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長的《中世西藏史研究》是日本藏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稱二十世紀日本歷史考證學派的經典之作。本書主要研究九世紀吐蕃帝國崩潰以後至十八世紀前後的西藏歷史,即從吐蕃王朝滅亡到甘丹頗章政權建立以及其後的歷史發展。在史料考證方面,作者綜合運用漢文正史、藏文史籍、碑銘、蒙古文及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許多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進行了細緻考證。作者將西藏置於東亞、內亞、蒙古及明清帝國互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突破了單純宗教史或地方史的框架。該書在嚴密的文獻考證的基礎上重建了西藏中世政治史,至今仍是研究九世紀至十七世紀西藏歷史的重要參考書。書中提出的問題、考證方法以及許多基礎結論,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辯正論》一書,係初唐僧人釋法琳(572-640),為了辯駁當代的非佛論點而面世,這部自作論書的經典,大致承襲了南北朝所有護教文獻的思維方式、觀念與文獻,反映了當代佛教破邪顯正思潮下的重要成果,既可視為中古前期三教交涉的總結,也開啟了有唐一代護法論述的先鋒,而有其於宗教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本校釋的特點,除了對歷來藏經進行詳實的校勘,亦在於疏理結構與文義,對於作者如何承襲、化用各等經典文證,進行鉤深索隱。
「天地」一詞並非自古即存,而是春秋後期方始出現。本書考察,文獻中首先提出「天地」者應為孔子,他與弟子們發揚「天地化育萬物──聖人平治天下」之論,是謂「天地之道」,為其晚年之重大發明。「天地之道」是戰國初期儒學之核心義理,儒家重要思想如《中庸》之誠道、《易傳》之易理、《禮記》之禮樂,甚至「禪讓」、「忠信」、「仁智」等概念,皆由天地之道而架構,以用之於治國平天下。儒家由論「天」而論「天地」,是重要的思想發展,兩者實有重大差別,雖義理相融,且始終並用,卻不可一概而論。本書除了勾勒「天地之道」的起源、發展與沒落,闡發其思想外,更以之為《中庸》區分經傳,探討儒道之爭、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的義涵、孔子贊《易》的公案、孔子晚年思想成就、思孟之別等學術史重要問題。(博雅集林.思想3)
兵書《三十六計》內文看似簡潔,實則蘊含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戰術智慧。全書引用了《易經》27處,涉及六十四卦中的22個卦,許多計謀的原理都依據《易經》的陰陽變化與卦象推演出「圍魏救趙」、「調虎離山」、「借刀殺人」等等,講述陰陽之間的相互克制關係。期待透過本書,幫助讀者從《易經》的角度深入理解《三十六計》,並能在現代社會中靈活運用這些古老的智慧。在商場、職場乃至生活中的各個面向,能夠審慎運用,以求獲取勝利;同時為讀者提供一個清晰的學習路徑,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從容應對各種挑戰。
達摩傳入中國的「如來禪」傳到六祖慧能「一花開五葉」,六祖下面的五個徒弟都很能幹,創立了曹洞宗、臨濟宗等五個宗派,禪宗因此而遍佈全國。棲霞山是從金山分下來的分枝,同屬於禪宗。棲霞山和天寧寺的唱都是同一個派系,叫「宗門」,專注在參禪。焦山佛學院的唱風格則有不同,叫「海潮音」。焦山在長江的中間,水流的很急,碰到石頭的聲音,有高有低,很明顯。焦山的唱也是高的很高,低的很低,就像海浪,所以叫「海潮音」。我現在唱的大多數都是焦山的,少部分是棲霞山、天寧寺的。同時因為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有「梵音海潮音,勝比世間音」這句話,所以我就把我的唱叫做「海潮音」。── 廣慈老和尚口述
古代中國文獻對於大秦國之記載,前後有海西國、大秦、犁軒、拂菻、羅馬和意大里亞等名稱,因為資訊不全,史官對於這些國名所指稱的國家範圍記載欠明。其實在長期歷史演變中,中東國家版圖有所變動,因此這些國名所指涉的範圍亦有不同。無論名稱為何,本書所討論的範圍都是羅馬國勢力東擴進入中東以及中東國家和中國往來的史事。
