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魅影與被遮蔽的「日常現代性」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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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作者從2017年到2024年在「上海書評」的「一周書記」專欄先後發表的七篇書評，加上一篇訪談以及研究論文：〈左翼文學研究中的「圖史互證」新探——以黃新波的木刻版畫藝術與左翼文學的關係為中心〉。其中，「日常現代性」是本書一個關鍵字，呈現了全球史視野中，現代中國的挫折與希望的路徑，也隱然體現了在近年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從革命到共和」這條主線的思考脈絡之外，已經悄然形成某種「日常現代性」的轉向。
目錄
自序 李公明
序 陳建華
潛藏在雲裳與路軌之間的人心與歷史肌理
—— 從《陸小曼．一九二七．上海》到《文以載車—— 民國火車小傳》
在滄海凌波中探究「文心」與人性
—— 靜聽《凌波微語》
被遮蔽的「日常現代性」與文學魅影
—— 在《紫羅蘭的魅影—— 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中的沉思
靈氛中的繁花、懷思與詩的反抗
——《午後的繁花》與《風義的懷思》之間的互文閱讀
張愛玲研究「靈氛」中的「靈魂肖像」與陳建華
——《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與時代靈氛
陳建華的「摩登圖釋」與亟待重述的現代史敘事
—— 從「五光十色的詩節」中讀懂另一個中國
王國維「境界」論中的康德哲學與多重願景
—— 被歷史塵封的啟蒙之路與政治願景
左翼文學研究中的「圖史互證」新探
—— 以黃新波的木刻版畫藝術與左翼文學的關係為中心
陳建華、李公明對談
「跨界、大文學史與全球史中的現代中國」
序 陳建華
潛藏在雲裳與路軌之間的人心與歷史肌理
—— 從《陸小曼．一九二七．上海》到《文以載車—— 民國火車小傳》
在滄海凌波中探究「文心」與人性
—— 靜聽《凌波微語》
被遮蔽的「日常現代性」與文學魅影
—— 在《紫羅蘭的魅影—— 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中的沉思
靈氛中的繁花、懷思與詩的反抗
——《午後的繁花》與《風義的懷思》之間的互文閱讀
張愛玲研究「靈氛」中的「靈魂肖像」與陳建華
——《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與時代靈氛
陳建華的「摩登圖釋」與亟待重述的現代史敘事
—— 從「五光十色的詩節」中讀懂另一個中國
王國維「境界」論中的康德哲學與多重願景
—— 被歷史塵封的啟蒙之路與政治願景
左翼文學研究中的「圖史互證」新探
—— 以黃新波的木刻版畫藝術與左翼文學的關係為中心
陳建華、李公明對談
「跨界、大文學史與全球史中的現代中國」
序／導讀
自序
這本小書基本編好之後，要寫的自序卻遲遲沒有動筆，感覺是思緒時而如蝴蝶翻飛、靈光閃爍，卻難於捕捉。直到前幾天寒潮驟降，媒體報導河北許多村民無力支付燃氣費以取暖，心頭冒出了一句熟悉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那思緒突然就轉到了19世紀的風雪俄羅斯——由此猛然想到了「同代人」這個概念。
建華兄是47年生人，剛好大我十歲。按時下一般的說法，可以說是同代人。更何況，我們都曾在1977年的冬天走進「文革」後第一次高考的考場；接下來我讀本科，建華兄則隔年就讀上研究生，妥妥的七七、七八級校園「同代人」。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同代人」不僅是由於年齡或同期的經歷，更重要的是緣於一種思想上的觀念與精神上的契合。
