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7 1812 年戰爭爆發:共和危機與國際衝突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美國如何從脆弱的新生共和國,走向影響世界的強權?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七部 1812 年戰爭爆發:共和危機與國際衝突
軍事挫敗、財政危機與政治分裂,共和國在戰火中接受考驗。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第七部,記述1813年至1814年間1812年戰爭全面展開後,美國在軍事、外交、財政與內政等層面所面臨的嚴峻考驗。隨著戰爭持續擴大,美國不僅必須對抗英國的軍事攻勢,更需面對國內政黨分裂、財政困窘及社會對立等危機,使這場戰爭逐漸演變為攸關共和制度存續的重要考驗。
本書詳細描寫1813年戰局的發展。西北戰線歷經雷桑河慘敗後,美軍在伊利湖海戰取得關鍵勝利,隨後於泰晤士河之戰擊潰英軍,印第安領袖特庫姆塞陣亡,英國在西北地區的勢力受到重大打擊。然而,在安大略湖與聖勞倫斯河流域,美軍進攻加拿大的多次作戰接連失利,軍事指揮混亂、將領彼此傾軋與後勤補給不足等問題暴露無遺。同時,南方爆發克里克戰爭,安德魯.傑克遜率軍平定叛亂,逐漸嶄露頭角,成為美國日後最重要的軍事領袖之一。
除了戰場上的勝敗,本書也深入探討戰爭對美國社會與政府帶來的衝擊。英國海軍全面封鎖美國港口,使對外貿易幾近停擺,政府財政瀕臨破產;新英格蘭聯邦黨持續反戰,拒絕支持聯邦政府,國內政治對立日益激烈。面對內外交迫,麥迪遜政府一方面努力籌措軍費、整頓軍隊,一方面重組內閣、提拔布朗、史考特及傑克遜等新生代將領,希望扭轉戰局,重建政府的施政能力。
亨利.亞當斯透過戰役、外交談判與政治決策的交互分析,呈現1812年戰爭如何徹底改變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本書不僅記錄戰場上的勝敗,更深入剖析共和政府如何在戰火、財政危機與政治分裂中維持國家運作,也描繪一個新興共和國在內憂外患中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歷程。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七部 1812 年戰爭爆發:共和危機與國際衝突
軍事挫敗、財政危機與政治分裂,共和國在戰火中接受考驗。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第七部,記述1813年至1814年間1812年戰爭全面展開後,美國在軍事、外交、財政與內政等層面所面臨的嚴峻考驗。隨著戰爭持續擴大,美國不僅必須對抗英國的軍事攻勢,更需面對國內政黨分裂、財政困窘及社會對立等危機,使這場戰爭逐漸演變為攸關共和制度存續的重要考驗。
本書詳細描寫1813年戰局的發展。西北戰線歷經雷桑河慘敗後,美軍在伊利湖海戰取得關鍵勝利,隨後於泰晤士河之戰擊潰英軍,印第安領袖特庫姆塞陣亡,英國在西北地區的勢力受到重大打擊。然而,在安大略湖與聖勞倫斯河流域,美軍進攻加拿大的多次作戰接連失利,軍事指揮混亂、將領彼此傾軋與後勤補給不足等問題暴露無遺。同時,南方爆發克里克戰爭,安德魯.傑克遜率軍平定叛亂,逐漸嶄露頭角,成為美國日後最重要的軍事領袖之一。
除了戰場上的勝敗,本書也深入探討戰爭對美國社會與政府帶來的衝擊。英國海軍全面封鎖美國港口,使對外貿易幾近停擺,政府財政瀕臨破產;新英格蘭聯邦黨持續反戰,拒絕支持聯邦政府,國內政治對立日益激烈。面對內外交迫,麥迪遜政府一方面努力籌措軍費、整頓軍隊,一方面重組內閣、提拔布朗、史考特及傑克遜等新生代將領,希望扭轉戰局,重建政府的施政能力。
