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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五分鐘內起來就不會遲到，」我跟自己討價還價，在心裡盤算著刷牙和換衣服要花多少時間。半個小時後，我還在被窩裡滑手機——查看宿舍房間裝飾、虛擬校園導覽、打包清單。再過兩天就要開始大學生活，我的腦子興奮地嗡嗡作響。
新朋友！沒有父母！沒有規則！我難掩興奮之情，一邊踮著腳尖哼著歌，一邊穿好衣服，搭電梯下到曼哈頓中城一家飯店裡一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
「你遲到了，」公關小姐嘆口氣說道：「我甚至都不想問你是否複習過談話要點了。」
我微笑並聳聳肩。整個夏天，我跨越四大洲，見過九位總理，在許多場合演講。當時我人在紐約宣傳一本新童書《馬拉拉的魔法鉛筆》（Malala’s Magic Pencil）——六個小時馬不停蹄的訪問，接著連夜搭機返回英國的伯明罕。這是我這陣子公務行程的最後一天，但我的心思老早就飛到公事之外。
公關公司的人離開會議室，過了一會兒一位小朋友走進來。我正要問她是否迷路時，發現她身上的polo衫繡著一枚雜誌標誌，下方寫著「兒童記者」的字樣。
「你小時候希望長大後會做什麼？」她問我。
「修車技師！」我回答道，還說我以前一直都很喜歡拼圖遊戲，研究如何把東西拼在一起。
下一位記者則沒有那樣討人喜歡。他不想聽關於我的童書，試著把訪談轉移到熱門話題，希望我回答些有爭議的內容，為那天乏味的新聞增香添料。他的問題大多與美國總統有關：「身為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你想向他傳遞哪些女性權益的訊息？」以及「你曾造訪白宮，見過歐巴馬總統。如果新政府邀請你，你會去嗎？」我知道怎麼避免讓自己躍上頭條，沒有中他的計。
最後一場則是電視晨間節目的訪問。主持人問了關於我的工作、日常生活等相當有見地的問題。快要結束之際，她傾身靠近我，一臉擔憂。
「槍擊事件發生五年後，你還會每天想起嗎？」她問道。
我想，這終究是逃不掉的。如果不談這件事，我顯然走不出這個房間。我並不介意被問到這類問題，只是驚訝於大家問得這麼勤。在我的記憶裡，那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它似乎總愛搶在我的前頭，每當我進入一個房間，它就已經在那裡屏息以待。
※※※
我在巴基斯坦一個叫做明戈拉的偏遠地區長大。我的家鄉位於史瓦特河畔，四周是森林、整片野花盛開的草地、白雪覆頂的巍峨山脈。我們在山谷裡的生活並不完美——多數家庭都很貧困，因為習俗嚴苛而難以進步，尤其對女性而言。但這卻是個非常美麗又平靜的地方。
這一切在我十歲時改變。從山裡來的蓄著長鬍子、帶著突擊步槍的奇怪男人占據我們的小鎮。塔利班開始轟炸醫院及旅館；在街上處決音樂家、教師和警察；每天透過廣播發布好幾次新規定：不能看電視或聽音樂，完全禁止娛樂活動，連孩子們玩的桌遊都不行。男人不得刮鬍子，女人不能離開住家。
隨著炸彈及槍聲變得越來越大聲，我們的生活也越漸狹隘。我們一直活在恐懼中，深怕違反還沒學到的新規定。住在附近的一個男子因為塔利班說他的褲腳過長而被殺死。有一天我看到五歲的弟弟阿塔爾在院子裡挖了一個大坑，於是問他在做什麼。「挖墳墓，」他回答道。
我十一歲時，塔利班宣布三週後禁止女童上學。我感到恐懼。如果我在禁令下達後繼續去上學，他們可能會殺了我。如果我不這樣做，我的人生也等於結束了。即便在那樣的年紀，我也清楚所處鄉村中沒有受教育女孩的命運：十幾歲就結婚，二十歲之前已生下好幾個小孩，接下來餘生都在丈夫家的高牆內度過。這是一個我難以接受的未來。
我開始為BBC撰寫匿名部落格，記錄恐怖分子統治下的生活。「學校要求女學生們不要穿制服到校，」我寫道，「因為我們可能成為攻擊目標。」我們都穿著自己最喜歡的粉紅及紫色服裝來學校。後來學校告訴我們不要穿色彩鮮豔的衣服，因為塔利班也不喜歡那類服裝。
