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德蒼,字沛思,號慎齋,又號鏡心居士、醉侶山樵、古泉居士,清乾隆年間(?~1774)江蘇長洲人,在蘇州開設「寶仁堂」書坊。 乾隆二十八年(1763),錢德蒼萌意編選戲曲舞台型散齣選本《綴白裘》,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四十一年(錢德蒼,清乾隆間江蘇長洲人,在蘇州開設「寶仁堂」書坊,自乾隆29年至41年編選出版戲曲選本《綴白裘》。歷經十三年,五個階段,前後選刊五百多個選齣。 《綴白裘》因應乾隆時期觀眾的審美觀,以及地方戲崛興的情勢,藉由「仿擬演出流程」的體例、選刊流行盛演劇碼、改造修編、提供「摘錦」與「串本」兩種演出形式等編輯策略,吸引梨園界爭相採用,奉為指南。不只在崑劇風華正茂、地方戲艷姿初綻的年頭引領風騷,清末雅音沒落之際,這本書被改造成閱讀本,陪伴雅嗜戲曲藝術的文人雅士。直到現在,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也沒有減降,研究者透過它,尋繹當時舞台的演出情況,劇壇的潮流風尚,修編剪裁的手法,腳色行當的變改,聲腔腔調的特質……錢德蒼編《綴白裘》是戲曲研究的寶庫。 有鑑於此,1940年中華書局在胡適先生的策劃下,出版了《綴白裘》汪協如點校本,滿足廣大專業研究者和戲曲愛好者的需求。七十多年來,《綴白裘》汪協如點校本廣為學界運用,可惜的是,它有諸多問題: 1.其底本是乾隆皇帝下令竄改、喪失原貌的四教堂本。眾所皆知,打上政治馬賽克的本子是不能作為底本的。 2.擅改文字,沒有出校記,錢德蒼記錄下來的改編、演出實況因而喪失。 3.對表演的認識不足。如〈打店〉的「一鑼」兩字表示要打一下鑼,該書誤以為是曲文。 4.對文本的認識未達精熟。《綴白裘》的選齣大多數沒有按照劇情先後次序排列,且許多是經過修編加工,若點校者文本熟悉度未達精熟,就會誤解情節、文意。如《西廂記‧遊殿》將法聰師徒名張冠李戴,讓人扼腕。 5.曲文斷句沒有參考律譜。該書對曲格認識似有不足,也沒有「曲文斷句應參考律譜」的觀念,因而有些斷句令人愕眙。如《琵琶記‧掃松》的【虞美人】應斷作:「青山今古何時了?斷送人多少!孤墳誰與掃荒苔?連塜陰風吹送紙錢來遶。」竟斷作:「青山今古何時了?斷送人多少!孤墳誰與掃?荒苔連塜,陰風吹送紙錢來遶」 。 2009年秋,編註者黃婉儀對《綴白裘》展開初步的認識與整理,2012年冬,決定著手重新點校。第一步,就是理繹《綴白裘》複雜的版本系譜。 《綴白裘》版本眾多,黃婉儀蒐閱傳世所有版本,全面理繹其版本系譜(最原始的寶仁堂系統、盜版的鴻文堂系統、打上政治馬賽克的四教堂與集古堂共賞齋系統、刪去所有政治違礙選齣的學耕堂改輯系統、合綴本系統、重組本系統)。以最原始的錢德蒼的寶仁堂本為主要底本重新點校,書名《彙編校註綴白裘》。 秉持的理念是: 一, 求全求備,彙集各系統所有選齣。 二, 讓不同專業各種背景的讀者迅速且正確掌握單齣的劇情。 三,提供戲曲學者延伸研究的資料。 「彙編」指:彙集傳世所有版本的全部選齣。 「校註」包括「腳色說明」、「校記」、「按語」。 各齣首依出場序條列各腳色扮演的人物,是為「腳色說明」。雖說廣為人知的劇碼讀者一看「腳色」就知道代表哪個人物,如《牡丹亭‧遊園》的「旦」、「貼」,一看就知道「旦」是小姐杜麗娘,「貼」是婢女春香,且書中半數以上人物一上場就自報家門,但編註者還是不憚繁瑣條列「腳色說明」,原因在於: 1. 不同學術背景、領域的讀者,文本熟悉程度有別。 2.《綴白裘》是經過改編的台本,其應工腳色與原作劇本不完全相同。 3.有些選齣一個腳色名目代表兩個不同人物,「腳色說明」幫助讀者迅速正確掌握單齣的劇情。 「校記」說明「糾訛錯、補漏略、勘是正」的依據或理由。採用的參校本將近兩百本,分為三類:一是不同版本系統的《綴白裘》,二是劇作,三是其它坊刻散齣選本或曲譜。 