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標】導論（節錄）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國北方港口城市天津，該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律師李和平有罪，並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兩年前，針對中國維權律師那場惡名昭彰的「七〇九大抓捕」（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當局下令逮捕和拘留三百多名律師，李和平就是其中之一。據他的妻子表示，兩年多的候審拘留期間，李和平受到電擊折磨，並遭強迫服用一種藥物，造成他「肌肉疼痛、昏睡和視線模糊」。整整一個月戴著腳鐐，讓他一度無法站立。
同一天，在天津的姊妹城市澳洲墨爾本，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登臺嘲弄那些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人士，還在對中國的維權律師「糾結不已」。基廷在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的演講中表示，有些人關切中國濫用法律程序，但那只不過是 「過去三十年來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成績單上一個小小污點。就這麼簡單。」基廷還說，澳洲那些批評中國政府的人「老是在糾結什麼被拘留者請不到辯護律師這種事」。
基廷是澳洲工黨的重量級人物，言談不拘禮法，帶著澳洲式的草根幽默（larrikin idiom），站上講台便能鎮住全場；他面對一群對他崇拜有加的聽眾，發表演說。持平地說，他們可能並不清楚姐妹市天津正在進行的審判。但即使知道，也很難說他們的反應會不會不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億人民脫貧」已是老生常談，中共也因此獲得世人的高度寬容。或許在這些人的眼裡，犧牲一名敢言的律師，也不過是為了大局所付出的合理代價。
事實上，最近有數百名維權律師因被控顛覆罪而遭到圍捕、監禁和酷刑，李和平只是其中之一。這場對法律界的整肅，絕非如基廷那番冷嘲熱諷所暗示的，僅僅是在修理坐領高薪的律師而已，而是向中國內部和世界發出訊號：長達三十年的法治試驗已經終結。黨內元老、前國家領導人習仲勳之子習近平的接掌大權，宣告了那個時代的落幕。自上任以來，習近平採取了諸多措施，試圖扭轉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線（約一九七九－二〇〇九年），中國卻是藉由改革開放，一躍成為全球開發中國家的領頭羊。李和平案在習近平第二任期之初宣判，正是眾多跡象之一，顯示中國共產黨不再容忍其權力行使受到任何約束。
中共對法律界的鎮壓，本應在澳洲激起更大的波瀾。長久以來，澳洲關於澳中關係的公共討論，始終忽略了中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也未能深入理解這些事為何重要。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對澳洲的影響力操作和澳洲的反干預行動、雙邊關係的持續惡化、貿易與投資格局的變動、少數民族的處境，還有亞太地區瞬息萬變的地緣政治上，卻較少留意習近平在中國國內的整體作為。公共討論中明顯缺失的一環，正是中國的黨國體制在後改革開放時代的運作方式、其背後邏輯，以及這一切對中國民眾和我們這些身處海外的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場對法律界的連番整肅，絕非某個二流威權政體的恣意妄為，這是一部規模史無前例的黨國機器，正在吞食它所支配的社會和經濟。
這原本就是共產黨黨國體制的一貫作風。從歷史上來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往往會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並代之以一套以黨內結構為藍本的組織體系。不論是中國的毛澤東，或此前俄國的列寧、蘇聯與東歐的史達林，他們都是在國家遭逢全面戰爭、分崩離析之際奪取政權。他們依循後來所謂的列寧主義先鋒黨模式，重建飽受戰火摧殘的社會與經濟。在中國，這項契機源於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在列寧的俄國，機會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史達林控制下的東歐所憑藉的，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後的環境下，他們每一位都面對毛澤東所說的「一張白紙」，可以隨其所好在上面「寫最新最美的文字」。他們在自己奪取的國家裡強制徵調了一切資源，並利用這些資源打造指令經濟，這勢必促使黨與群眾組織去掌控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意識形態和組織如影隨形：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宣揚並實踐階級鬥爭，按照階級界線組織經濟、社會和國家事務，並透過黨國組織使國家與社會合而為一。
