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代以文字來解文字,難有定論,導致《周易》在解讀上極為不易。本書回到古文字最初的圖像,從語言神話的立場來重新閱讀卦辭與爻辭,發現卦爻辭中確實含藏著各種古文明的訊息,值得我們繼續挖寶。本書選擇《周易》八宮中的離宮為例,探討人們各種因應生存需求的生存模式禮儀制度,從思想史的立場借助古代文獻來反思卦辭與爻辭所彰顯的各種文化情境,後續將出版其他宮卦篇。
打動人心的童話,離不開真實生活的土壤。讀懂童話,或許對成長的人生有所啟迪;那些現實的缺憾,不妨讓我們用童話來彌補。 這本書有作者對童話的一些觀察所得,也收錄了作者曾獲獎的童話作品,希望能跟大家分享童話帶來的感觸與悸動。
本書共十七章,分別敘述紫微大帝名相源起、神格及所掌職司的演變。紫微之名,源自周代《列子・周穆王篇》以清都紫微宮,為天帝所居。由於位居北方,唐末五代,開始以北帝來稱呼紫微大帝,其神格則由萬星之主,而成為伏魔大帝。宋代並有以紫微大帝為伏魔教主的天心派,此派也稱北帝派。北帝派重視服食三光之氣及步罡法,不僅把內丹煉氣用在罡步中,並將周朝以來三步九跡的禹步,增衍成斗有陽斗、陰斗之分,施用有陽日、陰日之別,更有先舉左足或先舉右足之不同;在施用時,也不是僅用一種罡步,而是多種罡步連用。將禹步法發揮到極致,禹步成為術法的基石,也演變成了無禹步不成術法的地步。
本書提要 本書內容架構主要涵蓋:1.詩賦版圖2.體物博物3.賦篇史詮。 1.攸關詩學與賦學的文體學源流與文學版圖,及其詩賦融合脈絡之下,以先秦兩漢詩賦學到唐詩,其間相關文學史所隱藏的顯性與隱性書寫系譜問題。 2.攸關辭賦學與博物學合流的時代脈動下,並主要關注,以唐代迄至宋元賦學的跨界成果與彼此學術經絡之聯袂合作。 3.攸關以明代辭賦文本為例,其中出入於古典賦學與傳統史學的對讀內涵及意義的重新詮釋。
《關尹子》一書,《列子》、《莊子》已明引,其文字和今本《關尹子》同,劉向校錄該書並撰序,《漢志》有載,葛洪曾撰寫後序並載述各篇篇名、主旨,所說皆與今本同,足見《關尹子》非偽書。   關尹子以為萬物皆由一氣所生,一氣散而為萬物,萬物聚合為一氣;氣聚而生,氣盡而死。既皆由氣而來,所以並無真正之生死,亦無實有不變之萬物、時空。人能掌握氣,運用氣,即能隱形現形,變易萬物,召喚風雨,改變時空。而其要妙則在於「以神存氣,以氣存形」。   又,關尹子以為由一氣而有陰陽、五行,因五行而生五臟與精、神、魂、魄、意五神。由五神而衍生:性、心、意、識、情等察照及認知作用。性未萌,心已萌,意紛亂;由意而起認知美醜是非之識,由識而起喜怒哀樂之情,因情而為外物所囿。修道在以智去識,棄意返心,由心返性,察照萬物而任運自然。   關尹子的「變識為智」,和佛教的「轉識成智」不同;佛教是以識為認知本體,將八識轉變成四智。關尹子以識為認知作用而非本體,是以智遣識,返回心性之觀照自然。佛教轉識成智,出自玄奘編撰的《成唯識論》,成書於唐高宗朝,其說也晚。有可能是玄奘取相近之名相以譯經。
金代以內丹修煉法門為主的道派,有:時雍創立的真元道派、王重陽全真教。到了元代,新成立的教派有:李道純內丹中派、黃元吉淨明道、黃舜申清微派。此外,全真教稱為金丹北宗,和流行於南宋的金丹南宗,並立為稱。但到了元代,全真教大行,金丹南宗大都被併入北宗全真教中,勢衰力竭。元代,南宗門徒,有的自己重新皈依全真,成為全真教南宗;但也有一些人仍堅持南宗傳人的身份,此為元代的內丹南宗。綜觀金元二代,有上述多種不同派門修煉法。如真元道派、淨明道,以儒家忠孝雜修內丹;清微派,以內丹雜雷法;全真修性多雜禪學。再者,元代扶鸞所撰道經,以及元人為早期的道經作注,也往往涵藏內丹修煉說,顯現出元代內丹學百花齊放的特色。