1836年由普希金在彼得堡創辦的文學與社會政治雜誌《同代人》（俄文：современник），後由涅克拉索夫、帕納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相繼主持，作為一個概念的「同代人」是俄國知識份子自我認同的精神標籤。我曾經在《讀書》雜誌上寫過一篇〈為什麼我們會同受煎熬〉（1993年03期），談伯林（Isaiah Berlin）的《俄國思想家》，開篇是「讓我們重新回憶起那些長夜暗室中的熱切討論者和那些風雪旅途中的悲愴流放者的名字吧！」；文末說我們「開始明白：我的羅斯，我的生命，為什麼我們會同受煎熬！」這或許也可以說穿越時空的「同代人」吧。
在文學界，「同代人寫作」的提法似乎較多，因而引出吉奧喬．阿甘本的文章〈何為同時代？〉（王立秋譯）。阿甘本解讀的「同時代人」是：真正的同時代人是那些無法完美地適應時代的人，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誤，他們更有能力去感知、把握和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詩人必須為自己生命的同時代性而付出代價。還有，同時代人就是那些敢於和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黑暗來進行寫作、力求企及我們不可能抵達的光的人。最後我想到可以改寫和挪用阿甘本的一句話：與真正的「同時代人」結緣相識，那是一場要麼錯過、要麼「別無選擇的約會」。
那麼，就談談我和建華兄的「別無選擇的約會」吧。
很早就讀了建華兄的大著《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2007年）《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2009年），其思想的深刻性與學術洞見的眼光、功力讓我極受教益之外，更被引領著進入那片思想史、文學史、電影史的「三不管邊緣地帶」。很多年以後，在我逮住「同代人」這個概念而疾速碼字的那個晚上，才恍然想到在當年那片令我心醉神迷的革命、形式、共和攬炒在一起的學術光譜之中，一條追蹤中國都市文化裡所隱藏的現代性和革命敘事的複雜脈絡和歷史肌理、最後指向的是全球史視野中的現代中國的挫折與希望的路徑已經悄然呈現。
沒想到的是，在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系列叢書中，在那條印著「生命歷程的睿智表達自由靈魂的深情歌唱」的紅色腰封上，竟然有幸與建華兄「同框」。這套叢書收入了他的《雕籠與火雞》和我的《在風中流亡的詩與思想史》。建華兄在他的「自序」中說，十八歲的時候寫詩，傷感、頹廢而唯美，後來在記憶中「喚醒了傷痛和死亡、少年成長中莫名的震顫。如果還有什麼難以言說的，就像一隻火鳥，醒來沖天飛去，帶著自由的歌唱，腳上的桎梏如紙片散落。」最後無論如何，他說，「至於開拓心胸、不落言荃，大約還有一份詩的反抗在。」我的「自序」的題目是「閱讀與寫作是為了迎接那個偉大的日子」，那個「自由交流、每一個人都擁有人的尊嚴的日子」——「三十年的熱切討論、三十年的風雨兼程，難道不就是為了迎接一個偉大的日子嗎？」或許可以說，這一「同框」就說明我與建華兄的「約會」是「別無選擇」的。
回頭看看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同樣是在「狼奶」與異質性的星光之間懵懂前行，不同的是建華兄頭上的那片星空遠比我的要燦爛輝煌得多。在上海的紅色風暴呼嘯之下，竟然無聲地流淌著一條彙聚著詩歌、外語、外國文學、中國現代詩的小溪。從舊書店到里弄中的文學小圈子，都是拜上海都市現代文化尚存的底蘊和氣息所賜。我生長在廣州老城的街道之中，懂英文、俄文的父親偷偷給我翻看的是蘇聯畫冊，在小夥伴們之間流傳的是文革前的小說《三家巷》，後來是知青時代流傳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我們在廣州的小閣樓上不是讀波德賴爾或戴望舒，而是偷聽香港電臺的粵語廣播。但相同的是，我們在「狼奶」之外另有自己的一片星空。1974年，我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和同學跑到大街上看李一哲的大字報，記住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名字。那麼，作為「同代人」的最重要的底色是什麼？建華兄在船廠工作時遭到關押審查，逼他交出他寫的兩冊詩，「面對」「坦白」的威脅和「溫暖」的誘惑，踏在光明和黑暗的門檻上，我拿定主意：「詩不能交出去，寧可擔當『惡運』，不，詩沒有罪！」。這就是了。這個時候我在農村插隊，在煤油燈下讀當地一位小學老師借給我的《哈姆雷特》，為了一個目標和小夥伴們在流溪河裡練習游泳，這也是了。
