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對訪談的恐懼與厭惡
我最害怕有一類採訪者，他們讀過出版社行銷替你書寫的報品宣傳，讀過一些好讀易懂的摘文，然後在你面前用誠摯的聲音唸出某一段，之後說：「您能不能再多說明這段話的意思？」
這樣的採訪者跟某些出書的名人可以相談甚歡。書是不是真的由那位名人寫的並不重要，因為採訪者也沒真的讀過。反正從頭到尾，要的只是一個宣傳話題。
「再多說明這段話的意思」可能也適用於嚴肅著作的作者，他們或許希望能多加解釋書中包含的某個資訊，或某個迫切希望能正確傳達的訊息。
但如果作者煞費苦心，傾盡全力才把某些複雜的東西化為文字，問這樣的問題就不好了。作者當然樂意聽到自己的句子被誦讀出來，但這個問題的言下之意是暗示這段話需要換個說法、還可以說得更好，作者聽了就不舒坦了。難道我們能問詩人：「濟慈先生，您對夜鶯的描寫很有意思，能不能再多說明？」
幸好，我遇到的人與這種見識不足的採訪者正好相反。與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兩次對談，為我立下了「好採訪」的永久標準。好的訪談，你會希望一直持續下去。它是兩個思考過自己在說什麼的人之間的對話，而在對話當下，彼此也在思考對方所說的話，於是也都可能再說出新發現的想法。他們可能意見不同，但因為有來有往，雙方並不會各執己見、相互對峙，意見分歧反而能使對話更熱烈、更真誠。
到了現在，我在一兩次問答之內，就知道這場對談會通往挫折， 還是能收穫滿滿。如果惡兆明顯，繼續談話對我們雙方來說都是苦差事。我心裡會想：「這是要我怎麼回答？」採訪者則會想：「天啊， 又來了，沉默十秒之後她只會回答一個『嗯』。」
好的訪談就像一場精采的羽毛球賽：你當下就知道彼此能讓球在空中來往不會落地；接下來要做的，就只是看球來回飛翔。
我和大衛初次見面，是在 KBOO 電臺一間可可愛愛、風格奇特之至的錄音室。我們起先有一點僵硬又害羞，但很快就熱絡起來，我知道我們的羽毛球飛上空中了。
我身為小說家，聊小說不成問題，而且聊起來毫無顧忌；但一聊到詩，我就羞赧得像個外行人。要談論詩，通常會找上其他詩人，而這些「其他詩人」總是要求嚴苛、固執己見、常常表露敵意的一群人，可能也有很強的排他心。好幾次在寫作工作坊的成果之夜，我與散文作者同席，大家聽詩人朗誦時都聚精會神，但輪到散文作者誦讀作品時，詩人卻全都起身離席了。此外還有一種地域限定的詩詞語言，但那不是我的語言。總而言之，接受大衛採訪，談論詩的創作讓我很緊張，但沒有緊張太久。引人入勝的有趣對話一下子就治癒了我的緊張。
談論我的非小說創作，帶給我的又是另一種驚駭。我怕採訪者想討論叔本華、維根斯坦或阿多諾對我的作品有什麼影響，這些人的作品我都沒有讀過。我也怕採訪者問我對酷兒理論的看法，問我弦論也很傷腦筋；又或者採訪者會不會要我向聽眾說明道家思想，或（最可能的是）問我怎麼看「人類的未來」。我知道自己極為無知，但這不代表我樂於展現無知。我很感謝採訪者能尊重我的學識和智識有限，不強迫我扮演阿波羅神殿的祭司。
而我很幸運，不時遇到的採訪者都明白，我真正喜歡的，是閒聊工作。
大衛也喜歡閒聊工作。所以我們就這麼聊起來了。
我想感謝 KBOO 電臺允許我們絮絮叨叨。感謝電臺五十年來一直是俄勒岡州最一貫可靠的聲音，也感謝他們對藝術和思想的自由與慷慨。值此之際，美國忙著用怨懟、謊言和盲目的暴力將自身撕裂成彼此對立的派系；唯有在這樣絮叨的對話裡──如果你願意傾聽──還能聽見依然能將我們凝聚在一起的某種力量。
──娥蘇拉．勒瑰恩，2017 年 10 月 6 日
