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燙手主題：陰影、上帝之聲與大地
榮格、諾伊曼和傑出個體
諾伊曼《起源》一書的附錄中，圍繞意識發展闡述了「傑出個體」這一概念，並在簡稱為《新倫理》的《深度心理學和新倫理》一書中做進一步論述。諾伊曼對「傑出個體」的闡釋和拓展承襲自榮格提出的「神力人格」。在諾伊曼看來，「傑出個體」的功能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自性，是群體的創造力核心，這些個體的自我具有足夠的力量，能夠承接上帝之聲的神啟，將無意識內容揭示給群體。宗教文本用首字母大寫的Voice指「上帝之聲」；而從心理學視角來看，它則主要是自性之聲。事實上，諾伊曼將之定義為「個體心靈真相的顯現」，即人的內在倫理指引。
諾伊曼從發展的視角，將傑出個體劃分出三個發展層次，其中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身意識對上帝之聲之間的參與程度，二是上帝之聲所昭示無意識內容的程度。在第一個較低的層次中，傑出個體只是被動承接著群體無意識投射，自身意識與投射內容沒有關聯；傑出個體僅是男神與女神的象徵性載體，這類象徵往往源自世俗世界，例如美貌與豐饒等意象。第二個層次的傑出個體，以那些先知、薩滿為代表，其人格在原型意義上屬於靈性範疇，例如惡魔和上帝的意象；這些傑出個體無意識地承接群體投射，在幫助集體內化這些無意識內容的過程中，其自我處於被動狀態。在這前兩者層次上，傑出個體與榮格筆下的神力人格類似：其自我有膨脹的危險——無論是魔法師、英雄、首領，或是聖人，他們都認同了外界投射到他們身上的原型內容。
榮格描述的神力人格，與諾伊曼劃分出處於前兩個層次的傑出個體，都會在無意識中認同自身所承載的投射。因此，從術語上就看得出來，神力人格呈現出的是神力，而第三層次傑出個體彰顯的是個體的傑出超越；前者指向人格，後者指向的是個體，這是它們之間的根本不同。因此，不難看出，神力人格中潛藏著認同負向、陰影投射的風險，而諾伊曼論及的傑出個體導向的是正向的心靈發展維度。不管怎樣，諾伊曼在論文〈現代人的心靈問題〉和闡述「現代人」時，援引了榮格的觀點：為了能發展，現代人必須深入瞭解自身的文化根脈與傳統，才能破繭而出，超越舊的意識水準。諾伊曼的理論認為，發展至第三層級的傑出個體，其特點在於：「心智有意識地、主動且負責地參與了心靈轉化過程」。有意識地負責，是諾伊曼關於個體化高階、尤其是在整合陰影論題上的核心論點。然而，要能夠達到這個層次、自覺地負責，自我必須夠強大，不僅要參與，還要負責地、主動地參與承接無意識湧現的內容。唯有如此，傑出個體才能迸發出創造力，才能透過他、讓其經由自我意識淬煉而成的人性品質得以顯現。
蘭斯．歐文斯（Lance Owens）一針見血地點明，這正是榮格當年創作《紅書》（the Red
Book）的心路歷程。榮格有著強大的自我，他消化並整合了湧入心靈的無意識內容，從而完美呈現了高階傑出個體的特質。而且，歐文斯還推測認為，當年榮格與諾伊曼同在蘇黎世的那些歲月，極有可能曾向諾伊曼提起過自己的心靈體驗和這本書（《黑書》［Black Books］），從而在諾伊曼心裡埋下了相關的思想種子。後來，諾伊曼在他的艾瑞諾思演講〈心靈和現實面的轉化：一篇後設心理學論文〉中，描述了傑出個體和普通人的不同：能夠體悟「更廣闊的世界」。這裡，他指的是「外來之知」，根植於原型和更深層的自性本源。諾伊曼顯然參考了榮格的共時性學說，認為它背後是一種超越時空，超越自我意識感知的「絕對知識」。尤為關鍵的是，諾伊曼提出，這個層次的傑出個體是個體化發展的典範，正如英雄是意識發展的典範。諾伊曼後續在他的首篇艾瑞諾斯演講稿〈神祕的人〉中，將傑出個體刻劃為具有靈性玄祕特質的人，認為他是個體化進程的先驅。有趣的是，利布歇爾的一份筆記指出，諾伊曼在1939至1940年間於特拉維夫舉辦的哈西迪教派研討會上，談到過義人（Zaddik）的意象，他當時就表達過完全一樣的觀點：
