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

推薦序

十七世紀的歷史對全世界許多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數以萬計的歐洲人第一次來到亞洲做起殖民的生意，這個生意有賺有賠，卻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因為不少人還沒來到亞洲就已經葬身海底。這時期，歐洲人以強勢的武力，占領了世界大部分的區域，進行資源掠奪以及後來的商業貿易，為其國家或個人賺取不少利益。雖然那時候的亞洲國家武力普遍較弱，但入侵者對於氣候和環境的不適應，以及引發的戰爭，也奪走許多外來者的生命，然而這些砍頭的旅程還是屢見不鮮，樂此不彼。

對於這個時代的在地者，遇到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擁有那麼強大的武器，他們可能心懷期待、緊張、懷疑、害怕等各種想法，但也只能被動以對。而人類的社會，原本也就是弱肉強食的思維，有利可圖之事，絕對不會放棄，所以荷蘭與明朝在澎湖觸發第一次的相遇也不足為奇，但對於該地及周邊來說，將面對一個極大的挑戰。

《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一書，為楊渡先生的另一巨作，本書以十七世紀的澎湖為背景，論述了荷蘭與澎湖的第一次相遇，觸發了一連串的有趣故事。本書承繼以往楊先生歷史小說之特色，運用相當多的史料，重現當時的歷史場景，相當寫實，讓讀者身歷其境，彷彿是劇中的小角，饗饕著往日大事。

澎湖是東亞海域的航海指標，無論是該區域的南北向航行（臺灣東部航線除外）或者是東西向航行，大部分的航線皆以澎湖為中繼站，或是航海的導航地點，猶如非洲的好望角或是模里西斯。正因如此，元朝之後，海外貿易興盛，政府開始在澎湖設置據點觀察海上變化。幾百年後的荷蘭人，也正好經過此區域而來到了澎湖，他們想以澎湖為據點，作為貿易站、軍事防禦地點，編織在這個區域精彩的歷史故事。

當時期的中國，可以稱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然而船舶和火砲威力還是比不上荷蘭，但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相較則是天壤之別，至少讓荷蘭不敢輕舉妄動。即便荷蘭於1604年占領澎湖，最後明朝在地利和人和的優勢下，勸退了荷蘭。1622年荷蘭人又再度來到澎湖，這次更為強硬，不想輕言放棄，過程中的外交戰，你來我往，爾虞我詐，相當精彩。但形勢比人強，明朝還是讓荷蘭摸摸鼻子，只能轉占大員了。

本書除了以史料為基礎的寫作特點之外，另一項特點，則是完整記錄了人、事、物的素描，讓讀者在閱讀之後增廣見聞，更能掌握該時期的重要事蹟，這樣的寫作方式更是費心，實屬不易。再者，文筆流暢、淺顯易懂的寫作技巧，符合現代人的速讀需求。另一方面，作者以單元的方式鋪成主題大綱，除了順著時間軸的講述之外，也兼顧各單元的論述，得以成為獨立之一篇，方便讀者隨意抽取閱讀，亦能快速掌握要義。

澎湖的歷史開啟了臺灣的世界舞臺，這一段歷史相當精采，作者認真的爬梳浩瀚史料，將這幾十年的荷蘭與明朝的交往歷史，以更貼近當代人的寫作技巧呈現歷史記憶，值得好好地細細品味。

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荷蘭文很難懂，古代的文言文也很難懂。不過，就是把荷蘭文和文言文都練得虎虎生風，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兩度占據澎湖的前因後果與來龍去脈也還是很難懂。幸運的是楊渡寫了眼下這本書。他以清楚的邏輯和流利的文筆，述說了這一段與臺灣四百多年來的發展糾纏不休的故事，帶進了海洋史與全球化的概念，擴大了你我的視野。

不過，歷史究竟是歷史，已經過去很久的事和現在的個人生活沒有直接的關聯，可以冷靜地批判瞭解，很適合「用電影的慢動作」方式細細地看、慢慢地看，不時停下來仔細想一想。本書作者廣泛蒐集資料、巧妙鋪排，讀者披覽之餘，一方面在知識上默默增長，他方面也可以讓思慮在時空中無限奔馳！
 

陳國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楊渡的歷史敘事總是帶給讀者一種時間與空間、宏觀與微觀交織的視野。這本書不僅說著澎湖群島的海洋故事，也牽動著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及東亞、東南亞各地，既是地域史，也是東亞史及全球史。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擺脫歐洲大航海論述的十七世紀東亞史觀，也翻轉中心與邊陲的偏見，藉由史實的考證，讓東亞的主體性得以浮現，也重新看到臺灣的價值。這是全球地域學的歷史回顧，也是二十一世紀臺灣再出發的契機。