亨利.亞當斯透過戰役、外交談判與政治決策的交互分析,呈現1812年戰爭如何徹底改變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本書不僅記錄戰場上的勝敗,更深入剖析共和政府如何在戰火、財政危機與政治分裂中維持國家運作,也描繪一個新興共和國在內憂外患中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歷程。
目錄
導讀 005
第一章 英國憤怒 011
第二章 俄羅斯調解 035
第三章 1813 年的額外會議 055
第四章 雷桑河 077
第五章 普羅克特和佩里 103
第六章 泰晤士河之戰 131
第七章 迪爾伯恩之戰 149
第八章 威金森的戰役 179
第九章 莫比爾和米姆斯堡 211
第十章 克里克人之間的戰役 237
第十一章 封鎖 265
第十二章 切薩皮克號和阿格斯號 287
第十三章 私掠 311
第十四章 俄國和英國 339
第十五章 最後的禁運 363
第十六章 門羅和阿姆斯壯 389
第一章 英國憤怒 011
第二章 俄羅斯調解 035
第三章 1813 年的額外會議 055
第四章 雷桑河 077
第五章 普羅克特和佩里 103
第六章 泰晤士河之戰 131
第七章 迪爾伯恩之戰 149
第八章 威金森的戰役 179
第九章 莫比爾和米姆斯堡 211
第十章 克里克人之間的戰役 237
第十一章 封鎖 265
第十二章 切薩皮克號和阿格斯號 287
第十三章 私掠 311
第十四章 俄國和英國 339
第十五章 最後的禁運 363
第十六章 門羅和阿姆斯壯 389
序/導讀
亨利.亞當斯的《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是一部詳盡記述湯瑪斯.傑佛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兩任總統時期的歷史著作。本書從傑佛遜對一個以農業為本、試圖避開歐洲城市弊病與軍事衝突的美國願景談起,最終推進至1812 年戰爭──亦即後人所稱的「麥迪遜先生的戰爭」。亞當斯記錄了美國歷史上這段關鍵時期:國家由一個新生的鄉村共和國,逐步轉變為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與軍事強權。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試閱
第一章
英國憤怒
1812 年7 月18 日,美國對英國宣戰,讓那些傾注資源抵抗拿破崙侵略的歐洲國家感到十分困擾。俄羅斯不得不將美國此舉視為既不利於政治、也有害於商業利益的不友好行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則是害怕看到物資供應被切斷,因為他們軍隊的糧食,多數(但不是全部)必須仰賴在英國保護下,藉由來自於英國的貸款向美國購買穀物;而目前只能積蓄能量以等待重獲自由的德國,則必須仔細衡量拿破崙龐大軍事資源有可能引發負面效應的各種因素。英國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維持先前在俄羅斯和西班牙所取得的優勢。即使在美國,如果麥迪遜和門羅堅持英國必須默許他們的條件,沒有人會懷疑英國期望和平的真誠度。麥迪遜和門羅之所以堅持,是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所處的軍事地位,讓他們有資格期待此事。拿破崙再次征服俄羅斯和西班牙幾乎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此事一旦發生,勢必會迫使英國對美國做出讓步,而這些讓步本身並非不合理。