第一次與建華教授見面應該是在2013年12月，顧錚兄邀請我到上海參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一位日本留學生的博士論文答辯，建華兄也來了。可惜的是答辯會一結束他就走了，沒有機會交談。然後是2016年12月，也是顧錚的邀請，我參加了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來自上海：攝影現代性檢證」展覽研討會。會上發言氣氛活躍，我談到中國現代史敘事中的「農村包圍城市」與「來自上海」的對比，建華兄在發言中也對此表示很感興趣。會後與建華兄談得很投契，他一再說我下次到上海一定要約。然後就是2017年立冬過後的一天，也是值會議相聚之際，我與建華兄有過一次率性長談。本書中的那篇〈訪談錄〉談到了我們當時討論的問題，「環視當下種種景象，驚心之餘不無感慨的是，在學術的夢想、光榮與面對現實的困惑、憂慮之間，書生意氣畢竟難平。」後來，建華兄在他的《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的〈自序〉中寫著：「想起那個夜晚魏東、李公明和我在虹口的新南華飯店，杯箸交錯、海闊天空之際，公明兄——永遠穿紅色花格子襯衫的我的精神上的摯友，希望我能拿出大部頭的著作，每思至此便覺汗顏。」第一次讀到這裡真令人眼熱，「精神上的摯友」——不正是普希金和阿甘本所講的「同代人」嗎？2024年10月，我們的訪談錄在「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分兩期刊出，有一位青年學者看了之後說，其中很多內容只有同一代人才能談得出來。的確是的。
現在應該回到這本小書的選編因緣。從2017年到2024年，我在「上海書評」的「一周書記」專欄先後發表了七篇閱讀建華兄大著的書評。我的這個書評專欄從2008年「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誕生至今天，每週一篇，除了紙媒時期的剛好遇上節假日停刊之外，從未中斷，但是為同一位作者寫的書評數量，建華兄是最多的。這是因為我在他的著述中獲益太多，急於分享給更多讀者。收入書中的那篇訪談錄比較長，是2023年12月10日、2024年4月28、29日我與建華兄對談的實錄文字。回想起在對談中建華兄的睿智與才情，思想與學識的交相輝映，宛如昨日。我私心甚至覺得，這篇訪談錄在將來或許是值得入史的。
去年8月，建華兄提議把我的書評和訪談錄編輯成書，我自然深感榮幸。香港初文出版社黎漢傑先生慨然應允出版，並親自督促編選，令我十分感激。現收入書中的，除了七篇書評和一篇訪談錄外，還有一篇〈左翼文學研究中的「圖史互證」新探——以黃新波的木刻版畫藝術與左翼文學的關係為中心〉。這是2018年12月8日我應建華教授邀請參加復旦大學主辦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範式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文章開頭就談到建華兄對1946年出版的張愛玲小說集《傳奇》的封面圖像的精彩解讀，他的研究視角和闡釋方法給我的左翼文學「圖史互證」研究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思路，因此也是應該收入本書的。
「文學魅影與被遮蔽的『日常現代性』」這個書名不用說了，就是從閱讀建華兄的《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中截取而來，正可以看作是建華教授到追蹤文學魅影中隱藏的現代性敘事、最後指向全球史視野中的現代中國的表徵。
最後，要感謝「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與鼓勵，尤其要感謝黃曉峰兄多年來的辛勤付出！
李公明
2026／1／23，於廣州從化，流溪河畔