本叢刊以收錄臺灣所藏數百年來全球未曾出版之手抄文集為目標,此輯所收錄的詩文集,雖有少數作者生平不詳,然多數作品的年代,可知自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嘉慶、咸豐、同治、光緒等朝,跨越清代前中後期。這段時期由於國勢由盛而衰,社會多有變革,有的作品反映現實,評論世事;有的則是抒發情懷,自寫性靈。雖然風格多端,成就亦不免略有差異,然皆能將個人的生活體驗,化為社會民生的反映。這些詩文集雖然未能盡籠清代文學風貌,要亦得以略窺一斑。不僅是當時文人抒發心靈,紀錄人物事蹟之作,更且為豐富的社會文化史料,亦可據以覈史。
當朱子學被稱為「心學」,這既不是指朱子學被轉化為「心學」,也不是近代學者提出的創見,而是起於南宋中後期的歷史事實。因此,本書試圖還原朱子學如何被稱為「心學」的動態發展過程,不只勾稽「心學」本為「傳心之學」的興起與宋代特殊政治原則「祖宗之法」間的關係,也藉由分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和「敬」的理論建構與詮釋轉向,凸顯「心法」在「道統」和工夫論上的意義,為研究者提供進一步的思考方向。(典範集成.思想9)
臺灣歷史上的醫師出身,可分為「學制內醫師」與「學制外醫師」兩類。前者為畢業自官方認可之醫學院校,如日本帝國大學系統,或是中華民國的協和醫學院等畢業者;後者是具有醫療知識、經驗,透過官方考試取得行醫資格者,如日治時期的限地醫師,或是二次戰後的甄訓醫師與部分退除役軍醫。本書透過大量官方文書、時人報導與個人書信等材料,梳理臺灣醫療史裡「學制外醫師」的成因與其時代意義,進而觀察到其執業地點的分布,與臺灣偏鄉地區自日治迄今的缺醫問題有著密切關聯,並藉此探討臺灣歷來官方對解決偏鄉缺醫問題的舉措,與學制外醫師在此其中之角色定位和實質影響。(典範集成.史學4)
五代、北宋時期的山水畫及明清時期文人繪畫相關的課題,向來是中國繪畫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前者從唐代中期山水之變開始到北宋時期,由勃興臻至成熟,成為中國藝術中永恆的經典;後者則在北宋後期文人藝術觀形成後,於接下來的元、明、清各代在理論和實踐上持續發展,成為了中國文化藝術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五代、北宋時期的山水,其風格究竟如何發展?與畫家的身分、活動的年代和區域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董其昌(1555-1636)及其以降的明末清初文人繪畫,其風格和意涵是什麼?是在怎樣的理念和環境下孕育?又何以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中蓬勃發展,如百花爭妍一般地展現各自獨特而精采的風貌?面對這些問題,如何透過解讀作品的風格和圖像意涵,進而追尋畫史之演變,洞察藝術和文化脈動之間的關聯,實乃藝術史家的重要任務。
本書聚焦關帝信仰達鼎盛之勢的清代,深入探討四種版本的關聖帝君「全書」,透過關帝文獻集的「編纂史」與信仰演變的「發展史」雙重維度,剖析關帝文獻在清代所呈現的「全書現象」及其背後的宗教意涵。書中指出,「全書」體例象徵著文獻集邁向「聖典化」與「規範化」。在扶鸞文化的衝擊下,關帝文獻性質的核心由「歷史評述」轉向「聖典建構」,編者透過策略性的選擇,建構出理想的關帝形象。書中以「聖傳」、「聖訓」、「聖蹟」三大主軸,揭示不同地域的編纂群體如何詮釋關帝信仰,呈現關帝作為三教傳道者、儒家聖賢與末世救度者等多元面貌。此書不僅是清代關帝信仰的實錄,更見證了清代關帝信仰如何透過扶鸞更為茁壯,深入民間。(人文新貴14)
本書是作者第四本南社專著,自「關係」出發,聚焦龔自珍、梁啟超、同光體、遜清遺民、胡適、北京大學與南社互往狀態的研究成果,共計六篇主論文及兩篇附論。南社為近代最大的文學社團,擁有逾千位來自各界的社會菁英,研究資源頗為豐瞻,本書從「兩尊偶像」、「南社天下」入手,建構一條南社關係系譜,以說明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南社所呈現出的過渡性與包容性。此外,透過敘事學理論與方法,作者開創有別以往的晚清詩研究視角,讓百年前的文學現場不再孤寂。(典範集成.文學22)
