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三‧日清、日俄戰爭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前言

致日本和亞洲

京都式偶人與東京式偶人

三月份將要來臨時，各家偶人店裡的女兒節偶人的櫃台就相當的熱鬧。穿著天皇皇后衣飾的男女對偶的站立方式有兩種：正面的男性偶人站在右面的「京都式」和站在左面的「東京式」。在岐阜縣高山市舉行的「飛驒偶人節」時，市內各家所裝飾的對偶，兩種排列方式都可見到。從「天子南面東立」的中國王朝的傳統來說，「京都式」是對的。

那麼，「東京式」是為甚麼、又是在甚麼時候產生的呢？這與十九世紀中葉時江戶時代的社會風俗和習慣轉換成歐洲的樣式這一大趨勢很有關係。當時的人們有著強烈的「歐化」意識，覺得從歐洲可以學到的東西，要比從原先的先進國家中國和朝鮮多得多，這樣的一種社會潮流，從江戶幕府的末年開始漸漸興盛起來，到了明治維新以後，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種國家性的判斷了。天皇家族，在以歐美為範式實現立憲制的同時又擁有王權，當他們以這種新的形式再次出現在政治舞台的時候，其站立方式也變成歐洲式了。（若桑綠《皇后的肖像》）戰前各家各戶家裡的牆上所掛的天皇皇后的相片，是橫向的左右排列，而在小學舉行儀式的時候，根據上面的指示（一九〇一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山梨縣的訓令等），兩個人的「御真影」要朝向南面，那麼從正面看過去，左面是天皇的肖像，右面是皇后的肖像。這就是「東京式」在全國傳開的背後的原因。一九〇〇年五月十日，皇太子嘉仁親王（就是後來的大正天皇）與九條節子的婚禮，是在神社舉行的「神前婚禮」，這在天皇家族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一般日本人的婚禮，是在自己家裡舉行的三叩九拜的儀式（也就是所謂的「人前婚禮」），從那以後，人們就以皇室的婚禮和基督教的教堂婚禮為楷模，廢棄了從前的傳統方式，日比谷大神宮就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了神前婚禮，並在各地傳開。明治維新這一政治性的事件通過文化形式的展開，使得「歐化」的大潮自上而下地席捲了整個「日本」。那麼日本人是如何學會了「歐美」模式的呢？

來自歐美

有關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至一八七三年岩倉海外使節團在歐美的見聞，久米邦武的《美歐回覽實記》中已有很詳盡的記述，他們確實廣泛考察了歐美諸國的自然環境和國家形態，然而他們的興趣，還是在於「富國強兵」政策。昔日江戶幕府舊臣的成島柳北，這一時期是在法國，他看到了一個「有著劇場和美術館的巴黎」，而使節團一行，則必須要看「有著要塞和工廠的巴黎」。（前田愛《成島柳北》）他們對歐美訓練有素的軍隊大感震驚，他們認真參觀了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維斯卡公司，在普魯斯仔細考察了克虜伯公司。日本為了要擁有並有效使用一支強大的軍隊，它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怎樣相應的變化，這一點是理解日本近代史所不可欠缺的。自一八九四年開始的十年中，近代日本經歷了三次戰爭，我們當然必須看到因戰爭這一外在的壓力和軍隊這一內在的壓力而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的這一歷程。

這一拚命學習西方的結果，就是使維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國家財政幾乎一直處於盈餘的狀態。可以說，岩倉使節團所學到的東西結出了果實。他們必須在與民權派處於緊張關係的同時，努力推進內政的改革，這一關係，到了「初期議會」的時候，就更加激化了。正是帝國議會的激烈討論和爭執，才帶來了「初期議會」時期的健全的財政。不應該以狹隘的視野將這一時期的政治爭執簡單地看作權力鬥爭，而應該在圍繞如何理解近代國家這一基本構想而出現的歧義這一語境中來重新認識。在上一卷裡敘述的對立和競爭，在本卷中仍將持續。