當你看向一位義人，他事實上超然於所有律法、所有限制之外。你可從萬事萬物中聆聽到他的教誨，他無處不在，可說是活出真實之道的個體之原型。唯有他能夠成為真正本真之人。這是個體化進程裡，個體尋找自己天命之路的先初摹形。
在一次在特拉維夫猶太聽眾的演講裡，諾伊曼對「義人」的描述，與他後來提出的第三個層次的傑出個體，以及再之後對極為玄祕之人的論述，幾乎完全一致。正如前文所述，在致榮格的一封信中，諾伊曼用「義人」一詞形容榮格，他寫道，他不僅將榮格視作為權威和導師，更視其為猶太「外邦人的義人」的化身。諾伊曼所表達的深層涵義是：第三層次的傑出個體，是個體化進程臻至成熟的原型的具象體現。為支持這一觀點，諾伊曼在《起源》一書的附錄中指出：「傑出個體……是真正具備偉大人格的偉大之人。」五年後，在榮格八十歲壽誕之際，諾伊曼寫道：「C. G. 榮格是我生命中遇到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偉大的人。」他以極為動人的筆觸闡述了這種「偉大」，認為其卓越之處，就在於有能力連結到一個人最根本的存在，他坦言：
他繞過了我的自我，在某種程度上，直接與我心靈的最深處對話……當我還是個年輕人時，去向他求教，他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給予了我成為自己的勇氣——這份饋贈，如同天賜。（p. 256）
這段文字是諾伊曼的舊日回想，卻也讓一段往事顯現出嶄新的意義：在諾伊曼事業之初，他需要成為自己的勇氣。因此，毫無疑問，對諾伊曼而言，榮格遠不僅只是一位導師，他是傑出個體、是義人，也是諾伊曼投射偉大本身的完美容器。
諾伊曼，政治、社會和生態行動主義者
1933年12月，榮格在擔任心理治療醫學總會主席的開幕致辭中，要求將猶太心理治療和德國心理治療加以區分，稱「德國和猶太心理學之間的確存在差異，這對每位有識之士而言都並非祕密，也不再需加以粉飾。」一個月後，即1934年1月，榮格發表〈心理治療的現狀〉一文，其中再次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榮格悍然寫道，猶太人（像婦人）一樣，因為體質虛弱，而習慣於尋找對手的弱點，他們需要自我防衛，因此要找到對手更脆弱之處。除此以外，榮格還稱，猶太文明要比阿拉伯文明更為古老，因此普遍更能覺察到事物的消極面和陰暗面。他還斬釘截鐵地用近乎定論的語氣補充道：
猶太人，多少類同於遊牧民族，從未創造過自己的文化，而且我們可以預見，他們未來也永遠創造不出自己的文化。因為或多或少，其所有本能和天賦就註定了它需要一個既有的文明國度來承載和主導其發展。
面對這樣的言論，諾伊曼藉由三個不同的途徑做了精妙而有力的回應。第一個，也是最直接的一個，是透過私人信件，他在一封信中猛烈地抨擊了榮格；第二個，諾伊曼在克許文章發表後迅速撰文反駁，此時諾伊曼更為冷靜，態度上也或多或少有保護榮格之意；第三個，則與雅各與以掃密切相關。在這部作品中，他對猶太靈魂的歷史與未來進行了深度反思，其核心議題正是陰影整合。這部手稿是諾伊曼對猶太心靈的捍衛之作，它的內容和嬰兒期階段的分析心理學高度契合，令人震撼。諾伊曼顯然也希望藉此吸引榮格的注意，讓他意識到自己對猶太心理學的理解有多麼匱乏。事實上，這部手稿是諾伊曼畢生志業的起點，他由此開始系統性建構深度心理學理論，並在此方向上持續探索，再未中斷。
我們先來看諾伊曼的第一個回應。利布歇爾認為，諾伊曼在撰寫這封給榮格的私人信件時，仍身在蘇黎世，還在與榮格規律性地見面。他還認為，諾伊曼之所以採用寫作、而非選擇面談，恰恰說明榮格的種族心理學給諾伊曼帶來了何等強烈的衝擊。這封信對論述本章主題至關重要，因為它的內容中既有諾伊曼後續思想的雛形，也清楚展現了諾伊曼的「偉大」和行動主義。
