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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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每個世代的外省人都承載了屬於他們時代的記憶。……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國家與個人的命運，都持續影響人們的認同，如今這本書完成了，我的探索卻還在路上。」
什麼是外省人？省籍情結真的存在嗎？
所謂的文化差異，其實可能只是個性不合？
田野調查三代外省通婚家庭，橫跨百年時間，記錄一時代台灣社會的族群面。
當外省人不是你認知中的外省人，當共同記憶與真實產生誤差。
我們認識的近代台灣族群面貌，還存在嗎？
在消逝之中，重新理解「外省人」
隨著第一代的凋零，「外省人」這個充滿歷史重量的名稱，正慢慢淡出當代台灣。《記憶的世代》正誕生於這樣的關鍵時刻，透過深度訪談三代通婚家庭，記錄個人與家庭記憶如何形塑認同，帶來新的反思。作者指出，「外省人」並非單一群體，而是在不同遷徙背景與歷史處境中形成，其多元樣貌在社會刻板印象的標籤簡化下，使人們忽略了其複雜生命經驗。
跨越界線：從對立走向記憶交會
書中挑戰人們習以為常的「外省人／本省人」二分法，認為差異更多來自遷徙時間，而非認同深淺。第一代外省人心繫原鄉，後代則在台灣重構自我，他們的本省籍配偶在其中更扮演理解與調和的角色。與其將族群視為固定邊界，不如理解為流動的「記憶共同體」，而如此的世代間持續對話與轉化，逐漸鬆動了原本對立的界線。
記憶、遺忘與未竟的和解
《記憶的世代》挑戰台灣的共同記憶，指出記憶能被重塑、營造，而主流敘述的真實，未必是真正多數人的真實，而這其中的記憶落差與斷裂，可能正是造成台灣族群裂痕，甚至加深對立的原因。這本書提醒我們，理解彼此與修復歷史，是一條需要持續傾聽與對話的漫長道路。
▍本書特色
★ 外省人出身且有軍人背景的作者，在探討外省人認同與族群文化衝突的研究過程中，覺察連自身也感到衝擊的真實。
★ 實際田野調查三代外省通婚家庭，時間橫跨百年，記錄一時代台灣社會的族群融合。
什麼是外省人？省籍情結真的存在嗎？
所謂的文化差異，其實可能只是個性不合？
田野調查三代外省通婚家庭，橫跨百年時間，記錄一時代台灣社會的族群面。
當外省人不是你認知中的外省人，當共同記憶與真實產生誤差。
我們認識的近代台灣族群面貌，還存在嗎？
在消逝之中，重新理解「外省人」
隨著第一代的凋零，「外省人」這個充滿歷史重量的名稱，正慢慢淡出當代台灣。《記憶的世代》正誕生於這樣的關鍵時刻，透過深度訪談三代通婚家庭，記錄個人與家庭記憶如何形塑認同，帶來新的反思。作者指出，「外省人」並非單一群體，而是在不同遷徙背景與歷史處境中形成，其多元樣貌在社會刻板印象的標籤簡化下，使人們忽略了其複雜生命經驗。
跨越界線：從對立走向記憶交會
書中挑戰人們習以為常的「外省人／本省人」二分法，認為差異更多來自遷徙時間，而非認同深淺。第一代外省人心繫原鄉，後代則在台灣重構自我，他們的本省籍配偶在其中更扮演理解與調和的角色。與其將族群視為固定邊界，不如理解為流動的「記憶共同體」，而如此的世代間持續對話與轉化，逐漸鬆動了原本對立的界線。
記憶、遺忘與未竟的和解
《記憶的世代》挑戰台灣的共同記憶，指出記憶能被重塑、營造，而主流敘述的真實，未必是真正多數人的真實，而這其中的記憶落差與斷裂，可能正是造成台灣族群裂痕，甚至加深對立的原因。這本書提醒我們，理解彼此與修復歷史，是一條需要持續傾聽與對話的漫長道路。
▍本書特色
★ 外省人出身且有軍人背景的作者，在探討外省人認同與族群文化衝突的研究過程中，覺察連自身也感到衝擊的真實。
★ 實際田野調查三代外省通婚家庭，時間橫跨百年，記錄一時代台灣社會的族群融合。
目錄
推薦序 立身歷史交界：重思「外省」命題 傅敏雅（Samia Ferhat）
自序
引言
重要詞彙與說明
楔子 三代人的故事
第一部 移民與通婚
第一章 誰是外省人？
第二章 相遇
第三章 族群對立下的通婚
第四章 嫁外省人：本省父母怎麼想
第二部 文化
第五章 外省與本省文化大同小異？
第六章 文化的差異、管理與融合
第七章 外省人優越感之謎
第三部 記憶
第八章 記憶與認同
第九章 不同時期的官方記憶：一切歷史都只是當代史
第十章 第一代通婚夫婦的歷史記憶
第十一章 第二、第三代通婚夫婦的集體記憶
第十二章 記憶的世代：三代外省人的記憶特徵
第十三章 眷村：外省人記憶所繫之處
第十四章 通婚如何形塑本省女性的認同