各齣末有「按語」,首先指出該齣出處,或主體情節、曲文與某版本劇作之某齣接近,間及選文與劇作重要差異。其次,全面整理各選齣在傳世坊刻散齣選本選刊的情形,間及在散齣鈔本選抄的情形,若諸選本文字內容有重大差異則略加說明。斯為編註者多年勤力所在,供戲曲研究者參考。 《綴白裘》蓄藏博多、舄奕久長、影響深遠,是明清戲曲與文化研究的寶庫。《彙編校註綴白裘》對這個寶庫進行全面的整理:彙集傳世所有版本的全部選齣;糾錯補漏,嚴覈是非,錄記異文;整理選齣在其它散齣選本選刊的情形。願有助博雅君子擴延深化戲曲研究,或開展戲曲以外的研究向度,觸手成春,抉發熠耀遼敻的文化視景。
本書所謂儒教,有幾個層次。最高的是儒家常道及其經典,再者是從常道而發用展現出來的政治、社會的教化內容;在政治方面稱為政教,在社會方面稱為社教,再又有儒者規劃設計並且實施的國家體制以及庶民社會的教育建制和施作,另外,此所言教者,亦具有儒家的「終極關懷」下的宗教性信念、性情及由此而發展建立的祭祀之禮文和其體系。 以上所言儒教,在儒家的實踐史中,具總體整全性而連貫為一體,於人而言,即上從聖賢而中通於儒士且下及於庶民;於地而言,從傳統的中原發端普及於邊陲,故大陸與臺灣,儒教之發用和實施實則一也;就文而言,則從大傳統經典的傳承而往下敷播成為社會小傳統中的禮樂文制,當然,儒家之教,也從道統下貫到政統。 筆者創作之主旨,即依上述觀點,通過古今不易和變易之道,而用心沈思中國儒家的道學及其教化,並表顯為文章,而集成此書。
本文基於「傳統」並非等同落後,文學藝術有其超越時間的永恆價值為起點,回望二十世紀傳統中國繪畫家中的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黃賓虹四人的美學觀念及其實踐進行研探,以期在當前多元化的時代,用中國文藝精神豐富世界文化。本文以中國傳統繪畫四大家的畫論文本為主,輔以畫家的詩、畫分析,結合傳記與時代處境考察,整合文學、藝術、歷史等不同學科,用跨領域的文化史視野進行理解詮釋,藉此彰顯傳統中國繪畫美學觀念之意涵的豐富性。全文大抵由畫家所處時代情境,到畫家主體論,再到師法途徑的創作論,最後到完成畫作後四絕全才的作品論,逐章探索四大家如何回應雅俗共賞與科學寫實的時代問題,並且從中歸結出中國傳統繪畫於二十世紀的重要特徵與意義。
印度佛教中觀學的提婆(Āryadeva)繼龍樹中觀學的《中論》之後,著成這部論典。他在卷首即確定了釋迦佛的世尊地位,這意味佛並非只處於超越世間的境界,而是與世間緊密連繫著。在破執方面,有情對世間的執著可概括為自我以及對應於自我的一切事物,即是我所。外道以神我作為有情的自我,並執為恆常而實在。論主應對這種執著,在〈破神品〉中從多方面辯破神我的恆常性和實在性。在我所方面,論主在〈破一品〉、〈破異品〉、〈破因中有果品〉、〈破因中無果品〉,從邏輯上辯破諸法的實在性。在〈破情品〉、〈破塵品〉、〈破常品〉中,論主從認識的關係上著手,以情(根)為能取,以塵和常為所取。他指出,若以這些事物皆為實在作前提,則不能達致認識。因此,這些事物都非實在。在〈破空品〉中,論主則闡明破非實在,由於沒有實在的諸法為所破,故作為能破的空亦非實在,即是說,空亦是空。這些義理在中觀學來說,非常重要。可惜在國際佛學界和中、港、臺方面,都沒有受到關注。本書在這方面可補其中的不足。
「十方成佛」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與「佛性思想」相呼應,《華嚴經》尤讓我們振奮,十方、三世、諸佛、淨土無所不在。 本書以設問方式拈出《華嚴經》之相關問題百餘則,予以現代的、簡明的解答,以「華嚴小百科」之名在人間福報刊載兩年,深受讀者關愛。今結集成書,祈能助讀者一目了然、掌握心要。依華嚴宗詮釋,「十」乃圓滿、無盡義。本書封面設計呈半圓形,拈出人生固然不圓滿,但不妨效法善財童子,不疲不厭地向前挺進,直至證入法界。
