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無操守的時代
評價馮道的兩種眼光
以上，我們透過馮道這個人物，回望「五代」時期的文官，也描繪出「五代」的歷史。
從現代日本人的觀點來看，馮道並不是什麼毫無操守、全然無恥之徒。正好與本節開頭所介紹的歐陽脩痛斥相反，他一生的處世方式，反而頗容易令人產生某種共鳴。
然而，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受，說到底，仍是建立在歐陽脩這類批評者所留下的史料之上。同樣的史料記述，為何竟會導向如此相反的人物印象？我想，這才正是思考歷史時最關鍵的問題。
接下來，不妨讓兩位學界泰斗、也是一對師徒，來談談他們各自的看法。首先是日本東洋史學的開創者內藤湖南。他對馮道有如下評價：
馮道在四個朝代之中，都曾擔任宰相。他不僅具有處理政務的才能，也富有幽默感，機智靈活，尤其善於在性情乖張的武人之間周旋，甚至連契丹天子都被他應對得服服貼貼。契丹太宗入侵中原時，馮道似乎也曾有意仕奉於他。太宗曾問他：「若要拯救百姓，應該怎麼做？」他回答說：「即使佛來了也救不了，但皇帝您卻做得到。」靠著這樣的說法，也多少保全了百姓的性命。總之，他可說是緩和氣氛的天才；每當面對軍人或異族的橫暴時，也總懂得順著對方的性子周旋。最後，他遇上了後周世宗。馮道把世宗當作小孩子看待，根本未放在眼裡。當世宗決定討伐北漢時，馮道曾進諫反對，卻被斥退。世宗說：「唐太宗平定天下時，不也是親自出征嗎？」道則反唇相譏道：「你難道也想學唐太宗不成？」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世宗大勝而歸，而馮道則黯然下台。
最後內藤湖南總結，馮道是「不知羞恥與不顧名節之人」，這是依循歐陽脩的史筆所作出的評語。
與此相對，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對於老師提到的同一件事，也就是馮道勸諫後周世宗柴榮，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然而，馮道在最後卻做了一件笨拙的事。後周的明君世宗剛即位時，山西軍閥劉崇大舉入侵。世宗打算親征迎擊，馮道卻罕見地以強硬態度進諫阻止。世宗並未聽從，仍親自出征，並徹底擊破敵軍，意氣風發地凱旋而歸。事實上，到了世宗這個時代，舊式軍閥已逐漸被淘汰，新型軍閥則正在崛起。馮道之所以進諫，是因為他深愛這位有抱負的青年天子，不願他親冒矢石、身受損傷；但他卻沒有看出，世宗正是承擔新時代的新勢力代表人物。而仍然停留在舊時代的馮道，也就在同一年去世。
在寫下這段話之前，宮崎其實還曾高度評價馮道，稱他「自言忠於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同樣是描述一件事實，師徒二人的評價卻完全相反；這種現象，正如歐陽脩的評論跨越時代之後，會與現代日本人的判斷產生巨大分歧一樣。
馮道把年紀幾乎可以當自己孫子的柴榮「當成小孩子看待」，這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至於他究竟是在「嘲笑」世宗，還是在「疼惜」世宗，確實很難斷言。不過，若考慮到這對師徒本身便相差三十五歲，那麼在這段時間之內，歷史評價出現翻轉，似乎也並非不可理解。
其實，內藤本人也並非全然否定馮道，他同樣承認過馮道的優點，例如說他「多少保全了百姓的性命」。再者，歐陽脩雖然痛罵馮道，卻也並未抹去他正面的事蹟。與其同時代的史家、也是《資治通鑑》編纂者的司馬光，甚至明確說過馮道有「小善」。他們的批評，主要都集中在一點：也就是馮道對於「喪君亡國」並不在意，因此違背了所謂的「大節」。
換言之，他們判斷何者為「大」、何者為「小」的標準，完全是以君主與王朝為本位；在這樣的視角之下，「人民」與社會自然只被視為「小事」。但若從我們一般民眾的立場來看，便很難接受這種「大」與「小」的排序。就此而言，內藤終究是明治時期的人；而成長於大正年間、又經歷過戰後的宮崎，其感受與立場自然更接近現代人。
不過，史觀的差異也不能僅僅歸結為日本人不同世代之間的落差。在本書第五章即將登場的十六世紀思想家李卓吾，正因看見馮道足以安養「人民」，反而極力稱讚他。同樣身為中國士大夫，他對馮道的評價卻與歐陽脩、司馬光完全相反；而這也正是另一次「大」與「小」的倒轉，尤其值得注意。
所謂的「無操守」，究竟是什麼？
在西洋史上，若說到著名的變節者、無操守之人，首先讓人想到的，大概就是近代法國的約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這位出身小商人家庭、一路爬上權力頂峰的人物，早年以激進雅各賓派成員聞名；然而到了執政府時期與拿破崙帝政時期，他又以警察首長的身分掌握實權，甚至在路易十八政權之下，仍保有公爵的地位。其傳記作者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曾如此概括他：「毫無節操之人，但在無節操這件事上，卻完全值得信賴。」