信件開頭，諾伊曼就直言：「我感到我必須提出異議，因為此事關乎的不止是我自己」，所以，這封信是一個人、一位領袖、一位政治活動家在為他的人民而戰。諾伊曼這些日後的鮮明特質，此時已然初露鋒芒，他願意為事業而戰，也勇於承擔做一位「真正的戰士」所要付出的代價。隨後，諾伊曼帶著憤怒繼續寫道，
在我的家鄉，偉人一向被要求明辨事理，不盲從狂熱——我堅信真理有獨一無二的本質，所以就在此刻——絕非出自我的一已私利——我要向你發問，這樣隨意輕率的論斷，這樣把你自己拋擲進日耳曼的狂熱——這真是你的真實立場嗎？抑或是我對你產生了誤解？
從這段話裡，能清楚地看到諾伊曼的行動主義色彩，但他極願為了更崇高的志業、為了他的民族挺身而出，拿自己的事業做賭注。這種社會行動主義和他後來的「新倫理」思想一脈相承。因此，可以說，諾伊曼寫給榮格的這封信，是他後來畢生追求構建的理論的伏筆，其中是諾伊曼對猶太民族與外部世界，與非猶太族群之間關係的早期認知。很快地，他就透過深度解讀《聖經》中雅各與以掃的故事，再進一步詳細闡述了這個主題，核心是整合過往投射在「他者」身上的陰影。這種解讀雖在諾伊曼的作品裡不太為人所知，卻是他後續《猶太意識的根源》一書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是《新倫理》中理論思想之先河：探討陰影的整合之道，以及在個體化後續的發展階段中，成熟自我做出選擇、採取行動的責任。這些著作層層積累，最終成就了他有關意識發展的經典之作，講述了從萌芽起步，到神祕的、擁有創造力量的傑出個體的發展。
針對榮格的種族言論，諾伊曼做出的第二重回應，是駁斥克許的文章，此番他的言辭要溫和得多，也有意維護榮格。他一方面站在榮格一邊，稱猶太人整體覺知力更強，故而更易覺察自身內在陰影，不過，他同時指出這份特質亦是猶太民族與生俱來的「道德本能中根深柢固的本質」。他認為，就像個體需要整合陰影一樣，猶太民族和錫安主義也需要「正視消極面向」，並且「唯有如此，以色列地才能實現更終極、更深入的發展，猶太人才能籍由創造力，實現重生」。要真正讀懂諾伊曼這裡的表達，就必須先瞭解以色列地對猶太民族的深層意義——它與大地、與故土、與大地之上聖地的物質部分的關係直接而明確。這也許可以看作是諾伊曼對反猶主義根源的心理學解讀：這種敵意，源自猶太人自己陰影的投射，就這層意義而言，猶太人也要承擔相應的部分責任。顯然，這並非為反猶主義的罪責和指責開脫，而是彰顯了諾伊曼成熟的人格格局：即便是身處反猶主義日益猖獗的極端時代，他仍能夠認清自己民族的過失。
諾伊曼再次由特拉維夫給榮格寫了一封信，他講述了自己對以色列地的親身體驗、與阿尼瑪的相遇，並與榮格分享了自己感受到的使命。於是，一方面，他在心理層面與被壓抑的內容、陰影、阿尼瑪及大地意象這些議題相遇；另一方面，這份使命感，或者說是對內心呼喚的回應，共同激發了諾伊曼內在的行動意志。這種行動主義正是傑出個體立足於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他後來對個體化發展階段的表述，他的生態學意義上的實踐，及確立生態心理學的取向，都在此時已經萌芽。
也是在這第二封信中，諾伊曼提到了他初到特拉維夫，開啟新生活的最初幾週。那時，他正潛心推進兩項寫作：一項是針對克許的駁論，另一項則對諾伊曼的理論發展有著更重要的歷史意義：他詳細梳理了雨果．羅森塔爾（Hugo Rosenthal）有關雅各與以掃的文章，這是他對榮格的第三重回應。