隨著禁止女童上學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開始公開向任何願意傾聽的人宣告接受教育是我的權利。我信誓旦旦地表示不管塔利班摧毀多少學校都不能阻止我學習。我在全國電視節目上要求政府領導者站出來捍衛我們的權利。我在過去兩年來所感受到的恐懼全都轉化為義憤填膺。我不能讓這些人奪走我的未來。
最終，巴基斯坦軍方針對極端分子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戰鬥爆發後，我的父母、兩個弟弟和我，及數以千計的人都逃離明戈拉。幾個月後軍隊戰勝，我們重回家園，生活又回歸正常。但塔利班並沒有被徹底殲滅，他們也沒有忘記我的反抗。我十五歲時，一名槍手上了我的校車問道：「誰是馬拉拉？」我還沒來得及回答，槍手就朝著我頭部近距離射擊。
我的世界在那一瞬間徹底改變。
一週後我從昏迷中甦醒，醒來發現自己人在伯明罕一間專治複雜腦部損傷的創傷中心。在被槍擊之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巴基斯坦；現在的我四周全是陌生人。接下來幾個月我待在那裡接受好幾次手術，學習重新走路及說話。
隨著我的故事傳遍世界各地，大家開始形容一個連我都不認得的人——一個因為塔利班奪走讀書機會而被迫發聲的認真害羞女孩。他們把我變成一個神祕的女英雄，正直善良且充滿責任心，注定要邁向偉大。
有時候，這荒謬的一切讓我大笑。在明戈拉長大的我常常惹麻煩。在學校，我在不同群女生間傳八卦，說一些讓朋友們又笑又罵的玩笑話。如果有同學考試考得比我好，我會為付出努力卻收穫不公的委屈，流下痛苦而失態的眼淚。在家裡，我又淘氣又邋遢。我會看我最愛的摔角手約翰．希南（John Cena）在電視上的比賽，把他的招式試用在兩個弟弟身上，他們反抗的話我就向父親告狀。就連我表現最好的時候，也都不是大家現在宣稱的那個謹慎沉默的聖人模樣。
我還在醫院的時候，就有人帶著提案上門，要將我的故事改編成書及電影。記者們爭先恐後都想搶到我的首場專訪。許多經紀人表示想要簽我，雖然我不確定他們認為我到底擁有什麼值得簽下來的才華。小弟阿塔爾問我：「為什麼你現在變得這麼有名？」。我告訴他，我也不知道。
在我還沒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之前，我已經被迫進入一個陌生又不請自來的人生——到世界各地演講、擺拍照相、大部分的時間都和大人們在一起。在重要活動的後台，其中一人會抓著我的肩膀一邊轉一邊大聲說：「馬拉拉，要充滿能量！把全部的能量都給出去！」對這些大人來說，我是一個公眾人物，一個要被行銷的產品；他們看不見坐在身旁那個正努力趕著功課、顯得手足無措的少女。在他們的圈子裡，我縮回了自己的世界，變成那個他們以為我一向如此的安靜女孩。
不管我去到哪兒，大家都問同樣的問題：「你還記得被槍擊的事嗎？」當我說自己什麼都不記得後，感覺他們似乎有點失望，彷彿不記得當時恐懼及痛苦的我很失禮。好像我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我生命中最有趣的一部分。讓我感覺自己像是隻胸口被插入針插的蝴蝶，永遠被困在積覆灰塵的玻璃下。在他們面前活生生的女孩沒有那個在校車上瀕臨死亡的年輕夢想家來得吸引人。
※※※
「你每天都會想起這件事嗎？」
我對著晨間節目主持人的問題眨了眨眼。說出她和觀眾想聽的話很簡單——也就是有時候我會害怕，或我可能永遠都無法從創傷中恢復。為什麼要讓能吸引大家的簡單、悲慘敘述變得複雜？
但我內在有某部分在改變——我不想要再扮演那個角色。我準備好要成為年輕又自由的自己，去探險並犯錯，去擁有一個在機場及會議室之外的人生。未來正為我敞開。
「我完全不會去想這件事，」我回道。「我的人生正在不斷往前邁進。」