正如麥迪遜在臨終時所堅持的,這是「一項公平的計算」,但它讓英國感到惱火。英國認為美國應該與歐洲同仇敵愾,推翻拿破崙的軍事專制,不應該與拿破崙合謀牟取利益。起初,新的戰爭讓英國遇刺身亡的首相帕西瓦所遺留的虛弱內閣倉皇失措。他們希望避免對美國開戰,並在戰爭爆發後盡全力加以阻止。英國政府和新聞界長期以來特有的傲慢語氣暫時消失了, 即使像倫敦《晚星》(Evening Star)這種沒沒無聞的報紙,也對當時這種想法嗤之以鼻: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將被「一群壞蛋和不法之徒所駕駛的、桅頂上飄揚星條旗的冷杉木護衛艦,逐出他們引以為傲的卓越地位,而這地位,是英國子民以鮮血與財富在列國中爭取到的」。這段話在美國大獲成功,但是在戰爭被視為不可避免的那一刻之前,《晚星》蔑視這種想法,並刻意展現出一種情緒的克制。
英國外相卡索雷一直都沒有放棄和平的希望,直到8 月24 日才有所改變。那天美國和談代表羅素向他表達麥迪遜總統在談判之前要求的讓步,包括停止強制徵兵、解散被強徵的海員、為破壞掠奪提供賠償和放棄紙上封鎖(paper blockade)。卡索雷暗示,美國以這些作為停戰條件的要求,有點無禮。在談話中,他向羅素解釋,這種讓步只會讓英國內閣既得不到好處、又失去地位。他表示:「你不理解英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高度敏感性和嫉妒性。任何政府如果在未經深思熟慮或評估利弊得失前,就貿然同意放棄強制徵兵權或中止強制徵兵權,都無法繼續執政。」羅素隨後提出一項非正式諒解,他在未經美國政府授權的情況下,主動添加了一項隨後經國會通過的提案:美國禁止英國海員歸化。卡索雷明確地回答說,對英國而言,非正式諒解沒有正式諒解來得有保證,而且還有另一個缺點:其表面帶有偽裝的特徵。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優先討論保證而非諒解,而羅素在這個主題上既不具權限、也沒有得到指示。
英美兩國的交流於9 月19 日結束,羅素離開英國,但直到10 月13 日,在得知麥迪遜總統拒絕批准由英國的普雷沃斯特與美國的迪爾伯恩達成的停戰協議後,英國政府才下令進行全面報復。這項命令也附帶一點:這項命令,不影響先前授權海軍上將約翰.博拉斯.沃倫爵士(Admiral Sir John Borlase Warren)可自行決定停止戰事的權力。
在極度沮喪的時刻,英國大眾被迫意識到,與美國一戰是無可避免的。幾乎與此同時,一連串不幸接踵而至,使最頑強和最聰明的英國人也瀕臨絕望。在西班牙,英國將領威靈頓(Wellington)在7 月贏得薩拉曼卡(Salamanca)戰役後,8 月占領馬德里,迫使法國的蘇爾特撤離安達魯西亞;但威靈頓對布哥斯的圍攻失敗,隨著法國將領們將分散的部隊集結起來,威靈頓不得不再次放棄馬德里。10 月21 日,他再次在葡萄牙全面撤退。他在戰役上的慘澹失敗,幾乎正值拿破崙的輝煌成功時期,拿破崙於9 月14 日進入莫斯科,這個可能左右俄羅斯是否投降的勝利捷報,於10 月3 日左右傳到英國。三天後,美國將軍威廉.霍爾(William Hull)在底特律投降的消息傳來,但這項成功卻被兩件事所抵銷:美國憲法號艦長艾塞克.霍爾(Isaac Hull)出人意表地俘擄英國皇家海軍戰士號,而一場持續的戰爭也確定展開。
因為農作物歉收、天氣惡劣、小麥價格漲到每蒲式耳近五美元,以及美國方面的供應可能被切斷、永久債券(console)價格來到57.5、黃金價格漲了30%、內閣欠缺信用或權威,加上對失誤、無能和腐敗的普遍意識,英國人民處於沮喪狀態,每傳出一項新災難,就會扼殺英國的希望,並引發絕望的哀號。在這種心態下,戰士號的被擄更反映了這種不祥的情緒。《泰晤士報》特別大聲哀嘆這次俘擄事件:
我們目睹了那起事件對高尚可敬的人心所投下的陰霾⋯⋯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艘英國護衛艦襲擊過美國人──儘管我們不能說,在任何情況下,詹姆斯.達克萊斯(James Dacres)艦長都應該為此受到懲罰。但我們確實要說,英國海軍中某些指揮官寧可經歷上千次失敗,也不願給麾下的海員樹立如此致命的榜樣。
在抨擊威廉.霍爾的懦弱和背信棄義時,倫敦《泰晤士報》表現得比任何一家美國全國性報紙更缺乏知識或判斷力。自從在英國變得家喻戶曉以來,《泰晤士報》就只報導戰爭。任何美國人都可以向英國媒體保證,英國護衛艦在戰士號之前就曾攻擊美國;甚至在英國,人們也沒有忘記英國護衛艦塞拉皮斯號(Serapis)或美國艦長保羅.瓊斯(Paul Jones)的名字。但若說《泰晤士報》無知是不合理的,它要求達克萊斯應該和他的「老好人理察號」(USS Bonhomme Richard)船艦一起滅頂,就更不合理了。這種激情的吶喊對達克萊斯來說更不公平,因為只要這艘船艦還能浮在海上,他就會持續作戰。在一個因為數世紀戰爭而變得強硬的社會中,這種敏感性似乎失之過度;然而,《泰晤士報》公平地反映了英國人的感受。不久後,坎寧在國會上公開發表談話說,失去戰士號和馬其頓號(Macedonian)在英國引起的震撼,連最劇烈的自然災害也幾乎不能與之相比。「有些人控訴,全大不列顛的震驚程度超過情況所需,我也無法苟同那些人的看法……英國海軍不敗的神聖魔咒被那些不幸的俘擄事件打破,沒有比這更令人扼腕的。」
在可以對一個國家施加的所有法術中,相信自己戰無不勝,或許是最有效、也是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但對任何國家來說,回到現實的過程都是不愉快的,而對英國來說,在那個痛苦的時刻,回到現實的過程就像坎寧所描述的那樣痛苦。《信使報》和《晨間郵報》的報導也無助於改善問題,這兩家報社用英國海軍部的語氣抱怨美國護衛艦的巨大優勢,稱它們是「偽裝的戰列艦」。誠然,美國的44門砲比英國的38 門砲龐大得多,但英國海軍在這些戰鬥之前和之後都知道這種差異。達克萊斯艦長是最了解這些船艦相對力量的英國人,他向他的調查法庭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清楚,我的對手成功是因為運氣好,我誠摯希望率領一艘與戰士號火力相當的護衛艦,與他們(原班人馬)再次對抗憲法號,這將會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話雖如此,令人不悅的結果仍然是,和其他護衛艦一樣,未來英國護衛艦有把握對抗的僅限於實力較弱的敵人。適用於英國戰士號和馬其頓號對抗美國憲法號和美國號(United States)的情況(英軍居於下風),同樣適用於歡樂號(Frolic)對抗黃蜂號(Wasp)的情況(未顯示孰勝孰劣)。此後,英國報紙承認了美國所希望證明的事情,亦即:以船艦對船艦而言,英國人與美國人並無二致。……
英國憤怒
1812 年7 月18 日,美國對英國宣戰,讓那些傾注資源抵抗拿破崙侵略的歐洲國家感到十分困擾。俄羅斯不得不將美國此舉視為既不利於政治、也有害於商業利益的不友好行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則是害怕看到物資供應被切斷,因為他們軍隊的糧食,多數(但不是全部)必須仰賴在英國保護下,藉由來自於英國的貸款向美國購買穀物;而目前只能積蓄能量以等待重獲自由的德國,則必須仔細衡量拿破崙龐大軍事資源有可能引發負面效應的各種因素。英國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維持先前在俄羅斯和西班牙所取得的優勢。即使在美國,如果麥迪遜和門羅堅持英國必須默許他們的條件,沒有人會懷疑英國期望和平的真誠度。麥迪遜和門羅之所以堅持,是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所處的軍事地位,讓他們有資格期待此事。拿破崙再次征服俄羅斯和西班牙幾乎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此事一旦發生,勢必會迫使英國對美國做出讓步,而這些讓步本身並非不合理。
