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個子佛萊迪．馬爾佐滿口謊言。
    他所提供的證詞，我認為大致上算是非常貼近事實，他誤以為撒幾個小謊──這裡亂掰一下，那邊胡謅一下──就會淹沒在真相的浪潮中不被發現，然後自己就能安然無事。真相這種東西啊，是說給神父、配偶或爸媽聽的。一旦站上證人席，從你嘴裡說出口的，就只能是你可以證明的東西──至於是不是真的，根本不重要。
    馬爾佐以為，一切他都可以證實無誤。
    法庭裡唯一的聲音，是從佛萊迪胸膛傳出的喘息聲。他並沒有氣喘的毛病，但是當你的胸圍就像裝了威士忌的橡木桶那麼大的時候，就算只是正常呼吸，也會吵得要命。他作證時，沒坐在證人席中間的那把鋼製椅子。絕大部分的椅子，都裝不下佛萊迪的屁股。他們叫他大個子佛萊迪，有時也叫他大塊頭佛萊迪，因為他的體型就跟七六年分的凱迪拉克佛利伍古董車一樣大。搞不好連重量也差不多，儘管你不能真的說他胖。他的確是肉多了一些。我們就說大概多了三十二公斤好了。但是以他兩百零六公分的龐大骨架來說，那些肉分布得非常平均。他的肩膀比證人席還寬，雙手跟停車標誌一樣大，腦袋像是一塊長了耳朵的水泥磚。
    大傢伙。瞞天大謊。而這個謊言，我順手捻來，就可以讓他栽個大跟斗。
    我媽常說，騙子和律師唯一的差別，就是律師穿得比較好看。我是個律師，所以我得反駁這句話；事實上，騙子總是穿得比律師更講究。至少就騙子來說，你知道他們的意圖是什麼：那些躲在暗處偷偷搞鬼的人，總是會從牌堆底下抽出王牌；以換鈔為詐騙技倆的高手，練就一身快嘴快手的功夫，把店員搞得眼花撩亂、七葷八素；還有那些假投資真詐騙的廣告信函，開出的條件好到不像真的。可是站在法庭上的律師，一旦使出三寸不爛之舌，也能騙得你團團轉。真正的差別在於，騙子知道自己是騙子，而律師認為自己和正義天使站在同一邊。我曾經是個騙子，九年前轉行成為律師。轉換跑道之後，我發現自己還在玩同樣的把戲，只不過這一次，我擺弄的對象換成了檢察官、陪審團和法官，而我穿著現成西裝，按小時計費。
    喔，對了，我本來是該站在天使陣營的。
    這個法庭裡沒幾個天使。證人馬爾佐不是，我也不是。整個案子裡唯一的無辜者，就是我的當事人──原告瑪莉亞．赫南德茲。她坐在我身旁，清澈的淚水順著她滿是淚痕的妝容流了下來。有些律師會慫恿客戶在法庭上適時落淚，藉此觸動陪審團的心弦，增強情感上的說服力。我不必這麼做。瑪莉亞的情感是發自內心：悲傷、憤怒，還有偶爾因為感覺到肚子裡寶寶在踢動而湧現的喜悅。她的預產期還有兩週。幾綹黝黑的長髮沾在她潮濕的臉頰上。她撥開髮絲，拿衛生紙擦拭雙眼，抓緊桌子，正如同我跟她講的那樣做。握緊某個實體的東西。就像抓住桌子──藉著它在肉體和心理上穩住自己。
    我的左側是被告席。兩名被告，兩張桌子。佛萊迪．馬爾佐是我這起訴訟案的第一個被告，而他的律師是憑一己之力成為業界的狠角色。此人名叫文尼．費德洛夫。只要看到他辦公室對面的公車站牌上的廣告看板，你就知道文尼是什麼樣的咖。
    你被指控犯罪了嗎？
    你被起訴了嗎？
    打電話給文尼．費德洛夫！
    他會幫你全身而退！

    我的法律搭檔傑克．哈洛蘭宣稱文尼的招牌「有種特殊的魅力」。這也說明了傑克是什麼樣的人。
    傑克和我都買不起體面的衣服，文尼卻找曼哈頓上城區的裁縫訂製西裝。他的西裝都是那種刺眼得令人反感的亮藍色，裡頭搭配白色的訂製刺繡真絲襯衫和搶眼的紅色領帶。他年近五十，長得挺不賴，每週兩次到專屬俱樂部打壁球，身材維持得很好。那是他一貫的作風：喜歡讓自己看起來帥氣迷人。美白過的一口貝齒，皮膚曬成金褐色，銀髮往後梳攏，抹上的凝膠足以固定一艘航空母艦。
    過去三個月來，文尼把我們的資金吃乾抹淨。打這種官司開銷很大，文尼還一步一步有計劃地搶走我們最好的客戶，重創了我們的現金流。
    在民事訴訟案裡，任何手段都算合理。