然而，上述描述已不再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稱。領導層不再宣揚階級鬥爭，不再明確按照階級界線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也不再運作指令經濟。中國不再是那個分崩離析、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而是一個結構完整、具備相當凝聚力的民族國家，按照若干衡量標準，還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共產黨如今統治著一個多元且自由化的社會，其經濟運作也已高度市場化。因此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共領導層提出要把國家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重新套進舊有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組織結構與幹部體系中，這似乎顯得自相矛盾。針對國內那些幾已形塑出公民社會雛形的社群─例如獨立的婦女團體、環保人士或專業協會─習近平的領導班子卻將其一概打成非法，彷彿黨國至今仍統御著毛澤東時代的指令經濟和群眾社會。此舉就是為了造就挪威社會學家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說的「完美的獨裁」，不允許在黨國組織架構之外有任何政治表達或公眾參與的空間。若再加上一層浪漫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讓個體被吸納進集體之中，那麼對中國人民與世界而言，正如林根所言，其潛在後果將是「極端危險」的。
《幹部國家》特別關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三年間，由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在北京逐步展開的一連串事件，並一路追蹤至二〇二一年建黨百年為止。在這段期間，執政菁英中的保守勢力聲勢大振，重新擁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名，重新向世界宣示。他們對此直言不諱。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重申歷史使命，澄清自身的願景，並比毛澤東統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清晰地宣告其意識形態。本書將這些事件置於較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細究黨的領導人在說到「初心」、「歷史使命」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時的真實意涵，從而揭示黨的願景、使命和命運感，如何轉化為國家官員的權力和特權，並將一般老百姓排除在外。
事實上，如我們將看到的，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而高級幹部構成了特權階層。黨領導層的首要職責，即是維護黨的權力和地位。由此一根本原則出發，其他一切皆隨之而來。黨領導層標榜關切社會平等，並不時以「共同富裕」的名義，沒收私人財富或施壓企業家讓出利潤。但是，中國共產黨並不願觸及中國社會與公民身分不平等的最深根源─黨及其幹部的特權地位，因為它將黨的利益與國家利益視為一體，並將自身與中國畫上等號。
【大標】第二章 誰是中國的主人？（節錄）
【小標】幹部話
語言與地方在另一層意義上也同樣重要。對數億中國老百姓來說，外國人學習的普通話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而不是他們的母語。普通話只是龐雜語言生態中的一部分，普通話最初是官話，後來演變為現代中國的政治語言。在中國廣闊的語言版圖中，普通話凌駕於其他語言之上。
上世紀初，屬於菁英階層的教育家制定並推廣了一種新的民族語言，以滿足民族主義者對「一個民族應有共同語言」的期待。這個新的民族語言最初稱為官話，民國時期稱為國語，人民共和國又改稱普通話。新的民族語言用於討論國家大事，而方言則在國家政治和公共事務以外的領域存續，用於「買魚、罵孩子、說嫂子閒話這類日常活動。」因此在中國大多數地方，討論政治和國家大事用一種語言，日常生活則講另一種語言。