「如果你五分鐘內起來就不會遲到，」我跟自己討價還價，在心裡盤算著刷牙和換衣服要花多少時間。半個小時後，我還在被窩裡滑手機——查看宿舍房間裝飾、虛擬校園導覽、打包清單。再過兩天就要開始大學生活，我的腦子興奮地嗡嗡作響。
新朋友！沒有父母！沒有規則！我難掩興奮之情，一邊踮著腳尖哼著歌，一邊穿好衣服，搭電梯下到曼哈頓中城一家飯店裡一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
「你遲到了，」公關小姐嘆口氣說道：「我甚至都不想問你是否複習過談話要點了。」
我微笑並聳聳肩。整個夏天，我跨越四大洲，見過九位總理，在許多場合演講。當時我人在紐約宣傳一本新童書《馬拉拉的魔法鉛筆》（Malala’s Magic Pencil）——六個小時馬不停蹄的訪問，接著連夜搭機返回英國的伯明罕。這是我這陣子公務行程的最後一天，但我的心思老早就飛到公事之外。
公關公司的人離開會議室，過了一會兒一位小朋友走進來。我正要問她是否迷路時，發現她身上的polo衫繡著一枚雜誌標誌，下方寫著「兒童記者」的字樣。
「你小時候希望長大後會做什麼？」她問我。
「修車技師！」我回答道，還說我以前一直都很喜歡拼圖遊戲，研究如何把東西拼在一起。
下一位記者則沒有那樣討人喜歡。他不想聽關於我的童書，試著把訪談轉移到熱門話題，希望我回答些有爭議的內容，為那天乏味的新聞增香添料。他的問題大多與美國總統有關：「身為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你想向他傳遞哪些女性權益的訊息？」以及「你曾造訪白宮，見過歐巴馬總統。如果新政府邀請你，你會去嗎？」我知道怎麼避免讓自己躍上頭條，沒有中他的計。
最後一場則是電視晨間節目的訪問。主持人問了關於我的工作、日常生活等相當有見地的問題。快要結束之際，她傾身靠近我，一臉擔憂。
「槍擊事件發生五年後，你還會每天想起嗎？」她問道。
我想，這終究是逃不掉的。如果不談這件事，我顯然走不出這個房間。我並不介意被問到這類問題，只是驚訝於大家問得這麼勤。在我的記憶裡，那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它似乎總愛搶在我的前頭，每當我進入一個房間，它就已經在那裡屏息以待。
※※※
我在巴基斯坦一個叫做明戈拉的偏遠地區長大。我的家鄉位於史瓦特河畔，四周是森林、整片野花盛開的草地、白雪覆頂的巍峨山脈。我們在山谷裡的生活並不完美——多數家庭都很貧困，因為習俗嚴苛而難以進步，尤其對女性而言。但這卻是個非常美麗又平靜的地方。
這一切在我十歲時改變。從山裡來的蓄著長鬍子、帶著突擊步槍的奇怪男人占據我們的小鎮。塔利班開始轟炸醫院及旅館；在街上處決音樂家、教師和警察；每天透過廣播發布好幾次新規定：不能看電視或聽音樂，完全禁止娛樂活動，連孩子們玩的桌遊都不行。男人不得刮鬍子，女人不能離開住家。
隨著炸彈及槍聲變得越來越大聲，我們的生活也越漸狹隘。我們一直活在恐懼中，深怕違反還沒學到的新規定。住在附近的一個男子因為塔利班說他的褲腳過長而被殺死。有一天我看到五歲的弟弟阿塔爾在院子裡挖了一個大坑，於是問他在做什麼。「挖墳墓，」他回答道。
我十一歲時，塔利班宣布三週後禁止女童上學。我感到恐懼。如果我在禁令下達後繼續去上學，他們可能會殺了我。如果我不這樣做，我的人生也等於結束了。即便在那樣的年紀，我也清楚所處鄉村中沒有受教育女孩的命運：十幾歲就結婚，二十歲之前已生下好幾個小孩，接下來餘生都在丈夫家的高牆內度過。這是一個我難以接受的未來。
我開始為BBC撰寫匿名部落格，記錄恐怖分子統治下的生活。「學校要求女學生們不要穿制服到校，」我寫道，「因為我們可能成為攻擊目標。」我們都穿著自己最喜歡的粉紅及紫色服裝來學校。後來學校告訴我們不要穿色彩鮮豔的衣服，因為塔利班也不喜歡那類服裝。