利布歇爾筆下的史實顯示，在榮格發表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文章〈當前心理治療的態勢〉所引發的猶太作家對他進行攻擊與後續餘波裡，榮格將一位猶太作家的貢獻補充進了自己的文集《靈魂的現實》。這位猶太作家就是羅森塔爾，他的文章〈猶太宗教史中的類型差異〉引發了諾伊曼的思考。對猶太人的靈魂來說，「大離散」（The diaspora）這一詞承載著千年的分量，關聯著猶太人離開耶路撒冷，流離於世界各地，超過兩千年的流亡歷史。所以，錫安主義要回到應許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讓猶太人成為以色列的子民。諾伊曼由此出發，透過闡述內傾的猶太人與他們穿行離散其間的與非猶太人世界間的關係，指明了《聖經》故事背後的深層內涵。諾伊曼對這個主題非常感興趣，他在後來寫了一篇更長的評論，並分享給了榮格。事實上，這不僅是諾伊曼的第一次心理分析實踐，成為了他事業上的分水嶺，更是他邁向代表作及其他作品的第一步。在閱讀了諾伊曼長篇的評論後，榮格在回信中表達了讚賞並建議他做進一步的詳細闡述：「你的題材非常好，也相當有趣。值得進一步在其象徵意義上闡釋。」在收到這個建議後，諾伊曼回信中說：
我會聽從您的建議，詳述雅各—以掃問題「在象徵層面的貢獻」，也許我會先寫一篇總述。最大的困難在於出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讓人沮喪——但還是應該首先完成。
令人遺憾的是，正如諾伊曼憑藉敏銳與精確的直覺所料，這部手稿一直未能出版，直到八十多年後的2015年，才被艾瑞爾．沙利特發掘、翻譯，並正式出版為《雅各與以掃》（1934/2015）。沙利特不僅將這部手稿編輯成結構嚴謹且連貫的著作，還為它增補了一篇極其精闢的引言，因為他意識到，這部手稿對於理解諾伊曼後續的深入思考及未來理論構建具有重要價值。
諾伊曼的個體化英雄之旅
1934年春天，時年二十九歲的諾伊曼，在榮格的鼓勵下，甫抵達巴勒斯坦後不久，便在數個月內撰就了《雅各與以掃》這部有著深刻洞察的手稿。在與榮格的對話中，諾伊曼提出了猶太文化的問題，彼時他還年輕，還在猶太人、錫安主義、榮格心理學家及移民身分中，尋找著自身的定位。某種程度上，他還是個難民、初來乍到者，他所抵達的這個國度尚未立國，其社會仍在艱難地探索著自我定義。身處這樣充滿挑戰的情境，諾伊曼在給榮格的第二封信中寫道：
我非旦能夠忍受此間的混亂，更覺自己和它深深聯接；我從這一切中浮現出來，出現在我自己的「人民」面前。雖然，我也必須承認，與此同時我也經常十分恐懼。
觀察諾伊曼那些年的生命軌跡，他似乎的確始終行走在他的英雄之旅上：離開家鄉奔赴未知之地、與惡龍交戰（他面對的種種阻礙），以及解放阿尼瑪、直至英雄歸來（回到位於歐洲的艾瑞諾斯）、蒙受恩寵、得到認可，成為繼榮格之後最具潛力的理論學家。個體化進程貫穿了他的一生，從他隨後那些年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議題佔據了他的全部身心，沉浸在個體化旅程高級階段進程的推進中——同化陰影、追隨內在的聲音、救贖陰性面向——所有這些都源自於他自身的心理學思考，並最終形成了他極具影響力的理論體系。
諾伊曼在給榮格的信中，詳細描述了上文那段引述中提到的混亂：猶太人離散千年，情感壓抑、飽受迫害，身上被壓抑的陰影已然崩裂爆發；而現在，當猶太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定居，這些陰影便得以「解放」。從這些通信裡可以看到，諾伊曼同意榮格的觀點：猶太人傾向於關注事物的消極和陰影面，並將其提升至意識層面；然而，他把這種傾向歸為猶太人獨特的道德本能。這三個主題——陰影、內在聲音、靈性和大地之間的張力——皆是諾伊曼理論的核心，也屬於他早期作品對個體化更高級階段的主要闡述內容。這些主題貫穿於諾伊曼的諸多論著，主要見於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雅各與以掃》和《新倫理》兩部著作最為明顯，它們也正是本書第一部分的重點內容。