透過國民教育體系推廣的普通話，大量汲取了二十世紀前二十五年從國外引進的各種抽象的政治詞彙，其中大部分是借自日本。當時，中國本土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者、威爾遜民主派和列寧激進派，正以他們的觀點和著作形塑二十世紀的政治語言。他們一起把政治、經濟、民主、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新詞引入中文。一九四九年之後，共產黨為這一新的民族語言添加了一套官方語體。在這種語體裡，句子的主語往往被省略，抽象的動詞和模糊陳述一層層堆疊，形成一種帶有官僚氣息的黨話，領導與幹部之間、幹部與幹部在溝通時經常使用這種黨話。這種語體並不是要給普通老百姓使用。結果是，黨體制內的人在官方語言裡所用的抽象政治與誇大的表達方式在中文其他口語中並不常見。「牢牢把握四個全面，踐行四個自信，堅持四個意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落實三個代表」，這些用黨的語言講起來可能都有一定道理，但卻無法輕易翻譯成其他語言，無論是中文還是外文。
因此，黨話在官方的普通話裡可能還說得通，但在粵語等方言中卻令人一頭霧水。曾有一次，一位說普通話的北京人罵了兩位講粵語的倡議者，因為他們不肯接受她的政治觀點，之後她對我說：「用廣東話根本沒辦法討論政治。」我並不同意，卻也明白她的感受由何而來。那兩位講粵語的人所實踐的，是一種植根於當地生活與社區的政治，所以當她用官方普通話強調他們負有對國家和黨的責任時，他們並不買帳。她也沒有耐心聽他們解釋，華南粵語社群是如何看待政治與公共生活的。粵語聽在她耳裡相當輕浮，官方普通話才是她所屬的幹部階層的語言。
這些區別在翻譯時也不容易表達，但它們凸顯出中國幹部在掌握新詞彙方面比老百姓更享有特定優勢。幹部經常在全國三千所黨校和地方黨組織接受培訓，新的政治詞彙一問世，他們就可以立即掌握。他們在公開評論、官方文件和捍衛自己的特權時，會是第一個使用最新詞彙的人。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每一次領導班子換屆，都伴隨著對前任領導層官方用語的一番清理，並以一套新的詞彙取而代之，用來標示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施政重點。每一個新詞，背後都有一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不管是談市場、發展、社會和諧，還是其他主題。這使得數十萬名黨校理論家和講師，每隔幾年就要忙著向接受培訓的幾千萬幹部，講解領導層最新的提法。
黨的理論專家和講師會透過私下委託，向準備拿出大筆錢來熟悉共產黨最新話語的體制外人士（尤其是企業客戶），闡釋晦澀難懂的黨內用語，藉此補貼自己的工資。由於黨的用語本就內建汰換機制，大致對應全國黨代會的五年週期，也（一度）與每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週期相符，因此這也一直是幹部培訓講師穩定的收入來源。到了十年週期結束，一套官方用語和理論假設就會過期，讓位給新任黨領導層的另一套辭令。瞭解這些用語的週期，有助於解讀黨最高權力層的政治。對於善於經營的幹部來說，能夠向商界人士解釋這些術語，也是一筆方便的收入來源。
領導班子和與之相關新詞彙的交替，可以劃分為三十年和十年兩種週期。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上臺以來，已有兩個三十年週期走入歷史，第一個週期於一九七九年結束，在黨話中與「階級鬥爭」一詞相連，第二個週期涵蓋接下來三十年，一直到二〇〇九年左右，即眾所周知的「改革開放」時期。第三個三十年始於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之間，隨後與習近平及「中國夢」緊密結合。三十年週期在民間用語中有更簡單的表達。作家摩羅曾這樣說：「如果說一九四九年後，前三十年的主旋律是獨立建國，一九七九年後三十年的主旋律是改革開放，那麼二〇〇九年後的主旋律就很明確了─中國崛起。」
在三十年的週期之下，還有若干以十年為單位的提法，分別對應特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包括江澤民時期（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年）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期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以及習近平任內的「四個全面」、「四個自信」與「四個意識」。有時，這些提法也叫做黨的旗幟語。
【小標】媒體
共產黨國家權威的黨組織結構，也延伸到媒體之中，而媒體本身就是重要的語言製造機構。媒體輸出的語言構成了人民日常接觸語言的一大部分，進而塑造了社群對「語言的使用和態度」。以中國來說，如習近平所說的，一切公開的媒體都姓「黨」，但其運作實務則受到屬地的黨權力結構所形塑。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黨對行政空間的控制，確保了地方幹部極少在媒體上受到公開的究責。