隨著禁止女童上學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開始公開向任何願意傾聽的人宣告接受教育是我的權利。我信誓旦旦地表示不管塔利班摧毀多少學校都不能阻止我學習。我在全國電視節目上要求政府領導者站出來捍衛我們的權利。我在過去兩年來所感受到的恐懼全都轉化為義憤填膺。我不能讓這些人奪走我的未來。
最終，巴基斯坦軍方針對極端分子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戰鬥爆發後，我的父母、兩個弟弟和我，及數以千計的人都逃離明戈拉。幾個月後軍隊戰勝，我們重回家園，生活又回歸正常。但塔利班並沒有被徹底殲滅，他們也沒有忘記我的反抗。我十五歲時，一名槍手上了我的校車問道：「誰是馬拉拉？」我還沒來得及回答，槍手就朝著我頭部近距離射擊。
我的世界在那一瞬間徹底改變。
一週後我從昏迷中甦醒，醒來發現自己人在伯明罕一間專治複雜腦部損傷的創傷中心。在被槍擊之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巴基斯坦；現在的我四周全是陌生人。接下來幾個月我待在那裡接受好幾次手術，學習重新走路及說話。
隨著我的故事傳遍世界各地，大家開始形容一個連我都不認得的人——一個因為塔利班奪走讀書機會而被迫發聲的認真害羞女孩。他們把我變成一個神祕的女英雄，正直善良且充滿責任心，注定要邁向偉大。
有時候，這荒謬的一切讓我大笑。在明戈拉長大的我常常惹麻煩。在學校，我在不同群女生間傳八卦，說一些讓朋友們又笑又罵的玩笑話。如果有同學考試考得比我好，我會為付出努力卻收穫不公的委屈，流下痛苦而失態的眼淚。在家裡，我又淘氣又邋遢。我會看我最愛的摔角手約翰．希南（John Cena）在電視上的比賽，把他的招式試用在兩個弟弟身上，他們反抗的話我就向父親告狀。就連我表現最好的時候，也都不是大家現在宣稱的那個謹慎沉默的聖人模樣。
我還在醫院的時候，就有人帶著提案上門，要將我的故事改編成書及電影。記者們爭先恐後都想搶到我的首場專訪。許多經紀人表示想要簽我，雖然我不確定他們認為我到底擁有什麼值得簽下來的才華。小弟阿塔爾問我：「為什麼你現在變得這麼有名？」。我告訴他，我也不知道。
在我還沒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之前，我已經被迫進入一個陌生又不請自來的人生——到世界各地演講、擺拍照相、大部分的時間都和大人們在一起。在重要活動的後台，其中一人會抓著我的肩膀一邊轉一邊大聲說：「馬拉拉，要充滿能量！把全部的能量都給出去！」對這些大人來說，我是一個公眾人物，一個要被行銷的產品；他們看不見坐在身旁那個正努力趕著功課、顯得手足無措的少女。在他們的圈子裡，我縮回了自己的世界，變成那個他們以為我一向如此的安靜女孩。
不管我去到哪兒，大家都問同樣的問題：「你還記得被槍擊的事嗎？」當我說自己什麼都不記得後，感覺他們似乎有點失望，彷彿不記得當時恐懼及痛苦的我很失禮。好像我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我生命中最有趣的一部分。讓我感覺自己像是隻胸口被插入針插的蝴蝶，永遠被困在積覆灰塵的玻璃下。在他們面前活生生的女孩沒有那個在校車上瀕臨死亡的年輕夢想家來得吸引人。
※※※
「你每天都會想起這件事嗎？」
我對著晨間節目主持人的問題眨了眨眼。說出她和觀眾想聽的話很簡單——也就是有時候我會害怕，或我可能永遠都無法從創傷中恢復。為什麼要讓能吸引大家的簡單、悲慘敘述變得複雜？
但我內在有某部分在改變——我不想要再扮演那個角色。我準備好要成為年輕又自由的自己，去探險並犯錯，去擁有一個在機場及會議室之外的人生。未來正為我敞開。
「我完全不會去想這件事，」我回道。「我的人生正在不斷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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