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雅各對儒學經典翻譯】（節選）
在理雅各的翻譯作品問世之前，西方學者的譯作品質參差不齊，與理雅各後期的譯文形成鮮明對比，更能彰顯出理雅各對中國古代典籍傳播的貢獻。1841年至1897年的五十多年裡，理雅各翻譯了大量作品，並重譯和再版了部分重要典籍。儒家經典西傳始於明神宗萬曆十三年（1585年），傳教士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開啟了這一文化傳播的序幕。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文化交流傳播者的傳教士具有雙重作用：將西方科學和思想傳入中國的同時也將中國經典、政治、倫理等中國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方世界。而理雅各完整地將「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翻譯成英語，使他在中西文化教育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元代以來的中國學校都以儒學教育為基本核心，而四書五經是儒學教育的基本教材，是科舉考試的依據。封建社會用儒學教育這一文教政策統一思想。本文把四書置於五經之前，因為從元代開始，四書的地位超過了五經。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理雅各研究十三經中的「四書五經」，是因為他可以通過「四書五經」更深入地瞭解儒學觀、耶儒觀裡真正的中國文化內涵和背景。本文重點研究理雅各對四書五經的翻譯，希望得出理雅各對儒家教育最核心概念的理解和看法。
本章除了「四書五經」的儒家經典翻譯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節理雅各的翻譯觀發生了轉變。由於他研究比較宗教學時受到不同宗教思想的薰陶和衝擊，他對各個宗教的包容性變強了，對儒家思想也更加寬容。
第一節 對「四書」的翻譯
從隋唐開始，統治者就把科舉考試當作挑選人才的方式。到了宋朝，統治者高舉尊孔崇儒大旗以維護統治，「四書」從此被納入了科舉選士的官方指定書籍。「四書」包含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大學》、《中庸》因為內容與篇幅比較少，坊間常把這兩本書合為一本。傅佩榮為儒家畫出了一個很清楚的藍圖：「儒家思想發軔於孔子，完成於孟子，應用於《大學》，結晶於《中庸》。」1581年，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用拉丁文節譯的《大學》與《孟子》，時至今日，西人所翻譯的「四書」譯本約達一百八十種，儒經譯本大約三百零四種，僅在19世紀西人所譯「四書」、「五經」的數量就多達一百零三種，而19世紀的這場強勢的翻譯活動中，理雅各的影響尤其大。
一、《論語》（Confucian Analects）
西方人有《聖經》而中國人有《論語》，這兩本巨作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歷史洗禮而留下來的豐富遺產。《論語》是「四書」之首，也是孔子的思想精髓。宋朝宰相趙普曾經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眾所皆知，孔子是被西方研究和評論最多的中國思想家，理雅各把孔子當作「中國古典傳統的模範聖人」，認為在《中國經典》的開篇來講述孔子的故事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福音書裡開篇就是耶穌的故事一樣。《論語》的英譯開始於1809年，至今超過二百年的時間裡共產生了二十九個全譯本。理雅各的《論語》譯本被收錄在《中國經典》卷一當中，在國內外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即使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人，要理解「四書五經」也並不簡單，更何況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理雅各為了讓西方人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典籍，做了大量的注釋和文化背景介紹。理雅各的《論語》英譯本包含了大量的註腳，其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論語》文中涉及到的相關政治、歷史、習俗等背景，理雅各也都做了補充介紹。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礎上，理雅各也沒有放棄西方的文化概念。他也會在註腳中發表與《論語》中一些言論相左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理雅各首先採用「Analects」為《論語》英譯本命名。自此之後，英語單詞「Analects」成為了《論語》的英語代名詞。根據理雅各《中國經典》第一卷《論語》的部分，理雅各在開始的註腳就提到他認為選用英語單詞「Analects」這個字來表述「論語」是再適合不過的。「Analects」一詞，來自拉丁文analecta與希臘文analekta，這個詞是由ana和lect組成，前者意為「收集」（To gather up, collect），後者意為「說」（To speak），同源於詞根「*leg-」。事實上，理雅各的理解十分精準。《論語》的確是孔子與弟子對話的紀錄。通過閱讀《論語》，讀者們可以瞭解到孔子的中心思想。在理雅各之前，大部分的譯者對《論語》這本書名的翻譯都不夠精準，例如：哲學家孔子、孔子的道德教育等，而理雅各選用了「Analects」這個詞是恰如其分的。與辜鴻銘用「discourses and sayings」來代表孔子的言論相比，理雅各在用字遣詞方面，更為精準、符合學術規範。但是，理雅各的用字遣詞也並非完美──因為他在文字上過於精雕細琢，所築起的學術高牆，使得一般讀者常常無法窺其堂奧。
