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紀八○年代初開始,筆者從文化史視角考察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內因與外力,將春秋戰國時期定型的《詩》、《書》、《禮》、《易》、《春秋》等蘊含著民族原創精神的典籍稱為「文化元典」。雖然是先民的創造,是古代社會的觀念產物,但要如何使之運作起來,並且發揮新的社會作用,就必須仰賴後人的創造性轉換。一般而言,人的感情向著過去,向著文化的自我保持;而理智則向著未來,向著文化的自我更新。只有當一個民族的文化達到「保持」與「更新」相對統一,該民族才能實現精神平衡,確立較為健全的社會心態。文化開放將是中華文化未來的生機所繫。
張之洞撰寫闡述「中體西用論」的《勸學篇》,影響深遠,何啟、胡禮垣撰《勸學篇書後》對其展開駁論,這是國人關於近代化方略論戰的兩種代表性文獻。作者著《張之洞評傳》時將二書參校對比,勒成《勸學篇》、《勸學篇書後》注評。本書出版十餘年後又作修訂,今次再作補充,成「文存」本。有別於一般文學批評中常見強烈的個人色彩,本書以史家視角,從時代背景著手,客觀且全面地對《勸學篇》及《勸學篇書後》加以註解、評析。不僅完整說明兩文意涵和時代意義,更側面點出清代末期中國所遭遇的困境,以及當時的儒者們為救國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