燙手主題：陰影、上帝之聲與大地
榮格、諾伊曼和傑出個體
諾伊曼《起源》一書的附錄中，圍繞意識發展闡述了「傑出個體」這一概念，並在簡稱為《新倫理》的《深度心理學和新倫理》一書中做進一步論述。諾伊曼對「傑出個體」的闡釋和拓展承襲自榮格提出的「神力人格」。在諾伊曼看來，「傑出個體」的功能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自性，是群體的創造力核心，這些個體的自我具有足夠的力量，能夠承接上帝之聲的神啟，將無意識內容揭示給群體。宗教文本用首字母大寫的Voice指「上帝之聲」；而從心理學視角來看，它則主要是自性之聲。事實上，諾伊曼將之定義為「個體心靈真相的顯現」，即人的內在倫理指引。
諾伊曼從發展的視角，將傑出個體劃分出三個發展層次，其中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身意識對上帝之聲之間的參與程度，二是上帝之聲所昭示無意識內容的程度。在第一個較低的層次中，傑出個體只是被動承接著群體無意識投射，自身意識與投射內容沒有關聯；傑出個體僅是男神與女神的象徵性載體，這類象徵往往源自世俗世界，例如美貌與豐饒等意象。第二個層次的傑出個體，以那些先知、薩滿為代表，其人格在原型意義上屬於靈性範疇，例如惡魔和上帝的意象；這些傑出個體無意識地承接群體投射，在幫助集體內化這些無意識內容的過程中，其自我處於被動狀態。在這前兩者層次上，傑出個體與榮格筆下的神力人格類似：其自我有膨脹的危險——無論是魔法師、英雄、首領，或是聖人，他們都認同了外界投射到他們身上的原型內容。
榮格描述的神力人格，與諾伊曼劃分出處於前兩個層次的傑出個體，都會在無意識中認同自身所承載的投射。因此，從術語上就看得出來，神力人格呈現出的是神力，而第三層次傑出個體彰顯的是個體的傑出超越；前者指向人格，後者指向的是個體，這是它們之間的根本不同。因此，不難看出，神力人格中潛藏著認同負向、陰影投射的風險，而諾伊曼論及的傑出個體導向的是正向的心靈發展維度。不管怎樣，諾伊曼在論文〈現代人的心靈問題〉和闡述「現代人」時，援引了榮格的觀點：為了能發展，現代人必須深入瞭解自身的文化根脈與傳統，才能破繭而出，超越舊的意識水準。諾伊曼的理論認為，發展至第三層級的傑出個體，其特點在於：「心智有意識地、主動且負責地參與了心靈轉化過程」。有意識地負責，是諾伊曼關於個體化高階、尤其是在整合陰影論題上的核心論點。然而，要能夠達到這個層次、自覺地負責，自我必須夠強大，不僅要參與，還要負責地、主動地參與承接無意識湧現的內容。唯有如此，傑出個體才能迸發出創造力，才能透過他、讓其經由自我意識淬煉而成的人性品質得以顯現。
蘭斯．歐文斯（Lance Owens）一針見血地點明，這正是榮格當年創作《紅書》（the Red
Book）的心路歷程。榮格有著強大的自我，他消化並整合了湧入心靈的無意識內容，從而完美呈現了高階傑出個體的特質。而且，歐文斯還推測認為，當年榮格與諾伊曼同在蘇黎世的那些歲月，極有可能曾向諾伊曼提起過自己的心靈體驗和這本書（《黑書》［Black Books］），從而在諾伊曼心裡埋下了相關的思想種子。後來，諾伊曼在他的艾瑞諾思演講〈心靈和現實面的轉化：一篇後設心理學論文〉中，描述了傑出個體和普通人的不同：能夠體悟「更廣闊的世界」。這裡，他指的是「外來之知」，根植於原型和更深層的自性本源。諾伊曼顯然參考了榮格的共時性學說，認為它背後是一種超越時空，超越自我意識感知的「絕對知識」。尤為關鍵的是，諾伊曼提出，這個層次的傑出個體是個體化發展的典範，正如英雄是意識發展的典範。諾伊曼後續在他的首篇艾瑞諾斯演講稿〈神祕的人〉中，將傑出個體刻劃為具有靈性玄祕特質的人，認為他是個體化進程的先驅。有趣的是，利布歇爾的一份筆記指出，諾伊曼在1939至1940年間於特拉維夫舉辦的哈西迪教派研討會上，談到過義人（Zaddik）的意象，他當時就表達過完全一樣的觀點：