江柏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這本《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是楊渡先生繼《在臺灣看見歷史》、《有溫度的臺灣史》和《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之後的臺灣史钜作，闡明澎湖自古就是攻臺成功的關鍵地位。

楊渡先生的歷史論述實事求是，能公正地說出當時的實情，揭露荷蘭殖民者劫掠福建、廣東沿海的殘酷行徑，如捕抓人民賣到巴達維亞當奴隸，甚至抓了太多就「乾脆丟下海去餵魚」。他一方面檢討明朝中央政府缺乏面向海洋時代的世界觀，是明朝落後的原因；一方面，他也讚揚具遠見卓識的官員，如胡宗憲、周起元、張燮等，知道地方上海商實際情況，瞭解世界局勢，不斷提出對策，想方設法解決問題。他們面對歐洲國家一點也不自卑，反而很好奇的跟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地理幾何學。

楊渡先生雖非專業史家，但他在搜集和解析中外歷史文獻不輸專業行家，尤其能擺脫臺灣主流史學界追隨「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與亞洲人的自卑感」的治史立場，公正對待歷史，更勝於時下為殖民史觀所陷的臺灣主流史家多多。

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導言

澎湖．臺灣．東亞史與全球化

１. 重回視野的東亞世界

最近，隨著東亞國際地位的重要性日增，有關東亞史與十五至十七世紀早期全球化歷史的研究，無論在臺灣、中國大陸，或者韓國、日本，都開始一波新的研究熱潮。這固然與東亞經濟圈的崛起有關，但它和1990年代之亞洲研究又有所不同。它更多是透過歷史，回歸東亞，指向未來。

1990年代的東亞研究偏重經濟面，諸如：日本第一、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亞洲經濟奇蹟、雁行理論、儒家經濟圈等。它所環繞的中心，以帶動亞洲經濟起飛的日本為主。

但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這波研究熱潮，卻更為深刻而廣闊的挖掘早期全球化時代，以東亞為主體的歷史，以及與歐洲文明的首度接觸的碰撞歷程。相較過去以歐美為主體的觀點，這一波的主體更突顯東亞本身。每個國家以自身的歷史為主體，打開不同於歐美觀點的論述。

特別是，研究的歷史時間，不再從歐洲人東來開始，而是始於更早，從十五世紀歐洲人尚未來到東亞之前，東亞各國的國際關係與海洋發展史，再延續到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來到遠東，從而對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地緣政治等，造成深遠的影響。過去並非沒有此種主題的研究，前中研院士曹永和即是佼佼者，但話語權一直掌握在歐洲殖民帝國的學術與媒體手上。東亞的這些研究與論點並未受到重視，是直到近期以來，逐漸成為顯學。

全球化之前的東亞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在於：這些早已存在的東亞國家之間的交往與海洋貿易，正是歐洲人東來時藉以發展的物質與文化基礎。質言之，歐洲人所抵達的東亞，不是像他們描述的那樣，「哥倫布來了，美洲的歷史才開始」（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反諷語），彷彿歐洲人來了才帶來商業與文明。事實是，東亞早有經濟與物質的基礎；甚至物質文明、工藝造詣、社會組織、國際商業活動的範圍等，都遠高於歐洲。這只要看看當時歐洲與亞洲的貿易逆差，就可以知道。

正如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寫《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想證明的，美洲本有自己的歷史與文明，是一個豐富飽滿的生命體，只因為歐洲人來了，切開它們的血管，吸取了它的血，才使得拉丁美洲變得貧窮落後、命運悲慘、不得翻身。而歐洲的資本主義帝國也正是靠吸取拉丁美洲、非洲這些國家的血，從自然資源的黃金白銀到農作物，從壓榨人民的勞動到大量奴隸的販賣，是這些人與大地之血，才滋養了這些的帝國。

東亞也是一樣的。東亞是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歐洲所帶動的軍事、工業生產，改變了航運技術，從而以新型態的船堅炮利，擊垮了東亞國家，建立新的全球霸權，因此改寫歷史，將東亞描述成一開始就是經濟落後、封建、封閉、不文明的待開化國家，進而將其侵略殘暴的殖民行徑，描述成帶來現代商業的「文明開化過程」。

學者曹永和在〈中國海洋史話〉中，對這一段歷史有非常清晰的提點。他認為：「明代歐洲國家東來的時候，由於東西雙方的差距有限，所以對東方並未如後代所認為造成很大的影響與衝擊。反之，在明代東、西方交會時，歐洲人從東方受到不少的影響。根據當時在各地布教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報告中，顯示了他們對亞洲各地高度的文明、繁榮的社會及精巧的工藝，無不十分驚訝。所以對於這一時期的西方東漸，有許多人認為對中國造成很大的衝擊，其實不然。這是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及亞洲人的自卑感所肇始的。」