依規定，中國任何平臺的新聞媒體和時事節目，都只能報導本地的新聞，例如上海報紙只能報導上海市的新聞，廣東媒體只能報導廣東省的新聞。雖然地方媒體也有義務報導全國新聞，轉載中國各地的新聞，但不能主動報導本地以外的大小事。反之，全國新聞和時事新聞必須由新華社等國家通訊社來報導，而有關其他城鎮、城市和省分的新聞，則需要轉載自設於該管轄區內、對等的當地授權媒體。簡單來說，一個地方資深幹部領導下運作的媒體平臺，不得獨立報導另一個資深幹部治理的地方。當它們跨區報導（就像一九八〇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經常出現的情況），那便是一個明確的訊號：黨的權力結構出問題了。
舉例來說，一家總部位於湖南省省會長沙的報紙完全掌握湖南新聞的報導權，但不允許獨立報導鄰省湖北或湖北省會武漢的新聞。當然，它會例行性報導其他地方的新聞，但僅限於摘錄這些地方的官媒平臺製作的新聞。而所有全國新聞都必須來自北京。假如湖南報紙報導的武漢新聞是武漢的報紙自己不報導的，這問題可大了。
這種體制的結果是，地方黨政領導通常不必擔心媒體曝光他們在組織部指派之下所負責轄區內的各種錯誤。資深幹部是地方大小事的最終權威─官方所說的「一把手」─他們統治自己負責的地方，不受任何法律或憲法的約束。在一切正常的情況下，幹部可以高枕無憂，因為他們清楚在自己的轄區內沒有記者敢報導任何會冒犯他們的事，記者可不想要遭到毆打或送入大牢。他們也可以不必擔心自己轄區以外的記者會過來插手，因為其他地方的幹部不會允許記者調查或報導另外一個地方的事情。
對於中國的領導幹部來說，這是一種相當舒適的安排。原先為了防止地方相互勾結，幹部常在各地之間被輪調，但這種新聞報導的層級管理規定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它反而助長了幹部網絡的系統性勾結。[19]這套機制確保了各地幹部都不會允許自己轄區內出現認真的調查報導，也不會讓本地媒體越界報導其他地方。他們心裡清楚，自己隨時可能毫無預警地被調往他處，屆時就得接手那些自己根本無從掌控的新聞爛攤子。幹部之間的共謀由此而生：每位領導幹部都把本地新聞牢牢壓住，同時也不去揭其他地方幹部的蓋子。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任何針對黨或領導幹部不利的新聞或評論都不能公開報導，除非國家最高的一把手─總書記本人─選擇透過黨內的紀律體系，對某位領導幹部的逮捕與拘留做出通案報導，以此殺雞儆猴、樹立典型，這種做法就是以國家最高權威為後盾，矛頭專門指向地方幹部。以上就是新聞故事在中國如何被報導、印刷和傳播的背後邏輯，基本上不會跳出這樣的框架。假如挑出任何一篇在中國出版的新聞報導，把它放進翻譯軟體去翻譯，其後的脈絡都無法傳達出來，因為翻譯軟體終究無法譯出那些不可言說之事。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國北方港口城市天津，該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律師李和平有罪，並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兩年前，針對中國維權律師那場惡名昭彰的「七〇九大抓捕」（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當局下令逮捕和拘留三百多名律師，李和平就是其中之一。據他的妻子表示，兩年多的候審拘留期間，李和平受到電擊折磨，並遭強迫服用一種藥物，造成他「肌肉疼痛、昏睡和視線模糊」。整整一個月戴著腳鐐，讓他一度無法站立。
同一天，在天津的姊妹城市澳洲墨爾本，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登臺嘲弄那些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人士，還在對中國的維權律師「糾結不已」。基廷在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的演講中表示，有些人關切中國濫用法律程序，但那只不過是 「過去三十年來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成績單上一個小小污點。就這麼簡單。」基廷還說，澳洲那些批評中國政府的人「老是在糾結什麼被拘留者請不到辯護律師這種事」。
基廷是澳洲工黨的重量級人物，言談不拘禮法，帶著澳洲式的草根幽默（larrikin idiom），站上講台便能鎮住全場；他面對一群對他崇拜有加的聽眾，發表演說。持平地說，他們可能並不清楚姐妹市天津正在進行的審判。但即使知道，也很難說他們的反應會不會不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億人民脫貧」已是老生常談，中共也因此獲得世人的高度寬容。或許在這些人的眼裡，犧牲一名敢言的律師，也不過是為了大局所付出的合理代價。
事實上，最近有數百名維權律師因被控顛覆罪而遭到圍捕、監禁和酷刑，李和平只是其中之一。這場對法律界的整肅，絕非如基廷那番冷嘲熱諷所暗示的，僅僅是在修理坐領高薪的律師而已，而是向中國內部和世界發出訊號：長達三十年的法治試驗已經終結。黨內元老、前國家領導人習仲勳之子習近平的接掌大權，宣告了那個時代的落幕。自上任以來，習近平採取了諸多措施，試圖扭轉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路線（約一九七九－二〇〇九年），中國卻是藉由改革開放，一躍成為全球開發中國家的領頭羊。李和平案在習近平第二任期之初宣判，正是眾多跡象之一，顯示中國共產黨不再容忍其權力行使受到任何約束。