明清兩代的內丹修煉法門多彩多姿,明代有神仙人物張三丰;有創立內丹東派的陸西星;有創立百日築基、十月懷胎、九年面壁的伍守陽。清代,在內丹修煉上,王常月以戒為基,談內丹修煉法;柳華陽承繼伍守陽的引道入佛,以佛徒之語來說內丹;傅金銓談男女雙修法,分為男女體交法及神交體不交。另外,傅金銓倡導女丹,是女子所專屬修煉的法門,以雙乳間為氣穴,以絳宮至子宮間為中極,以子宮中血海為下丹田。又,清道光、咸豐間,李西月創立內丹西派,以先天是外藥,後天是內藥。內煉己在由修命而盡性,外煉己在由盡性而求神仙永生的盡命。此外,另有康熙朝江蘇扶鸞所成的《太乙金華宗旨》,說明內丹修煉的法門,在於藉由雙眼目光,內照守心,以元神滅識神,自能得真炁,用以成就法身。
魏晉南北朝冥思靜坐的修仙術,以服食五芽、鬱儀、結璘及存思身神的守三一、帝一等法門為主流,內丹坎離交媾說淪為非主流。到了隋代,蘇元朗精通內丹外丹,所撰著作中,內丹以《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為主,外丹以《太清石壁記》為主。唐代內外丹說都受到蘇元朗的影響。唐代初期的修仙術,因帝王的好尚,重視外丹黃白之修煉,而在廣義內丹上,則以養神心齋及重玄為主。狹義的坎離交媾內丹修行,興起於盛唐玄宗朝,劉知古、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一行等,皆有內丹方面的著述。至中唐崔希範、鍾離權、呂洞賓、施肩吾而坎離交媾的內丹說大盛,晚唐五代則以陶埴、羊參微、李光玄、譚峭、劉海蟾、陳摶等為主。內丹修煉法門,始見於東漢,完成於鍾呂,傳揚於張伯端。漢代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唐代呂洞賓撰集《鍾呂傳道集》、張伯端《悟真篇》三者成為內丹修煉必讀的聖典。另外,在晚唐也出現了特別為女性而設的女丹修煉法門。
本書以「冥思靜坐史」為名,所述者不僅一朝一代而已,而是從周以下至清,敘述各代以廣義內丹為主的修煉法門,本書是第一冊,敘述周秦二代冥思修煉法門,取名為「周秦篇」。 冥思靜坐,通常以閉目或臨目,向內觀照為主,係帶有宗教性質的修煉法門,在中國則和道教有關。冥思靜坐法,周朝春秋時代已存在。以術法應用而言,有萇弘以術佐周靈王,長桑君能隱形有方藥,巫彭、巫咸鍊不死藥,老子修道而長壽。以理論而言,《老子》一書以道為本體,以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為修煉形神、心鏡之法。《文子》說老子治身之法,為養神與養形二者。養神以恬淡寡慾為主,推而行之,則為心齋坐忘,忘物忘我,不為物囿,役物而不役於物。養形則有行氣導引、按摩導引、服食天地日月六氣法,及辟穀食氣法,而內丹嬰兒蘂女、金樓絳宮的名相亦出現在《關尹子》書中。周代的這些冥思靜坐法門,對後世影響極大。養神、養形,幾乎涵蓋了所有修道之方,也為唐宋內丹之修性與修命肇建基石。 本書共分十四章,第十四章〈道教冥思靜坐與內丹修煉常見名相小釋〉是綜匯周秦至明清內丹諸名相,加以簡釋其義及述其衍變,可以視為內丹書的小辭書。  