在《論語》的開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讀者便可以看出理雅各對原文的高度重視。理雅各採用了直譯的方式翻譯成：「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相較之下，辜鴻銘的翻譯較為隨性，也較為容易被讀者理解，如：「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由此可看出，理雅各用疑問句式，辜鴻銘用肯定句式。所以，辜鴻銘選擇使用西方的表達方式來傳達中文的思想，理雅各更希望直接翻譯字面的意思。究其原因，本文認為是辜鴻銘無須像理雅各一樣，跨越複雜的中文語言體系去理解孔子話中的含義與其蘊藏的思想。通過比較理雅各與辜鴻銘的翻譯，也可以看出辜鴻銘批判理雅各作品的原因。因其字斟句酌，引經據典，導致他翻譯的儒家經典充滿文學氣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讀者的理解難度；反觀辜鴻銘的文字深入淺出，更具易讀性，因此其譯文更便於儒家思想的傳播。另外，對比兩人對《論語》的翻譯，大部分的讀者都可以感受到理雅各的翻譯風格偏為冷靜、含蓄、婉轉，辜鴻銘則是活潑、直白、鮮明。針對這一點，在兩人對「巧言令色鮮矣仁」的翻譯上就可以看出端倪。理雅各寫道：「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反之，辜鴻銘譯為：「Confucius remarked,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直抒胸臆，切中要點。
二、《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
「四書」之一的《孟子》是儒家學派的重要典籍，由「亞聖」孟子及其弟子記錄整理而成，記載了孟子的言行、治國思想以及他的政治策略。理雅各的《孟子》譯本收錄於《中國經典》第二卷。至今牛津大學與倫敦大學仍把《孟子》中的部分篇章列為教授科目。理雅各的《孟子》翻譯被視為最標準的一本，之後的許多漢學研究者也把它視為標準的英譯本。
理雅各很推崇孟子，從他尋找18世紀英國神學家巴特勒（Joseph Bulter, 1692-1752）主教的人性理論來呼應孟子的性善論之舉就可以看出。為了避免儒教與基督教的教義相互矛盾，理雅各用巴特勒的「人性是善良的」觀點來支撐他對孟子的性善論。當理雅各讚賞孟子時其實內心充滿了矛盾。他認為孟子與西方偉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芝諾等）一樣重要，但又批評孟子鮮少談及上帝與過於推崇堯舜和孔子等人。
與《論語》的譯本一樣，《孟子》也受到一些批評，如他的翻譯過於呆板甚至偏離主題。對此，本文歸納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理雅各的嚴謹治學態度導致他過分追求貼近原文的文化內涵，卻使篇幅超越了原文。第二，身為漢學家的道森（Raymond Dawson）抨擊理雅各因為過度參考朱熹的注釋，導致接受了過時的思想，並未參考同期其他學者的觀點。第三，也是最爭議的一點：許多學者質疑他傳教士的身份與他傳播基督教福音使命，使他無法客觀地翻譯儒家經典。但在查閱了理雅各不同時期的《孟子》譯本裡〈告子章句下〉「人皆可為堯舜」的翻譯後，並未發現他有翻譯不妥之處或在註腳上有批評之意。
其實，理雅各心裡明白中國人的「神」並不等同於他信仰的基督教的神，由他翻譯的《孟子》就可見一斑。在卷七（下）的第二十五章中：「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杜維明指出：「『神』是『聖』更進一步的昇華。」在翻譯時，漢字的「神」在英語中經常被翻譯成「精神」（spiritual）。這一點理雅各在《孟子》翻譯中的確用「A spirit-man」來翻譯「神」。但他同時在註腳中註明：我們可以將《孟子》的這句「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When the sage is beyond our knowledge, he is what is called a spirit-man）與《中庸》的這句「至誠如神」（The individual possessed of the most complete sincerity is like a spirit）做對比，在《四書合講》中有些譯文不贊成將「神」這個字翻譯成英文的「Divine」，原因是中國的作者會降低或減少神的特權。研究此處時，原以為理雅各在抨擊中國人沒有基督教信仰，但回頭查證理雅各在《中庸》第二十五章對「至誠如神」的批註後，研究者發現理雅各也承認他自己無法翻譯這個章節，因為他無法瞭解真正的內容。可見正如英國漢學家與翻譯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對理雅各的稱讚般，他是個誠實的翻譯者。
