和右翼一樣，「對那些被踢出這個國家的人民驚人地無知。」
介入一切的青春狂熱散去，朱特的懷疑主義開始萌芽了，與之伴生的是他對歐洲左翼運動的濃厚興趣。一切意識形態、身分政治都是可疑的，政治投機值得鄙視，但錯置了的理想主義癲狂則更應予痛斥，而正是戰後歐洲的左翼陣營，每每成為誤判和理想錯置的舞臺。1960-70年代，朱特在巴黎高師的學習經歷鞏固了他學術進階的基石，他深度研習
托尼‧朱特：未完成的生命依然完美 章樂天
2006年我接下了《責任的重負》一書的翻譯，在托尼‧朱特教授的眾多作品中，這只能算是一本「小」書，甚至英文版的裝幀都不大起眼。然而，譯竣之後我便忍不住去網上尋找朱特教授的其他文字，還產生了作個訪談的想法。他那論辯式的文風帶有驚人的鋒芒，我覺得，他是那種有一點話頭就能展開滔滔雄辯的經典公共知識分子，這在越來越講究容納和承認的今天已經太少見了。
朱特教授是立陶宛猶太拉比的後代，1948年生於英國倫敦東區。1972年，他帶著歷史學博士學位從劍橋大學畢業，轉去著名的巴黎高師，到歐洲大陸的文化中心繼續進修。1970年代末，學術處女作《普羅旺斯的馬克思主義：1871-1914》出版，日後他的著作就再也離不開以法國政治文化為代表的20世紀歐洲歷史這一主題：通過《地中海歐洲的抵抗運動：1939-1948》、《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左派：1830-1982》、《不完美的昔日：1944-1956年間的法國知識分子》等書，朱特教授精密剖析了他所謂的「法蘭西綜合症」——歐洲社會民主左派力量在二戰及戰後的動盪衰落的根源，並以此為抓手，探討了令歐洲人尷尬的一個世紀歷程。1980年代他移居美國、去紐約大學任教後聲譽日隆，各種政論、史論、訪談頻頻見諸報端，並格外細心地回覆各種網上的提問。作為崇尚社會民主的自由主義中左知識分子，朱特教授的活躍讓人無法不將其與愛德華‧薩義德聯繫到一起，兩人都是移民，而且都多年如一日地抨擊美國和以色列政府。
天妒英才，正在創造力鼎盛之年的朱特教授，去年卻罹患與史蒂芬‧霍金一樣的肌肉萎縮症，消息傳出，一片歎息。去年10月，面對紐約大學的700多名聽眾，癱瘓在輪椅上的歷史學家通過呼吸機的支援艱難地喘氣發聲，他的演講主題離不開「失敗」：社會民主的失敗，民族和解的失敗，歐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敗，最終是人類翻過現代史這一頁的努力的失敗——他的演講肯定了社會民主的有益遺產，但結束語卻嚴峻悲觀：「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過去的年代。」這是他患病後的第一次亮相。以頭腦和文字為畢生志業的人，在這一刻，即使置身於掌聲和眼淚的圍繞之間，依然顯得那麼孤獨無助。
過去在延續，我們仍沒有走出來——在「歷史終結」論者眼裡，在滿足於冷戰終結、紅色帝國崩潰的樂觀主義者眼裡，20年來，朱特教授的著作就像一封封無法置之不理的戰書。2005年，朱特教授完成了煌煌大著《戰後歐洲史》，他在這部作品裡火力全開，對白人世界反思二戰歷史的態度及其後果作了冷酷無情的解剖。東歐人的落後情有可原，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下，絕大多數東歐人喪失了正視過去的機會和意識，而一貫自我感覺良好的西歐人，對歷史記憶的玩忽則事關歐洲整體的墮落：包括創造戰後經濟奇蹟的德國人在內，戰後的一代西歐人不敢面對驅猶、屠猶暴行、戰時的通敵行為，還有普遍存在的對納粹主義(及其在德意以外國家的各個變種)的好感。對西歐人來說，「過去」是一道寬廣無垠、潤物無聲的陰影，人們在暗處埋頭活下來，一點點忘卻痛苦，告別過去。
作為一位講究道德良知的公民，朱特教授決不贊同自我麻痹的做法，但作為歷史學家，他又承認選擇性的遺忘對於歐洲戰後的迅速穩定的確大有好處。朱特本人也是戰後出生的一代。對於戰後的記憶，誠如他在一篇訪談中所說，「到10歲左右，我覺得我大多數關於「善與惡」的意識都更多地指向了德國人。」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戰爭電影，基本上表現的都是對德作戰的場景，而對於蘇聯紅軍的態度則比較複雜。事實上，這種有意無意的記憶選擇，從某種程度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冷戰45年間，也就是古巴導彈危機顯得更為危險，而最終，不管是甘迺迪、尼克森還是赫魯雪夫，都忌憚於再次捲入戰爭的慘重代價。
《戰後歐洲史》裡的這些主要論點，以及他那種論辯式而非傳統述史式的文風(全書注釋寥寥，大量的史實被摻雜在推理和判斷之中端給讀者)，都透射出托尼‧朱特身上有矛盾的一面。說起來，他的家庭背景就有些奇怪：既信奉馬克思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朱特在其中成長至負笈劍橋時期，初步長成一個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狂熱醉心於以色列基布茲運動。然而，等到終於趁著1967年「六日戰爭」的機會去以色列體驗戰爭的時候，他又恰恰對自己的政治抉擇產生了懷疑。「我懷著這種理想主義的幻覺而去，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國家」，但最終卻發現復國主義左翼和右翼一樣，「對那些被踢出這個國家的人民驚人地無知。」
介入一切的青春狂熱散去，朱特的懷疑主義開始萌芽了，與之伴生的是他對歐洲左翼運動的濃厚興趣。一切意識形態、身分政治都是可疑的，政治投機值得鄙視，但錯置了的理想主義癲狂則更應予痛斥，而正是戰後歐洲的左翼陣營，每每成為誤判和理想錯置的舞臺。1960-70年代，朱特在巴黎高師的學習經歷鞏固了他學術進階的基石，他深度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