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條英機聽到士兵來抓他的聲音。那天是1945年9月11日，就在他位於東京近郊的小屋。他沒有試圖躲藏。修剪得一絲不苟的小鬍子與光頭、圓框玳瑁眼鏡與職業將領的自信舉止，士兵眼前的這號人物，無疑就是大日本帝國在二戰大部分時期的內閣總理大臣。他被醜化的漫畫形象長期是美國推銷戰爭債券的重點宣傳，那歪斜的眼睛、尖銳的牙齒及尖長的指甲，經常和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及法西斯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擺在一起。
那時距離兩顆原子彈爆炸僅一個多月，距離日本投降還不到一個月。不確定性還籠罩著戰勝及剛占領日本的同盟國軍隊。他們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圍捕有嫌疑的日本戰犯。
東條英機非常清楚美軍可以在哪裡找到他。就在前一天，美國一名通訊社記者毫不費力地找出他人就在家裡。當這位下令攻擊珍珠港的內閣總理大臣被問到誰該為發動戰爭負責時，東條英機顯得毫無悔意。他平靜地回答：「你們贏了，要誰負責都可以。但五百年或一千年後的歷史學家，自會有不同評價。」
一小隊緊張的美國士兵抵達這間小屋。東條起先拒絕與他們對話。後來他推開窗戶，穿著一件開領式休閒白襯衫，要求看他們的證件。在緊張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幾分鐘時間內，這群士兵被東條的僕人拖住，直到他們耐心耗盡。領隊的美國少校厲聲道：「告訴那個黃種混蛋，我們已經等夠久了。」
突然，美國人隱約聽到屋裡傳來一聲槍響。
大吃一驚的士兵趕緊把門踢開。他們衝進屋子裡，發現東條直挺挺地站著，身軀開始搖晃，右手還握著一把冒著煙的柯特點32手槍。東條左手摀著胸口，白色襯衫上淌著紅色鮮血。他很有效率地選擇用槍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且是一把美國製手槍，不是用他房間裡的三把武士刀。他舉起那把手槍，歪斜地試圖瞄準帶頭闖入的美國少校。少校大吼一聲：「不要開槍！」東條的槍便「噹啷」一聲掉到地上。他膝蓋一軟，癱倒在一張安樂椅上，雙眼下垂，呼吸困難，開始流汗與咳嗽，發出痛苦的呻吟。
東條是製造死亡的專家，但他自己的死卻搞砸了。子彈只擦過心臟，再從左肩胛骨射出。幾名美國士兵（其中一名是來自紐約布朗克斯的日裔美國人）慌亂地把他從小屋中抬到車上，急忙送他到位於東京市中心以南橫濱的一家美軍醫院。
眾人得開車穿過一片破碎的焦土。六個月前，東京有多達十萬人在一夜之間「被燒焦、煮熟、烘烤至死」（引述一名指揮大規模燃燒彈轟炸的美國將軍說法）。這座城市的河流已經煮沸，液化的玻璃像雨點般落下。空氣中瀰漫著肉燒焦的惡臭，濃到連數千英尺高空中的美國B-29轟炸機飛行員都感到作嘔。
留下來的是一座巨大的灰燼之城。日本這座占地遼闊的首都大部分是木造房屋，而那些屋舍現在已化為灰燼。東京的人們只能用大火燒剩的金屬或石頭碎片，拼湊出一間間簡陋的小屋。無家可歸者住在這些小屋裡，藉由偶爾種一些花，或者在臨時窗戶掛上窗簾來打破這種陰暗。就算是堅固如工廠的建築，也都被大火燒毀，徒留一堆亂七八糟的鋼樑。廢棄街道散落著大量瓦礫堆。東京變得既黑暗又髒亂，什麼都塌了，還散發著惡臭。各種基礎設施都遭轟炸系統性破壞，因此電力、暖氣、食物及水源全面短缺。居民陷入絕望，有的還被燒傷，他們身上傷痕累累，可能失去親人，無法盥洗且衣衫襤褸，外加營養不良。
東條在生死之間徘徊。橫濱醫院的美國陸軍外科醫生對東條胸前的嚴重傷口不為所動：他已經見過上百個這種傷口了。這位前內閣總理大臣躺在一張簡陋病床上，襯衫和褲子都沾滿自己的鮮血，痛得臉部扭曲，邊呼吸邊呻吟著。日本和美國醫生為他縫合傷口及輸入血漿，美國大兵則在一旁冷漠看著他受苦，其中一名士兵聳聳肩，說東條大概可以為此贏得一枚紫心勳章。東條被搶救回來了，恢復到還可以哀嘆死亡需要這樣長的時間。他說本想一槍了結自己生命，而不是冒險選擇耗時的切腹儀式。他對翻譯低聲說，自己是故意不朝頭部開槍，好讓人們能夠辨認出他是誰，並且知道他已經死去。
無論是戰敗的事實、國家的毀滅，還是他胸口的新彈孔，都不足以讓東條動搖自己對這場戰爭的信念。「大東亞戰爭是一場正當且正確的戰爭。」以為自己即將死去的東條如此宣稱，希望能以此作為臨終遺言。他認為日本發動這場戰爭，是為了將亞洲鄰國從歐洲殖民帝國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他向日本民族和「所有大亞洲強權的種族」表達了遺憾，但並沒有為他的內閣向同盟國發動戰爭表達懊悔。東京滿目瘡痍，而東條並不打算向投下炸彈的人表示歉意。
東條說：「我不希望在征服者的法庭上接受審判。我等待歷史給我公正的評判。」
這本書就是要講那個征服者的法庭和歷史的評判。在東條英機自殺未果之後的兩年半裡，他與其他二十七名戰時日本最高領導者皆被同盟國當作戰犯起訴。這就是紐倫堡大審判的亞洲版，東京大審判。前者更為著名，但後者卻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