更明確說，是十九世紀之後，東亞始失去話語權與歷史解釋權。一切的學術研究、討論主體、價值判斷等，莫不以歐美的論述為標竿，弱勢的東亞國家被描述成不文明的、人吃人的黑暗國度，等待歐洲文明的拯救。殖民者的壓迫，於焉被美化為拯救，迫害變成救贖。

日本或許稍有不同，以「脫亞入歐」為精神指向，向歐洲認同起來。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變身為亞洲的侵略者，先殖民韓國、臺灣，再侵略中國，最後侵略亞洲各國，甚至發動對美國的戰爭。但日本所標舉的旗號，卻是「大東亞共榮圈」。它所藉以號召的精神內涵，自稱是「王道」，亦即以亞洲的「主宰者、救贖者」自居，要將亞洲國家從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裡解放出來，全面實施王道，進而領導全亞洲，對抗歐美。但在骨子裡，它仍是承接帝國主義的思想，只不過那個殖民帝國換成日本而已。在價值判斷上，並無翻轉之功。

二戰後，美國成為亞洲的新主宰者。冷戰二體制對立下，美國所建構的圍堵防線，從韓國、日本、琉球、臺灣一路延伸到菲律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歐洲國家在十六、十七世紀所建構的殖民地，全面由美國所掌控。

曹永和所謂「歐洲人所養成的優越感與亞洲人的自卑感」依舊由美國所繼承。話語權依然掌握在歐美的學界。

這情況，要直到198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及19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日本與四小龍成為美國研究對象，四小虎（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繼之而起，成為被歐美期待的新興經濟體。亞洲國家終於逐漸擺脫過去的落後形象，而為歐美學界所看重。一時間，亞洲經濟奇蹟成為1990年代的顯學。

然而，1990年代的東亞研究仍是歐美中心主義，只是將亞洲經濟的崛起視為值得研究的對象，其主要關注的範疇在經濟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文化。例如儒家文化與基督新教倫理的對比、亞洲人的儲蓄習慣、勤儉美德、儒家文化圈等。它是一個稍嫌模糊而籠統的大概念，並未深入到東亞各個不同國家的宗教、信仰、文化等內涵。

直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崛起，經濟起飛，其巨大體量的生產力與消費力，讓世界驚訝。尤其2008年金融海嘯時，中國開始在世界經濟重建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亞洲其他經濟體如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緬甸等，也同時活躍起來。特別是2013年之後，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所帶來的效應，招引許多大陸商人到東南亞國家投資，自然也帶來互相競爭的歐美投資熱潮。這些過去被視為落後的東南亞國家，因此重新被看見。一些基礎建設（特別是鐵路交通建設）所到達的地方，帶動起來的經濟動力，也讓十五世紀以降的東亞經貿交流、文化交往的歷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於是一種「找回東亞主體」的學術風氣，慢慢浮現出來。韓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等都有新的論述與研究，歐美研究者也逐漸改觀。

事實上，早在歐洲國家東來之前，東亞各國之間，早有交流。雖然它們有著不同的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各地的政權也不免有權力交替的戰爭、基於信仰與經貿利益的侵略，乃至於國與國之間的併吞，各地狀況都不一樣。各自發展，而又時相交會。像日本的戰國時代，正是明朝中期經濟發展的時代，而伊斯蘭國家正在擴張，印度的佛教則逐漸被婆羅門教所取代，麻六甲海峽的貿易則因國際局勢不穩，經濟活動減少。這些地區的變動，乃至於宗教信仰的轉移，都會帶來東亞情勢的改變。李伯重教授在《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裡，對此有相當清楚而概要的分析。而華人在這些國家的活動歷史，王庚武教授在《南洋華人簡史》裡，則有綱舉目張的刻劃。

總之，東亞國家之間的複雜程度，並不亞於歐洲，但彼此之間的經貿合作交流，其密集與交會之深，遠大於歐洲。比較起來，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規模與頻繁，則遠多於東亞。一如「大分流」所持的論點，因為有戰爭，歐洲在戰爭的技術上不斷提高，亞洲相對較和平，所以武器的進化較慢。

２. 東亞的超級大國

東亞能夠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維持長時期的和平，有一個結構性原因：越級大國──明朝的存在。歐洲國家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國際秩序」，也就是各國之間若有矛盾爭端，彼此規模相去不遠，而又缺乏一個「超級權力」（Superpower），作為平衡的力量，或者仲裁者，則爭端只能靠戰爭來解決。說起來，天主教可能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但宗教改革後，新的教派不一定服從。例如荷蘭就信仰基督新教，荷蘭的獨立戰爭一旦打起來，就硬是打了八十年。