這本小書基本編好之後，要寫的自序卻遲遲沒有動筆，感覺是思緒時而如蝴蝶翻飛、靈光閃爍，卻難於捕捉。直到前幾天寒潮驟降，媒體報導河北許多村民無力支付燃氣費以取暖，心頭冒出了一句熟悉的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那思緒突然就轉到了19世紀的風雪俄羅斯——由此猛然想到了「同代人」這個概念。
建華兄是47年生人，剛好大我十歲。按時下一般的說法，可以說是同代人。更何況，我們都曾在1977年的冬天走進「文革」後第一次高考的考場；接下來我讀本科，建華兄則隔年就讀上研究生，妥妥的七七、七八級校園「同代人」。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同代人」不僅是由於年齡或同期的經歷，更重要的是緣於一種思想上的觀念與精神上的契合。
1836年由普希金在彼得堡創辦的文學與社會政治雜誌《同代人》（俄文：современник），後由涅克拉索夫、帕納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相繼主持，作為一個概念的「同代人」是俄國知識份子自我認同的精神標籤。我曾經在《讀書》雜誌上寫過一篇〈為什麼我們會同受煎熬〉（1993年03期），談伯林（Isaiah Berlin）的《俄國思想家》，開篇是「讓我們重新回憶起那些長夜暗室中的熱切討論者和那些風雪旅途中的悲愴流放者的名字吧！」；文末說我們「開始明白：我的羅斯，我的生命，為什麼我們會同受煎熬！」這或許也可以說穿越時空的「同代人」吧。
在文學界，「同代人寫作」的提法似乎較多，因而引出吉奧喬．阿甘本的文章〈何為同時代？〉（王立秋譯）。阿甘本解讀的「同時代人」是：真正的同時代人是那些無法完美地適應時代的人，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誤，他們更有能力去感知、把握和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詩人必須為自己生命的同時代性而付出代價。還有，同時代人就是那些敢於和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黑暗來進行寫作、力求企及我們不可能抵達的光的人。最後我想到可以改寫和挪用阿甘本的一句話：與真正的「同時代人」結緣相識，那是一場要麼錯過、要麼「別無選擇的約會」。
那麼，就談談我和建華兄的「別無選擇的約會」吧。
很早就讀了建華兄的大著《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2007年）《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2009年），其思想的深刻性與學術洞見的眼光、功力讓我極受教益之外，更被引領著進入那片思想史、文學史、電影史的「三不管邊緣地帶」。很多年以後，在我逮住「同代人」這個概念而疾速碼字的那個晚上，才恍然想到在當年那片令我心醉神迷的革命、形式、共和攬炒在一起的學術光譜之中，一條追蹤中國都市文化裡所隱藏的現代性和革命敘事的複雜脈絡和歷史肌理、最後指向的是全球史視野中的現代中國的挫折與希望的路徑已經悄然呈現。
沒想到的是，在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系列叢書中，在那條印著「生命歷程的睿智表達自由靈魂的深情歌唱」的紅色腰封上，竟然有幸與建華兄「同框」。這套叢書收入了他的《雕籠與火雞》和我的《在風中流亡的詩與思想史》。建華兄在他的「自序」中說，十八歲的時候寫詩，傷感、頹廢而唯美，後來在記憶中「喚醒了傷痛和死亡、少年成長中莫名的震顫。如果還有什麼難以言說的，就像一隻火鳥，醒來沖天飛去，帶著自由的歌唱，腳上的桎梏如紙片散落。」最後無論如何，他說，「至於開拓心胸、不落言荃，大約還有一份詩的反抗在。」我的「自序」的題目是「閱讀與寫作是為了迎接那個偉大的日子」，那個「自由交流、每一個人都擁有人的尊嚴的日子」——「三十年的熱切討論、三十年的風雨兼程，難道不就是為了迎接一個偉大的日子嗎？」或許可以說，這一「同框」就說明我與建華兄的「約會」是「別無選擇」的。