正如麥迪遜在臨終時所堅持的,這是「一項公平的計算」,但它讓英國感到惱火。英國認為美國應該與歐洲同仇敵愾,推翻拿破崙的軍事專制,不應該與拿破崙合謀牟取利益。起初,新的戰爭讓英國遇刺身亡的首相帕西瓦所遺留的虛弱內閣倉皇失措。他們希望避免對美國開戰,並在戰爭爆發後盡全力加以阻止。英國政府和新聞界長期以來特有的傲慢語氣暫時消失了, 即使像倫敦《晚星》(Evening Star)這種沒沒無聞的報紙,也對當時這種想法嗤之以鼻: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將被「一群壞蛋和不法之徒所駕駛的、桅頂上飄揚星條旗的冷杉木護衛艦,逐出他們引以為傲的卓越地位,而這地位,是英國子民以鮮血與財富在列國中爭取到的」。這段話在美國大獲成功,但是在戰爭被視為不可避免的那一刻之前,《晚星》蔑視這種想法,並刻意展現出一種情緒的克制。
英國外相卡索雷一直都沒有放棄和平的希望,直到8 月24 日才有所改變。那天美國和談代表羅素向他表達麥迪遜總統在談判之前要求的讓步,包括停止強制徵兵、解散被強徵的海員、為破壞掠奪提供賠償和放棄紙上封鎖(paper blockade)。卡索雷暗示,美國以這些作為停戰條件的要求,有點無禮。在談話中,他向羅素解釋,這種讓步只會讓英國內閣既得不到好處、又失去地位。他表示:「你不理解英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高度敏感性和嫉妒性。任何政府如果在未經深思熟慮或評估利弊得失前,就貿然同意放棄強制徵兵權或中止強制徵兵權,都無法繼續執政。」羅素隨後提出一項非正式諒解,他在未經美國政府授權的情況下,主動添加了一項隨後經國會通過的提案:美國禁止英國海員歸化。卡索雷明確地回答說,對英國而言,非正式諒解沒有正式諒解來得有保證,而且還有另一個缺點:其表面帶有偽裝的特徵。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優先討論保證而非諒解,而羅素在這個主題上既不具權限、也沒有得到指示。
英美兩國的交流於9 月19 日結束,羅素離開英國,但直到10 月13 日,在得知麥迪遜總統拒絕批准由英國的普雷沃斯特與美國的迪爾伯恩達成的停戰協議後,英國政府才下令進行全面報復。這項命令也附帶一點:這項命令,不影響先前授權海軍上將約翰.博拉斯.沃倫爵士(Admiral Sir John Borlase Warren)可自行決定停止戰事的權力。
在極度沮喪的時刻,英國大眾被迫意識到,與美國一戰是無可避免的。幾乎與此同時,一連串不幸接踵而至,使最頑強和最聰明的英國人也瀕臨絕望。在西班牙,英國將領威靈頓(Wellington)在7 月贏得薩拉曼卡(Salamanca)戰役後,8 月占領馬德里,迫使法國的蘇爾特撤離安達魯西亞;但威靈頓對布哥斯的圍攻失敗,隨著法國將領們將分散的部隊集結起來,威靈頓不得不再次放棄馬德里。10 月21 日,他再次在葡萄牙全面撤退。他在戰役上的慘澹失敗,幾乎正值拿破崙的輝煌成功時期,拿破崙於9 月14 日進入莫斯科,這個可能左右俄羅斯是否投降的勝利捷報,於10 月3 日左右傳到英國。三天後,美國將軍威廉.霍爾(William Hull)在底特律投降的消息傳來,但這項成功卻被兩件事所抵銷:美國憲法號艦長艾塞克.霍爾(Isaac Hull)出人意表地俘擄英國皇家海軍戰士號,而一場持續的戰爭也確定展開。