第十五章 世代的記憶，記憶的世代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自序
引言
重要詞彙與說明
楔子 三代人的故事
第一部 移民與通婚
第一章 誰是外省人？
第二章 相遇
第三章 族群對立下的通婚
第四章 嫁外省人：本省父母怎麼想
第二部 文化
第五章 外省與本省文化大同小異？
第六章 文化的差異、管理與融合
第七章 外省人優越感之謎
第三部 記憶
第八章 記憶與認同
第九章 不同時期的官方記憶：一切歷史都只是當代史
第十章 第一代通婚夫婦的歷史記憶
第十一章 第二、第三代通婚夫婦的集體記憶
第十二章 記憶的世代：三代外省人的記憶特徵
第十三章 眷村：外省人記憶所繫之處
第十四章 通婚如何形塑本省女性的認同
第十五章 世代的記憶，記憶的世代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序／導讀
推薦序（節錄）
立身歷史交界：重思「外省」命題
傅敏雅（Samia Ferhat）
我與傅思台的相識，始於2016年某日，源自一封突如其來的電子郵件。來信者自述正在考慮赴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主題聚焦於台灣的認同議題。信中提及，他注意到我拍攝的紀錄片《左岸右岸》（Le temps des mots）即將在巴黎放映，並表達希望專程前來觀影，藉此機會與我會面。這封信令我印象深刻，不僅因我們同為「傅」姓，更因其措辭之中展現出一種難得的清晰與堅定，使我感受到一股明確的學術召喚。其後的接觸，更使我確信，這份清晰與堅定，並非偶然。放映會後，傅思台主動前來寒暄，自此開啟我們多年來的學術對話與交誼。當時我原以為將見到一位剛自碩士畢業、年輕氣盛的學生，未料迎面而來的，卻是一位老成持重、沉穩世故的男士。他豐富的職涯與人生經驗，使其研究視角別具深度，他對學術的投入與關懷，更予人深刻印象。
傅思台所關注的核心課題，源自他作為外省人後代的生命經驗。他特別聚焦於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家庭之中的記憶、文化與認同流動，試圖理解代際之間如何在跨族群通婚的日常實踐中，持續溝通並重構身分位置。這樣的問題意識，不僅展現出深厚的理論潛力，也緊密觸及當代台灣社會的深層結構。而更令人欣賞的是，他的出發點始終清晰：將個人的生命歷程轉化為一種有力的社會分析基礎。既誠實，也深具洞察力。
然而，作為一位以自身經驗為立足點的研究者，傅思台自研究之初便面對諸多挑戰。最根本的，正是如何在與受訪者產生情感共鳴的同時，仍能保有必要的距離與批判張力。他始終明白，受訪者的記憶與其自身的生命經驗緊密交纏，訪談者情感的投入固然可能帶來更深的理解，也可能對判斷構成干擾。正因如此，他不斷在親近與疏離、共鳴與分析之間，尋求一種倫理上的動態平衡。
他深知時間的緊迫，受訪者多為高齡長者，部分甚至生於20世紀初，許多訪談必須在家屬陪同下進行，初時難免籠罩在一層疑慮與觀望的氛圍之中。然而，憑藉其誠摯的態度與真切的人文關懷，他逐步取得受訪者及其家屬的信任，使得訪談得以在細緻與尊重的節奏中展開。這份信任，也回應在他所累積的田野資料之中，其豐富與細膩，誠為難得……
自序（節錄）
很久以來，我已經無法定位這個「我」，到底是誰？我從哪裡來？
我叫傅思台，從父親給我取的名字看，顧名思義是外省第二代。我是台灣人，這是以出生地宣稱。我是中華民國國民，可當我如此表明身分，卻有點心虛，我久沒唱國歌，也沒聽到國歌，更沒向國旗鞠躬了。50歲之前的我，念的是陸軍官校，畢業後在馬祖歷經過「單打雙不打」、陪蔣經國一行五人在大浪中坐漁船視察高登島、亮島，可說見證了兩岸詭譎的虛實交鋒。民國70年我奉派到烏拉圭軍事高等學院讀書時，一些年長的外國同學會玩笑式地暱稱我「小中」（Chinito）。1990年代後出生的朋友很難想像，在那個年代，國際舞台上還沒有「台灣人」，只有「台灣製造」。
服務軍旅二十年後，我棄軍從商，踏上大陸經貿與製造業的末班列車。這幾十年在兩岸經貿、政治環境的改變之下，我也經歷了台灣人國族身分的轉變。
我當然是自己。只是當我踏出台灣走進世界，在國際場域面對不同的人需要自我介紹時，都得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大費周章的加上許多「可是」。而我，只不過是被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是哪裡人？」