中共對法律界的鎮壓，本應在澳洲激起更大的波瀾。長久以來，澳洲關於澳中關係的公共討論，始終忽略了中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也未能深入理解這些事為何重要。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對澳洲的影響力操作和澳洲的反干預行動、雙邊關係的持續惡化、貿易與投資格局的變動、少數民族的處境，還有亞太地區瞬息萬變的地緣政治上，卻較少留意習近平在中國國內的整體作為。公共討論中明顯缺失的一環，正是中國的黨國體制在後改革開放時代的運作方式、其背後邏輯，以及這一切對中國民眾和我們這些身處海外的人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場對法律界的連番整肅，絕非某個二流威權政體的恣意妄為，這是一部規模史無前例的黨國機器，正在吞食它所支配的社會和經濟。
這原本就是共產黨黨國體制的一貫作風。從歷史上來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往往會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並代之以一套以黨內結構為藍本的組織體系。不論是中國的毛澤東，或此前俄國的列寧、蘇聯與東歐的史達林，他們都是在國家遭逢全面戰爭、分崩離析之際奪取政權。他們依循後來所謂的列寧主義先鋒黨模式，重建飽受戰火摧殘的社會與經濟。在中國，這項契機源於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在列寧的俄國，機會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史達林控制下的東歐所憑藉的，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後的環境下，他們每一位都面對毛澤東所說的「一張白紙」，可以隨其所好在上面「寫最新最美的文字」。他們在自己奪取的國家裡強制徵調了一切資源，並利用這些資源打造指令經濟，這勢必促使黨與群眾組織去掌控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意識形態和組織如影隨形：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宣揚並實踐階級鬥爭，按照階級界線組織經濟、社會和國家事務，並透過黨國組織使國家與社會合而為一。
然而，上述描述已不再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稱。領導層不再宣揚階級鬥爭，不再明確按照階級界線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也不再運作指令經濟。中國不再是那個分崩離析、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而是一個結構完整、具備相當凝聚力的民族國家，按照若干衡量標準，還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共產黨如今統治著一個多元且自由化的社會，其經濟運作也已高度市場化。因此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共領導層提出要把國家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重新套進舊有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組織結構與幹部體系中，這似乎顯得自相矛盾。針對國內那些幾已形塑出公民社會雛形的社群─例如獨立的婦女團體、環保人士或專業協會─習近平的領導班子卻將其一概打成非法，彷彿黨國至今仍統御著毛澤東時代的指令經濟和群眾社會。此舉就是為了造就挪威社會學家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說的「完美的獨裁」，不允許在黨國組織架構之外有任何政治表達或公眾參與的空間。若再加上一層浪漫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讓個體被吸納進集體之中，那麼對中國人民與世界而言，正如林根所言，其潛在後果將是「極端危險」的。