本書專門論述兩漢六朝間道教的冥思靜坐法門,書分為上編及下編兩大部分。上編寫兩漢,下編寫魏晉南北朝。兩漢修行法門,有吸食天地日月精氣法,有存思內神守一法,有龍虎交媾的內丹說,此時期以《淮南子》、兩部《黃庭經》、《太平經》、《太上靈寶五符序》、《周易參同契》為主。魏晉南北朝的靜坐修行法門,有上清派的守三一、守雄一、守雌一、守帝一等各階段修行方式;有服食日月星辰的鬱儀(服日精)、結璘(服月精)及奔辰(服食北斗五星等星辰之精氣)法門,有《太上三十六部尊經.黃庭經》將人體之「氣」,析分為精、氣、神三者,以三丹田為主要修行場所,並有「鍊氣成神,鍊形成氣。陽神未聚,三花不入泥丸;真氣未朝,五彩不生丹闕。」等說法,對隋唐內丹學影響深遠。
本書從歷代史籍、明清現存方志、各地民間傳說故事集,並配合田野調查,來蒐集整理各地趙雲祠墓、遺跡紀念物和民間傳說等資料,並予以釐清、考證其歷史源流,不再侷限以往僅從史傳、小說或表演藝術等面向來討論趙雲,而是試圖以地域性的視角來了解人們如何形塑其對趙雲的「歷史記憶」。藉著梳理中國與臺灣各地趙雲民間信仰與傳說的發展情形,體現走出經典的趙雲,仍在民間信仰與傳說中不斷持續演化與增長的文化價值。
自 序余致力宋學,專注教育,研讀史學,凡三十載。民國七十二年(1983),隻身赴臺,求學文大,拜賓四、旭軒及美如等先生門下,以「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與思想史」為專修。蒙恩師教誨,得前輩抬愛,歷時六年,得認博士,其中甘苦,不忍復談。余集研究、教學之經歷,考察宋代吏治之諸般情形。如陳寅恪先生之言,中國古代之人文社會,登極於趙宋。余以為,此不僅是對宋代文化之肯定,亦是對彼時政治、經濟與社會運行之讚賞,有效法大宋,改革現世之希冀。受恩師指引,余開始嘗試對宋朝吏治之研究,發掘其內涵,探尋其真諦,此是為余寫作本書之初衷。唐宋之際,豪傑四起,外敵頻繁入侵,社會變化良多。太祖匡胤,以恢弘之氣勢,席捲天下,定鼎中原,得趙普妙計,收官印,削兵權,制錢穀,穩中央而制地方,重文臣而輕武將。以博大之胸襟,行文治之國策,建學校,興教育,擴科舉,納賢才,使國內一派生機盎然之氣。社會經濟方面,一改前朝禁錮之策,順應時代潮流,響應人民呼聲,去坊市之界,廢宵禁之限,致商賈大興,市場繁榮,中外客商雲集,海陸商品流通。對外層面,強敵立於漠北,雖三番五次挑戰,終以歲幣收場。故開榷場,促貿易,以互通有無,增進感情,得百年太平,亦不失為曲線救國之計。以上諸般政策得以實行,無一不是各級官員之功。宋代選官、任官之法,歷經改革,頗有時代特色,漸成定制。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科舉取士,一錘定音;官職差遣,互相牽制;審官評定,系統科學。如此,宋代吏治成為彼時政治經濟之靈魂,社會運轉之動力。正因有此政治體制作為支撐,方才使得宋代社會文化發展呈現出富強、文明、自由、和諧、與開放之特色。政治上,集權分權取捨得當,決策決斷合理有據;經濟上,士農工商互相協調,內外貿易繁榮穩定;文化上,市民文化蓬勃發展,宋詞藝術登峰造極;對外關係上,貢使商賈紛至沓來,邊境沿海交流頻繁;思想上,儒學復興漸成趨勢,開明哲學始成大體。以上種種,均與宋代吏治之興,關聯頗深。余曾在多篇論述及講演中言談及此。宋代之學術思想與文化,科舉制度,選官任官之法,政治經濟體制,與吏治之法,此乃「三位一體」之關係。