全世界沒有像台灣人需要這麼辛苦地釐清自己的身分，到頭來連自己都一頭霧水。台灣人、中華民國人、中國人、大陸人、華人、漢人等，不一而足，這幾個詞就足以生成數個平行的異世界。在台灣，「認同」曾幾何時在某些場合變成一張人與人交流的名片，認同的聲稱本來是個人之事，如今卻變成眾人之事。為了不被質疑，為了表示自己立場超然，有些人索性擴大自己的認同範圍，曰：「我也是地球人。」欲蓋彌彰至此，令人遺憾！
再進一步往血緣和文化推敲，我是漢人、華人、客家人，這點我總該站得住腳！特別是比較幾個文化與我們大異其趣的鄰近國家如日本、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弔詭的是，我周圍那些自稱不是中國人、漢人、華人的同胞，卻跟我過著一樣的傳統節日，遵守著相同的傳統習俗與觀念。這點讓我覺得我所居住的島嶼荒誕無比，愈來愈像《聊齋誌異》裡那個異化世界—「羅剎海市」。1
年齡愈長、生命版圖走遍半個地球，卻開始對「自身」，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產生了懷疑。我們何時才能擺脫「族群」的糾纏？我們努力的尋根，尋「族群」的根、「祖籍」的根、「民族」的根，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難不成我們是卡繆筆下的「異鄉人」？是我們的「過去」，決定我們的現在是誰？還是我們的「現在」決定我們的過去是誰？尋根，我們應該強調「過去」，還是面向「未來」？這些疑問，是激發我研究的動力。
立身歷史交界：重思「外省」命題
傅敏雅（Samia Ferhat）
我與傅思台的相識，始於2016年某日，源自一封突如其來的電子郵件。來信者自述正在考慮赴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主題聚焦於台灣的認同議題。信中提及，他注意到我拍攝的紀錄片《左岸右岸》（Le temps des mots）即將在巴黎放映，並表達希望專程前來觀影，藉此機會與我會面。這封信令我印象深刻，不僅因我們同為「傅」姓，更因其措辭之中展現出一種難得的清晰與堅定，使我感受到一股明確的學術召喚。其後的接觸，更使我確信，這份清晰與堅定，並非偶然。放映會後，傅思台主動前來寒暄，自此開啟我們多年來的學術對話與交誼。當時我原以為將見到一位剛自碩士畢業、年輕氣盛的學生，未料迎面而來的，卻是一位老成持重、沉穩世故的男士。他豐富的職涯與人生經驗，使其研究視角別具深度，他對學術的投入與關懷，更予人深刻印象。
傅思台所關注的核心課題，源自他作為外省人後代的生命經驗。他特別聚焦於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家庭之中的記憶、文化與認同流動，試圖理解代際之間如何在跨族群通婚的日常實踐中，持續溝通並重構身分位置。這樣的問題意識，不僅展現出深厚的理論潛力，也緊密觸及當代台灣社會的深層結構。而更令人欣賞的是，他的出發點始終清晰：將個人的生命歷程轉化為一種有力的社會分析基礎。既誠實，也深具洞察力。
然而，作為一位以自身經驗為立足點的研究者，傅思台自研究之初便面對諸多挑戰。最根本的，正是如何在與受訪者產生情感共鳴的同時，仍能保有必要的距離與批判張力。他始終明白，受訪者的記憶與其自身的生命經驗緊密交纏，訪談者情感的投入固然可能帶來更深的理解，也可能對判斷構成干擾。正因如此，他不斷在親近與疏離、共鳴與分析之間，尋求一種倫理上的動態平衡。
他深知時間的緊迫，受訪者多為高齡長者，部分甚至生於20世紀初，許多訪談必須在家屬陪同下進行，初時難免籠罩在一層疑慮與觀望的氛圍之中。然而，憑藉其誠摯的態度與真切的人文關懷，他逐步取得受訪者及其家屬的信任，使得訪談得以在細緻與尊重的節奏中展開。這份信任，也回應在他所累積的田野資料之中，其豐富與細膩，誠為難得……
自序（節錄）
很久以來，我已經無法定位這個「我」，到底是誰？我從哪裡來？
我叫傅思台，從父親給我取的名字看，顧名思義是外省第二代。我是台灣人，這是以出生地宣稱。我是中華民國國民，可當我如此表明身分，卻有點心虛，我久沒唱國歌，也沒聽到國歌，更沒向國旗鞠躬了。50歲之前的我，念的是陸軍官校，畢業後在馬祖歷經過「單打雙不打」、陪蔣經國一行五人在大浪中坐漁船視察高登島、亮島，可說見證了兩岸詭譎的虛實交鋒。民國70年我奉派到烏拉圭軍事高等學院讀書時，一些年長的外國同學會玩笑式地暱稱我「小中」（Chinito）。1990年代後出生的朋友很難想像，在那個年代，國際舞台上還沒有「台灣人」，只有「台灣製造」。
服務軍旅二十年後，我棄軍從商，踏上大陸經貿與製造業的末班列車。這幾十年在兩岸經貿、政治環境的改變之下，我也經歷了台灣人國族身分的轉變。
