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屆金像獎攝影師訪問記
對電影新聞關心的讀者，一定知道上兩個星期有一齣荷里活的大製作在香港拍攝，那部電影的名字叫做「回家」（Coming Home）。
這齣電影的製作者，並非是荷里活等閒之輩，演員有珍．芳達、莊．威（《午夜牛郎》）、及布魯士．丹（《奇案》），導演是荷．阿殊比（《洗頭》）。但是，上面這堆名字還是次要的，製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位還是該片的攝影師克斯高．韋斯勒（Haskell Wexler），他今年剛剛憑《邁向光榮》一片而第二次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上次是憑《靈慾春宵》一片。
克斯高．韋斯勒以前最著名的作品有很多，舉例有︰ 《偷渡金山》、《靈慾春宵》、《月黑風高殺人夜》、《龍鳳鬥智》、《飛越瘋人院》等等，這些電影相信本刊的讀者都會看過。但是，作為上述這些電影的攝影師，也並不證明克斯高．韋斯勒在電影界如何重要。
克斯高．韋斯勒在電影界成為有地位的人物，完全是因為他在一九六九年自製、自編、自導、自攝了一部史無前例的電影《人海狂潮》（Medium Cool）。看過這部電影的讀者一定會明白這部電影對整個電影史的影響是怎麼樣的巨大，對於沒看的讀者，這裏也願意提供一點概念。克斯高．韋斯勒的攝製方法，是要觀眾對影片的內容投入，不光是坐在戲院裏看電影如此簡單。他應用拍攝電視新聞片的方法來製作，攝影機的鏡頭就是觀眾的眼睛，所以觀眾有如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該片其中著名的片段是包括了一九六八年芝加哥所發生的暴動。這齣電影肯定是電影史上一個里程碑。
克斯高．韋斯勒在要離開香港之前，跟我們作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他溫文和藹，說話速度徐而不疾。我們聽他說話，就有如小孩聽公公講故事。而我們所想知道的一些問題的答案，也間中從他的說話中得到。這篇文字不打算附上我們的問題，只紀錄韋斯勒的說話，希望讀者與他的關係可以較直接一點。作為攝影師的一般概括問題，我們摘錄四點︰
一、我時常推掉片約的。但如果我收到好劇本，自然會答應工作。讀完劇本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把它重寫——由頭到尾去把它重寫。很多編劇和導演並不很懂得電影的，所以我要把劇本重寫之後再交給他們看。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導演都可以接受我，爭吵是常有的，不過，這個我不管。
二、我極力要爭取要用十六米厘的攝影機來拍攝電影，因為我認為十六米厘的大小形式，最能表達感情。現在世界上很多著名電影如《面對面》（英瑪．褒曼）及現在我拍的《回家》都是用十六米厘的菲林。科技進步，十六米厘菲林放大變成三十五米厘的電影拷貝，不會有任何困雖。日本就可以做到這種完美的技術。
三、作為攝影師，一定要記住一條金句，那是大師黃宗霑說的︰「一個光源，一個影子。」拍攝時盡量少用燈，而且光線來源只可能有一個，影子也因此只准一個。
四、我的薪酬是每個星期四千五百美元，工作日及非工作日都包括在內。我付出了時間，製片或導演不拍戲我仍是照收薪金的。在荷里活的攝影師最低薪金是每週二千五百元，沒有比這個數目更低的了。更低的，那就不是荷里活的製作。
關於韋斯勒個人的問題，摘錄三點︰
一、我出生於富有的家庭，而且我父親又很喜歡玩攝影。我年青時，八米厘攝影機就剛好面世，所以攝影機對我來說，就有如我的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