回頭看看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同樣是在「狼奶」與異質性的星光之間懵懂前行，不同的是建華兄頭上的那片星空遠比我的要燦爛輝煌得多。在上海的紅色風暴呼嘯之下，竟然無聲地流淌著一條彙聚著詩歌、外語、外國文學、中國現代詩的小溪。從舊書店到里弄中的文學小圈子，都是拜上海都市現代文化尚存的底蘊和氣息所賜。我生長在廣州老城的街道之中，懂英文、俄文的父親偷偷給我翻看的是蘇聯畫冊，在小夥伴們之間流傳的是文革前的小說《三家巷》，後來是知青時代流傳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我們在廣州的小閣樓上不是讀波德賴爾或戴望舒，而是偷聽香港電臺的粵語廣播。但相同的是，我們在「狼奶」之外另有自己的一片星空。1974年，我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和同學跑到大街上看李一哲的大字報，記住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名字。那麼，作為「同代人」的最重要的底色是什麼？建華兄在船廠工作時遭到關押審查，逼他交出他寫的兩冊詩，「面對」「坦白」的威脅和「溫暖」的誘惑，踏在光明和黑暗的門檻上，我拿定主意：「詩不能交出去，寧可擔當『惡運』，不，詩沒有罪！」。這就是了。這個時候我在農村插隊，在煤油燈下讀當地一位小學老師借給我的《哈姆雷特》，為了一個目標和小夥伴們在流溪河裡練習游泳，這也是了。
第一次與建華教授見面應該是在2013年12月，顧錚兄邀請我到上海參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一位日本留學生的博士論文答辯，建華兄也來了。可惜的是答辯會一結束他就走了，沒有機會交談。然後是2016年12月，也是顧錚的邀請，我參加了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來自上海：攝影現代性檢證」展覽研討會。會上發言氣氛活躍，我談到中國現代史敘事中的「農村包圍城市」與「來自上海」的對比，建華兄在發言中也對此表示很感興趣。會後與建華兄談得很投契，他一再說我下次到上海一定要約。然後就是2017年立冬過後的一天，也是值會議相聚之際，我與建華兄有過一次率性長談。本書中的那篇〈訪談錄〉談到了我們當時討論的問題，「環視當下種種景象，驚心之餘不無感慨的是，在學術的夢想、光榮與面對現實的困惑、憂慮之間，書生意氣畢竟難平。」後來，建華兄在他的《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的〈自序〉中寫著：「想起那個夜晚魏東、李公明和我在虹口的新南華飯店，杯箸交錯、海闊天空之際，公明兄——永遠穿紅色花格子襯衫的我的精神上的摯友，希望我能拿出大部頭的著作，每思至此便覺汗顏。」第一次讀到這裡真令人眼熱，「精神上的摯友」——不正是普希金和阿甘本所講的「同代人」嗎？2024年10月，我們的訪談錄在「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分兩期刊出，有一位青年學者看了之後說，其中很多內容只有同一代人才能談得出來。的確是的。
現在應該回到這本小書的選編因緣。從2017年到2024年，我在「上海書評」的「一周書記」專欄先後發表了七篇閱讀建華兄大著的書評。我的這個書評專欄從2008年「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誕生至今天，每週一篇，除了紙媒時期的剛好遇上節假日停刊之外，從未中斷，但是為同一位作者寫的書評數量，建華兄是最多的。這是因為我在他的著述中獲益太多，急於分享給更多讀者。收入書中的那篇訪談錄比較長，是2023年12月10日、2024年4月28、29日我與建華兄對談的實錄文字。回想起在對談中建華兄的睿智與才情，思想與學識的交相輝映，宛如昨日。我私心甚至覺得，這篇訪談錄在將來或許是值得入史的。