我當然是自己。只是當我踏出台灣走進世界，在國際場域面對不同的人需要自我介紹時，都得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大費周章的加上許多「可是」。而我，只不過是被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是哪裡人？」
全世界沒有像台灣人需要這麼辛苦地釐清自己的身分，到頭來連自己都一頭霧水。台灣人、中華民國人、中國人、大陸人、華人、漢人等，不一而足，這幾個詞就足以生成數個平行的異世界。在台灣，「認同」曾幾何時在某些場合變成一張人與人交流的名片，認同的聲稱本來是個人之事，如今卻變成眾人之事。為了不被質疑，為了表示自己立場超然，有些人索性擴大自己的認同範圍，曰：「我也是地球人。」欲蓋彌彰至此，令人遺憾！
再進一步往血緣和文化推敲，我是漢人、華人、客家人，這點我總該站得住腳！特別是比較幾個文化與我們大異其趣的鄰近國家如日本、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弔詭的是，我周圍那些自稱不是中國人、漢人、華人的同胞，卻跟我過著一樣的傳統節日，遵守著相同的傳統習俗與觀念。這點讓我覺得我所居住的島嶼荒誕無比，愈來愈像《聊齋誌異》裡那個異化世界—「羅剎海市」。1
年齡愈長、生命版圖走遍半個地球，卻開始對「自身」，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我們」是否屬於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產生了懷疑。我們何時才能擺脫「族群」的糾纏？我們努力的尋根，尋「族群」的根、「祖籍」的根、「民族」的根，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難不成我們是卡繆筆下的「異鄉人」？是我們的「過去」，決定我們的現在是誰？還是我們的「現在」決定我們的過去是誰？尋根，我們應該強調「過去」，還是面向「未來」？這些疑問，是激發我研究的動力。
試閱
第七章｜外省人優越感之謎
在做完所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訪談之後，我發現關於本省／外省兩個族群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第一代外省通婚家庭的本省太太在談到她們對下一代的家庭教育時，都表現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起初我認為這只代表某些個人的偏見，不以為意。不過，之後我又發現，有些第二代的外省人也不經意地表示這種看法時，我開始感到疑惑，因為「外省人優越感」這個話題在台灣社會是一種禁忌。我想，他們之所以不避諱也許是我在初次見面時就介紹自己是外省人。雖然我的直覺告訴我要避免觸碰此類話題，但當我意識到這種優越感並非來自高級知識分子或上層階級的外省家庭，而是來自大多數外省中下階層的家庭，就不免對它的「形成原因」感到好奇，因為他們在台灣社會，論家世、社會地位，根本就不具有「優越感」的條件。它的形成，到底是偏見、錯覺，還是其來有自？
家庭教育：班上最乾淨的學生
所謂的「外省人優越感」一直就是個被人詬病的禁忌話題，所以公開討論的人不多。不過，外國學者由於沒有政治顧忌，說得比較露骨。法國學者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在其名為《台灣──記憶之島》一書中提到這一現象：「有些台灣的文學作品，姑且不論其細節，通常都會凸顯外省人比台灣人優越，因此容易獲得那些本省人因為被歧視（語言、文化）而無法得到的職位／工作。第一代外省女性則被描寫為悠久文化中的貴族階層。（Samia Ferhat et Sandrine Marchand，2011：103）」
社會學者張茂桂對外省人的優越感說得更直白：「一個屈辱的環境就這樣產生了，不同的口音和方言、日常習慣、品味和風格（指本省人）在高級文化擁有者（指外省人）的眼中是低等的。」其結果，「這兩個群體之間產生了分歧。（Mau-kuei Chang and Miège Pierre, 2000：67）」
外省二代的我，若以球員兼裁判碰觸這個議題，會讓自己背負「主觀偏見」之名，我應該明哲保身。但是，「禁忌」不處理，就像體內腫瘤，即使是良性，置之不理就有轉成惡性的可能。因此，筆者選擇「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拆解這個族群禁忌話題的地雷，即使不能令讀者滿意，至少也是拋磚引玉。