《幹部國家》特別關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三年間，由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在北京逐步展開的一連串事件，並一路追蹤至二〇二一年建黨百年為止。在這段期間，執政菁英中的保守勢力聲勢大振，重新擁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名，重新向世界宣示。他們對此直言不諱。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重申歷史使命，澄清自身的願景，並比毛澤東統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清晰地宣告其意識形態。本書將這些事件置於較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細究黨的領導人在說到「初心」、「歷史使命」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時的真實意涵，從而揭示黨的願景、使命和命運感，如何轉化為國家官員的權力和特權，並將一般老百姓排除在外。
事實上，如我們將看到的，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而高級幹部構成了特權階層。黨領導層的首要職責，即是維護黨的權力和地位。由此一根本原則出發，其他一切皆隨之而來。黨領導層標榜關切社會平等，並不時以「共同富裕」的名義，沒收私人財富或施壓企業家讓出利潤。但是，中國共產黨並不願觸及中國社會與公民身分不平等的最深根源─黨及其幹部的特權地位，因為它將黨的利益與國家利益視為一體，並將自身與中國畫上等號。
【大標】第二章 誰是中國的主人？（節錄）
【小標】幹部話
語言與地方在另一層意義上也同樣重要。對數億中國老百姓來說，外國人學習的普通話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而不是他們的母語。普通話只是龐雜語言生態中的一部分，普通話最初是官話，後來演變為現代中國的政治語言。在中國廣闊的語言版圖中，普通話凌駕於其他語言之上。
上世紀初，屬於菁英階層的教育家制定並推廣了一種新的民族語言，以滿足民族主義者對「一個民族應有共同語言」的期待。這個新的民族語言最初稱為官話，民國時期稱為國語，人民共和國又改稱普通話。新的民族語言用於討論國家大事，而方言則在國家政治和公共事務以外的領域存續，用於「買魚、罵孩子、說嫂子閒話這類日常活動。」因此在中國大多數地方，討論政治和國家大事用一種語言，日常生活則講另一種語言。
透過國民教育體系推廣的普通話，大量汲取了二十世紀前二十五年從國外引進的各種抽象的政治詞彙，其中大部分是借自日本。當時，中國本土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者、威爾遜民主派和列寧激進派，正以他們的觀點和著作形塑二十世紀的政治語言。他們一起把政治、經濟、民主、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新詞引入中文。一九四九年之後，共產黨為這一新的民族語言添加了一套官方語體。在這種語體裡，句子的主語往往被省略，抽象的動詞和模糊陳述一層層堆疊，形成一種帶有官僚氣息的黨話，領導與幹部之間、幹部與幹部在溝通時經常使用這種黨話。這種語體並不是要給普通老百姓使用。結果是，黨體制內的人在官方語言裡所用的抽象政治與誇大的表達方式在中文其他口語中並不常見。「牢牢把握四個全面，踐行四個自信，堅持四個意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落實三個代表」，這些用黨的語言講起來可能都有一定道理，但卻無法輕易翻譯成其他語言，無論是中文還是外文。
因此，黨話在官方的普通話裡可能還說得通，但在粵語等方言中卻令人一頭霧水。曾有一次，一位說普通話的北京人罵了兩位講粵語的倡議者，因為他們不肯接受她的政治觀點，之後她對我說：「用廣東話根本沒辦法討論政治。」我並不同意，卻也明白她的感受由何而來。那兩位講粵語的人所實踐的，是一種植根於當地生活與社區的政治，所以當她用官方普通話強調他們負有對國家和黨的責任時，他們並不買帳。她也沒有耐心聽他們解釋，華南粵語社群是如何看待政治與公共生活的。粵語聽在她耳裡相當輕浮，官方普通話才是她所屬的幹部階層的語言。
這些區別在翻譯時也不容易表達，但它們凸顯出中國幹部在掌握新詞彙方面比老百姓更享有特定優勢。幹部經常在全國三千所黨校和地方黨組織接受培訓，新的政治詞彙一問世，他們就可以立即掌握。他們在公開評論、官方文件和捍衛自己的特權時，會是第一個使用最新詞彙的人。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每一次領導班子換屆，都伴隨著對前任領導層官方用語的一番清理，並以一套新的詞彙取而代之，用來標示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施政重點。每一個新詞，背後都有一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不管是談市場、發展、社會和諧，還是其他主題。這使得數十萬名黨校理論家和講師，每隔幾年就要忙著向接受培訓的幾千萬幹部，講解領導層最新的提法。