二、開始時，我是拍攝紀錄片和工業敎育片，後來，我有了自信心，就希望去闖前一步拍劇情片。二十二年前，我跑去見黃宗霑，他正在拍他的第一部彩色電影《狂戀》（Picnic，該片由金露華主演），顯得非常緊張。我對他要求給我機會拍部分鏡頭，他叫我拍片中的一組直升機鏡頭，拍出來效果不錯，他當面稱讚我，我真的感動不已，到今日，我還覺得要感激黃宗霑。黃宗霑生得細小，又是中國人。在當日的荷里活片場，時常被工作人員戲弄，被人嘲笑，情況頗為惡劣。在《狂戀》一片中，我是擔任Second Unit Cameraman。
三、我很願意幫助年青人。哥普拉（《教父》導演）資助佐治．盧加斯拍片，先後有《五百年後》（THX 1138）、及American Graffiti。我亦很欣賞佐治．盧加斯這位年青人，是我推薦他入南加州大學讀電影的。他的第二部戲由我做攝影顧問，因為該片是低成本作品，不能給我薪金，只是給我一些股份。怎知道，這部電影公映之後，非常賣座，我竟然收了一百多萬美元花紅。你要我給香港青年人一些意見，我不知怎樣說，我希望他們不要放棄理想，奮鬥到底。
關於韋斯勒的政治思想及這方面的問題，有五點︰
一、我是左派分子，而且是資深的左派分子。我跟珍．芳達不一樣，她只是激烈分子，是患了左派幼稚病的。
二、我給人家寫信、或者人家給我寫信，都被人檢查過的。不過，這些我都不管了。荷里活製片家找我拍戲，大家自會心裏有數。
三、去年十一月中國大陸批准我入境訪問，只是參觀訪問而已，並非拍片，但因為我事忙，沒有成行。一九七四年我和珍．芳達到北越拍紀錄片就精采，那次經驗寶貴到不得了。芳達懂法文，可以跟一些北越人民自由交談，而我們拍攝時只需作象徵式的請示，拍完之後，菲林又不用檢查就可以離境。
四、我喜歡我的所有紀錄片，特別是政治性的。（按︰他拍過的近作有《巴西︰酷刑報告》——訪問總統阿倫第，《訪問美萊村》、及《敵人簡介》等。）
五、我下一部作品是紀錄片形式的《吹哨人》（Whistle Blower）。吹哨人是指球場上的球證，他看見哪一位球員犯規，就立即吹哨子示罰。我的吹哨人所吹罰的對象，是世界上每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見哪一位要人犯錯誤，就立即吹哨子。我拍電影，最後的目標是去改革社會，我要用有建設性的方法來改革社會。
在訪問快完之前，他說了一句話，非常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的電影並不屬於導演的。
「今日的荷里活，人才多到隨處都是。拍攝電影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哪一個崗位，都是技術完美的超級人才。而且荷里活的製作，花錢大得驚人，可以把電影拍到盡善盡美。一齣荷里活的電影，包含了太多人才、天才的心血及智慧，所以相反來說，導演的地位就低了。這個現象引起兩種後果，第一就是導演不用花心力（或者水準較差的導演）都可以拍出好電影來；二是因為導演地位低，作品並非個人化、缺乏個人風格，藝術水準因而降低。」
訪問韋斯勒到此結束，分手前，他翻閱第三十一期《大特寫》那篇〈七大攝影師〉一文，看見那些攝影師的圖片刊登在中文雜誌上，非常開心。這時，我們突然醒悟，為甚麼外國技術進步，原來是他們同行同業互相尊敬。他說︰「我明天給康諾．賀爾（《小人物與大逃犯》攝影師）看《大特寫》，他一定開心死了。」另外，韋斯勒又看見圖上那架「定架攝影機」，就對我們說︰「發明那架機的人是我教他的。幾年前，我拍《人海狂潮》時就用了。」
順帶一提︰金像獎電影《洛奇》的拳賽，是用定架攝影機拍攝的，各位讀者看該片時，千萬要留意該片的拳賽給你的感覺，怎樣與你以前看過的不同。