據受訪者的說法，外省家庭的孩子比本省孩子愛乾淨、有禮貌。上校的妻子張太太說：「有一次，我在教室外無意聽到一位老師在班上同學面前誇獎我兒子（班上唯一的外省小孩）每天服裝整齊清潔。其實，我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軍中，孩子都是由我打理與管教。不過，他爸雖然少回來，管教孩子也很嚴，改不了軍隊那套作風。我們住在眷村，鄰居經常會評論別家孩子的行為，孩子如果沒教好，會被鄰居罵『沒家教』。」
《顏氏家訓》出現在6世紀，《朱子家訓》出現在17世紀，可見家教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農業社會被高度重視。在眷村，用「沒有家教」來罵人是汙辱對方父母的重話。孩子行為的好壞在眷村這種封閉的環境，屬於「公領域」的輿論範圍，是家庭以外的制約力量。事實上，眷村一戶接一戶櫛比鱗次，幾乎沒有私人空間。這種高密度的居住環境毫無隱私，也是輿論容易形成的原因。隔壁夫妻的吵架聲、打罵小孩的哭嚎聲、張家長、李家短，都成了眷村太太們七嘴八舌的話題。同一戲碼也在公務員和警察宿舍上演。由於住房短缺，他們被集中安置在日人留下的宿舍（密度很高，早期甚至有三十個家庭住在一棟日式兩層樓房的情形）。1949年大約有一百多萬移民抵台，為了臨時安置大量軍人而興建眷村，造成外省人居住地的集中，部分地解釋了外省文化容易形成的原因。上海張太太提到同樣的觀點：「我的女兒總是他們班上最愛乾淨的學生。」
談到外省、本省的行為差異時，她大女兒補充說：「我記得第一次在初中聽到本省同學講這麼多髒話的時候，我感到很訝異，在我們家是禁止說髒話的。在規矩方面，父親很嚴格。禁止我們在吃飯時看電視，禁止在吃飯時離開餐桌，吃飯時不許將手肘靠在桌子上，也不許將腳放在凳子上。所以，當我還是小學生，我就能從行為中分辨出本省人與外省人。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觀察。每個族群都有例外。」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推行學校教育，因此，家庭教育，特別是母教，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男主外、女主內」，管教子女是母親的責任。不過，人們習慣根據某人的行為評估他的出身。一般情況下，個人行為多少可以反映父系或母系的家世背景，包括職業及所屬的社會階層。雖然運用這樣的法則在中等家庭長大的人們身上，分辨其家世背景並不容易。但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與來自農民家庭的孩子，在許多行為細節上確有明顯不同的表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們的社會地位愈高，其所屬生活圈的社會符碼就愈複雜講究，其中包括言語、行為、動作姿勢等。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分析各種不同群體或社會階層在行為上的差異，首先是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其次是不同社經地位的「外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然後是「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差異，最後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不同慣習。
在進入討論之前，筆者要向一般讀者解釋接下來會頻繁出現的社會學詞彙「慣習」。「慣習」與「習慣」意義相同但用法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社會」或文化層面的行為模式，它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或地域的人們」不約而同採行的行為模式；而習慣指的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習性。
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