本研究借助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產概念,及其解釋整體文學活動的分析框架,開展「鉅視層面的台灣文學場域結構」、「微觀層面的個體女作家創作特徵」以及「動態的台灣文學生態變化」這三大面向的關係性思考,讓台灣當代女性文學研究獲得不同面向的關照。布迪厄的文學場域概念,不僅可以幫助研究者細膩考察個別女作家的形塑過程,更藉由分析一連串環節鑲嵌的女性文學生產活動,來掌握女作家創作的條件與實踐,強化個體經驗與背後所依存的社會網絡關係。找出一個兼顧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精神,又能更加周延台灣女性文學的論述空間,是本書的企圖。
本書透過比較哲學、比較宗教來看東西方的哲學與宗教的特色。例如從詮釋學與精神分析看天台學與唯識學,重點之一在強調天台宗的智顗大師透過從二諦發展到三諦,展示出他對佛性觀念的重視,以表明我們應從佛性或中道佛性看終極真理,而捨棄傳統以二諦來看終極真理的限制,以突破印度佛教的中觀學只以空一觀念來解讀終極真理的偏差。這也可以說是智顗對《中論》的三諦偈的創造性的詮釋。另外,書中也從宏觀的角度對國際的佛學研究界對天台學研究作出廣面的觀察與深切的反思。我們也泛論及東亞佛學研究的現況與前瞻;也附帶涉及筆者如何透過熊十力對佛學的嚴刻的批判以轉出純粹力動現象學的建立問題。
這本書取名「新哲學概論:通俗性與當代性」。其中的「新」,是在表達方式和內容上不同於一般的哲學概論的意思。筆者盡量以通俗流暢的方式,和現代人所熟悉的語詞,淺出深入地述析哲學中的重要問題,俾能提高書的可讀性。另外也多探討一些新的、現時還在發展中的當代哲學,例如現象學、詮釋學、機體主義哲學、京都學派哲學和純粹力動現象學。特別是在文化哲學方面,我們突出史懷哲的敬畏生命思想、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及當代新儒學的文化源於心性的思想。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我們盡量少提供附註,以減少由學術性研究而來的壓力,讓讀者能看得輕鬆些。至於一般哲學概論書所包含的內容,如形而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美學等,還是保留下來。只是在取例上有點不同。例如在知識論方面我們較少涉及熱門的康德,而選取一般人少留意的古典印度的法稱與當代中國的金岳霖。在形而上學方面,我們仍然重視柏拉圖,但也涉及西方的懷德海和中國的熊十力。
不同於既有《新青年》研究偏重於思想啟蒙的詮釋進路,本書對於《新青年》的探究,主要將《新青年》視為一動態歷史文本,置於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從專制帝國走向現代民族國家建國──此一政治整合艱難且擺盪的思考背景下。據此,作者希望在本書中能較具體的呈現出民初歷史的動態性結構,以此鋪陳《新青年》與民初政治之間,彼此是變向、對話的複雜關係。並且透過各章的分析,以呈現《新青年》此一面向:從其創刊前的前史研究到文化運動的提倡、同人的活動與實踐,其實正是圍繞在對民初政治與社會思潮的反省、探索與批判。在此意義上說明作為新文化運動核心刊物的《新青年》,為何它所形成的是中國新政治形式探索、實踐的可能,而不僅僅只是文化傳統的改造。