但如果有一個超級權力，會形成一個區域間的中心穩定力量，或者建立一個價值體系，或者依其政策，形成一個國際行事的準則，則比較容易建立「國際秩序」。各國之間的衝突，也比較容易找到仲裁者，得到新的平衡。這在今天看來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常識。但在十四、十五世紀時，根本不存在這樣一種「國際秩序」的概念。然而，東亞確實存在一個「超級權力」，那就是中國。

中國的「朝貢體制」，從唐朝開始即存在。日本、韓國、越南等的朝貢與文化學習，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圈。不管要叫「儒家文化圈」（似乎說得通，但不夠完整，因日本與唐宋的交流中，仍有相當多的佛教僧侶，來中國學習佛教文化）、「漢字文化圈」，或者「中華文化圈」，總之，由於中華文明的存在，使得這些國家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的文化與價值，這些價值又形成為修身問學、政務行事、公共行為、社會秩序、國家交往等的「不成文規範」。這個不成文的價值規範，早已存在於東亞。歷經唐、宋、元的東亞經貿活動、文化交流等，至少慢慢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

即使豐臣秀吉在十六世紀末想「征服世界」，攻打朝鮮，並派專門特使人送信到東亞國家如印度、麻六甲、馬尼拉、臺灣等，其要求也無非是叫各國來向他朝貢，承認他才是一統天下的大王。所學習者，無非是明朝的朝貢制度。

以今日眼光來看，這也是一個容易理解的過程。因中國是一個貿易的大國，貿易大國比較有權力成為規則的制訂者，決定交易的規則、地點、方式等。而交易的語言使用，也很容易變成中文。相對的作為交易重要地區的中亞，伊斯蘭的信仰與阿拉伯文，也是一個重要的語言。

所以在今天的泉州，還保存著一個建於1009年的清真寺，不僅建築的門窗遺物保存著阿拉伯風格，寺內的門頂和龕內仍刻有古體阿拉伯文寫的《古蘭經》，足以見證宋朝時，泉州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港的地位，以及多元民族共同來此經商的盛況。有意思的是，泉州現存的墓碑雕像與石刻，往往在一尊雕像中，包含印度教、佛教、伊斯蘭、儒家等文化元素，恰足以顯示出東亞文化的融合與開展，早已存在於民間。

這些歷史追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說明了歐洲人在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東亞發展，不是無根的，而是建立在東亞舊有的商業文明的基礎上。所以，1498年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馬繞過好望角，率船隊駛達印度西海岸的科利科特，開啟亞洲與歐洲連通的新門戶時，是對亞洲的影響，絕對不同於西班牙對加勒比海群島、墨西哥、秘魯那樣災難性的劇變。一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論斷的：「在蒸氣船時代之前，亞洲的海商在絕大多數商路上，在絕大多數商品上，仍然是歐洲人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在荷蘭人1670年代向爪哇推進之前，以及在1750年英國勢力在印度崛起之前，歐洲的政治勢力仍侷限於一些小島和海岸的圈占地之內。」

此論點，也可以用來觀照荷蘭人對臺灣的「殖民」，其實不能說是全面殖民，而只是在「海岸的圈占地之內」。對廣大的臺灣內陸，根本談不上殖民管理。真正向內陸開拓，其實是鄭成功、清朝之後，由不斷移民而來的漢人才開始。

從更長遠的大歷史來看，以明朝朝貢體制所建立起來東亞國際關係，在無形中形成一個文化規範，凡是對明朝朝貢的國家，遇有彼此間的爭端，會來向明朝皇帝求助。無形中，明朝成為東亞和平的守護者。

例如葡萄牙攻打占領麻六甲，麻六甲國王派人來向明朝求助。而一直想跟明朝貿易的葡萄牙船隊的代表皮雷斯（Tomé Pires），在廣州等了好幾個月，好不容易在1520年1月終於獲准前往北京，5月途經南京的時候，正巧正德皇帝也來到南京。這是晉謁的大好機會。卻不料，麻六甲國王派來的使臣也在南京，向正德皇帝報告葡萄牙人如何攻打麻六甲，濫殺當地居民，焚燒港口所有船隻，槍炮無情，殘殺無辜，狠狠的告了一狀。結果正德皇帝見都不見，還要求葡萄牙人把麻六甲的土地還給國王，否則貿易的事免談。

真正的東亞爭戰，都是小型的。除了遼東邊境與蒙古、大金長年的邊境貿易衝突，交錯進行，以及東亞海域的倭寇、海盜、海商的各種小騷擾，並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唯一的一場大戰，就是1592年豐臣秀吉攻打朝鮮。而朝鮮一樣求助明朝皇帝。此時已是萬曆，即使他長年不上朝，卻仍下了決斷，派數萬大兵馳援，把豐臣秀吉的軍隊打退，僵持一年多以後，小西行長以一紙和約結束戰事。明朝依舊是維持東亞秩序的超級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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