一般而論，我們不難從言談、行為、舉止上辨別落魄的貴族與一夜致富的暴發戶的差別。人可以一夜致富卻無法在一夕之間變化氣質。上海張太太的故事提供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從一位由富轉貧家族的本省女子談其家教，也從家教了解她的家族史。她說：「記得小時候父親還是大地主，後來因大伯賭博輸光祖產，家境從此一蹶不振。不得已，我只有輟學去工地當小工。談到小時候的家教，父親的管教與其他本省家庭不同，嚴格但民主。早年，我們有自己的長工，父親沒有階級歧視，會讓長工和我們同桌吃飯。用餐時，孩子們不許離開餐桌到別處吃。在那個年代，許多窮人家孩子多、桌子小、椅子不夠，也只能讓孩子拿著碗，隨便找地方吃。記得有一次，我大嫂坐在客廳沙發，抬起一隻腳翹在長板凳上，父親看到，拿起身邊的椅子就丟過去，一面丟，一面罵：『只有妓女才會這樣坐！』回想起來，我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受父親的影響。事實上，閩南人有家世好與家世不好之分，有錢人家規矩特別多。」二代的鄒先生也說：「我岳父（客家）出身貧寒沒讀書，全靠自己苦幹實幹往上爬，雖然後來變得很富有，他們家教就比較隨便，不知道什麼是規矩。一般來說，有讀書、家世好的家庭規矩比較多。」
上海張太太與鄒先生的故事說明：同樣是本省社會，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對行為舉止的要求不同。第二代邱經理的故事，更說明本省不同社經階層家庭的子女，在言行上的明顯差異。他說：「小時候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比一般人好，能供給我讀台北靜心小學。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想進去不容易。那年代，社會上還沒有明顯的『族群』劃分，但有明顯的『社會階層』之分。我的同學不是外省權貴子弟，就是台灣本地仕紳、實業家的子弟。我父親雖非權貴，但在警界有特殊關係，而我媽又在離開上海時中了彩券帶了許多錢來。到了我初中畢業，父親已經離開官職，個人投資又失敗，我只能靠半工半讀繼續升學。進了高職我才發現，那裡許多本省同學的行為、談吐，都讓人感覺缺乏好的家教。跟我小學那些本省同學相比，他們雖來自同一『族群』，但可以看出他們的家庭明顯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
從個人行為的文化面分析，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地位較高者如鄉、鎮長（如第一代吳太太的父親）、地主（如上海張太太的父親）、醫生（如鄭船長太太的爺爺）和社會地位較低者，如農民、漁民和工人，兩者所代表的社會符碼呈現明顯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再透過「家教」傳遞到下一代。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文化的「優越感」不僅僅發生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發生在「本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接下來要討論外省人兩代之間的差異。
在做完所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訪談之後，我發現關於本省／外省兩個族群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第一代外省通婚家庭的本省太太在談到她們對下一代的家庭教育時，都表現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起初我認為這只代表某些個人的偏見，不以為意。不過，之後我又發現，有些第二代的外省人也不經意地表示這種看法時，我開始感到疑惑，因為「外省人優越感」這個話題在台灣社會是一種禁忌。我想，他們之所以不避諱也許是我在初次見面時就介紹自己是外省人。雖然我的直覺告訴我要避免觸碰此類話題，但當我意識到這種優越感並非來自高級知識分子或上層階級的外省家庭，而是來自大多數外省中下階層的家庭，就不免對它的「形成原因」感到好奇，因為他們在台灣社會，論家世、社會地位，根本就不具有「優越感」的條件。它的形成，到底是偏見、錯覺，還是其來有自？
家庭教育：班上最乾淨的學生