正因如此,宋朝形成了不同以往,空前絕後的社會風氣。造成這一變化發生的因素,在於宋朝統治者的胸懷開明,新晉文臣士大夫之不懈努力,其中,以范仲淹、包拯、歐陽修與李覯等為代表的文人志士,以吏治改革為大旗,為社會進步,國泰民安奉獻良多。自太祖太宗開國立基,真宗北伐定盟澶淵,至仁宗、英宗與神宗歷朝,國家經濟社會文化雖取得長足進步,但數番外戰軍費猛增,年年科舉官吏暴漲,宮廷內耗不見回跌,積貧積弱亟待修正。對此,范仲淹首提十事,改革吏治,以教書育人,為從政之本;包拯坐鎮京師,職掌刑獄,以正大光明,為參政之道;李覯處江湖之遠,設館論道,以春秋古法,為議政之責;歐陽修提點貢舉,編史纂籍,以前車之鑒,為執政之師;司馬光權柄中樞,定章施則,以浩德服眾,為仁政之求;蘇軾出書香門第,遴選人才,以重文求實,為明政之選;陳亮睹分裂之亂,獨白隆中,以民族大義,為政治之魂。以上諸位,皆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寄託,以澄清吏治為根本,以救亡圖存為希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為黎民蒼生之福祉,鞠躬盡瘁。余曾在多種場合,闡明類似觀點。2009年,承蒙青島大學文學院魏韶華教授誠邀,與彼之同仁共好切磋,闡明對「宋代學術文化」之認知,追憶昔日求學臺灣,與諸位恩師請教學問之往事。2014年,得臺灣新竹師範大學邀請,參加彼之學術演說,再次與昔日同窗,暢敘前緣。2015年,時值韓國研究財團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韓中人文學大會」在首爾舉辦,余獲邀參加,與在座韓中頂尖學者,共同探討學問,並有幸結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先生。同年,余之母校中國文化大學與浙江大學合辦「兩岸宋史學會」在臺北舉辦,余作為校友,有幸參與其中,與宋史專家,互通有無。2018年,承蒙好友李院長之請,山東省曲阜孔子研究院之邀,余得赴中國思想聖地,與彼之同僚,切磋儒學,倍感榮幸。集其間之教學研究成果,與數幾次國際學術大會發表之經歷,綜合學者之見解指摘,終將「宋代吏治法」一書完稿。此書得以出版,余十分感謝彼時文大好友,現佛光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李紀祥先生,對余之鼓勵與指導。李先生精通國史,對本書之寫作,頗有見解。余就讀文大時,李弘祺教授先生,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亦對余之研究多有輔導指正。余以為,宋朝士大夫之經世思想,為國為民之人文精神,不僅只應停留在千年以前之歷史時空,其內涵與精髓於當今之世,亦多有借鑒汲取之意義。此是為吾輩史學文人,致力研究趙宋王朝之價值所在,亦是其留給後世之重要財富。本書雖於完稿之前,幾經校對,數番修改,然仍難免疏漏,歡迎各位批評指正。本書之初稿,歷經千般錘鍊,又幸得文津出版社諸位同好編輯修改,終得順利出版發行。在此,余僅對貴社致以誠摯感謝。 姜吉仲 2021年1月12日於韓國晉州市國立慶尚大學校研究室