若只是單純的毫無操守，那充其量不過是見風轉舵的投機者，根本不可能獲得真正的「信任」。然而，富歇與馮道雖都被視為無操守之人，卻同樣能受到信賴並屢屢被重用。與其說他們本質上缺乏操守，不如說，正因為他們不斷被重用，才呈現出一種看似毫無節操的樣貌。他們的處世方式，其實正好符合當時社會的期待，也契合時代與政權的需求。正因如此，馮道才會自稱「忠於國」，而富歇的一生，則是在動亂社會中追求安定，並致力於警察制度的建立。某種意義上，他們不只是回應了時代的期待，甚至可說正是那個時代本身，孕育出了這種所謂「無操守」的人物。
那麼，這個時代與體制究竟是什麼？馮道在歷代君主與王朝興亡之際，一面冷眼目送「喪君亡國」的場景，一面又始終致力於保全「人民」。仔細觀察便會發現，重用馮道的，往往是後唐明宗、後晉高祖、契丹太宗、後周太祖這類積極面對統治現實的君主；排斥馮道的，則多半是李從珂那樣的亡國之君。換言之，君主與政權越貼近社會現實，就越需要馮道；反之，越是與社會脫節，就越不需要他。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正因軍閥政權本身便未與社會形成穩固而緊密的連結。軍閥政權的結構本來就高度多元，其成員也總是在反覆聚散離合。正是這種混沌的時代與體制，不僅反覆製造出所謂的無操守之人，也同時導致戰亂頻仍。
當然，中國的「五代」與法國大革命，無論時代還是地域都相距甚遠，不能簡單並列。不過，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若干相通之處，例如政權與社會都呈現多元構成，成員反覆聚散離合等等，所以才都誕生出罕見的無節操人物吧。
如此一來，我們便不能忽略一個事實：馮道最終之所以與後周世宗柴榮發生衝突，並在失勢後退場，正是因為那個會不斷製造「無操守」之人的混沌時代，到此已開始轉化為「過去」。所以馮道不得不退場，將位置讓給年輕的柴榮，並不只是個人的失意，而是時代與體制本身正在轉換。而在轉換之後的價值觀中，已沒有容納馮道的空間。
若是這樣，那麼我們便不能不正視這場轉換。既然柴榮正是這一轉折的起點，接下來，我們也就必須重新把目光轉向他。（以上選自第II章 五代──陷入混沌的帝國）
評價馮道的兩種眼光
以上，我們透過馮道這個人物，回望「五代」時期的文官，也描繪出「五代」的歷史。
從現代日本人的觀點來看，馮道並不是什麼毫無操守、全然無恥之徒。正好與本節開頭所介紹的歐陽脩痛斥相反，他一生的處世方式，反而頗容易令人產生某種共鳴。
然而，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受，說到底，仍是建立在歐陽脩這類批評者所留下的史料之上。同樣的史料記述，為何竟會導向如此相反的人物印象？我想，這才正是思考歷史時最關鍵的問題。
接下來，不妨讓兩位學界泰斗、也是一對師徒，來談談他們各自的看法。首先是日本東洋史學的開創者內藤湖南。他對馮道有如下評價：
馮道在四個朝代之中，都曾擔任宰相。他不僅具有處理政務的才能，也富有幽默感，機智靈活，尤其善於在性情乖張的武人之間周旋，甚至連契丹天子都被他應對得服服貼貼。契丹太宗入侵中原時，馮道似乎也曾有意仕奉於他。太宗曾問他：「若要拯救百姓，應該怎麼做？」他回答說：「即使佛來了也救不了，但皇帝您卻做得到。」靠著這樣的說法，也多少保全了百姓的性命。總之，他可說是緩和氣氛的天才；每當面對軍人或異族的橫暴時，也總懂得順著對方的性子周旋。最後，他遇上了後周世宗。馮道把世宗當作小孩子看待，根本未放在眼裡。當世宗決定討伐北漢時，馮道曾進諫反對，卻被斥退。世宗說：「唐太宗平定天下時，不也是親自出征嗎？」道則反唇相譏道：「你難道也想學唐太宗不成？」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世宗大勝而歸，而馮道則黯然下台。
最後內藤湖南總結，馮道是「不知羞恥與不顧名節之人」，這是依循歐陽脩的史筆所作出的評語。
與此相對，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對於老師提到的同一件事，也就是馮道勸諫後周世宗柴榮，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然而，馮道在最後卻做了一件笨拙的事。後周的明君世宗剛即位時，山西軍閥劉崇大舉入侵。世宗打算親征迎擊，馮道卻罕見地以強硬態度進諫阻止。世宗並未聽從，仍親自出征，並徹底擊破敵軍，意氣風發地凱旋而歸。事實上，到了世宗這個時代，舊式軍閥已逐漸被淘汰，新型軍閥則正在崛起。馮道之所以進諫，是因為他深愛這位有抱負的青年天子，不願他親冒矢石、身受損傷；但他卻沒有看出，世宗正是承擔新時代的新勢力代表人物。而仍然停留在舊時代的馮道，也就在同一年去世。