在理雅各的翻譯作品問世之前，西方學者的譯作品質參差不齊，與理雅各後期的譯文形成鮮明對比，更能彰顯出理雅各對中國古代典籍傳播的貢獻。1841年至1897年的五十多年裡，理雅各翻譯了大量作品，並重譯和再版了部分重要典籍。儒家經典西傳始於明神宗萬曆十三年（1585年），傳教士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開啟了這一文化傳播的序幕。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文化交流傳播者的傳教士具有雙重作用：將西方科學和思想傳入中國的同時也將中國經典、政治、倫理等中國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方世界。而理雅各完整地將「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翻譯成英語，使他在中西文化教育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元代以來的中國學校都以儒學教育為基本核心，而四書五經是儒學教育的基本教材，是科舉考試的依據。封建社會用儒學教育這一文教政策統一思想。本文把四書置於五經之前，因為從元代開始，四書的地位超過了五經。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理雅各研究十三經中的「四書五經」，是因為他可以通過「四書五經」更深入地瞭解儒學觀、耶儒觀裡真正的中國文化內涵和背景。本文重點研究理雅各對四書五經的翻譯，希望得出理雅各對儒家教育最核心概念的理解和看法。
本章除了「四書五經」的儒家經典翻譯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節理雅各的翻譯觀發生了轉變。由於他研究比較宗教學時受到不同宗教思想的薰陶和衝擊，他對各個宗教的包容性變強了，對儒家思想也更加寬容。
第一節 對「四書」的翻譯
從隋唐開始，統治者就把科舉考試當作挑選人才的方式。到了宋朝，統治者高舉尊孔崇儒大旗以維護統治，「四書」從此被納入了科舉選士的官方指定書籍。「四書」包含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大學》、《中庸》因為內容與篇幅比較少，坊間常把這兩本書合為一本。傅佩榮為儒家畫出了一個很清楚的藍圖：「儒家思想發軔於孔子，完成於孟子，應用於《大學》，結晶於《中庸》。」1581年，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用拉丁文節譯的《大學》與《孟子》，時至今日，西人所翻譯的「四書」譯本約達一百八十種，儒經譯本大約三百零四種，僅在19世紀西人所譯「四書」、「五經」的數量就多達一百零三種，而19世紀的這場強勢的翻譯活動中，理雅各的影響尤其大。
一、《論語》（Confucian Analects）
西方人有《聖經》而中國人有《論語》，這兩本巨作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歷史洗禮而留下來的豐富遺產。《論語》是「四書」之首，也是孔子的思想精髓。宋朝宰相趙普曾經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眾所皆知，孔子是被西方研究和評論最多的中國思想家，理雅各把孔子當作「中國古典傳統的模範聖人」，認為在《中國經典》的開篇來講述孔子的故事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福音書裡開篇就是耶穌的故事一樣。《論語》的英譯開始於1809年，至今超過二百年的時間裡共產生了二十九個全譯本。理雅各的《論語》譯本被收錄在《中國經典》卷一當中，在國內外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即使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人，要理解「四書五經」也並不簡單，更何況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理雅各為了讓西方人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典籍，做了大量的注釋和文化背景介紹。理雅各的《論語》英譯本包含了大量的註腳，其篇幅甚至超過了正文。《論語》文中涉及到的相關政治、歷史、習俗等背景，理雅各也都做了補充介紹。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礎上，理雅各也沒有放棄西方的文化概念。他也會在註腳中發表與《論語》中一些言論相左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理雅各首先採用「Analects」為《論語》英譯本命名。自此之後，英語單詞「Analects」成為了《論語》的英語代名詞。根據理雅各《中國經典》第一卷《論語》的部分，理雅各在開始的註腳就提到他認為選用英語單詞「Analects」這個字來表述「論語」是再適合不過的。「Analects」一詞，來自拉丁文analecta與希臘文analekta，這個詞是由ana和lect組成，前者意為「收集」（To gather up, collect），後者意為「說」（To speak），同源於詞根「*leg-」。事實上，理雅各的理解十分精準。《論語》的確是孔子與弟子對話的紀錄。通過閱讀《論語》，讀者們可以瞭解到孔子的中心思想。在理雅各之前，大部分的譯者對《論語》這本書名的翻譯都不夠精準，例如：哲學家孔子、孔子的道德教育等，而理雅各選用了「Analects」這個詞是恰如其分的。與辜鴻銘用「discourses and sayings」來代表孔子的言論相比，理雅各在用字遣詞方面，更為精準、符合學術規範。但是，理雅各的用字遣詞也並非完美──因為他在文字上過於精雕細琢，所築起的學術高牆，使得一般讀者常常無法窺其堂奧。