自 序余致力宋學,專注教育,研讀史學,凡三十載。民國七十二年(1983),隻身赴臺,求學文大,拜賓四、旭軒及美如等先生門下,以「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與思想史」為專修。蒙恩師教誨,得前輩抬愛,歷時六年,得認博士,其中甘苦,不忍復談。余集研究、教學之經歷,考察宋代吏治之諸般情形。如陳寅恪先生之言,中國古代之人文社會,登極於趙宋。余以為,此不僅是對宋代文化之肯定,亦是對彼時政治、經濟與社會運行之讚賞,有效法大宋,改革現世之希冀。受恩師指引,余開始嘗試對宋朝吏治之研究,發掘其內涵,探尋其真諦,此是為余寫作本書之初衷。唐宋之際,豪傑四起,外敵頻繁入侵,社會變化良多。太祖匡胤,以恢弘之氣勢,席捲天下,定鼎中原,得趙普妙計,收官印,削兵權,制錢穀,穩中央而制地方,重文臣而輕武將。以博大之胸襟,行文治之國策,建學校,興教育,擴科舉,納賢才,使國內一派生機盎然之氣。社會經濟方面,一改前朝禁錮之策,順應時代潮流,響應人民呼聲,去坊市之界,廢宵禁之限,致商賈大興,市場繁榮,中外客商雲集,海陸商品流通。對外層面,強敵立於漠北,雖三番五次挑戰,終以歲幣收場。故開榷場,促貿易,以互通有無,增進感情,得百年太平,亦不失為曲線救國之計。以上諸般政策得以實行,無一不是各級官員之功。宋代選官、任官之法,歷經改革,頗有時代特色,漸成定制。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科舉取士,一錘定音;官職差遣,互相牽制;審官評定,系統科學。如此,宋代吏治成為彼時政治經濟之靈魂,社會運轉之動力。正因有此政治體制作為支撐,方才使得宋代社會文化發展呈現出富強、文明、自由、和諧、與開放之特色。政治上,集權分權取捨得當,決策決斷合理有據;經濟上,士農工商互相協調,內外貿易繁榮穩定;文化上,市民文化蓬勃發展,宋詞藝術登峰造極;對外關係上,貢使商賈紛至沓來,邊境沿海交流頻繁;思想上,儒學復興漸成趨勢,開明哲學始成大體。以上種種,均與宋代吏治之興,關聯頗深。余曾在多篇論述及講演中言談及此。宋代之學術思想與文化,科舉制度,選官任官之法,政治經濟體制,與吏治之法,此乃「三位一體」之關係。正因如此,宋朝形成了不同以往,空前絕後的社會風氣。造成這一變化發生的因素,在於宋朝統治者的胸懷開明,新晉文臣士大夫之不懈努力,其中,以范仲淹、包拯、歐陽修與李覯等為代表的文人志士,以吏治改革為大旗,為社會進步,國泰民安奉獻良多。自太祖太宗開國立基,真宗北伐定盟澶淵,至仁宗、英宗與神宗歷朝,國家經濟社會文化雖取得長足進步,但數番外戰軍費猛增,年年科舉官吏暴漲,宮廷內耗不見回跌,積貧積弱亟待修正。對此,范仲淹首提十事,改革吏治,以教書育人,為從政之本;包拯坐鎮京師,職掌刑獄,以正大光明,為參政之道;李覯處江湖之遠,設館論道,以春秋古法,為議政之責;歐陽修提點貢舉,編史纂籍,以前車之鑒,為執政之師;司馬光權柄中樞,定章施則,以浩德服眾,為仁政之求;蘇軾出書香門第,遴選人才,以重文求實,為明政之選;陳亮睹分裂之亂,獨白隆中,以民族大義,為政治之魂。以上諸位,皆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寄託,以澄清吏治為根本,以救亡圖存為希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為黎民蒼生之福祉,鞠躬盡瘁。余曾在多種場合,闡明類似觀點。2009年,承蒙青島大學文學院魏韶華教授誠邀,與彼之同仁共好切磋,闡明對「宋代學術文化」之認知,追憶昔日求學臺灣,與諸位恩師請教學問之往事。