所謂的「外省人優越感」一直就是個被人詬病的禁忌話題，所以公開討論的人不多。不過，外國學者由於沒有政治顧忌，說得比較露骨。法國學者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在其名為《台灣──記憶之島》一書中提到這一現象：「有些台灣的文學作品，姑且不論其細節，通常都會凸顯外省人比台灣人優越，因此容易獲得那些本省人因為被歧視（語言、文化）而無法得到的職位／工作。第一代外省女性則被描寫為悠久文化中的貴族階層。（Samia Ferhat et Sandrine Marchand，2011：103）」
社會學者張茂桂對外省人的優越感說得更直白：「一個屈辱的環境就這樣產生了，不同的口音和方言、日常習慣、品味和風格（指本省人）在高級文化擁有者（指外省人）的眼中是低等的。」其結果，「這兩個群體之間產生了分歧。（Mau-kuei Chang and Miège Pierre, 2000：67）」
外省二代的我，若以球員兼裁判碰觸這個議題，會讓自己背負「主觀偏見」之名，我應該明哲保身。但是，「禁忌」不處理，就像體內腫瘤，即使是良性，置之不理就有轉成惡性的可能。因此，筆者選擇「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拆解這個族群禁忌話題的地雷，即使不能令讀者滿意，至少也是拋磚引玉。
據受訪者的說法，外省家庭的孩子比本省孩子愛乾淨、有禮貌。上校的妻子張太太說：「有一次，我在教室外無意聽到一位老師在班上同學面前誇獎我兒子（班上唯一的外省小孩）每天服裝整齊清潔。其實，我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軍中，孩子都是由我打理與管教。不過，他爸雖然少回來，管教孩子也很嚴，改不了軍隊那套作風。我們住在眷村，鄰居經常會評論別家孩子的行為，孩子如果沒教好，會被鄰居罵『沒家教』。」
《顏氏家訓》出現在6世紀，《朱子家訓》出現在17世紀，可見家教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農業社會被高度重視。在眷村，用「沒有家教」來罵人是汙辱對方父母的重話。孩子行為的好壞在眷村這種封閉的環境，屬於「公領域」的輿論範圍，是家庭以外的制約力量。事實上，眷村一戶接一戶櫛比鱗次，幾乎沒有私人空間。這種高密度的居住環境毫無隱私，也是輿論容易形成的原因。隔壁夫妻的吵架聲、打罵小孩的哭嚎聲、張家長、李家短，都成了眷村太太們七嘴八舌的話題。同一戲碼也在公務員和警察宿舍上演。由於住房短缺，他們被集中安置在日人留下的宿舍（密度很高，早期甚至有三十個家庭住在一棟日式兩層樓房的情形）。1949年大約有一百多萬移民抵台，為了臨時安置大量軍人而興建眷村，造成外省人居住地的集中，部分地解釋了外省文化容易形成的原因。上海張太太提到同樣的觀點：「我的女兒總是他們班上最愛乾淨的學生。」
談到外省、本省的行為差異時，她大女兒補充說：「我記得第一次在初中聽到本省同學講這麼多髒話的時候，我感到很訝異，在我們家是禁止說髒話的。在規矩方面，父親很嚴格。禁止我們在吃飯時看電視，禁止在吃飯時離開餐桌，吃飯時不許將手肘靠在桌子上，也不許將腳放在凳子上。所以，當我還是小學生，我就能從行為中分辨出本省人與外省人。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觀察。每個族群都有例外。」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推行學校教育，因此，家庭教育，特別是母教，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男主外、女主內」，管教子女是母親的責任。不過，人們習慣根據某人的行為評估他的出身。一般情況下，個人行為多少可以反映父系或母系的家世背景，包括職業及所屬的社會階層。雖然運用這樣的法則在中等家庭長大的人們身上，分辨其家世背景並不容易。但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與來自農民家庭的孩子，在許多行為細節上確有明顯不同的表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們的社會地位愈高，其所屬生活圈的社會符碼就愈複雜講究，其中包括言語、行為、動作姿勢等。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分析各種不同群體或社會階層在行為上的差異，首先是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其次是不同社經地位的「外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然後是「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差異，最後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不同慣習。