去年8月，建華兄提議把我的書評和訪談錄編輯成書，我自然深感榮幸。香港初文出版社黎漢傑先生慨然應允出版，並親自督促編選，令我十分感激。現收入書中的，除了七篇書評和一篇訪談錄外，還有一篇〈左翼文學研究中的「圖史互證」新探——以黃新波的木刻版畫藝術與左翼文學的關係為中心〉。這是2018年12月8日我應建華教授邀請參加復旦大學主辦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範式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文章開頭就談到建華兄對1946年出版的張愛玲小說集《傳奇》的封面圖像的精彩解讀，他的研究視角和闡釋方法給我的左翼文學「圖史互證」研究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思路，因此也是應該收入本書的。
「文學魅影與被遮蔽的『日常現代性』」這個書名不用說了，就是從閱讀建華兄的《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中截取而來，正可以看作是建華教授到追蹤文學魅影中隱藏的現代性敘事、最後指向全球史視野中的現代中國的表徵。
最後，要感謝「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與鼓勵，尤其要感謝黃曉峰兄多年來的辛勤付出！
李公明
2026／1／23，於廣州從化，流溪河畔
試閱
張愛玲研究「靈氛」中的「靈魂肖像」與陳建華
——《 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與時代靈氛
立冬過後，這裏下雨和降溫的壞天氣就來了。不期然地想起《流動的聖節》的第一句話「隨後，壞天氣就來了」（「Then there was the bad weather」）—— 多麼典型的海明威風格。但此刻我讀的不是海明威，而是關於張愛玲。寫到這裏才想起，張愛玲翻譯過《老人與海》，剛在書裏看到它的封面，今日世界社出版（香港，一九七二年）。「一個蒼涼的手勢升起/ 生前死後的界域間，你的明月幻美不定…… 」，這是陳建華教授〈悼張愛玲〉（收入詩集《亂世薩克斯風》）中的一句，很有「張」味。
陳建華《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收入作者多年來研究張愛玲的五篇論文，主要探討了張愛玲的晚年生活及其創作體現的「晚期風格」。前面兩篇（〈質疑理性、反諷自我—— 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張愛玲與塞尚—— 一九四〇年代的「寫實」與「超寫實」主義〉）是關於張愛玲早期小說和她與現代藝術的關係，是認識和研究張愛玲文學人生及其與現代性關係的力作，揭示了張愛玲作品一方面在表現技巧上盡現代主義之能事，另一方面以「傳奇」故事人的扮相和浸潤於本土文學傳統的語言及敘述結構訴諸大眾的文化心理，贏得了廣泛的讀者；同時因其作品觸及現代都市生活的複雜與吊詭，具有質疑理性、反思文明的深刻內涵。因此，誠如作者自言，這兩篇論文與本書主旨在邏輯上一以貫之，對於理解「晚期風格」可起鋪墊作用。
然後是〈張愛玲「晚期風格」初探〉和〈《小團圓》與《惡之花》〉兩篇，在我看來既是作者的張氏「晚期風格」研究的開拓性之作，也是作者決心劍走「偏鋒」以殺出「張學」重圍的發軔之擊。〈初探〉的主旨是：
主要對晚年張氏與印刷傳媒的關係作了考察，即她如何在文本生產與媒體傳播這兩方面作了近乎嚴酷的區別對待，正體現了她對於文學自主的追求與實踐。至於其晚期風格更屬內在因素方面，如她的書寫與「過去」的心路歷程及語言問題，乃至最後的《對照記》等，尚須進一步探討。（一七五頁）
〈《小團圓》與《惡之花》〉原是題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的研討會發言，雖然篇幅不長，但是「走一點偏鋒」之後的殺傷力很強：一是提出《小團圓》反傳統的徹底程度可比魯迅的《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雙璧，「而且與《狂人日記》的國族想像不同，《小團圓》則出自個人的反思立場，這涉及張愛玲對於自己寫作超乎五四與通俗的定位問題。」（一八四頁）
二是文章最後在「怎樣來看整個的張愛玲？」的大哉問之下提出了一個關於「回家」、「文化歸宿」的論題：
或許可以把陳寅恪（一八九〇— 一九六九）先生對他的家世政見與戊戌政變之關係的歷史反思來加以對照，即感歎中國自甲午戰爭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而張愛玲對於其祖父母婚姻的浪漫幻想屬於最後貴族的歷史經驗，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也是某種懷舊的寄託。（一九一— 一九二頁）