本書以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流通於臺灣的閩南語歌仔冊為範圍,藉由現代性、通俗文化的視角,建立研究的主軸與方法。全書凡12章,近30萬言,以「女性與性別文化」、「時代記憶」、「新文明的體驗與迎拒」等三個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書中選取「特編梁山伯與祝英臺歌集」、《周成過臺灣歌》、《尪某看博覽會新歌》、《現代文明維新世界歌》等代表文本,分析民間如何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以此凸顯庶民趣味與價值觀。(典範集成.文學21)
明末清初.徐谼的〈谿山琴況〉在古琴音樂美學史上堪稱為巔峰之作,本書從徐谼之琴學背景及其〈谿山琴況〉之版本考述入手,透過〈谿山琴況〉對傳統文藝美學的借鑒、〈谿山琴況〉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汲取、徐谼之後清代琴論範疇的承襲與新變──以〈蝶庵琴聲十六法〉與〈二十四琴品〉為例,及〈谿山琴況〉的美學意涵在古琴曲中的實踐意義──《大還閣琴譜》及《五知齋琴譜》之〈瀟湘水雲〉的「水雲聲」探析等面向,來開展新的研究視域。(博雅集林.藝術3)
本書以「解玄」與「玄解」兩大面向,攜手回答「玄從何處尋?」的探問。前者從反思湯用彤與牟宗三之玄學典範論述入手,探索其創闢性的格局及深遠的影響力,並從中得所浸潤與承繼,以尋求接著講的轉進空間。後者依《世說新語》四則與嵇康二論的詮釋縫隙展開,嘗試從以往的概念叢及形上王國中走出,循相須思維重返生活世界,開啟「類玄學」的視域。由是「玄」──傳統與當代之間的相互映照,便生發著意義的輝光及新理日出的潛力。(典範集成.思想8)
魏晉擅代之際,竹林七賢聚於山陽,避開政爭,高蹈出塵,或飲酒,或清談,或游浪山水,或切磋三玄、養生、音樂等學術議題。他們神交意契,精神挺立,風譽散於海內。其中嵇康的名論與阮籍的詠懷詩頗獲高評,形象也最突出;而山濤以《山公啟事》精於人事任用;向秀隱解《莊子》,大暢玄風;劉伶以〈酒德頌〉傳世不朽;阮咸則「神解」樂律;王戎擅史論及具軍事、經濟才。大抵七賢代表易代之際應世的七種不同面向:山濤出仕;阮籍虛與委蛇;王戎營利,以鄙吝自晦;劉伶落拓,自我放逐;向秀著述立說;阮咸沉迷音聲;嵇康則剛直忤世。嵇康以「峻」、阮籍以「慎」、山濤以「深」、向秀以「思」、王戎以「晦」、劉伶以「達」、阮咸以「清」為特質,形象鮮明,允為魏晉名士風度之型塑者。(博雅集林.思想2)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是明宣德三年(1428)繪製並流傳於宮廷的一部御用密典。本書從繪製背景、文本內涵、教義淵源、附圖源流等四個方面,對這部密典進行了綜合研究,確斷了其屬於明初傳播或成立於雲南且與阿吒力教關係密切的修法儀軌經的性質。同時,根據文本和圖像資料,追溯了這部密典的雲南淵源,及其與漢地儒釋道三教及藏傳佛教的關係,分析了附圖的繪畫特徵及漢藏藝術源流。本書試圖從多個視角,向世人揭示這部鮮為人知,融合了漢、藏、滇等地多民族、多宗教內容的獨特密典的真實面貌。(博雅集林.宗教14)
學術界自十九世紀末以日本及西方範式對漢傳佛教之研究以來,當中一個論述就是指漢傳佛教有各個宗派之創立,而其中的淨土宗乃是一種純他力信仰。然而,當代學者卻在方法論上提出應以漢傳佛教之範式,對漢傳佛教和淨土法門重建出更有根據之新論。本書之英文原著A Chinese Paradigm of the Jingtu Famen: The Buddh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Sheng'an Shixian and Other Patriarchs以該新範式仔細研究清初淨土祖師省庵實賢(1686-1734)及眾祖師之論註,闡明漢傳佛教不曾發展出各個宗派之另一論述,並重塑出淨土法門乃是一種根植於大乘佛教中觀和瑜伽行以自他二力方便法門來修持智慧及慈悲之禪修傳統。該原著乃是作者將其博士論文重新增補修訂後,於2023年經荷蘭博睿(Brill)出版的專書,現由作者翻譯成本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