《大特寫》第三十四期，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對電影新聞關心的讀者，一定知道上兩個星期有一齣荷里活的大製作在香港拍攝，那部電影的名字叫做「回家」（Coming Home）。
這齣電影的製作者，並非是荷里活等閒之輩，演員有珍．芳達、莊．威（《午夜牛郎》）、及布魯士．丹（《奇案》），導演是荷．阿殊比（《洗頭》）。但是，上面這堆名字還是次要的，製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位還是該片的攝影師克斯高．韋斯勒（Haskell Wexler），他今年剛剛憑《邁向光榮》一片而第二次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上次是憑《靈慾春宵》一片。
克斯高．韋斯勒以前最著名的作品有很多，舉例有︰ 《偷渡金山》、《靈慾春宵》、《月黑風高殺人夜》、《龍鳳鬥智》、《飛越瘋人院》等等，這些電影相信本刊的讀者都會看過。但是，作為上述這些電影的攝影師，也並不證明克斯高．韋斯勒在電影界如何重要。
克斯高．韋斯勒在電影界成為有地位的人物，完全是因為他在一九六九年自製、自編、自導、自攝了一部史無前例的電影《人海狂潮》（Medium Cool）。看過這部電影的讀者一定會明白這部電影對整個電影史的影響是怎麼樣的巨大，對於沒看的讀者，這裏也願意提供一點概念。克斯高．韋斯勒的攝製方法，是要觀眾對影片的內容投入，不光是坐在戲院裏看電影如此簡單。他應用拍攝電視新聞片的方法來製作，攝影機的鏡頭就是觀眾的眼睛，所以觀眾有如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該片其中著名的片段是包括了一九六八年芝加哥所發生的暴動。這齣電影肯定是電影史上一個里程碑。
克斯高．韋斯勒在要離開香港之前，跟我們作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他溫文和藹，說話速度徐而不疾。我們聽他說話，就有如小孩聽公公講故事。而我們所想知道的一些問題的答案，也間中從他的說話中得到。這篇文字不打算附上我們的問題，只紀錄韋斯勒的說話，希望讀者與他的關係可以較直接一點。作為攝影師的一般概括問題，我們摘錄四點︰
一、我時常推掉片約的。但如果我收到好劇本，自然會答應工作。讀完劇本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把它重寫——由頭到尾去把它重寫。很多編劇和導演並不很懂得電影的，所以我要把劇本重寫之後再交給他們看。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導演都可以接受我，爭吵是常有的，不過，這個我不管。
二、我極力要爭取要用十六米厘的攝影機來拍攝電影，因為我認為十六米厘的大小形式，最能表達感情。現在世界上很多著名電影如《面對面》（英瑪．褒曼）及現在我拍的《回家》都是用十六米厘的菲林。科技進步，十六米厘菲林放大變成三十五米厘的電影拷貝，不會有任何困雖。日本就可以做到這種完美的技術。
三、作為攝影師，一定要記住一條金句，那是大師黃宗霑說的︰「一個光源，一個影子。」拍攝時盡量少用燈，而且光線來源只可能有一個，影子也因此只准一個。
四、我的薪酬是每個星期四千五百美元，工作日及非工作日都包括在內。我付出了時間，製片或導演不拍戲我仍是照收薪金的。在荷里活的攝影師最低薪金是每週二千五百元，沒有比這個數目更低的了。更低的，那就不是荷里活的製作。
關於韋斯勒個人的問題，摘錄三點︰
一、我出生於富有的家庭，而且我父親又很喜歡玩攝影。我年青時，八米厘攝影機就剛好面世，所以攝影機對我來說，就有如我的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
