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條約》顧名思義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之間所簽署的雙邊條約;但事實上,卻是美國為了落實圍堵思維一手主導的產物。其目的在於有效封鎖共產主義在亞太地區的擴張。美國不僅要扶植中華民國政府能在台灣立足,更要杜絕日本與中共建交的可能性。故一部「中日和平條約」的簽約史,亦可視為是一部美國亞太安全體系建構史的縮影。為闡述此一三角互動的演變過程,本書聚焦於美國在幕後運籌帷幄的經緯;並從中華民國及日本兩國政府在美國所建構的安全體系中的定位及角色,重新省思和約得以成立的國際時代背景以及和約在確保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地位、強化台灣地區的安定、落實美國亞太安全體系所具的重大意義。
本書是漢語世界的第一部閱讀史專著。作者以具體的個案,「濃描細寫」晚清士人尋覓接受「西學」的讀書歷程。在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有心知悉世事時局的晚清士人,開展追求「世界知識」的事業,追索與「西學」相關的書報,猶如進入一方積蘊豐富的「知識倉庫」。士人的閱讀實踐,從此大有改變。然而,士人讀書世界的變化擴展,往往遭遇「書本地理學」的障礙;意欲建立「讀書秩序」的努力,又承受既存價值系統的挑戰反擊。閱讀致知的理由,更與士人的功名之路息息相關,自然和「文化市場」的運作邏輯脫離不了關係。本書以閱讀史取向而描摹展示的圖像,不僅扭轉了既存的歷史成見,更為如何認識理解晚清中國的歷史世界,提供了另一個思考方向。
書包括兩個主題,前四章是對陽明學派初起時的一些觀察。陽明心學在明代中期出現的意義,是在功名、詩文、程朱理學籠罩之中,高唱身心性命之學,為浮華而形式化的學術環境注入一股清流。然而在陽明所來往的程朱理學家之中,為己之學已是共同的方向,陽明只是走的更遠而已。徐愛有經世之志,董澐以詩為生涯,錢緒山則從事朱子學,皆在身心性命的關懷下成為陽明弟子。王龍溪早慧脫俗,直承陽明之學而發展其精髓。後六章是關於蕺山學派的,近年蕺山學派研究的重點包括蕺山身後解釋權之爭,與明清學術轉型等問題。一般認為黃梨洲較得蕺山真意,但多數弟子則傾向朱子學,並影響到蕺山嗣子劉汋對蕺山著作的編輯與刪改。本書認為劉汋從工夫論的立場理解蕺山,對蕺山著作的整理足以作為客觀研究的依據。對蕺山思想的詮釋,本書本於牟宗三先生「以心著性」說,並略有修正。梨洲融鑄與簡化蕺山思想,而展開經史學術的創造,思想上的貢獻是發展格物說。惲日初同時受到高景逸與劉蕺山影響,其格物思想的背景是節義與藝術。
本書之重要性在於解決古學派學者在論及《詩經》,特別是朱熹《詩》觀時,如何傳承?如何論述、批評?各學者間的論述異同如何?而此論述對當時或後代有何影響?與中國有無關係等。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值得更深入、完整地進行研究。而國內外至今尚未有出版與本書同性質者,本書之出版將有助於國內同好學者了解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如何批評朱熹《詩》觀,又提出何種主張。
本書是筆者十幾年來研究台獨運動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成果。緒論首先檢視戰後台灣的戒嚴體制並對台獨政治案件做了分類,挑出較具代表性、較有影響力的四大案件,包括蘇東啟案(1961)、彭明敏師生案(1964)、泰源監獄案(1970)、美麗島/高雄事件案(1979),其中第一、第三案係企圖武裝革命,第二案係台獨理論建構/思想言論「叛亂」,第四案係以群眾運動挑戰黨國體制,「犧牲換來覺醒」,開啟1980年代大鳴大放且預示黨禁突破之期不遠。不同的反抗方式反映事件主角的條件,也與國民黨政府治理台灣的模式、乃至國際處境有關。從而,本書兼具人權史(政治案件研究)與政治發展史(台灣民族主義研究)的性質。
本書以「消費主義」為核心概念,探討百貨公司在近代中國的意義,特別思考這種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如何藉由創造全新的消費經驗,傳播現代消費主義。百貨公司與傳統商店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規模:建築之大,往往占據整個街區;商品之多,足以涵蓋人生所有需求;而其經營原則乃以交易量極大化,來達成利潤極大化的目標。不過,百貨公司不只是人與物的集散地,也是觀察社會關係的視鏡及權力再現的空間。由於這個行業在階級、國族、性別等層面有較為複雜的組成元素,我們可以藉此打破許多既定的界線,重新析論上海城市文化的內涵。從「人」的角度來看,百貨公司原意是對所有人出售所有物品的「環球供應商」,是華人/洋人、男人/女人、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的交會處,然而在消費主義的運作邏輯下,不同的人群卻得到不同的待遇。從「物」的角度來看,表面上看似「中性」的商品與消費行為,卻在消費主義的實踐中,被貼上階級、國籍、性別的屬性標籤。因此,五光十色的百貨公司不僅是現代物質文明的展示櫥窗,也是我們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鑰匙。如果說,近代上海的傳奇建立在以消費主義為基礎的人、物關係上,而百貨公司正是人、物互動的實踐場域,既充滿了魅惑與慾望,也承載著矛盾和爭議。
本書之八篇文章,在理路上以「氣化現象學」為總綱領,由現象學的角度重新闡釋道家氣論的當代意義。接著由氣化遊戲進一步開展為具體世界的身體、器具、語言、死亡等議題。並且由氣論開展其外王面的批判性,以氣化遊戲概念對於時代問題(工作、技術、壓力等)進行批判。
五四運動後十年,中國的政治、社會發生急遽的變化,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相關的學術研究,至今仍深感不足。「一代的政治培養出一代的學運,一代的學運反映出一代的政治」,從這階段的學生運動史,一方面可以看出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而另一方面新興具有動員性的政黨,逐步與學生接近,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運動學生。二○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或許可以提供當代學運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