「偉大人物」、「偉大政治家」、「具偉大人格」,這是曾經和蔣中正先生相處多年並且為其所相當倚重的幕僚之一的徐復觀先生對蔣氏的描繪。徐先生曾經受過蔣氏多次的恩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而稱頌蔣公嗎?或由於其他緣故而不得不在字裡行間表示推崇之意呢? 毛澤東「是社會主義者,但他並瞧不起社會主義」、「是馬列主義者,但他否定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唯物史觀的『歷史鐵則』」、「否定了黨內的民主」、「不給人民以最微末地位」、「壓低『知識分子』的地位,同時也壓低『知識』的地位」。毛是「死不肯改悔的夢遊病者」。「毛比殺四百多萬人以造成個人偶像崇拜的史達林,還要厲害。……毛澤東對中國的破壞力便是核彈。」以上負面的描述,全出自徐先生的手筆。但作為史家的徐先生,難道他不懂得或不理會平衡的報導,所以便只說毛澤東的壞話嗎?又作為新儒家的他,難道儒家經典《大學》以下的一句話:「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他都視若無睹嗎?其實,不是的,徐先生對毛澤東也有不少美言,如承認毛「有德必報」便是一例。且1949年前,甚至文革前的毛澤東,徐先生是相當欣賞的。正面稱頌的言論,在他的政論文章中,屢見不一見。 中外學者研究毛澤東多矣,可謂指不勝屈。但像徐先生一樣,擔任國軍高級軍官(少將)時,嘗以聯絡參謀名義從重慶遠赴延安和毛澤東相處半年,懇談不下五次的,便恐怕絕無僅有了。這種個人經歷,再加上其背後深厚的學識素養所成就的觀察能力,更不是一般學者可以企及的。 徐先生透過他的如椽巨筆,在為數眾多的政論雜文中,認真而嚴肅地品評、批判了不少中外政治人物。以上對蔣、毛的評論,只是本書所處理的眾多個案中的兩例而已。外國政壇上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顯赫人物,如美國總統尼克遜(R. M. Nixon)、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南韓總統朴正熙、南越總統阮文紹等等,無一逃得過先生的法眼。徐先生對他們的品評,本書都作了程度不一的闡述。 其實,本書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論述重點(見本書上篇各章)。徐先生發乎憂患意識而撰就的政論文章,恆充滿著人溺己溺、民胞物與的儒者大愛情懷。先生畢生倡言民主,此人所共知者。惟其民主,必以民本為依歸,為內核,為努力之基本方向,則人知之者尚少。所謂民本,乃指以民為本。就徐先生來說,即指其不容自已之道德心靈(良心、良知)恆聚焦輻輳於老百姓的身上,即所謂以老百姓之心為心,以老百姓之福祉為福祉也。政治之本身固係一獨立自主的領域。然而,一切為政施治,其背後必須本諸道德良心,否則其政便不得其正,其治也不得其治(不能使所治者成為治世)!徐先生所說的「政治中當然有道德問題」這句話,必須置放在此一脈絡下方可得其契解。其充盈深邃的道德意識普遍地貫注於所撰寫的各政論文章中,便是這句話的最佳佐證。
文學,從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智,我們所與之邂逅的世界發跡;文學,從一顆一顆的文字,一句一句的話語之聲音與意義排列而起。文學,從民間歌謠、童話、故事,到經史典籍、大塊文章、詩詞歌賦、小說戲曲、手札、短訊、新聞、文宣,無所不包。化約來說,文學就是把情感與信息植入具有審美結構的文字形式裡,情感與信息一旦有了文字的物質形式作為載體,就可以穿越時空,隨緣旅行,為其他人所同情與理解,並進而存取於心。本書博採古今文學理論與科學知識,以生動有趣的筆觸解說文學原理,從文學活動的發生條件與背景因素、文學體裁的各種類型與寫作特色,到文學藝術技巧的原理解說,都有多元周到,體用兼備的闡釋,是一本別開生面,開卷有益的文學理論用書。
本書要不外對唐以前中國前哲所開之諸方向之道,朔其始於吾人之生命心靈原有之諸方向,而論述其同異與關聯之際,惟宗趣。故其性質在哲學與哲學史之間。其大體順時代之序而論述,類哲學史;其重辨析有關此諸道之義理之異同及關聯之際,則有近乎純哲學之論述,而亦有不必盡依時代之先後而為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