當你看向一位義人，他事實上超然於所有律法、所有限制之外。你可從萬事萬物中聆聽到他的教誨，他無處不在，可說是活出真實之道的個體之原型。唯有他能夠成為真正本真之人。這是個體化進程裡，個體尋找自己天命之路的先初摹形。
在一次在特拉維夫猶太聽眾的演講裡，諾伊曼對「義人」的描述，與他後來提出的第三個層次的傑出個體，以及再之後對極為玄祕之人的論述，幾乎完全一致。正如前文所述，在致榮格的一封信中，諾伊曼用「義人」一詞形容榮格，他寫道，他不僅將榮格視作為權威和導師，更視其為猶太「外邦人的義人」的化身。諾伊曼所表達的深層涵義是：第三層次的傑出個體，是個體化進程臻至成熟的原型的具象體現。為支持這一觀點，諾伊曼在《起源》一書的附錄中指出：「傑出個體……是真正具備偉大人格的偉大之人。」五年後，在榮格八十歲壽誕之際，諾伊曼寫道：「C. G. 榮格是我生命中遇到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偉大的人。」他以極為動人的筆觸闡述了這種「偉大」，認為其卓越之處，就在於有能力連結到一個人最根本的存在，他坦言：
他繞過了我的自我，在某種程度上，直接與我心靈的最深處對話……當我還是個年輕人時，去向他求教，他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給予了我成為自己的勇氣——這份饋贈，如同天賜。（p. 256）
這段文字是諾伊曼的舊日回想，卻也讓一段往事顯現出嶄新的意義：在諾伊曼事業之初，他需要成為自己的勇氣。因此，毫無疑問，對諾伊曼而言，榮格遠不僅只是一位導師，他是傑出個體、是義人，也是諾伊曼投射偉大本身的完美容器。
諾伊曼，政治、社會和生態行動主義者
1933年12月，榮格在擔任心理治療醫學總會主席的開幕致辭中，要求將猶太心理治療和德國心理治療加以區分，稱「德國和猶太心理學之間的確存在差異，這對每位有識之士而言都並非祕密，也不再需加以粉飾。」一個月後，即1934年1月，榮格發表〈心理治療的現狀〉一文，其中再次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榮格悍然寫道，猶太人（像婦人）一樣，因為體質虛弱，而習慣於尋找對手的弱點，他們需要自我防衛，因此要找到對手更脆弱之處。除此以外，榮格還稱，猶太文明要比阿拉伯文明更為古老，因此普遍更能覺察到事物的消極面和陰暗面。他還斬釘截鐵地用近乎定論的語氣補充道：
猶太人，多少類同於遊牧民族，從未創造過自己的文化，而且我們可以預見，他們未來也永遠創造不出自己的文化。因為或多或少，其所有本能和天賦就註定了它需要一個既有的文明國度來承載和主導其發展。
面對這樣的言論，諾伊曼藉由三個不同的途徑做了精妙而有力的回應。第一個，也是最直接的一個，是透過私人信件，他在一封信中猛烈地抨擊了榮格；第二個，諾伊曼在克許文章發表後迅速撰文反駁，此時諾伊曼更為冷靜，態度上也或多或少有保護榮格之意；第三個，則與雅各與以掃密切相關。在這部作品中，他對猶太靈魂的歷史與未來進行了深度反思，其核心議題正是陰影整合。這部手稿是諾伊曼對猶太心靈的捍衛之作，它的內容和嬰兒期階段的分析心理學高度契合，令人震撼。諾伊曼顯然也希望藉此吸引榮格的注意，讓他意識到自己對猶太心理學的理解有多麼匱乏。事實上，這部手稿是諾伊曼畢生志業的起點，他由此開始系統性建構深度心理學理論，並在此方向上持續探索，再未中斷。
我們先來看諾伊曼的第一個回應。利布歇爾認為，諾伊曼在撰寫這封給榮格的私人信件時，仍身在蘇黎世，還在與榮格規律性地見面。他還認為，諾伊曼之所以採用寫作、而非選擇面談，恰恰說明榮格的種族心理學給諾伊曼帶來了何等強烈的衝擊。這封信對論述本章主題至關重要，因為它的內容中既有諾伊曼後續思想的雛形，也清楚展現了諾伊曼的「偉大」和行動主義。