因為農作物歉收、天氣惡劣、小麥價格漲到每蒲式耳近五美元,以及美國方面的供應可能被切斷、永久債券(console)價格來到57.5、黃金價格漲了30%、內閣欠缺信用或權威,加上對失誤、無能和腐敗的普遍意識,英國人民處於沮喪狀態,每傳出一項新災難,就會扼殺英國的希望,並引發絕望的哀號。在這種心態下,戰士號的被擄更反映了這種不祥的情緒。《泰晤士報》特別大聲哀嘆這次俘擄事件:
我們目睹了那起事件對高尚可敬的人心所投下的陰霾⋯⋯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艘英國護衛艦襲擊過美國人──儘管我們不能說,在任何情況下,詹姆斯.達克萊斯(James Dacres)艦長都應該為此受到懲罰。但我們確實要說,英國海軍中某些指揮官寧可經歷上千次失敗,也不願給麾下的海員樹立如此致命的榜樣。
在抨擊威廉.霍爾的懦弱和背信棄義時,倫敦《泰晤士報》表現得比任何一家美國全國性報紙更缺乏知識或判斷力。自從在英國變得家喻戶曉以來,《泰晤士報》就只報導戰爭。任何美國人都可以向英國媒體保證,英國護衛艦在戰士號之前就曾攻擊美國;甚至在英國,人們也沒有忘記英國護衛艦塞拉皮斯號(Serapis)或美國艦長保羅.瓊斯(Paul Jones)的名字。但若說《泰晤士報》無知是不合理的,它要求達克萊斯應該和他的「老好人理察號」(USS Bonhomme Richard)船艦一起滅頂,就更不合理了。這種激情的吶喊對達克萊斯來說更不公平,因為只要這艘船艦還能浮在海上,他就會持續作戰。在一個因為數世紀戰爭而變得強硬的社會中,這種敏感性似乎失之過度;然而,《泰晤士報》公平地反映了英國人的感受。不久後,坎寧在國會上公開發表談話說,失去戰士號和馬其頓號(Macedonian)在英國引起的震撼,連最劇烈的自然災害也幾乎不能與之相比。「有些人控訴,全大不列顛的震驚程度超過情況所需,我也無法苟同那些人的看法……英國海軍不敗的神聖魔咒被那些不幸的俘擄事件打破,沒有比這更令人扼腕的。」
在可以對一個國家施加的所有法術中,相信自己戰無不勝,或許是最有效、也是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但對任何國家來說,回到現實的過程都是不愉快的,而對英國來說,在那個痛苦的時刻,回到現實的過程就像坎寧所描述的那樣痛苦。《信使報》和《晨間郵報》的報導也無助於改善問題,這兩家報社用英國海軍部的語氣抱怨美國護衛艦的巨大優勢,稱它們是「偽裝的戰列艦」。誠然,美國的44門砲比英國的38 門砲龐大得多,但英國海軍在這些戰鬥之前和之後都知道這種差異。達克萊斯艦長是最了解這些船艦相對力量的英國人,他向他的調查法庭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清楚,我的對手成功是因為運氣好,我誠摯希望率領一艘與戰士號火力相當的護衛艦,與他們(原班人馬)再次對抗憲法號,這將會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話雖如此,令人不悅的結果仍然是,和其他護衛艦一樣,未來英國護衛艦有把握對抗的僅限於實力較弱的敵人。適用於英國戰士號和馬其頓號對抗美國憲法號和美國號(United States)的情況(英軍居於下風),同樣適用於歡樂號(Frolic)對抗黃蜂號(Wasp)的情況(未顯示孰勝孰劣)。此後,英國報紙承認了美國所希望證明的事情,亦即:以船艦對船艦而言,英國人與美國人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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