在進入討論之前，筆者要向一般讀者解釋接下來會頻繁出現的社會學詞彙「慣習」。「慣習」與「習慣」意義相同但用法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社會」或文化層面的行為模式，它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或地域的人們」不約而同採行的行為模式；而習慣指的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習性。
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
一般而論，我們不難從言談、行為、舉止上辨別落魄的貴族與一夜致富的暴發戶的差別。人可以一夜致富卻無法在一夕之間變化氣質。上海張太太的故事提供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從一位由富轉貧家族的本省女子談其家教，也從家教了解她的家族史。她說：「記得小時候父親還是大地主，後來因大伯賭博輸光祖產，家境從此一蹶不振。不得已，我只有輟學去工地當小工。談到小時候的家教，父親的管教與其他本省家庭不同，嚴格但民主。早年，我們有自己的長工，父親沒有階級歧視，會讓長工和我們同桌吃飯。用餐時，孩子們不許離開餐桌到別處吃。在那個年代，許多窮人家孩子多、桌子小、椅子不夠，也只能讓孩子拿著碗，隨便找地方吃。記得有一次，我大嫂坐在客廳沙發，抬起一隻腳翹在長板凳上，父親看到，拿起身邊的椅子就丟過去，一面丟，一面罵：『只有妓女才會這樣坐！』回想起來，我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受父親的影響。事實上，閩南人有家世好與家世不好之分，有錢人家規矩特別多。」二代的鄒先生也說：「我岳父（客家）出身貧寒沒讀書，全靠自己苦幹實幹往上爬，雖然後來變得很富有，他們家教就比較隨便，不知道什麼是規矩。一般來說，有讀書、家世好的家庭規矩比較多。」
上海張太太與鄒先生的故事說明：同樣是本省社會，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對行為舉止的要求不同。第二代邱經理的故事，更說明本省不同社經階層家庭的子女，在言行上的明顯差異。他說：「小時候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比一般人好，能供給我讀台北靜心小學。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想進去不容易。那年代，社會上還沒有明顯的『族群』劃分，但有明顯的『社會階層』之分。我的同學不是外省權貴子弟，就是台灣本地仕紳、實業家的子弟。我父親雖非權貴，但在警界有特殊關係，而我媽又在離開上海時中了彩券帶了許多錢來。到了我初中畢業，父親已經離開官職，個人投資又失敗，我只能靠半工半讀繼續升學。進了高職我才發現，那裡許多本省同學的行為、談吐，都讓人感覺缺乏好的家教。跟我小學那些本省同學相比，他們雖來自同一『族群』，但可以看出他們的家庭明顯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
從個人行為的文化面分析，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地位較高者如鄉、鎮長（如第一代吳太太的父親）、地主（如上海張太太的父親）、醫生（如鄭船長太太的爺爺）和社會地位較低者，如農民、漁民和工人，兩者所代表的社會符碼呈現明顯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再透過「家教」傳遞到下一代。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文化的「優越感」不僅僅發生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發生在「本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接下來要討論外省人兩代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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