在《論語》的開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讀者便可以看出理雅各對原文的高度重視。理雅各採用了直譯的方式翻譯成：「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相較之下，辜鴻銘的翻譯較為隨性，也較為容易被讀者理解，如：「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由此可看出，理雅各用疑問句式，辜鴻銘用肯定句式。所以，辜鴻銘選擇使用西方的表達方式來傳達中文的思想，理雅各更希望直接翻譯字面的意思。究其原因，本文認為是辜鴻銘無須像理雅各一樣，跨越複雜的中文語言體系去理解孔子話中的含義與其蘊藏的思想。通過比較理雅各與辜鴻銘的翻譯，也可以看出辜鴻銘批判理雅各作品的原因。因其字斟句酌，引經據典，導致他翻譯的儒家經典充滿文學氣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讀者的理解難度；反觀辜鴻銘的文字深入淺出，更具易讀性，因此其譯文更便於儒家思想的傳播。另外，對比兩人對《論語》的翻譯，大部分的讀者都可以感受到理雅各的翻譯風格偏為冷靜、含蓄、婉轉，辜鴻銘則是活潑、直白、鮮明。針對這一點，在兩人對「巧言令色鮮矣仁」的翻譯上就可以看出端倪。理雅各寫道：「The Master said, 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反之，辜鴻銘譯為：「Confucius remarked,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直抒胸臆，切中要點。
二、《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
「四書」之一的《孟子》是儒家學派的重要典籍，由「亞聖」孟子及其弟子記錄整理而成，記載了孟子的言行、治國思想以及他的政治策略。理雅各的《孟子》譯本收錄於《中國經典》第二卷。至今牛津大學與倫敦大學仍把《孟子》中的部分篇章列為教授科目。理雅各的《孟子》翻譯被視為最標準的一本，之後的許多漢學研究者也把它視為標準的英譯本。
理雅各很推崇孟子，從他尋找18世紀英國神學家巴特勒（Joseph Bulter, 1692-1752）主教的人性理論來呼應孟子的性善論之舉就可以看出。為了避免儒教與基督教的教義相互矛盾，理雅各用巴特勒的「人性是善良的」觀點來支撐他對孟子的性善論。當理雅各讚賞孟子時其實內心充滿了矛盾。他認為孟子與西方偉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芝諾等）一樣重要，但又批評孟子鮮少談及上帝與過於推崇堯舜和孔子等人。
與《論語》的譯本一樣，《孟子》也受到一些批評，如他的翻譯過於呆板甚至偏離主題。對此，本文歸納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理雅各的嚴謹治學態度導致他過分追求貼近原文的文化內涵，卻使篇幅超越了原文。第二，身為漢學家的道森（Raymond Dawson）抨擊理雅各因為過度參考朱熹的注釋，導致接受了過時的思想，並未參考同期其他學者的觀點。第三，也是最爭議的一點：許多學者質疑他傳教士的身份與他傳播基督教福音使命，使他無法客觀地翻譯儒家經典。但在查閱了理雅各不同時期的《孟子》譯本裡〈告子章句下〉「人皆可為堯舜」的翻譯後，並未發現他有翻譯不妥之處或在註腳上有批評之意。
其實，理雅各心裡明白中國人的「神」並不等同於他信仰的基督教的神，由他翻譯的《孟子》就可見一斑。在卷七（下）的第二十五章中：「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杜維明指出：「『神』是『聖』更進一步的昇華。」在翻譯時，漢字的「神」在英語中經常被翻譯成「精神」（spiritual）。這一點理雅各在《孟子》翻譯中的確用「A spirit-man」來翻譯「神」。但他同時在註腳中註明：我們可以將《孟子》的這句「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When the sage is beyond our knowledge, he is what is called a spirit-man）與《中庸》的這句「至誠如神」（The individual possessed of the most complete sincerity is like a spirit）做對比，在《四書合講》中有些譯文不贊成將「神」這個字翻譯成英文的「Divine」，原因是中國的作者會降低或減少神的特權。研究此處時，原以為理雅各在抨擊中國人沒有基督教信仰，但回頭查證理雅各在《中庸》第二十五章對「至誠如神」的批註後，研究者發現理雅各也承認他自己無法翻譯這個章節，因為他無法瞭解真正的內容。可見正如英國漢學家與翻譯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對理雅各的稱讚般，他是個誠實的翻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