信件開頭，諾伊曼就直言：「我感到我必須提出異議，因為此事關乎的不止是我自己」，所以，這封信是一個人、一位領袖、一位政治活動家在為他的人民而戰。諾伊曼這些日後的鮮明特質，此時已然初露鋒芒，他願意為事業而戰，也勇於承擔做一位「真正的戰士」所要付出的代價。隨後，諾伊曼帶著憤怒繼續寫道，
在我的家鄉，偉人一向被要求明辨事理，不盲從狂熱——我堅信真理有獨一無二的本質，所以就在此刻——絕非出自我的一已私利——我要向你發問，這樣隨意輕率的論斷，這樣把你自己拋擲進日耳曼的狂熱——這真是你的真實立場嗎？抑或是我對你產生了誤解？
從這段話裡，能清楚地看到諾伊曼的行動主義色彩，但他極願為了更崇高的志業、為了他的民族挺身而出，拿自己的事業做賭注。這種社會行動主義和他後來的「新倫理」思想一脈相承。因此，可以說，諾伊曼寫給榮格的這封信，是他後來畢生追求構建的理論的伏筆，其中是諾伊曼對猶太民族與外部世界，與非猶太族群之間關係的早期認知。很快地，他就透過深度解讀《聖經》中雅各與以掃的故事，再進一步詳細闡述了這個主題，核心是整合過往投射在「他者」身上的陰影。這種解讀雖在諾伊曼的作品裡不太為人所知，卻是他後續《猶太意識的根源》一書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是《新倫理》中理論思想之先河：探討陰影的整合之道，以及在個體化後續的發展階段中，成熟自我做出選擇、採取行動的責任。這些著作層層積累，最終成就了他有關意識發展的經典之作，講述了從萌芽起步，到神祕的、擁有創造力量的傑出個體的發展。
針對榮格的種族言論，諾伊曼做出的第二重回應，是駁斥克許的文章，此番他的言辭要溫和得多，也有意維護榮格。他一方面站在榮格一邊，稱猶太人整體覺知力更強，故而更易覺察自身內在陰影，不過，他同時指出這份特質亦是猶太民族與生俱來的「道德本能中根深柢固的本質」。他認為，就像個體需要整合陰影一樣，猶太民族和錫安主義也需要「正視消極面向」，並且「唯有如此，以色列地才能實現更終極、更深入的發展，猶太人才能籍由創造力，實現重生」。要真正讀懂諾伊曼這裡的表達，就必須先瞭解以色列地對猶太民族的深層意義——它與大地、與故土、與大地之上聖地的物質部分的關係直接而明確。這也許可以看作是諾伊曼對反猶主義根源的心理學解讀：這種敵意，源自猶太人自己陰影的投射，就這層意義而言，猶太人也要承擔相應的部分責任。顯然，這並非為反猶主義的罪責和指責開脫，而是彰顯了諾伊曼成熟的人格格局：即便是身處反猶主義日益猖獗的極端時代，他仍能夠認清自己民族的過失。
諾伊曼再次由特拉維夫給榮格寫了一封信，他講述了自己對以色列地的親身體驗、與阿尼瑪的相遇，並與榮格分享了自己感受到的使命。於是，一方面，他在心理層面與被壓抑的內容、陰影、阿尼瑪及大地意象這些議題相遇；另一方面，這份使命感，或者說是對內心呼喚的回應，共同激發了諾伊曼內在的行動意志。這種行動主義正是傑出個體立足於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他後來對個體化發展階段的表述，他的生態學意義上的實踐，及確立生態心理學的取向，都在此時已經萌芽。
也是在這第二封信中，諾伊曼提到了他初到特拉維夫，開啟新生活的最初幾週。那時，他正潛心推進兩項寫作：一項是針對克許的駁論，另一項則對諾伊曼的理論發展有著更重要的歷史意義：他詳細梳理了雨果．羅森塔爾（Hugo Rosenthal）有關雅各與以掃的文章，這是他對榮格的第三重回應。
