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經》的文化精神
說起中國詩歌,第一個要說的當然是《詩經》,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中國最古老的詩歌作品大多都收集在這部書中,時間跨度是從西周初到春秋中葉,總共有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
《詩經》不是一部普通的詩集,那裡面有許多詩篇本來就是周王朝的政治和歷史文獻,編纂成書以後,它又被當作貴族子弟的文化教材。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意思是如果不熟悉《詩經》中的作品,就不能夠用高雅的方式來表達。
一種民族文化形成的象徵,是產生了表現民族精神主要特徵的「元典」,這些經典的某些核心要素會長期影響後人的思想與情感,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詩經》正是中華文化的元典之一。雖然,《詩經》的篇章基本上都產生於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代表著中原文化的特色,而當時其他地域還存在著不盡相同的文化形態,但中原文化終究是一種主導性的文化。
孔子還曾經概括《詩經》的整體特徵,一曰「溫柔敦厚」,二曰「思無邪」。就是說它所表達的情感比較克制,態度溫厚,思想情趣是雅正的。照孔子看來,《詩經》展現著一種理想的文化精神。
上帝與祖先
「上帝」這個詞漢語中本來就有,後來被西方傳教士用來翻譯西文「God」。古籍中「上帝」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詩經》,它有時也被稱為「天」,指的是高居於人類之上的具有主宰力量的神。
「上帝」的觀念源於殷商文化,但在周文化中它已經開始淡化,最後逐漸消退成若有若無的影子。由此形成中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宗教氣息比較淡薄。而這一趨向,在《詩經》中已經表現得很清楚。
以《詩經》的描述,人類在精神上依賴的對象,有兩種力量:一是祖先(尤其是周文王)之靈,一是上帝(或謂「天」)。先公先王的亡靈與天帝共處,儼然有平起平坐的地位,如〈大雅.文王〉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而周人真正崇敬的對象,其實是祖先。不僅祭祀詩絕大部分以祖先為對象,祭天帝的不過一二篇,而且二者的形象也有所不同。
在詩人筆下,上帝雖然很崇高,但它的德性卻是不穩定的(〈小雅.雨無正〉指責天「不駿其德」),有時候荒唐而又暴虐,做事情欠考慮少計畫(〈大雅.蕩〉稱「疾威上帝」,〈小雅.雨無正〉指責它「弗慮弗圖」),會毫無道理地降下死亡和饑饉。即使這是影射當時的君主,上帝可以被指著鼻子罵,也表示其威望是有限的。
而在述及祖先的功業時,詩人的語氣總是充滿崇敬,不會有絲毫輕慢。像〈大雅〉有一組詩分別歌頌后稷、公劉、古公亶父、周文王、武王,大略描述了周族從形成到周王朝建立為止的歷史,這些偉人創業的事蹟,代表著周人精神上的自豪與光榮。而〈周頌.維天之命〉則說,天命運行不已,文王的純德宏大而顯明,它足以安定我們的國家,後人要好好地繼承和實行。可以看出,「天」的意志多少被虛化了,而先王之德成為佑護國家的真實力量。
周人在敬天與敬祖之間,貌似平列而實際更注重後者,意味著將人的因素和德性的因素置於優先地位。同時,崇敬祖先,也是為了達到承繼血緣宗統、維繫內部團結、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由於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宗族始終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和主要基礎,崇敬祖先、重視血緣關係的意識及文化特徵也一直保持了很久。
說起中國詩歌,第一個要說的當然是《詩經》,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中國最古老的詩歌作品大多都收集在這部書中,時間跨度是從西周初到春秋中葉,總共有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
《詩經》不是一部普通的詩集,那裡面有許多詩篇本來就是周王朝的政治和歷史文獻,編纂成書以後,它又被當作貴族子弟的文化教材。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意思是如果不熟悉《詩經》中的作品,就不能夠用高雅的方式來表達。
一種民族文化形成的象徵,是產生了表現民族精神主要特徵的「元典」,這些經典的某些核心要素會長期影響後人的思想與情感,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詩經》正是中華文化的元典之一。雖然,《詩經》的篇章基本上都產生於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代表著中原文化的特色,而當時其他地域還存在著不盡相同的文化形態,但中原文化終究是一種主導性的文化。
孔子還曾經概括《詩經》的整體特徵,一曰「溫柔敦厚」,二曰「思無邪」。就是說它所表達的情感比較克制,態度溫厚,思想情趣是雅正的。照孔子看來,《詩經》展現著一種理想的文化精神。
上帝與祖先
「上帝」這個詞漢語中本來就有,後來被西方傳教士用來翻譯西文「God」。古籍中「上帝」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詩經》,它有時也被稱為「天」,指的是高居於人類之上的具有主宰力量的神。
「上帝」的觀念源於殷商文化,但在周文化中它已經開始淡化,最後逐漸消退成若有若無的影子。由此形成中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宗教氣息比較淡薄。而這一趨向,在《詩經》中已經表現得很清楚。
以《詩經》的描述,人類在精神上依賴的對象,有兩種力量:一是祖先(尤其是周文王)之靈,一是上帝(或謂「天」)。先公先王的亡靈與天帝共處,儼然有平起平坐的地位,如〈大雅.文王〉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而周人真正崇敬的對象,其實是祖先。不僅祭祀詩絕大部分以祖先為對象,祭天帝的不過一二篇,而且二者的形象也有所不同。
在詩人筆下,上帝雖然很崇高,但它的德性卻是不穩定的(〈小雅.雨無正〉指責天「不駿其德」),有時候荒唐而又暴虐,做事情欠考慮少計畫(〈大雅.蕩〉稱「疾威上帝」,〈小雅.雨無正〉指責它「弗慮弗圖」),會毫無道理地降下死亡和饑饉。即使這是影射當時的君主,上帝可以被指著鼻子罵,也表示其威望是有限的。
而在述及祖先的功業時,詩人的語氣總是充滿崇敬,不會有絲毫輕慢。像〈大雅〉有一組詩分別歌頌后稷、公劉、古公亶父、周文王、武王,大略描述了周族從形成到周王朝建立為止的歷史,這些偉人創業的事蹟,代表著周人精神上的自豪與光榮。而〈周頌.維天之命〉則說,天命運行不已,文王的純德宏大而顯明,它足以安定我們的國家,後人要好好地繼承和實行。可以看出,「天」的意志多少被虛化了,而先王之德成為佑護國家的真實力量。
周人在敬天與敬祖之間,貌似平列而實際更注重後者,意味著將人的因素和德性的因素置於優先地位。同時,崇敬祖先,也是為了達到承繼血緣宗統、維繫內部團結、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由於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宗族始終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和主要基礎,崇敬祖先、重視血緣關係的意識及文化特徵也一直保持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