此中深意擊破「張學」中的某種僵局，似乎只有密斯特陳才能有如此奮力搏擊的思想功力。於我而言，在陳建華關於張愛玲實際上「要不斷地回家」的論述意涵中，竟然看到了《赤地之戀》（Naked Earth）中的劉荃執意要「回家」的身影，可以看作是「大局」不可收拾之後最徹底的療傷與文化歸宿。這一或是荒唐的聯想冒出來之後竟揮之難去，只能說是某種話語魔力在作祟。
——《 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與時代靈氛
立冬過後，這裏下雨和降溫的壞天氣就來了。不期然地想起《流動的聖節》的第一句話「隨後，壞天氣就來了」（「Then there was the bad weather」）—— 多麼典型的海明威風格。但此刻我讀的不是海明威，而是關於張愛玲。寫到這裏才想起，張愛玲翻譯過《老人與海》，剛在書裏看到它的封面，今日世界社出版（香港，一九七二年）。「一個蒼涼的手勢升起/ 生前死後的界域間，你的明月幻美不定…… 」，這是陳建華教授〈悼張愛玲〉（收入詩集《亂世薩克斯風》）中的一句，很有「張」味。
陳建華《愛與真的啟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收入作者多年來研究張愛玲的五篇論文，主要探討了張愛玲的晚年生活及其創作體現的「晚期風格」。前面兩篇（〈質疑理性、反諷自我—— 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張愛玲與塞尚—— 一九四〇年代的「寫實」與「超寫實」主義〉）是關於張愛玲早期小說和她與現代藝術的關係，是認識和研究張愛玲文學人生及其與現代性關係的力作，揭示了張愛玲作品一方面在表現技巧上盡現代主義之能事，另一方面以「傳奇」故事人的扮相和浸潤於本土文學傳統的語言及敘述結構訴諸大眾的文化心理，贏得了廣泛的讀者；同時因其作品觸及現代都市生活的複雜與吊詭，具有質疑理性、反思文明的深刻內涵。因此，誠如作者自言，這兩篇論文與本書主旨在邏輯上一以貫之，對於理解「晚期風格」可起鋪墊作用。
然後是〈張愛玲「晚期風格」初探〉和〈《小團圓》與《惡之花》〉兩篇，在我看來既是作者的張氏「晚期風格」研究的開拓性之作，也是作者決心劍走「偏鋒」以殺出「張學」重圍的發軔之擊。〈初探〉的主旨是：
主要對晚年張氏與印刷傳媒的關係作了考察，即她如何在文本生產與媒體傳播這兩方面作了近乎嚴酷的區別對待，正體現了她對於文學自主的追求與實踐。至於其晚期風格更屬內在因素方面，如她的書寫與「過去」的心路歷程及語言問題，乃至最後的《對照記》等，尚須進一步探討。（一七五頁）
〈《小團圓》與《惡之花》〉原是題為「張愛玲的晚期風格」的研討會發言，雖然篇幅不長，但是「走一點偏鋒」之後的殺傷力很強：一是提出《小團圓》反傳統的徹底程度可比魯迅的《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雙璧，「而且與《狂人日記》的國族想像不同，《小團圓》則出自個人的反思立場，這涉及張愛玲對於自己寫作超乎五四與通俗的定位問題。」（一八四頁）
二是文章最後在「怎樣來看整個的張愛玲？」的大哉問之下提出了一個關於「回家」、「文化歸宿」的論題：
或許可以把陳寅恪（一八九〇— 一九六九）先生對他的家世政見與戊戌政變之關係的歷史反思來加以對照，即感歎中國自甲午戰爭後「大局遂不可收拾矣」。而張愛玲對於其祖父母婚姻的浪漫幻想屬於最後貴族的歷史經驗，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也是某種懷舊的寄託。（一九一— 一九二頁）
此中深意擊破「張學」中的某種僵局，似乎只有密斯特陳才能有如此奮力搏擊的思想功力。於我而言，在陳建華關於張愛玲實際上「要不斷地回家」的論述意涵中，竟然看到了《赤地之戀》（Naked Earth）中的劉荃執意要「回家」的身影，可以看作是「大局」不可收拾之後最徹底的療傷與文化歸宿。這一或是荒唐的聯想冒出來之後竟揮之難去，只能說是某種話語魔力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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