利布歇爾筆下的史實顯示，在榮格發表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文章〈當前心理治療的態勢〉所引發的猶太作家對他進行攻擊與後續餘波裡，榮格將一位猶太作家的貢獻補充進了自己的文集《靈魂的現實》。這位猶太作家就是羅森塔爾，他的文章〈猶太宗教史中的類型差異〉引發了諾伊曼的思考。對猶太人的靈魂來說，「大離散」（The diaspora）這一詞承載著千年的分量，關聯著猶太人離開耶路撒冷，流離於世界各地，超過兩千年的流亡歷史。所以，錫安主義要回到應許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讓猶太人成為以色列的子民。諾伊曼由此出發，透過闡述內傾的猶太人與他們穿行離散其間的與非猶太人世界間的關係，指明了《聖經》故事背後的深層內涵。諾伊曼對這個主題非常感興趣，他在後來寫了一篇更長的評論，並分享給了榮格。事實上，這不僅是諾伊曼的第一次心理分析實踐，成為了他事業上的分水嶺，更是他邁向代表作及其他作品的第一步。在閱讀了諾伊曼長篇的評論後，榮格在回信中表達了讚賞並建議他做進一步的詳細闡述：「你的題材非常好，也相當有趣。值得進一步在其象徵意義上闡釋。」在收到這個建議後，諾伊曼回信中說：
我會聽從您的建議，詳述雅各—以掃問題「在象徵層面的貢獻」，也許我會先寫一篇總述。最大的困難在於出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讓人沮喪——但還是應該首先完成。
令人遺憾的是，正如諾伊曼憑藉敏銳與精確的直覺所料，這部手稿一直未能出版，直到八十多年後的2015年，才被艾瑞爾．沙利特發掘、翻譯，並正式出版為《雅各與以掃》（1934/2015）。沙利特不僅將這部手稿編輯成結構嚴謹且連貫的著作，還為它增補了一篇極其精闢的引言，因為他意識到，這部手稿對於理解諾伊曼後續的深入思考及未來理論構建具有重要價值。
諾伊曼的個體化英雄之旅
1934年春天，時年二十九歲的諾伊曼，在榮格的鼓勵下，甫抵達巴勒斯坦後不久，便在數個月內撰就了《雅各與以掃》這部有著深刻洞察的手稿。在與榮格的對話中，諾伊曼提出了猶太文化的問題，彼時他還年輕，還在猶太人、錫安主義、榮格心理學家及移民身分中，尋找著自身的定位。某種程度上，他還是個難民、初來乍到者，他所抵達的這個國度尚未立國，其社會仍在艱難地探索著自我定義。身處這樣充滿挑戰的情境，諾伊曼在給榮格的第二封信中寫道：
我非旦能夠忍受此間的混亂，更覺自己和它深深聯接；我從這一切中浮現出來，出現在我自己的「人民」面前。雖然，我也必須承認，與此同時我也經常十分恐懼。
觀察諾伊曼那些年的生命軌跡，他似乎的確始終行走在他的英雄之旅上：離開家鄉奔赴未知之地、與惡龍交戰（他面對的種種阻礙），以及解放阿尼瑪、直至英雄歸來（回到位於歐洲的艾瑞諾斯）、蒙受恩寵、得到認可，成為繼榮格之後最具潛力的理論學家。個體化進程貫穿了他的一生，從他隨後那些年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議題佔據了他的全部身心，沉浸在個體化旅程高級階段進程的推進中——同化陰影、追隨內在的聲音、救贖陰性面向——所有這些都源自於他自身的心理學思考，並最終形成了他極具影響力的理論體系。
諾伊曼在給榮格的信中，詳細描述了上文那段引述中提到的混亂：猶太人離散千年，情感壓抑、飽受迫害，身上被壓抑的陰影已然崩裂爆發；而現在，當猶太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定居，這些陰影便得以「解放」。從這些通信裡可以看到，諾伊曼同意榮格的觀點：猶太人傾向於關注事物的消極和陰影面，並將其提升至意識層面；然而，他把這種傾向歸為猶太人獨特的道德本能。這三個主題——陰影、內在聲音、靈性和大地之間的張力——皆是諾伊曼理論的核心，也屬於他早期作品對個體化更高級階段的主要闡述內容。這些主題貫穿於諾伊曼的諸多論著，主要見於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雅各與以掃》和《新倫理》兩部著作最為明顯，它們也正是本書第一部分的重點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