來自亞洲

亞洲各國所認同的是「初期議會」時期的日本，也就是說在推進歐美式的近代化的同時，經過了與民黨的爭執和紛爭，建成了立憲制的「小政府」和議會。正在拚命摸索獨立的國民國家進程的朝鮮（韓國）、努力設法使衰退的能量重新復活並使王朝繼續得以延承的清國等，之所以積極地向日本派出留學生，是因為可以從中就近學習歐美文化，將其作為一個鄰近的家庭教師。清國的一位權威的政治家張之洞表示「中〔清國〕東〔日本〕之勢力、風俗相近，易仿行〔模仿〕」，因而倡導留學日本。（《勸學篇》）清朝末期留學日本的人數，據說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達到了八千人。求知的慾望將許多青年人引導到了未知的小國日本。

原本在日本和中國並無支持眾多的留學生出國求學的國家性制度，因為歐美列強試圖在經濟上向亞洲地區強勢進入並擴展他們的權益，因而使得亞洲國家產生了「亞洲危機」的意識，亞洲各國和地區也以紡織業和原有的產業為核心，努力推進近代國民經濟的形成。在這過程中，建起了印僑和華僑等廣泛的人際網絡。（籠谷直人《亞洲國際通商秩序與日本》）正是這樣的人際網絡，成了接受留學生的另一個基盤，也是靠了這樣的人際網絡，康有為、孫中山等政治流亡者來到了日本。甲申事變失敗之後，金玉均等朝鮮政府的高官也流亡到了日本。印度的鮑斯流亡到了日本，在東京受到了「中村屋」老闆相馬愛藏和黑光夫婦的厚遇，這已為人們所熟知。對於他們的流亡日本，面對歐美列強和清國的壓力，日本政府當時無法進行正面的有力應付，無法成為他們的倚仗者，但是流亡者們依靠了在亞洲貿易中形成的人際網絡，冒著危險來到了日本。與當權者可以恣意妄為的亞洲其他地區不同，在法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近代日本，其依法行政的國家構造也許成了他們另一個可以依靠的條件吧。與江戶時期的法律制度已經做了切割，以歐美諸國的法律為範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過程，也是這一時期需要討論的課題。

文明文化的雙向性

近代日本在學習歐美文化方面，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導致了一九四五年日本的徹底失敗，這些內容將在下面幾卷中會有敘述吧。問題是，曾經的優等生這一點，是單方面所強調的。日本消化了歐美的文化，創造了許多翻譯詞語，然後將其傳到了清國和韓國等的漢字文化圈，人們只是單方面地強調這一些，而這些卻是被敘述得過分了。

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的中國文明，首先消化了歐洲的文明，然後將其輸送至亞洲，這些事實為何被如此簡單地遺忘了呢？日本首先是通過中國將歐洲語言的知識譯成了漢文的文獻才達到了對世界的把握。地球、地中海、紅海、熱帶等的地理詞語，病院、大學、文科、理科等的社會性詞語在日本的使用，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如略所撰寫的五卷本世界地理著作《職方外紀》在一六二三年出版了漢譯本之後，傳到了日本的結果。數學上也一樣，在中國被翻譯的詞語就這樣拿到了日本使用，現在甚至有些詞語它原本的意思也搞不清楚了。比如幾何、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等等。在中國創制的「萬國公法」一詞，後來被箕作麟祥創制的「國際法」一詞取代了，但是表示溫度的「攝氏」、「華氏」現在仍在使用。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各種各樣的西方書刊需要被翻譯過來的時候，這一傾向就越加明顯了。一八一〇年代，人們編纂了《英華辭典》，被譯成漢文的樣書，幾乎都以相當的數量被運送到了江戶末年的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卷本的W‧羅布存德的《英華辭典》（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九年）和J‧杜立德的《英華萃林韻府》（一八七二年）。羅布存德的辭典，後來也可能反過來從日本傳到中國去，但其前提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在清國已經有了洋書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