我最害怕有一類採訪者，他們讀過出版社行銷替你書寫的報品宣傳，讀過一些好讀易懂的摘文，然後在你面前用誠摯的聲音唸出某一段，之後說：「您能不能再多說明這段話的意思？」
這樣的採訪者跟某些出書的名人可以相談甚歡。書是不是真的由那位名人寫的並不重要，因為採訪者也沒真的讀過。反正從頭到尾，要的只是一個宣傳話題。
「再多說明這段話的意思」可能也適用於嚴肅著作的作者，他們或許希望能多加解釋書中包含的某個資訊，或某個迫切希望能正確傳達的訊息。
但如果作者煞費苦心，傾盡全力才把某些複雜的東西化為文字，問這樣的問題就不好了。作者當然樂意聽到自己的句子被誦讀出來，但這個問題的言下之意是暗示這段話需要換個說法、還可以說得更好，作者聽了就不舒坦了。難道我們能問詩人：「濟慈先生，您對夜鶯的描寫很有意思，能不能再多說明？」
幸好，我遇到的人與這種見識不足的採訪者正好相反。與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兩次對談，為我立下了「好採訪」的永久標準。好的訪談，你會希望一直持續下去。它是兩個思考過自己在說什麼的人之間的對話，而在對話當下，彼此也在思考對方所說的話，於是也都可能再說出新發現的想法。他們可能意見不同，但因為有來有往，雙方並不會各執己見、相互對峙，意見分歧反而能使對話更熱烈、更真誠。
到了現在，我在一兩次問答之內，就知道這場對談會通往挫折， 還是能收穫滿滿。如果惡兆明顯，繼續談話對我們雙方來說都是苦差事。我心裡會想：「這是要我怎麼回答？」採訪者則會想：「天啊， 又來了，沉默十秒之後她只會回答一個『嗯』。」
好的訪談就像一場精采的羽毛球賽：你當下就知道彼此能讓球在空中來往不會落地；接下來要做的，就只是看球來回飛翔。
我和大衛初次見面，是在 KBOO 電臺一間可可愛愛、風格奇特之至的錄音室。我們起先有一點僵硬又害羞，但很快就熱絡起來，我知道我們的羽毛球飛上空中了。
我身為小說家，聊小說不成問題，而且聊起來毫無顧忌；但一聊到詩，我就羞赧得像個外行人。要談論詩，通常會找上其他詩人，而這些「其他詩人」總是要求嚴苛、固執己見、常常表露敵意的一群人，可能也有很強的排他心。好幾次在寫作工作坊的成果之夜，我與散文作者同席，大家聽詩人朗誦時都聚精會神，但輪到散文作者誦讀作品時，詩人卻全都起身離席了。此外還有一種地域限定的詩詞語言，但那不是我的語言。總而言之，接受大衛採訪，談論詩的創作讓我很緊張，但沒有緊張太久。引人入勝的有趣對話一下子就治癒了我的緊張。
談論我的非小說創作，帶給我的又是另一種驚駭。我怕採訪者想討論叔本華、維根斯坦或阿多諾對我的作品有什麼影響，這些人的作品我都沒有讀過。我也怕採訪者問我對酷兒理論的看法，問我弦論也很傷腦筋；又或者採訪者會不會要我向聽眾說明道家思想，或（最可能的是）問我怎麼看「人類的未來」。我知道自己極為無知，但這不代表我樂於展現無知。我很感謝採訪者能尊重我的學識和智識有限，不強迫我扮演阿波羅神殿的祭司。
而我很幸運，不時遇到的採訪者都明白，我真正喜歡的，是閒聊工作。
大衛也喜歡閒聊工作。所以我們就這麼聊起來了。
我想感謝 KBOO 電臺允許我們絮絮叨叨。感謝電臺五十年來一直是俄勒岡州最一貫可靠的聲音，也感謝他們對藝術和思想的自由與慷慨。值此之際，美國忙著用怨懟、謊言和盲目的暴力將自身撕裂成彼此對立的派系；唯有在這樣絮叨的對話裡──如果你願意傾聽──還能聽見依然能將我們凝聚在一起的某種力量。
──娥蘇拉．勒瑰恩，2017 年 10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