黨的理論專家和講師會透過私下委託，向準備拿出大筆錢來熟悉共產黨最新話語的體制外人士（尤其是企業客戶），闡釋晦澀難懂的黨內用語，藉此補貼自己的工資。由於黨的用語本就內建汰換機制，大致對應全國黨代會的五年週期，也（一度）與每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週期相符，因此這也一直是幹部培訓講師穩定的收入來源。到了十年週期結束，一套官方用語和理論假設就會過期，讓位給新任黨領導層的另一套辭令。瞭解這些用語的週期，有助於解讀黨最高權力層的政治。對於善於經營的幹部來說，能夠向商界人士解釋這些術語，也是一筆方便的收入來源。
領導班子和與之相關新詞彙的交替，可以劃分為三十年和十年兩種週期。中共於一九四九年上臺以來，已有兩個三十年週期走入歷史，第一個週期於一九七九年結束，在黨話中與「階級鬥爭」一詞相連，第二個週期涵蓋接下來三十年，一直到二〇〇九年左右，即眾所周知的「改革開放」時期。第三個三十年始於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之間，隨後與習近平及「中國夢」緊密結合。三十年週期在民間用語中有更簡單的表達。作家摩羅曾這樣說：「如果說一九四九年後，前三十年的主旋律是獨立建國，一九七九年後三十年的主旋律是改革開放，那麼二〇〇九年後的主旋律就很明確了─中國崛起。」
在三十年的週期之下，還有若干以十年為單位的提法，分別對應特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包括江澤民時期（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年）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期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以及習近平任內的「四個全面」、「四個自信」與「四個意識」。有時，這些提法也叫做黨的旗幟語。
【小標】媒體
共產黨國家權威的黨組織結構，也延伸到媒體之中，而媒體本身就是重要的語言製造機構。媒體輸出的語言構成了人民日常接觸語言的一大部分，進而塑造了社群對「語言的使用和態度」。以中國來說，如習近平所說的，一切公開的媒體都姓「黨」，但其運作實務則受到屬地的黨權力結構所形塑。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黨對行政空間的控制，確保了地方幹部極少在媒體上受到公開的究責。
依規定，中國任何平臺的新聞媒體和時事節目，都只能報導本地的新聞，例如上海報紙只能報導上海市的新聞，廣東媒體只能報導廣東省的新聞。雖然地方媒體也有義務報導全國新聞，轉載中國各地的新聞，但不能主動報導本地以外的大小事。反之，全國新聞和時事新聞必須由新華社等國家通訊社來報導，而有關其他城鎮、城市和省分的新聞，則需要轉載自設於該管轄區內、對等的當地授權媒體。簡單來說，一個地方資深幹部領導下運作的媒體平臺，不得獨立報導另一個資深幹部治理的地方。當它們跨區報導（就像一九八〇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經常出現的情況），那便是一個明確的訊號：黨的權力結構出問題了。
舉例來說，一家總部位於湖南省省會長沙的報紙完全掌握湖南新聞的報導權，但不允許獨立報導鄰省湖北或湖北省會武漢的新聞。當然，它會例行性報導其他地方的新聞，但僅限於摘錄這些地方的官媒平臺製作的新聞。而所有全國新聞都必須來自北京。假如湖南報紙報導的武漢新聞是武漢的報紙自己不報導的，這問題可大了。
這種體制的結果是，地方黨政領導通常不必擔心媒體曝光他們在組織部指派之下所負責轄區內的各種錯誤。資深幹部是地方大小事的最終權威─官方所說的「一把手」─他們統治自己負責的地方，不受任何法律或憲法的約束。在一切正常的情況下，幹部可以高枕無憂，因為他們清楚在自己的轄區內沒有記者敢報導任何會冒犯他們的事，記者可不想要遭到毆打或送入大牢。他們也可以不必擔心自己轄區以外的記者會過來插手，因為其他地方的幹部不會允許記者調查或報導另外一個地方的事情。
對於中國的領導幹部來說，這是一種相當舒適的安排。原先為了防止地方相互勾結，幹部常在各地之間被輪調，但這種新聞報導的層級管理規定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它反而助長了幹部網絡的系統性勾結。[19]這套機制確保了各地幹部都不會允許自己轄區內出現認真的調查報導，也不會讓本地媒體越界報導其他地方。他們心裡清楚，自己隨時可能毫無預警地被調往他處，屆時就得接手那些自己根本無從掌控的新聞爛攤子。幹部之間的共謀由此而生：每位領導幹部都把本地新聞牢牢壓住，同時也不去揭其他地方幹部的蓋子。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任何針對黨或領導幹部不利的新聞或評論都不能公開報導，除非國家最高的一把手─總書記本人─選擇透過黨內的紀律體系，對某位領導幹部的逮捕與拘留做出通案報導，以此殺雞儆猴、樹立典型，這種做法就是以國家最高權威為後盾，矛頭專門指向地方幹部。以上就是新聞故事在中國如何被報導、印刷和傳播的背後邏輯，基本上不會跳出這樣的框架。假如挑出任何一篇在中國出版的新聞報導，把它放進翻譯軟體去翻譯，其後的脈絡都無法傳達出來，因為翻譯軟體終究無法譯出那些不可言說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