二、開始時，我是拍攝紀錄片和工業敎育片，後來，我有了自信心，就希望去闖前一步拍劇情片。二十二年前，我跑去見黃宗霑，他正在拍他的第一部彩色電影《狂戀》（Picnic，該片由金露華主演），顯得非常緊張。我對他要求給我機會拍部分鏡頭，他叫我拍片中的一組直升機鏡頭，拍出來效果不錯，他當面稱讚我，我真的感動不已，到今日，我還覺得要感激黃宗霑。黃宗霑生得細小，又是中國人。在當日的荷里活片場，時常被工作人員戲弄，被人嘲笑，情況頗為惡劣。在《狂戀》一片中，我是擔任Second Unit Cameraman。
三、我很願意幫助年青人。哥普拉（《教父》導演）資助佐治．盧加斯拍片，先後有《五百年後》（THX 1138）、及American Graffiti。我亦很欣賞佐治．盧加斯這位年青人，是我推薦他入南加州大學讀電影的。他的第二部戲由我做攝影顧問，因為該片是低成本作品，不能給我薪金，只是給我一些股份。怎知道，這部電影公映之後，非常賣座，我竟然收了一百多萬美元花紅。你要我給香港青年人一些意見，我不知怎樣說，我希望他們不要放棄理想，奮鬥到底。
關於韋斯勒的政治思想及這方面的問題，有五點︰
一、我是左派分子，而且是資深的左派分子。我跟珍．芳達不一樣，她只是激烈分子，是患了左派幼稚病的。
二、我給人家寫信、或者人家給我寫信，都被人檢查過的。不過，這些我都不管了。荷里活製片家找我拍戲，大家自會心裏有數。
三、去年十一月中國大陸批准我入境訪問，只是參觀訪問而已，並非拍片，但因為我事忙，沒有成行。一九七四年我和珍．芳達到北越拍紀錄片就精采，那次經驗寶貴到不得了。芳達懂法文，可以跟一些北越人民自由交談，而我們拍攝時只需作象徵式的請示，拍完之後，菲林又不用檢查就可以離境。
四、我喜歡我的所有紀錄片，特別是政治性的。（按︰他拍過的近作有《巴西︰酷刑報告》——訪問總統阿倫第，《訪問美萊村》、及《敵人簡介》等。）
五、我下一部作品是紀錄片形式的《吹哨人》（Whistle Blower）。吹哨人是指球場上的球證，他看見哪一位球員犯規，就立即吹哨子示罰。我的吹哨人所吹罰的對象，是世界上每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見哪一位要人犯錯誤，就立即吹哨子。我拍電影，最後的目標是去改革社會，我要用有建設性的方法來改革社會。
在訪問快完之前，他說了一句話，非常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的電影並不屬於導演的。
「今日的荷里活，人才多到隨處都是。拍攝電影的工作人員，無論是哪一個崗位，都是技術完美的超級人才。而且荷里活的製作，花錢大得驚人，可以把電影拍到盡善盡美。一齣荷里活的電影，包含了太多人才、天才的心血及智慧，所以相反來說，導演的地位就低了。這個現象引起兩種後果，第一就是導演不用花心力（或者水準較差的導演）都可以拍出好電影來；二是因為導演地位低，作品並非個人化、缺乏個人風格，藝術水準因而降低。」
訪問韋斯勒到此結束，分手前，他翻閱第三十一期《大特寫》那篇〈七大攝影師〉一文，看見那些攝影師的圖片刊登在中文雜誌上，非常開心。這時，我們突然醒悟，為甚麼外國技術進步，原來是他們同行同業互相尊敬。他說︰「我明天給康諾．賀爾（《小人物與大逃犯》攝影師）看《大特寫》，他一定開心死了。」另外，韋斯勒又看見圖上那架「定架攝影機」，就對我們說︰「發明那架機的人是我教他的。幾年前，我拍《人海狂潮》時就用了。」
順帶一提︰金像獎電影《洛奇》的拳賽，是用定架攝影機拍攝的，各位讀者看該片時，千萬要留意該片的拳賽給你的感覺，怎樣與你以前看過的不同。
《大特寫》第三十四期，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