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 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 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現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 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原因。
本書透過蔣介石一生的軍政經歷,呈現他對日本的敵我意識變化。首先,論述蔣人格形成過程中日本所扮演角色。對蔣而言,早年的東瀛留學之旅,不僅是其接受現代科技文明洗禮的起點,更是結識孫中山及加入革命陣營的關鍵。其次,探討北伐期間日本政府的三次出兵山東,對蔣所造成之衝擊。面對日本之不願中國統一,雙方已無合作空間。但耐人尋味的是,滿洲國成立後,蔣介石以「安內攘外」政策應對之。其目的有三:一為消滅反側,二為消滅地方勢力,三為迴避對日作戰。尤值注意者,蔣利用日本的恐共心理,爭取日本政府對剿共政策的支持,則是塘沽協定後,華北得以暫無戰事的緣由所在。及至蘆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大量軍事援助,並掌握日本防蘇心理,預測日本在中國戰場的調度戰力,奠定中國的長期抗戰基礎。最後,蔣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制訂「以德報怨」政策,對保存日本領土完整及維繫天皇制度,有最直接的貢獻。這一舉動,除為戰後日本復興奠下良基以外,也影響了1950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發展
作者前作曾提出晚明時期已經形成所謂「消費社會」的說法,而消費社會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礎上。本書的內容是以明代中葉至清中葉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閑消費活動作為研究核心。作者嘗試將「空間」的觀念帶入到消費研究的領域,並且由城市空間出發,探討明清城市內休閑消費活動如何改變了空間結構,進而分析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糾結。本書分成三篇,各篇有兩章,分別從六個面向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