在寫下這段話之前，宮崎其實還曾高度評價馮道，稱他「自言忠於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同樣是描述一件事實，師徒二人的評價卻完全相反；這種現象，正如歐陽脩的評論跨越時代之後，會與現代日本人的判斷產生巨大分歧一樣。
馮道把年紀幾乎可以當自己孫子的柴榮「當成小孩子看待」，這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至於他究竟是在「嘲笑」世宗，還是在「疼惜」世宗，確實很難斷言。不過，若考慮到這對師徒本身便相差三十五歲，那麼在這段時間之內，歷史評價出現翻轉，似乎也並非不可理解。
其實，內藤本人也並非全然否定馮道，他同樣承認過馮道的優點，例如說他「多少保全了百姓的性命」。再者，歐陽脩雖然痛罵馮道，卻也並未抹去他正面的事蹟。與其同時代的史家、也是《資治通鑑》編纂者的司馬光，甚至明確說過馮道有「小善」。他們的批評，主要都集中在一點：也就是馮道對於「喪君亡國」並不在意，因此違背了所謂的「大節」。
換言之，他們判斷何者為「大」、何者為「小」的標準，完全是以君主與王朝為本位；在這樣的視角之下，「人民」與社會自然只被視為「小事」。但若從我們一般民眾的立場來看，便很難接受這種「大」與「小」的排序。就此而言，內藤終究是明治時期的人；而成長於大正年間、又經歷過戰後的宮崎，其感受與立場自然更接近現代人。
不過，史觀的差異也不能僅僅歸結為日本人不同世代之間的落差。在本書第五章即將登場的十六世紀思想家李卓吾，正因看見馮道足以安養「人民」，反而極力稱讚他。同樣身為中國士大夫，他對馮道的評價卻與歐陽脩、司馬光完全相反；而這也正是另一次「大」與「小」的倒轉，尤其值得注意。
所謂的「無操守」，究竟是什麼？
在西洋史上，若說到著名的變節者、無操守之人，首先讓人想到的，大概就是近代法國的約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這位出身小商人家庭、一路爬上權力頂峰的人物，早年以激進雅各賓派成員聞名；然而到了執政府時期與拿破崙帝政時期，他又以警察首長的身分掌握實權，甚至在路易十八政權之下，仍保有公爵的地位。其傳記作者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曾如此概括他：「毫無節操之人，但在無節操這件事上，卻完全值得信賴。」
若只是單純的毫無操守，那充其量不過是見風轉舵的投機者，根本不可能獲得真正的「信任」。然而，富歇與馮道雖都被視為無操守之人，卻同樣能受到信賴並屢屢被重用。與其說他們本質上缺乏操守，不如說，正因為他們不斷被重用，才呈現出一種看似毫無節操的樣貌。他們的處世方式，其實正好符合當時社會的期待，也契合時代與政權的需求。正因如此，馮道才會自稱「忠於國」，而富歇的一生，則是在動亂社會中追求安定，並致力於警察制度的建立。某種意義上，他們不只是回應了時代的期待，甚至可說正是那個時代本身，孕育出了這種所謂「無操守」的人物。
那麼，這個時代與體制究竟是什麼？馮道在歷代君主與王朝興亡之際，一面冷眼目送「喪君亡國」的場景，一面又始終致力於保全「人民」。仔細觀察便會發現，重用馮道的，往往是後唐明宗、後晉高祖、契丹太宗、後周太祖這類積極面對統治現實的君主；排斥馮道的，則多半是李從珂那樣的亡國之君。換言之，君主與政權越貼近社會現實，就越需要馮道；反之，越是與社會脫節，就越不需要他。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正因軍閥政權本身便未與社會形成穩固而緊密的連結。軍閥政權的結構本來就高度多元，其成員也總是在反覆聚散離合。正是這種混沌的時代與體制，不僅反覆製造出所謂的無操守之人，也同時導致戰亂頻仍。
當然，中國的「五代」與法國大革命，無論時代還是地域都相距甚遠，不能簡單並列。不過，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若干相通之處，例如政權與社會都呈現多元構成，成員反覆聚散離合等等，所以才都誕生出罕見的無節操人物吧。
如此一來，我們便不能忽略一個事實：馮道最終之所以與後周世宗柴榮發生衝突，並在失勢後退場，正是因為那個會不斷製造「無操守」之人的混沌時代，到此已開始轉化為「過去」。所以馮道不得不退場，將位置讓給年輕的柴榮，並不只是個人的失意，而是時代與體制本身正在轉換。而在轉換之後的價值觀中，已沒有容納馮道的空間。
若是這樣，那麼我們便不能不正視這場轉換。既然柴榮正是這一轉折的起點，接下來，我們也就必須重新把目光轉向他。（以上選自第II章 五代──陷入混沌的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