    「費德洛夫先生，你還有其他問題嗎？」法官問道。
    文尼假裝沒聽見法官說話，繼續低頭翻閱筆記。山姆．溫特法官──這位地方法院法官，也是前檢察官──顯然對馬爾佐的發言已經聽得很厭煩了。
    至於我呢，已經準備好要給馬爾佐來顆震撼彈。我這個提問一拋出來，就能把整場官司徹底翻轉，讓所有證據全都變了調。在交叉詰問中，答案並不重要，重點是在問題本身。我的提問能給馬爾佐致命的一擊，足以讓他的整個論述全盤崩潰。
    「沒有其他問題了，法官大人，」文尼說道，一邊闔上筆記本，然後坐下來。
    第二個被告的律師站起來，告訴法官他沒有問題，隨後再度落坐，好像今天的工作就此結束。這位代表紐約市政府的律師艾弗瑞德．鮑爾斯快六十歲了，這種事他看多了。由於馬爾佐是市政府的員工，就法律而言，如果一名員工在執勤時傷害到他人，雇主就跟員工一樣得負起責任，這就叫做替代責任。一般來說，雇主的律師也會為員工辯護。但這個案子並非如此。你瞧，市政府搬出了兩套說辭。首先，他們說瑪莉亞的指控根本是胡扯淡。再者，就算瑪莉亞說的是真的，而且她還勝訴了，那也只能代表馬爾佐的行為超出了他的職責範圍，所以市政府不該背這個鍋。
    文尼只提出一套說辭：我們根本拿不出對馬爾佐不利的證據。
    這個案子的犯罪事實很單純，我們的主張也簡單易懂。我們指控十月十日那天晚上，第八十九分局的佛萊迪．馬爾佐警探，冷血殺害了瑪莉亞的丈夫奇利．赫南德茲。
    這讓我的提問，擁有一千三百萬美元賠償金的價值。丈夫的一條命，換來這個價碼，還算便宜。
    身後傳來「喀噠」一聲。我轉身回頭，看到一名男子穿著格子西裝，搭配淡褐色襯衫和灰色領帶。他的灰白頭髮往後梳，卻還是有幾綹髮絲垂落到額頭前面。他那張臉活像一張地圖，藍紅相間的血管像路線似地攤在蒼白如紙的皮膚上，整張臉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汗水，看起來油亮亮的。他耳後別著一根菸，右手拋接著一個金色Zippo打火機。
    他用拇指打開打火機，又啪地闔上。
    喀噠，喀噠。
    他的目光繞過法官與陪審團，確認自己的動作沒被察覺。一旦確定沒人盯著他看，這時候他在胸口劃了個十字。
    這傢伙是在提醒我。
    我看了一眼手錶，剛過三點鐘。如果我現在扣下扳機，提出那個極具殺傷力的問題，我的當事人會立刻變成百萬富翁，而我呢，很可能撐不過今晚九點半，就會成為一具死屍。陪葬的有我懷孕的當事人，傑克當然也在劫難逃。
    我的搭檔伸手摟抱瑪莉亞，對她低聲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她的手緊緊抓住原告席的深色木桌，指關節發白，指甲幾乎要陷入木紋裡。她又哭了起來。
    眼前我有兩條路可走。
    要嘛搞砸這次交叉詰問，輸掉官司，然後再也不用見到手持Zippo的那位先生。
    不然就是，遵守我的誓言，做我承諾瑪莉亞一定會做的事：問對問題，贏下這場官司。
    傑克傾身靠在椅背上，搖了搖頭，我們的當事人看不到他這個舉動。我們剛才被警告了──就對法官說，你沒有問題要問馬爾佐。
    沒有任何問題。
    八個月前，瑪莉亞來找我，因為她有問題必須得到答案。她要答案，她腹中的胎兒也需要。
    那個問題就像燙手山芋一樣，壓在我心頭上、揮之不去。
    我傾身向前，雙手撐在桌上。我的筆記本就在眼前。
    陪審團在等。法官也在等。
    Zippo打火機喀噠，喀噠作響。
    我又看了一眼手錶，三點零五分。
    我開了口，話語如洪水般滔滔不絕地湧出。
    我沒跟法官說我對證人沒有問題。
    我也沒有提出那個可以終結官司的問題。
    我反而做了出人意表的事，而最錯愕的人莫過於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