2014年,得臺灣新竹師範大學邀請,參加彼之學術演說,再次與昔日同窗,暢敘前緣。2015年,時值韓國研究財團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韓中人文學大會」在首爾舉辦,余獲邀參加,與在座韓中頂尖學者,共同探討學問,並有幸結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先生。同年,余之母校中國文化大學與浙江大學合辦「兩岸宋史學會」在臺北舉辦,余作為校友,有幸參與其中,與宋史專家,互通有無。2018年,承蒙好友李院長之請,山東省曲阜孔子研究院之邀,余得赴中國思想聖地,與彼之同僚,切磋儒學,倍感榮幸。集其間之教學研究成果,與數幾次國際學術大會發表之經歷,綜合學者之見解指摘,終將「宋代吏治法」一書完稿。此書得以出版,余十分感謝彼時文大好友,現佛光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李紀祥先生,對余之鼓勵與指導。李先生精通國史,對本書之寫作,頗有見解。余就讀文大時,李弘祺教授先生,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亦對余之研究多有輔導指正。余以為,宋朝士大夫之經世思想,為國為民之人文精神,不僅只應停留在千年以前之歷史時空,其內涵與精髓於當今之世,亦多有借鑒汲取之意義。此是為吾輩史學文人,致力研究趙宋王朝之價值所在,亦是其留給後世之重要財富。本書雖於完稿之前,幾經校對,數番修改,然仍難免疏漏,歡迎各位批評指正。本書之初稿,歷經千般錘鍊,又幸得文津出版社諸位同好編輯修改,終得順利出版發行。在此,余僅對貴社致以誠摯感謝。 姜吉仲 2021年1月12日於韓國晉州市國立慶尚大學校研究室
方以智(1611-1671)是明末清初有多方面成就的傑出人物,雖常被視為儒者,但自四十歲出家為僧後,在禪學上也有重要的貢獻。方以智的禪學會通儒釋道三教,注重學問,具有濃厚的知識性。在歷代禪師中,可說獨樹一幟。本書從不同角度探討其禪學的主要內容與特色,以了解其集大成的思想型態,並供今日禪法研究與實踐的參考。
司馬遷不僅具有史學史意識,其關懷更往往以當代史為著眼。根源於此,本書依歷史建構與闡釋的進路,從司馬遷見證的漢武帝朝(見證歷史)、身處的漢朝(當代史),聯繫先秦史、秦史,循司馬遷撰史書法,包含互見、敘議互補、于序事中寓論斷,作為文本闡釋的方法,綜合論證《史記》通史體裁之中,所寓託的「當代史意識」。
司馬遷不僅具有史學史意識,其關懷更往往以當代史為著眼。根源於此,本書依歷史建構與闡釋的進路,從司馬遷見證的漢武帝朝(見證歷史)、身處的漢朝(當代史),聯繫先秦史、秦史,循司馬遷撰史書法,包含互見、敘議互補、于序事中寓論斷,作為文本闡釋的方法,綜合論證《史記》通史體裁之中,所寓託的「當代史意識」。
本書論述主要鎖定唐代迄至北宋賦家的諷諭意識及其諍臣意識,乃至於具體以賦為諫的政治踐履,並且歷經六朝綺靡雕飾,風軌日遠之後的唐宋階段,如何復興漢賦諷諭,展現另類深具復古意涵的政治文化風華,從而審視其中與唐宋諫諍制度及文化風氣的密切聯繫,進而嘗試揭開攸關唐宋賦學與史學彼此互涉與合流的文學文化脈動,允為本書以「賦家與諍臣」為論述主題的關注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